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試圖恢復歷史正義做歷史註腳為大眾閱讀
新京報：《非常道》一書出版之後，很多讀者拿它與《世說新語》做類比。你怎麼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預感到這一點。但它們有很大的不一樣。《世說新語》可以被分類到「文林趣事」，而這本《非常道》，實際上是個折中本，有很多擱在一起很有力量的東西在編輯過程中被刪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報：自《世說新語》以來，各個朝代均有類似作品出現，比如《唐語林》等，為什麼這種體例會流行？
余世存：這和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有關。它只是給你提供材料讓你自己體悟，而不同人對相同的材料會有不同解讀。
新京報：這本書能否歸到歷史類？
余世存：只能分到「經史子集」的「子」或「集」裡。
新京報：為什麼要採用這種歷史碎片的方式來記載歷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寫一本理論著作，搜集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們作為例證，證明我的一個「類人孩」觀念（我認為我和我的同胞鄉親離文明仍然遙遠，我們是無知於權利、權利不得保證、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類人孩）。但我不喜歡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我覺得他們不配看我的著作，所以我寧願做一本歷史註腳，提供給大眾閱讀。而且，我想通過這本書重構一種人性化的歷史觀念。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整理歷史碎片比寫理論專著更簡單些？
余世存：不會。為了這本書我讀了上千本傳記，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傳記。它和自己構架一本書相比，有不同的難度。
新京報：以後你還會不會繼續你的初衷，寫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書？
余世存：有前輩曾經囑咐我應該想辦法讓漢語世界的近現代史寫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為種種原因，我想我以後不會做研究了，會對社會時政評述關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批評家的價值在何處？
余世存：捍衛常識和維護某種正義。我編這本書的時候，覺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義試圖恢復歷史正義。
以人性寫歷史該有不同解讀
新京報：書中資料都是很細節的歷史，它的來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來自公開出版物。編成一本《世說新語》花了幾十年時間，相對舊時文人來說，我佔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時間，抄卡片也抄了幾千張。我還記得，無數個夏日，屋子像蒸籠一樣，我整天整天地讀書、抄錄卡片，汗流浹背，常常為一段故事激動得站起來在屋子裡轉圈，又或者為一句話停頓下來流眼淚。
新京報：為什麼每一段話都沒有註明出處？
余世存：我覺得給出處沒有意義。《世說新語》也沒有註明出處。如果都註解出處的話，那它就不是大眾的東西了，而是小圈子內精英的創造過程。
新京報：可是註解有助於給大眾索引。
余世存：其實對現代人來說，重新回到歷史很方便。我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現存的一些中國近現代史都是宏大敘事，迴避了人心。我希望未來的人也是以人性來寫歷史，而不要搞微小敘事，或者大歷史。
新京報：它們之間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識界還是需要大歷史的。但中國人可能更需要房龍寫的那種娓娓道來的史書。
新京報：在你的概念中，什麼是「史書意義上的好書」？
余世存：應該是建立共同體的最低限度的共識，讓每個讀者建立認同，就是好的史書。錢穆說過，我們對本國歷史應該有溫情和善意。
新京報：書封上寫的是「余世存編」，彷彿它是客觀的整理，但顯然小到每一段的闡釋，大到章節架構都是非常主觀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觀的，它的內核是我的「類人孩」觀念。
新京報：我在這本書中讀到一句話：「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惟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為這是對崔健一種拔高到無限的讚美，後來，看到它所屬的章節是「神傷」，才回過味來。
余世存：是的，其實它是一種極度傷心的憤激之詞，但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崔健的讚美。
新京報：書的並列章節之間應是相互關聯而不兼容的概念，本書章節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類不清晰的問題。
余世存：分類是難受的事。我立了32個條目，或許有人會質疑某段應該放在其他章節，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新京報：作為一本書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題的，這本書有主題嗎？
余世存：主題是歷史人物怎麼捍衛和失去他的人生權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長
新京報：這本書裡既沒有前言也沒有後記。
余世存：我對這本書的不太滿意之處是它沒有給出編排理由，還有點粗糙，語言不夠精練，所以我說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還需要磨合。
新京報：你是說你會接受讀者的意見來修改這本書？
余世存：我特別需要讀者給我建議，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練，像匕首一樣，刀刀見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時間來寫一本理論專著，但後來既然決定用歷史碎片式推出來，那我個人再多花時間，能力畢竟有限，還不如早點創作出來，與讀者互動。
新京報：迄今為止得到了什麼反饋？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練習曲」的網友讀完本書後留言說：「《非常道》略顯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長。這段歷史上烈士並非不多，但他們往往舉止失宜，雖英捷勇進，最後卻往往讓人浩歎而已。全書看完，令人生出不負責任的感歎：誰為衰世留健筆，動人心事不如無。」我覺得他讀出了我的用心，實在是這段歷史本質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報：你認為這本書的讀者會是怎樣的分佈？
余世存：社會青年和大學生。中老年人歷史成見太深，難以指望他們從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
新京報：在你所記錄的這些歷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話，你怎麼評判它們各自的價值？
余世存：從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我常說的一句話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民族和他們的人民，他們的立言沒有給民族轉型提供思想資源或者人生哲學。」
新京報：一般觀點認為上一輩知識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從文明的角度來說，之所以造成中國這麼多年的慘痛還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夠勤奮不夠刻苦，他們是應該為這段歷史負責任的。
新京報：個人的力量畢竟相對弱小，是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了他們的無功。
余世存：人沒有立功不能歸罪於環境。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這個民族。當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歷史中還是不斷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們的總體成就沒有高到推進社會躍進到現代門檻裡去。
新京報：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經歷了動亂的知識分子時，是不是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識分子，我並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裡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灣學者龍應台說她和內地學者吃了幾十頓飯，發現他們很可憐，總在談論孩子、房子、車子，他們沒有知識分子話題。
新京報：在你最近的文章《費孝通：大師的中國榮辱》中說道：「身為五四之子的費孝通先生也有著這種大創造的機運和才華，他也抓住了這種歷史機遇。」
余世存：我也承認環境和機遇對個人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新京報：你曾經說自己：「上大學時，家境不幸以及對自己的懷疑引起的恐懼憂患多於學習的樂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說個人的境遇能夠影響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判斷？
余世存：我內心很分裂，其實我只關心兩個人以內的事。即便是現在我也經常懷疑自己，從人性的角度，絕對應該跟犬儒知識界決裂，但我沒有勇氣。
新京報：你有孤獨感嗎？
余世存：其實恥辱感要大於孤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