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未捷前，上萬言書，大談時政，又著《偽經考》以驚鄙儒。一時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為宣尼復生，遂呼為康聖人。禮闈既捷，聲名愈大，虛聲所播，光緒皇帝亦頗聞之，將為不次之擢。翁同和竊窺上意，就力保康有為，說是「其才勝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規，乃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為如此言語，可以不至受過矣。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對沒有來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開凌辱，如肅親王善耆、御史陳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糞、運石頭，當時國內外報紙爭相報道，蔚為奇觀。懷塔布當時官居禮部尚書，是慈禧太后的姻親，被用來拉車。一個洋鬼子坐在車上，手拉韁繩，不時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響，懷尚書回頭笑說：「老爺子別打了。這條路小人一天跑幾趟，不會拉錯地方的。」
《辛丑條約》後，清廷下「罪己詔」，始施改革，幾乎盡行康梁當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特權的擴大又導致腐敗的加深。孫中山當時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
良弼留學東京士官學校，親見革命風潮之烈，歸而語滿人大佬說：「不用害怕，這些人每月給他們數萬金銀，賞一頂戴，他們就會閉口了。」後來的袁世凱也是對付人事裡手，慣技就是以錢鋪路，黃遠庸說袁世凱是良弼的徒弟。黃的車伕與一車伕當街吵架，站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嗎？現在是共和時代，大家對付著罷了。」黃以為對付之思想亦是專制教育之體現，說這位巡警是袁世凱的徒弟。
袁世凱做總統後，極為提倡尊孔，他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1913年起，他連續發佈了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復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12月，到天壇祭天。
嚴復年輕時對清政府的昏庸顢頇大為憂慮，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戰爭後，嚴復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李鴻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從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覆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都統，又征為資政院議員；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嚴復長子嚴璩也升到二品銜的高官。一家與清廷的關係密切起來，他對革命持否定態度。辛亥革命以後，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於共和」。
1915年，袁世凱推行帝制後，徐世昌要求辭職。當袁勸他贊助時，他說：「舉大事不可不稍留迴旋餘地，若使親厚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為謀轉圜矣，某當此時而求去，非為自身計也。」隨即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袁世凱稱帝后，封他為「嵩山四友」之一，特許不稱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後，他自承：「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憤然宣佈：「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辯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孫中山應邀北上，但到天津後，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張作霖在宴會上說：「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唯我只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則雖流血所不辭。」
胡漢民曾對張學良說，當年在總理面前是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面去辦外交，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因此，汪精衛習慣了，他跟誰都說假話，而胡漢民是辦內務的，得說實話，他在總理面前什麼都說，結果得罪了總理。
1927年，井岡山的邊區特委開會時，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寫上各人的出身。陳正人讀過兩年師範，未讀完初中，在這些大老粗中間，他算是知識分子了。開會選舉，他當選為特委書記時，有人說：「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結果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陳為譚的部下，書記的事情卻都是陳正人來做。近四十年後，陳正人在「文革」的「牛棚」裡，想起這件往事，感歎說：「我們黨在幼年的時候，就很厲害啊……」
北伐完成，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根基穩固，開始不買元老們的賬。某日，張靜江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對蔣發洩不滿，要求大家向蔣進言。吳稚暉說：蔣先生個性倔強，自信力極大，大家不宜進言。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吳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跡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幹，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1954年4月，吳國楨見到剛從台灣來美的胡適，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相當一致。談話中，胡適問及台灣政治犯的人數，吳回答說一萬餘人。胡適說：「你錯了，我剛回來，我估計超過十萬人。」後來，胡適再度親近蔣介石，回到台灣並撰文為蔣辯護，甚至指責吳國楨的「背叛」。吳國楨只好公佈了這段談話。
潘懷素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潘同鄧演達交情很深，1930年和鄧演達在上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他們在屋裡開會，季方是在門外站崗放哨的。建國後，季方做了主席，潘懷素是布衣學者之身。有一次潘懷素去找季方，季對潘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反右期間，有關方面要龍雲承認跟陳銘樞結成了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龍雲當場拒絕，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起，這個事怎麼能行呢？
溥儀被改造後，政府組織他和其他戰犯去東北參觀，他們到一戶農家，主人劉大娘不知他們是何人，憶苦思甜，控訴在偽滿洲國時代的悲慘生活，由蔬菜又談到從前吃糠咽菜的時代。劉氏拉開一隻甕蓋，讓溥儀看裡面大米。其子笑她：「大米有什麼可看的？」她說：「現在沒什麼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頭看見過幾回？」溥儀受不了，起立低頭對劉氏說：「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同去的幾個偽大臣將官也站了起來：「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務部大臣……」「我是搞糧谷出荷的興農部大臣……」「我是給鬼子抓國兵的偽軍區司令……」劉氏呆住了，最後擦著眼淚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吧！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1962年，陳虞孫率上海評彈團赴港演出，歸來後，各方請他作報告者頻繁。一次他與眾人開會，中間他去聽了一個電話，回到會議桌上，拂然不悅，厲聲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講香港怎麼怎麼不好……」真情流露一剎，而上台講演仍大罵香港。
20世紀60年代初，郭世英、張鶴慈和曹天宇等年輕人敏於思考，他們對時代社會感到痛苦、無能為力又想做點什麼。他們的傾向受到父輩和公安機關的嚴密注視。郭世英的父親郭沫若曾跟翦伯贊談論孩子們的思想，並把年輕人的文字給翦看，問翦感想。翦反問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們年輕時。」翦伯贊說：「可惜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這一套不行了。」
「文革」中，吳晗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關進一間房子，吳不時歎氣，廖沫沙想開玩笑為他消愁，說：「我們兩個成了名角，假如我們不來。這場戲就唱不成了。」吳苦笑：「我們唱的是什麼戲呀？」廖想吳晗是北京副市長，相當於古代的地方官，聯想起陶淵明，說：「這齣戲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釗寫完《柳文指要》，交給中華書局，書中有很多提法在當時獨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館館長，中華書局不敢擅自決定，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宣傳的康生說：「我們紙張那麼緊張，出他這部書幹什麼？不給他出。」於是中華書局把書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除了自己讀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讀），還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看，並讓康生認真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然後，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於是指示中華書局積極出版這部書。
任繼愈在「文革」中曾請求回干校勞動。他開始背糞筐時覺得不好意思，撿糞只撿牲口糞，一次碰到一堆人糞，撿不撿？他在糞邊徘徊了一陣，這時，他想到毛主席這樣一段教導：「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毛主席的教導使他豁然開朗：原來不是糞髒，而是自己的思想髒。他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改造世界觀的決心：「關山千重從頭越，貧下中農是吾師。」
金岳霖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使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裡，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錢鍾書出名後從不參加任何會議是出了名的，對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各種學會他也一律謝絕掛名。楊絳因翻譯《唐吉訶德》而獲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大獎，西班牙駐華使館請她，第一任大使邀請，她謝絕了；第二任大使送來正式的書面邀請，她正式地書面謝絕了；第三任大使通過原社科院院長馬洪去請，她才賴不掉了。錢鍾書不無得意地對人說：「三個大使才請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