1906年7月，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太炎獲釋出獄到日本。章在歡迎會上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章瘋子由此有據。
梁鼎芬曾問章太炎：「聽說康祖詒欲做皇帝，真的嗎？」章答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為之大駭！
韓衍生活清貧，有時窮得靠典當衣物度日。高語罕後來回憶說：「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蕭然！他被刺時，還是穿著我的一件舊綢棉袍。」「家徒四壁，盆中只餘糙米三升。」韓把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戲稱為：「講地獄學，作天台游。」有一年春節，他在綠雲樓貼出「盤古第二，乞丐無雙」的對聯。
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裡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
袁世凱做總統後，以禮賢下士自居。他曾派專使迎王闓運到北京，接見時，命秘書以車恭迎。王闓運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補褂而入。當汽車抵總統府大門時，其時尚存一牌樓叫「新華門」，王問袁秘書，此何門邪？告以乃新華門。王說，我觀之似新莽門也。及見袁世凱，袁說，現已民國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裝了，乃夷服也，我著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1915年，袁世凱加緊復辟帝制的活動。章太炎寫信痛斥袁違背就任總統時期的誓詞，袁接信後，大為震怒，想殺掉他，但恐為輿論所不容，自我解嘲說：「章太炎是瘋子，我何必跟他認真呢？」章瘋子外號，從此馳名天下。袁死後，章獲釋南下，雲南名士趙藩（成都武候祠名聯作者，素有「病翁」之稱）送給他七絕詩一首：「君是浙西章瘋子，我乃滇南趙病翁。君豈真瘋我豈病？補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對此詩甚為欣賞，晚年常讀與人聽。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以為自己再無恢復自由的希望，就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他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提到兩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後，國粹便中斷了」，二是「先人窀席未安，為莫大憾事」。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不怕孤立。」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季剛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忘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忘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陳翔鶴說，郁達夫跟他們多次逛胡同。郁的方法，是一條胡同、一個班子地慢慢看，先點若干班子的名，然後挑一個姑娘到她屋子裡坐坐，或者一個也不挑。有一次，他對一個姑娘說：「讓我抱抱吧，我已經有五六個月不親近女人了！」這個姑娘就向他的懷裡坐下去。
楊步偉曾說：「我就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時即「膽大妄為」，上家塾時，啟蒙老師說，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飯桌上批評孔夫子浪費東西：「他只吃方塊肉，那誰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邊邊呢。」結果，遭到父母一頓臭罵，罵她對聖人不恭。她還捉弄先生：「趙錢孫李，先生沒米，周吳鄭王，先生沒床。馮陳褚衛，先生沒被。蔣沈韓楊，先生沒娘。」被長輩斥為沒有規矩的「萬人嫌」。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口號：「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唐蘭博學。民國時期，他在天津教家館，任教之餘，還給天津《商報》辦學術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辦，用不同筆名發表，內容涉及經學、小學、諸子、金石、校勘以及詩詞等。吳其昌曾對他壯語：「當今學人中，博極群書者有四個人，梁任公、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鄧之誠性情狷介，對同輩人多所臧否，在課堂上經常說：「城裡頭有個胡適。」他對學問要求甚嚴，常說：「研究學問每年都要有所長進。」
魯迅的脾氣是很倔的。曾有魯迅不願見者上門求見，魯迅讓保姆告訴來人說他不在，來人卻聲稱他親見魯迅回了家才來敲門的，魯迅大怒，大聲向保姆說：「你去告訴他：說我不在是對他客氣！」夏衍曾回憶說，魯迅不喜歡田漢。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歡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領袖人物籐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漢對籐森成吉大談自己與日本唯美主義「惡魔」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魯迅很反感，低聲對夏衍說：「看來，又要唱戲了。」他起身退席，給田漢一個很大的難堪。
華羅庚讀初二時，國文老師是胡適的崇拜者，要學生讀胡適的作品，並寫讀後心得。分配給他讀的，是胡適的《嘗試集》。華羅庚只看了胡適在《嘗試集》前面的「序詩」，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詩是：「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為之轉一語，自古成功在嘗試。」他的「讀後心得」說：這首詩中的兩個「嘗試」，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個「嘗試」是「只試一次」的「嘗試」，第二個「嘗試」則是經過無數次的「嘗試」了。胡適對「嘗試」的觀念尚且混淆，他的《嘗試集》還值得我讀嗎？
梁實秋聽梁啟超演講，見任公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黃侃在中大教書時，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騮先做校長，朱是黨國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滾蛋。國文系再三挽留，朱騮先也親自出馬挽留，他還不肯，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懇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郭沫若和郁達夫編輯《創造季刊》，銷路不好，他們去問時，書店老闆很冷淡地答覆他們：「兩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他們兩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還沒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郁達夫突然跑向街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做手槍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郭沫若則傷心兩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聞一多父母為其在鄉下娶妻，使得聞極為不滿。但詩人的怨憤發洩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洩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繫這樁非甘心情願婚姻的條件。他跟父母說：「……我為大人犧牲，是我應當並且心願的，如今唯敢求於兩大人者，只此讓我婦早歸求學一事耳。大人愛子心切，當不致藐視此情也……如兩大人必固執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謂兩大人為麻木不仁也！」
陳夢家是聞一多的學生，同樣不修邊幅，兩人相處頗為相得。有一次，聞寫一短簡給陳，稱之為「夢家吾弟」，陳回稱他為「一多吾兄」，聞一多大怒，把他大訓了一頓。在這種禮節方面，聞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訪他，談起馮友蘭、胡適和金岳霖。熊十力對三位學人都不放在眼裡，他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老夫」，馮友蘭不識字，金岳霖所講是戲論。聽罷此語，即使對熊十力盛氣凌人已有所聞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扎，梁漱溟終於逃脫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葉淺予自學成才，對學院派言論敏感。他與徐悲鴻初次見面，徐無意中給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認為，中國畫的造型基礎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國畫非得從素描寫實入手。而當時中國畫壇上，能畫素描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蔣兆和，一個是他自己，還半個是梁鼎銘。葉淺予聽了很不舒服。
冒孝魯為人狂傲，逾於其父。他每次讀家父詩文，必指摘之，連說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認而已。因其國學造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文人雅士者，以詩文就正時，他至多讀三行，就會說：好好，然後退還給人了。有一年，冒求太極名家樂幻智為之醫病，樂以氣功治癒後。兩人暢談虛字語助詞，樂云：讀通《論語》，虛字也通了。冒孝魯自此稱樂老師不已，並對人說：斯人非徒以拳術鳴也。
王實味到延安後，做了特別研究員。當時延安物資匱乏，特別研究員的待遇相當高。毛澤東每月拿五元津貼，王實味可拿到四元半，比當時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半塊。當時邊區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從外面買來的少量斜紋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給領導、學者穿，這就是當時的「幹部服」，作為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也享受這一待遇。1941年冬季，發棉衣時，因王瘦削，沒領到合適的幹部服，他就跟著範文瀾從前山吵到後山，從山下鬧到山上，最後范把自己的一份給了王才平息風波。王實味只要了帽子，因為範文瀾個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為延安四怪之一。毛澤東曾派李卓然上門邀請塞克到毛住處唔談，被塞克拒絕，原因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他不去。這事很快傳開來，後來鄧發勸他說：「去吧，不去不好的。」鄧發還主動願意陪塞克一起去，這樣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楊家嶺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問：「塞克同志你去楊家嶺嗎？」塞克聽了很不好意思。
冼星海拙於言辭，表面看近於木訥，內心熱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圍環境時時發生衝突。有時，他無處發洩，就將隔壁人家飛來的小雞打得滿屋亂飛，他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也寫不出。」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其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作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日本投降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區去。毛澤東專門找一些著名人士談話，高長虹也被邀請。哪知一開始談話，就不和諧。毛澤東問：「高長虹先生，抗戰勝利了，你有什麼想法，是留在延安，還是到哪個解放區去？」高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想到美國去考察經濟。」毛聽了高的話，當時就生氣了，請他立即出去。
抗戰勝利後不久，胡秋原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寫信，抗議「美國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領土的主權完整」。赫爾利邀請他面談，胡到了大使館把赫爾利駁得體無完膚，赫氏就王顧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斷他說：「如果大使先生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要告辭了！」赫恭敬送胡出門，說：「胡先生你是我見到的中國人中，罕見的勇者。」胡答：「不對，像我這樣的中國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會或宴會上少見而已。」
建國後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只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紺弩找一番托詞。
李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國的白話文，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自稱：有話直說，有屁直放，小心求證，當仁不讓。他為自己作廣告說：「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
葉公超名士風範，他做外交部長時，笑呵呵地公開宣佈：「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來了。」而他被蔣介石訓斥後，回到部裡必定訓斥司長。有人說：「他的脾氣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準去見他時會遇到哪一季，大家憑運氣，可能上午去看時還好好的，下午就被罵出來了。」
「雷震案」之後，在公開場合下，殷海光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傅樂成有一次與之談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說了一句：「怎麼得了啊！」這時他的心情，正像當年在西南聯大那個寒夜中長吟李白的那首詩一樣，「拔劍四顧心茫然」，頗為絕望。後來殷海光生病，傅樂成與杜維運去醫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發一言；繼而維運兄也上前搭訕，態度仍是一樣，弄得我們十分尷尬。」離開醫院，傅樂成無奈地對杜維運說：「你看他像不像蘇格拉底？」
「文革」後，蕭軍復出。他在講話中說：「我是20世紀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來竟埋在土裡……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裡了，現在從土裡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老年蕭軍仍愛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頭破血流。蕭知道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小伙子，對著打人的流氓家門連續叫罵，要他滾出來，見個高低，否則，就不是他老子的「種」。打人者縮了頭沒出來，老朋友竟也再沒受到欺負了。蕭軍說，對於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訓它們，而不能禮讓，對於流氓，就應該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語：有理講倒人，無理打倒人。
聶紺弩在文懷沙家看見錢鍾書送文的詩作，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俠亦溫文」一聯，第二天就送來了題贈錢鍾書詩一首：「詩史詩箋豈易分，奇思妙喻玉繽紛。倒翻陸海潘江水，淹死一窮二百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頭巾。吾詩未選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錢看後頗為欣賞，以為聶有王船山的風味，並為聶紺弩誦出王詩：「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濟訪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見面邀請。林對見面似乎很滿意，他對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馬行空」，「不拘泥陳腐」。辭別時，林同濟說：「我是個老學者。我學習過馬克思主義，但沒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證，這次出國訪問會讓我的國家受益的。」
1985年，胡風去世。除了海外，國內一片寂然，唯有聶紺弩詩見諸報端：精神界人非驕子，淪落坎坷以憂死。千萬字文萬首詩，得問世者能有幾！死無青蠅為弔客，屍藏太平冰箱裡。心胸肝膽齊堅冰，從此天風呼不起。昨夢君立海邊山，蒼蒼者天茫茫水。聶還有一詩寫胡風：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便住華居醫啥病，但招明月伴無眠。奇詩僅止三千首，定不隨君到九泉。
錢鍾書拒絕新聞界採訪，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好吃，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雞是什麼模樣？」他也從不做壽。在他八十歲要過生日時，家中的電話一度鬧翻了天。學士通人、親朋好友、機關團體，紛紛要給他祝壽，他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準備為他開一個紀念會或學術討論全，但錢一律堅辭。對這類活動，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