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公使，在當時前所未聞。人們難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時議論紛紛。郭的故鄉湖南，風氣更為閉塞，大名士王闓運編了一副對聯諷刺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不僅燒燬了郭修復的玉泉山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當時只有李鴻章理解他，稱讚他：「七萬里之行，似尚慷慨。」
清朝末年，維新與保守較量頻繁，當朝大學士倭仁反對招考學習天文、算學的人員，其理由是：凡學問都以中國為最好，根本用不著向外國去學習。他以病傷為借口，堅辭派他擔任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務。另一位大臣徐桐也對西學極為仇視，他住在東交民巷，府宅與使館相鄰，做一副對聯說他「與鬼為鄰，望洋興歎」。
徐桐保守頑固，對一切洋玩意兒，一概深惡痛絕。有一次看到他的兒子，已經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著雪茄煙從他面前走過，立刻勃然大怒，訓斥道：「我還活著，你都這樣；我死了以後，一定稟明閻羅王，讓你胡服騎射做鬼奴。」並罰兒子跪在太陽底下暴曬。徐氏父子死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之時，當時徐家共有18位婦女自殺殉難。
戊戌政變之初，張元濟赴賢良寺謁見李鴻章，勸說「中堂一身繫天下之重，如能剴切敷陳，或有轉移之望」。李歎氣說：「小孩子懂得什麼！」張元濟被慈禧革職，永不敘用。兩年後，八國聯軍入京，李鴻章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來與洋人議和，李經滬北上，張元濟求見李，勸他不必再為清廷效力，李斥之曰：「你們小孩子懂什麼！」
倫敦事件後，康有為認為，把自己的名字與孫中山聯繫在一起，是一件極冒險的事。他的弟子麥孟華還據此事件把孫斥為「盜匪、會黨分子，使中國丟盡了臉的人」。
早在1895年，孫中山和康有為就聯絡過。那時孫中山正在準備廣州起義，他派陳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為。陳少白正好和康有為住在了一個客棧，僅僅一房之隔，於是孫中山的特使和康有為有過一次「頗歡」的談話，談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國政府之事。但到政變失敗，康梁出逃，孫中山有意與康有為合成一股力量時，康有為的回答讓孫中山吃驚不小：「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唯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下罪己詔，開黨禁，解散皇族內閣。「袁總理」，榮慶充任顧問大臣。此時袁世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榮慶卻讚他：「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袁世凱把孫中山請到北京，給以總統般隆重禮儀相待。一個多月裡，談話十餘次。孫每次講話，袁總是隨聲附和，謙恭異常。孫說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假思索，連聲贊同，以至孫起了疑心，問梁士詒，梁回答說：「先生為南方人，總統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總統並不覺得有何不可。」孫聽後恍然，打消對袁的疑慮，對袁說：「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希望您當十年總統，十年之內我築成鐵路二十五萬里，您練精兵五百萬。」
宋教仁臨終前致電袁世凱，對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宋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在上海時，陳其美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
辜鴻銘在北大教授會議上說：「如今沒有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人們以為他復古倒退，是守舊人物。張勳復辟的時候，辜在外交方面很賣力，梁敦彥保薦他做外部侍郎，張勳說：「辜鴻銘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邢寶齋為段祺瑞家僕，對段的發跡不以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當年在段父軍中當管帶，段也隨在身邊。當時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寶齋實在看不上他，就說：「你這叫什麼少爺呀！一點也不愛乾淨。」可段總不改，邢氣極了，就說：「你這個鳥樣！」邢總說這些事，有人聽得不耐煩了，便說：「你不是看不上他嗎？他如今驚天動地，而你如今還得上街買笤帚。」這句話把邢寶齋堵得沒話說，只好結結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對他好點呀！」
范旭東興辦實業，抵制外貨，雖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對於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辦了食堂、醫院、小學、宿舍、補習學校等。有一次黎元洪總統到其工廠參觀，稱讚他們的工人福利辦得好：「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1918年冬，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第一次集會是在沙灘紅樓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舉行的。成捨我散會後跑到第一宿舍（沙灘北大東齋）把帽子一扔，對幾個熟人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今天開成立會了。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義，我可不贊成。」此後他就沒有去參加過。
1919年冬，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打工。工作之餘常向大學教授、學生領袖們請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幾十年後，記憶猶新，他跟人說：當時不僅傅斯年、羅家倫這樣跟他年齡相當的學生領袖，「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就是胡適這樣的大學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員」。
司法總長羅文干金法郎一案導致王寵惠內閣出現危機。在這個「好人內閣」辭職前夕，幾位重要的閣員自王寵惠以下，如教育總長湯爾和、外交總長顧維鈞、內政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人，齊集在顧維鈞家中，商議應付羅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湯爾和的態度最激烈，主張全體辭職援助羅氏。王、顧比較溫和，因湯為醫學博士，王對湯說：「你是醫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國！」書生論政，一時傳為笑談。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國民黨對他不滿，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對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吧。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吧。」
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劃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餘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
蔣光赤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大家對蔣和他的文字，對一般新文學，都懷有很深的成見。陳獨秀翻一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
張國燾初到鄂豫皖根據地，就指揮紅軍戰士打了幾次勝仗，一時有中央來的「賽諸葛」美譽。有一次，獨立團的官兵打勝仗後回駐地，沿途農民向戰士祝賀，看見張國燾坐在轎子裡，有人以為張是被俘的土豪，說：「為什麼不把他四腳朝天？」或者說：「好一條白肥豬！要值串把大洋吧！」戰士們搶著糾正說：「不要瞎說，他是我們的中央。」
魯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說法兒。20世紀20年代，高長虹跟魯迅鬧翻，因魯迅在45歲時說自己老了，高認為這是「精神的墮落」。高長虹借魯迅的話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埋首於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爭圈外。這種態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於與他們鬥爭。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於近代鬥爭之用。
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31年9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決定組織赴京請願團。到南京後，與天津學生請願團一起到中央軍校見蔣介石，高崇民慷慨陳詞請蔣率兵北上，收復東北失地。他說：「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衛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蔣面紅耳赤，老羞成怒：「東北失掉，東北人來請願還可以，天津並未丟失，天津學生來請什麼願？」
郁達夫帶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與王喜歡交遊性格頗有牴觸。郁達夫對她說：「這裡是一個新的所在，你沒有什麼人認識，我要和你在這裡終老。」王讓他給她找工作，郁達夫就說：「你既覺得太閒空，不會去找些白米來數數？」
1932年，潘蘭珍與陳獨秀吵架回家，她與陳已生活了兩年多，並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陳獨秀，平時只管叫他「李老頭」。她年僅24歲，比陳獨秀的大兒子小10歲。陳獨秀被捕，成為社會上的重大新聞，她與娘家人也整日談論不休。她甚至說：「陳獨秀太自傲了，這回免不了殺頭！」潘蘭珍的父親從街上買回一張報紙打開一看：「陳獨秀已押到南京受審。」下面是陳獨秀的照片。潘蘭珍見到照片，一下子驚呆了：「原來陳獨秀就是我老公！」
陳獨秀在獄中，監獄方面不允許其保外就醫，而且不准親屬探監，不准通信，不准讀書看報。陳絕食鬥爭，才漸漸放鬆一些，他抗議：「你們執行惡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獄長說：「惡法勝於無法。」陳獨秀說：「惡法就要打倒。」典獄長說：「我無權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吳承仕辦《文史》雜誌，又研究唯物辯證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門錢玄同。錢寫三字聯「普羅學、唯物觀」給吳承仕，吳不明其意。錢說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羅文學，唯物史觀」嗎？長著肥碩大頭的錢玄同曾說：「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魯迅說：「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
蔣廷黻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
1943年11月，憲政協進會成立。憲政運動成為上流社會中的清議，如王世傑所期望的，「給此種人以發言機會，無形中亦可減少社會怨氣。」高論盈庭，而對現實問題毫無干預能力。黃炎培說：「如一群饑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爭研究明午之菜餚如何方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個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籐椅衝破。余介紹說：「這是李烈鈞先生。」臧對這個民國元老、赫赫有名的將帥說：「久仰了。」余為老人介紹說：「這是新詩人臧克家先生。」李雙眼緊閉亂點頭：「嗯，嗯，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很生氣李烈鈞這麼引用他的詩句，他後來對余心清說：「對不懂新詩的人，千萬不要再作介紹了。」
抗戰時期，重慶歌樂山保育院分成兩派，一派是擁護宋美齡的正統派，一派是改革派。在一次歡迎宋美齡的會上，出現了兩條不同的標語。一條是：「蔣夫人——我們偉大的媽媽」；一條是：「蔣夫人——我們要飯吃」。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21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介石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他說，等他消滅了共產黨之後，要聘晏陽初為全中國鄉村改造運動的領導。晏陽初說：「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
1950年，楊榮國出任湖南大學文教學院院長，楊樹達感到疑惑不解，有人告訴他廣播電台已經廣播，他仍不信：「肯定是廣播員念錯了！楊榮國先生的特點不就是錯別字多嗎？這樣的人怎麼能當文學院院長呢？」他找校長李達，李達權力有限，最後楊樹達給毛澤東寫信，詳敘他對楊榮國的看法，毛沒有回信。唐麟告訴楊樹達：「今日教授，當以思想為主。」楊才明白毛不回信的原因，於是「自悔孟浪，遂再奉書」，以求毛的諒解。接到楊兩封信後，毛回信說：「違教多年，最近兩接惠書，甚為感謝。所論問題，先生在第二封信裡已作解決，我以為取這種態度較好的。」
汪曾祺說他的老師沈從文的小說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來不被理解。沈從文如此說：「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韓羽的漫畫，在筆法上，狀如童畫。張中行曾對韓羽說：「人家都說你的畫像小學生畫的。」韓羽回答說：「你也讓他畫一張來看看。」
王小波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時，說他想起了陳寅恪、馮友蘭這樣的教授。對陳教授，他想到，後者窮畢生精力，考據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話本，《再生緣》。王小波說，想到這件事，他並不感到有多振奮，只是有點傷感。
錢鍾書、吳組緗是同窗學友。在一次同學會上，兩位八旬的老人擁抱在一起，吳說：「你的著作裡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己。」事後錢寄了一套《管錐編》給吳：「我的書，你都沒有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