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4世紀初，騎兵衝擊戰術最終發展成熟，其代表就是馬鐙的出現。騎兵衝擊戰術本來是中原騎兵為對抗遊牧族騎射優勢進行的創新，這種技戰術在發展成熟的過程中，也在向遊牧族「回流」。但遊牧族鬆散的政治權力結構導致其難以運用這種新戰術，必須實現政權模式的中原化，才能保證騎兵衝擊戰術的運用。這種戰術和政治的互動成為4—6世紀北方政權的一個鮮明特色。
第一節 關於馬鐙研究的學術史和考古證據
西方學界的「馬鐙革命」說
德國學者茨捨勒（R. Zschelle）和福雷爾（R. Forrer）於1896年出版的《馬鐙形制的發展》一書，最早對馬鐙的起源和傳播進行了系統研究。[1]該書認為，馬鐙首先由中亞草原的遊牧民族發明，並於中世紀時傳入歐洲成為當時的騎兵裝備。同時，德國學者十分關注騎兵（騎士）與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feudalism）的關係。海因裡希·布魯納（Heinrich Brunner）的《騎士義務與封建采邑制的產生》一文，論述法蘭克人的統帥查理·馬特（鐵錘查理）為了擊敗穆斯林等騎兵武裝，於732年決心建立一支騎兵部隊。他沒收了教會土地分賜給臣下，讓他們用地產收入購置馬匹、裝備，成為騎士階層，由此產生了「封臣制」，即歐洲的封建制度。[2]
法國學者列斐伏爾·德諾埃特（Lefebvre des Noettes）最早關注了馬鐙對於騎兵作戰的重要意義。德諾埃特出身軍人世家，年輕時從著名的索米爾（Saumur）騎兵學院畢業，受過使用長矛和劍騎馬作戰的訓練。他在1931年出版《拴轡：鞍馬的歷史》一書，[3]主要討論挽具、馬掌和馬鐙的起源及應用。以往學者都是通過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研究騎兵史，德諾埃特則具有親身體驗，觀察方式更加獨到。他認為，馬鐙使騎士和戰馬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騎士從此可以將長矛牢牢夾持在右腋下，利用戰馬衝擊的速度刺殺對手，由此形成了中世紀經典的騎士戰鬥模式。
美國學者林恩·懷特（Lynn White）將「馬鐙改變騎兵戰術」和「騎兵造就歐洲封建社會」兩個論點結合起來，形成了「馬鐙造就封建社會」這個貌似新奇的結論。他以布魯納的論述為基礎，推斷查理·馬特於732年組建的騎兵為馬鐙騎兵，並將此作為歐洲封建制的開端。[4]懷特在1918—1924年間就學於美國加利福尼亞軍事學院。當時該學院的課程相當陳舊，學員們接受了大量騎術訓練課程，包括騎著沒有鞍、鐙的光背馬進行集團衝鋒。懷特表示這種經歷非常痛苦，所以他格外珍惜馬鐙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由此對德諾埃特關於馬鐙的結論產生強烈共鳴。[5]
坦率地說，懷特與前代學者相比創新之處並不大。但「馬鐙造就封建社會」的說法顯得過於誇張和新奇，所以此後談論馬鐙、騎兵與西歐封建制的學者，大都將懷特作為這個話題的開創者對其進行批評或支持，德法學者的開創工作則少有人關注。學者們對懷特的質疑主要是馬鐙在歐洲普及的時間、查理·馬特的軍隊是否以馬鐙騎兵甚至騎兵為主等等，關於馬鐙對騎兵作戰的具體影響，也就是德諾埃特首先提出的這個問題，學術界則普遍接受。
本書並不涉及歐洲封建社會的問題，只關注騎兵裝備與戰術的關係，所以主要關注德諾埃特和懷特爭議較少的那部分學術成果：馬鐙對騎兵作戰的作用。中國學者顧准已經翻譯了懷特著作的部分節文並做了點評，所以本書盡量引用顧准先生的譯文，對顧譯有異議處用腳注出釋：
在有馬鐙以前，騎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馬嚼子和刺馬距可以幫助他控制他的騎乘；沒有馬鐙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戰方法還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個運動迅速的射手和投槍手，劍戰是受到限制的，「因為沒有馬鐙，你那位揮劍的騎士，當他出色地大揮轉他的劍猛砍他的敵人的時候，只會落得一個打不中敵人卻自己翻身落地。」至於說到用長矛，在馬鐙發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揮動的，打擊力量來自肩膀和肩肌。馬鐙使力量大得無比的一種打擊方式成為可能，雖然馬鐙並不要求這個。現在騎者可以穩穩地橫矛於雙臂與軀體之間來攻擊打他的敵人，[6]打擊不僅來自他的肌肉，而且來自他本身和他疾馳前進的騎乘的聯合重量。
馬鐙，除了由鞍韉和馳驅所提供的前後兩方的支撐之外，[7]又加上了側面的支撐，於是有效地把馬和騎者溶合成為足以發揮前所未見的強力的一個單獨的戰鬥單位。戰士的手不再直接用於打擊了，它只用來指導打擊的方向。馬鐙就這樣用馬力代替了人力，無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損害他的敵人的能力。無需什麼準備步驟，它立即使馬上白刃戰成為可能，而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新戰鬥方式。[8]
懷特由此認為，自從查理·馬特的軍事改革之後，長矛和長劍等適合馬背作戰的武器逐漸取代了法蘭克人傳統的戰斧和標槍。[9]顧譯的「馬上白刃戰」懷特原文為「mounted shock combat」，本書則譯作「騎兵衝擊作戰」。因為按照德諾埃特和懷特的原意，在使用馬鐙之前，騎兵可以用手揮動矛進行刺殺（類似使用標槍），這種動作何嘗不能稱為「白刃戰」？「shock」此處的意義重點在於「衝擊」，即馬鐙騎士衝鋒時用腋下夾緊長矛，刺中對方後強大的反作用力又沿長矛傳遞回騎士，並由馬鐙傳導到戰馬身體上。由此騎士與戰馬共同發力與受力，成為一個整體。故「騎兵衝擊作戰」已經成為西方戰爭史研究的習語。[10]
中國的馬鐙考古
西方史學界對馬鐙意義的討論也在逐漸影響中國歷史學界。同時，考古材料證明，形制完備的馬鐙最早出現在中國，這也引起了中西方學者的討論。
在李約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國的科技與文明》第六卷中，刊發了一幅東漢時武梁祠騎馬者畫像石的拓片，畫像中騎者腳下有清晰的馬鐙造型，馬鐙形制又極為成熟和「現代」：腳踩部分是舒適的踏板，而非出土早期馬鐙的簡單金屬環狀造型。該祠始建年代為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畫像出自清人馮雲鵬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11]這給西方學者造成極大困惑，因為歐洲馬鐙普及的時間已經晚至公元8、9世紀，距離武梁祠的時間跨度太大，而且缺乏中間過渡期的考古材料。所以懷特對畫像的可靠性表示懷疑，但未舉出可靠證據。[12]
只有澄清了東漢時期並沒用馬鐙，才有可能梳理出馬鐙產生和發展的清晰脈絡。其實，武梁祠的督郵畫像本身並無馬鐙，因為馮雲鵬的時代尚無現代製版技術，其刊刻畫像，實為畫工對拓片的臨摹，改造發揮的餘地很大，故畫工擅自增加馬鐙，且是形制比較晚近的踏板形馬鐙。[13]
但最早的馬鐙考古證據仍來自中國。1954年，西安草廠坡1號墓出土了一組鎧馬（披鎧甲的戰馬）陶俑，明確塑有馬鐙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認為其時代是北朝，現在逐漸改為十六國。柳涵在1959年討論說：
有了完善的馬具，尤其是使用了鐙，就使人能夠更快的掌握熟練的騎術，更容易馴服和控制馬匹，並且使人騎在馬上較為舒服、穩固、省力，便於作更快的奔馳和長途行軍，也使許多戰術動作能順利進行。[14]
這是中國學者對馬鐙的軍事作用進行的較早論述。1950年代，長沙西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馬和人騎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馬身的左側都塑有一個三角形馬鐙，但騎者的腳未在鐙中，所以發掘報告作者推測「是供上馬時踏足之用，騎上之後則不用鐙了」[15]。（見圖4）但中國學界當時對馬鐙在戰爭中的作用未產生足夠重視，並沒有系統總結馬鐙的發展與影響。
懷特著作在1962年出版，他當時尚未在考古發掘中發現早期馬鐙實物，只能根據石刻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懷特借鑒歐美東方學者的研究成果，總結了關於馬鐙出現和傳佈的過程：
馬鐙最早出現在公元前2世紀的印度，最初是套在赤裸大腳趾上的繩套。由於氣候原因，它不可能向北傳播，但那些與印度接觸的赤腳的貴族們都接受了這種繩套馬鐙，東到菲律賓和帝汶島，西至埃塞俄比亞。在印度佛教文化波及東亞之際，這種馬鐙的核心觀念也隨之傳入中國。到公元5世紀時，穿鞋的中國人已經在使用整只腳踩踏的馬鐙。這種馬鐙使一種新的戰術，即用長矛作戰成為可能（不是必然）。……[16]
懷特的中國受印度影響而產生馬鐙的說法，至今只是一種缺乏考古依據的推測。在1970年代中國有多座出土墓葬陸續發現馬鐙實物、陶俑與壁畫。[17]真正意義的馬鐙最早在中國產生並普及，這個問題已經基本沒有疑義。楊泓於1977年發表的《騎兵和甲騎具裝》一文，[18]結合歷史文獻與出土馬具文物，討論了早期（秦漢）騎兵的作戰和裝備問題。他認為最早的馬鐙是長沙西晉墓供上馬用的單馬鐙，到十六國、南北朝時，雙馬鐙逐漸普及。此後，針對陸續出土的馬鐙和馬具實物，楊泓又有兩篇補充性文章。[19]
那麼，到底馬鐙為何在中國而非在其他地方產生？僅就馬鐙本身無法解答這個問題，還要從馬具發展的總體情況進行考察。和馬鐙關係最緊密的馬具是馬鞍。因為馬鐙繫在馬鞍兩側，騎者腳踩馬鐙的力量由馬鞍來承受，並傳遞給馬背。通過固定馬鞍的馬肚帶等索具，才使騎者和馬匹成為一個整體。如前章所述，東漢和三國騎兵衝擊步兵軍陣的戰術更為成熟、普遍。衝擊戰術需要騎士將自己盡可能地固定在馬背上，以抵抗刺殺敵人時的反衝力，早期騎手能夠採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馬鞍，高聳起來的前後鞍橋為騎手提供了前後兩個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穩定效果。所以自漢代開始，騎兵馬鞍的前後鞍橋越來越高。
楊泓根據八個戰國到唐代馬鞍具（有些包括馬鐙）的考古樣本，提出了馬鞍具從「坐墊」到「高馬鞍」的變化過程。[20]（見圖2）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銅馬、騎兵像，也有相對較高的馬鞍造型，但又不如西晉長沙墓陶俑和安陽十六國鮮卑墓馬鞍實物高（見圖3），屬於先秦漢初到兩晉之間的過渡類型，以往研究者將雷台墓斷定為東漢末期，最近又有學者提出當屬西晉墓葬。[21]本書認為，從馬鞍形制的變化過程來看，以東漢末期比較合理。美國學者顧傳習也指出了這種高馬鞍與衝擊戰術的關係：「……我懷疑，雷台這種包裹著騎手臀部的鞍頭和鞍尾形制，也是出於同樣原因發展起來的。換言之，即方便馬上的戰士使用矛或者戟；因為雷台銅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並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2]但加高的馬鞍給騎手上馬造成很大不便，這正是馬鐙出現的誘因，即協助騎手上馬之用。根據3—4世紀的文獻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這種技術手段的發展脈絡。
圖2 戰國到唐代的「馬鞍具演變示意圖」（楊泓：《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第145頁）
圖3 武威雷台墓中的銅馬與騎士造型（《武威雷台漢墓》圖版三）
第二節 騎兵衝擊戰術的成熟：馬鐙與馬槊
從單馬鐙到雙馬鐙的歷程
在吳赤烏二年（239年），東吳交州牧呂岱平定一場叛亂，當時他年已八十，有人寫信恭維他：「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23]。從信件行文判斷，當時上馬應當有了某種輔助工具，可以幫助騎手「跨躡」，呂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馬背。[24]信中引用老年廉頗被甲上馬的典故，但戰國時代尚無單馬鐙，廉頗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騎手的必備技能，而呂岱是有輔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時人的驚異。聯繫考古成果可以推測，在呂岱的三國時期，輔助騎士上馬的單馬鐙可能已經出現。
目前考古所見較早的單馬鐙造型，是西晉永寧二年（302年）長沙墓葬的隨葬馬俑，在呂岱平亂之後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馬俑的左側都塑有一個三角形馬鐙，騎者的腳也未在鐙中，所以發掘報告作者推測「是供上馬時踏足之用，騎上之後則不用鐙了」[25]。（見圖4）考古實物並不代表這種技術出現的最早年代，現在出土的也未必是製作最早的單鐙陶俑作品，這中間存在幾十年的時間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測，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國鼎立時期，用於輔助上馬的單馬鐙已開始運用。
圖4 長沙西晉墓的陶俑，高馬鞍和單馬鐙組合（《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圖版十一、十二）
從長沙西晉墓的陶俑可見，這個時期馬鞍的鞍橋極高，前後鞍橋之間非常狹窄。這種結構可以給騎手提供較穩定的依托，但確實也給上馬造成了極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單馬鐙都在馬體左側，人都習慣從馬匹左側上馬，這也可以旁證單馬鐙為輔助上馬的工具。呂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馬的長沙都在長江以南，並非戰馬原產地和騎兵戰術普及之地，對這個現象可以用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一說它們更能證明單馬鐙在整個中國文化圈的廣泛運用；也可以說，是對騎馬並不熟悉的地區首先發明了這種輔助上馬工具，然後才向其他地區擴散。由於出土材料尚比較有限，目前難以做出定論。
但可以確定的是：從三國後期到西晉時，正是高橋馬鞍與單馬鐙組合的盛行時期。[26]騎手在馳騁時將一隻腳放在單馬鐙中，也可以獲得一些支撐。當騎手意識到這一點時，雙馬鐙便順理成章地出現並普及了。羅宗真先生對此的解釋非常有見地：「到魏晉南北朝時為了更好的騎坐穩當，馬鞍才前後起橋，鞍橋直立，稱『兩橋垂直鞍』……到了這個時候，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部件，隨著高橋馬鞍的出現而產生，這就是鐙。」[27]
考古材料提供的雙馬鐙普及時代，也是4世紀的東晉十六國時。南京象山東晉墓7號墓出土一尊陶馬俑，「兩側有鐙」，應是雙馬鐙的較早代表。[28]1954年西安草場坡1號墓出土了一組鎧馬陶俑，明確塑有雙馬鐙造型，以前考古學者認為是北朝墓葬，現在逐漸改為十六國的前後秦時期。[29]至於較早的雙馬鐙實物，則是遼寧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馮素弗墓。[30]
圖5 孝民屯十六國鮮卑墓中的馬具實物復原圖，高馬鞍和單馬鐙組合（《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圖版八）
至於馬鐙最早見諸史籍，學界一般認為是359年東晉豫州刺史謝尚事：「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31]然《太平御覽》引此條作「橙」[32]，則謝萬當時所求未必是馬鐙，而可能是上馬時腳踩的木凳（這也是東晉名士舒緩風度的體現）。文獻中關於馬鐙的最早確切記載應是《太平御覽》引《南燕錄》，在399年的慕容德南燕朝，王鑾「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33]，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鐙而跳上馬背，這更反映出早期馬鐙作為上馬輔助工具的性質。
能否在更小的範圍內確定馬鐙的起源地？王鐵英認為東北地區的鮮卑人首先採用了馬鐙。[34]但通過上文可見，中國南方也有西晉時期的單馬鐙和東晉時期雙馬鐙陶俑，它們在時代上不晚於甚至早於東北地區的考古發現。限於目前的材料，尚難以做更深入的討論。德國考古學家馮·勒科克曾推測：「馬鐙或許起源於騎馬民族，他們想要騎乘時不那麼疲勞；或者起源於非騎馬民族，他們有必要快速掌握騎馬戰鬥的技能。」[35]這代表了思考馬鐙起源問題時的兩個切入點，而且技術的發展也未必是絕對單線的。
不過，我們可以嘗試總結中國馬鐙發明的脈絡：漢代騎兵採用衝擊戰術後，用戟或矛作戰需要加高馬鞍保持穩定；馬鞍變高後，上馬困難，導致長沙西晉墓陶俑三角形單馬鐙的出現；這種作為上馬輔助工具的單鐙，到十六國時進化為雙馬鐙，使騎兵擁有了比高馬鞍更能保障其穩定性的手段。至此騎兵衝擊戰術也完全定型，騎兵正式成為壓倒步兵的陸戰主力兵種。到隋唐時期以至今日，因為雙馬鐙早已普及，馬鞍的造型反而又變得較淺，因為馬鐙已經為騎手提供了足夠的穩定，不再需要過於高且笨重的鞍橋了。
從製造工藝的層面看，馬鐙本身並沒有任何「技術含量」，但它經歷了數百年的孕育過程。對於中世紀的西亞、歐洲，馬鐙是和騎兵衝擊戰術同步傳入的，所以西方史學界未能注意兩者間的先後關係，而只有從中國的文獻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這一發展脈絡。
以上是馬鞍、馬鐙的作用與器型層面變遷的研究。如果我們繼續追問，為什麼只有中國漢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馬鞍並導致馬鐙的出現，難道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騎兵就沒有這種需要？或者像C. S.古德裡奇提出的疑問，就是高馬鞍配合矛戟的戰術是否真正有效？因為如果這種戰術根本無效，我們很難想像，從兩漢到三國直到西晉的軍人們都愚蠢地保留著非常不便利的高馬鞍，好像高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喚馬鐙的出現。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探討中國騎兵在不同時期的軍事職能和地位，特別是中國古代騎兵面臨的與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騎兵完全不同的戰爭目的和環境，以及由此決定的騎兵戰術手段，正是這種戰術需要導致了鞍具、鐙具的出現和變化。
馬槊的普及
4世紀初，衝擊作戰已經成為騎兵最主要的戰術，騎兵的武器也從戟進化為馬槊。從前引漢代文獻和畫像石、隨葬俑等文物看，兩漢時期騎兵的近戰衝擊武器主要是長戟（孝堂山、孫家村畫像石，武威雷台漢墓），到三國時代文獻中，騎兵使用長矛的記載已經比較多見。漢魏時習慣將長一丈八尺的長矛稱為「槊」或「槊」（皆音朔），[36]其長度約為今天4米左右。故從邏輯上講，槊本屬於矛，但只有較長的矛才能稱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取消了前部橫向的戈刃，從而專用於刺殺。[37]楊泓先生總結了馬槊取代戟的技術原因，認為是戟橫向的枝妨礙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對穿鎧甲敵人的殺傷力不如矛槊。他舉了《後漢書·董卓傳》中的記載：李肅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呂布隨之用矛刺殺了董卓，以此證明戟的刺殺效果不如矛槊。[38]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細尋戟、矛、槊三者的區別，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即騎兵刺殺武器應當在保證穿透力的同時，還要滿足兩個因素：
一是避免對騎手形成太強大的反衝力。戟的橫刃頂撞到敵軍後，顯然會增加騎士落馬的危險。當然，騎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懷特所言，不是將戟緊夾在腋下，而是靈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隨時可以脫手（孝堂山畫像石中的漢軍騎士似乎也有這種特徵）。但這樣做的負面作用就是衝擊殺傷力降低，特別是對穿鎧甲的對手可能起不到足夠的殺傷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長桿完全貫穿敵軍身體而難以拔出。對於高速奔馳的騎士來說，這樣也會帶來跌落馬背的危險，且無異於喪失了自己的兵器。這可以稱為武器刺中對手後的「停止作用」[39]。懷特在討論馬鐙騎兵的武器時說：
馬鐙騎兵用長矛衝擊時，長矛可能完全戳穿對手的身體，使攻擊者難以掌握。如果敵人眾多時，這種情況會很危險。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有必要在矛鋒後面增加一個橫檔以方便拔出。為此許多中亞人將馬尾毛綁在矛鋒之後。其他人則在矛鋒後的木桿上釘上一塊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40]
懷特所言的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國十六國到南北朝時代的馬槊上也有體現，時稱「眊」和「幡」。518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勢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賜其人、馬鎧甲七套，此外還有「露絲銀纏槊二張並白眊，赤漆槊十張並白眊，黑漆槊十張並幡」，此處槊上裝的白眊和幡，就類似懷特討論的馬尾和燕尾旗功用。[41]比槊上的眊、幡實用性更強的，則是金屬絲的「纏」。前述西晉八王之亂時，關中軍隊開入洛陽，五千名騎士都手持「鐵纏槊」。古代註釋家和類書編輯者都沒有對馬槊的「纏」做出歸納解釋。從文獻來看，這種「纏」是用金屬絲纏裹在槊鋒之後的木桿上。南朝梁武帝的第四子長沙王蕭晃有武力，他曾「以馬槊刺道邊枯櫱，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42]。可見銀纏能增加馬槊和目標間的摩擦力，這和懷特所論燕尾旗的作用相似。[43]但在實戰中，「纏」的作用尚無直接文獻記載。
衝鋒刺殺動作要領：交、合
林恩·懷特對騎兵戰術的探討，其知識背景是歐洲中世紀以來非常普遍的騎士戰爭。就在法國學者德諾埃特和懷特讀軍校的時代，使用冷兵器的騎兵仍然存在，所以歐美人對這些騎兵戰術並不陌生。而在中國，宋代以後文、武官員分途，有實戰經驗的軍人很少能用文章記載詳細的戰鬥過程，有文化的士大夫又極少接觸真實戰爭，使得全社會普遍缺乏對戰爭的細緻瞭解。在這個基礎上，元明以來的流行的市井說唱文學，尤其是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又對冷兵器戰爭進行了很多脫離實際的虛構，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戰爭敘事模式，使得中國大眾對冷兵器戰爭有諸多誤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騎馬的武將之間的對打。在《三國演義》等作品中，所謂戰爭就是兩員大將在陣前交鋒，其他將士都是觀眾，兩員大將的勝負就標誌著整場戰爭的結局。而兩人之間的對打又充滿了虛構，兩人往往可以大戰數百「回合」不分勝負，甚至要等到第二天繼續較量。根據演義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也往往照搬這些描寫，造成古代騎兵戰爭的真相如同沉入迷霧，難以還原。所以，本書將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騎兵具體戰術進行一些討論，努力還原真實的歷史現象，再由此探索當時的戰爭規律。
和步兵相比，騎兵的優勢在於速度。馬匹的奔跑速度遠遠高於人。所以使用戟、矛、槊等兵器的騎兵要靠馬匹的高速衝擊來刺殺對手。根據物理學的動量公式
，對於衝鋒的騎士，這個質量m是人和馬相加的重量，速度v則是馬匹奔馳的速度，其動量遠比手持長矛進行刺殺的步兵高，所以騎兵在戰鬥中必須高速奔馳以便進行刺殺。反之，如果騎兵處在靜止狀態就不具有動量優勢，且戰馬是遠比騎手明顯的目標，很容易招致殺傷，所以騎兵戰術的本質就是運動。
當騎兵互相作戰時，最常見的是雙方相對衝鋒，在接近的瞬間用馬槊瞄準、刺殺對手，同時試圖躲避對手的刺殺。由於戰馬衝擊的速度快，一次交會之後，雙方距離會拉開。這樣交會一次，便是一「合」，或稱「交」。如劉宋朝孝武帝初年的內戰中，兩名騎兵軍官單獨決鬥：「幢主樊僧整與台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槊鬥，僧整刺僧愛，殺之。」[44]當然，在實戰中這種軍官兩人單打獨鬥的場面比較少見，騎士面對的往往是敵步兵或騎兵集群，所以在一次衝擊中可能要先後與多名敵軍交手（如果他還幸運地活著的話）。在東晉攻滅南燕的戰鬥中，一支晉軍騎兵擊敗了燕軍騎兵，晉軍官孟龍符追擊速度太快，單獨與大量敵騎兵交戰：「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槊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眾寡不敵，遂見害」[45]。當騎士衝過敵軍陣列後沒有傷亡，且仍有戰鬥意志的話，可以讓戰馬掉頭再次衝鋒，再進行一「合」。南齊將領張敬兒曾擔任騎兵隊主，為掩護主力撤退而與數千敵軍交戰，「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46]。這樣往復多「合」，傷亡概率極高，而所謂「數十合」顯然也有誇張的成分。
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將士一般都靠斬獲敵軍的首級記功。如北魏宗室可悉陵參與攻滅沮渠氏的北涼政權，「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47]。由於騎兵戰鬥都是在奔跑中進行的，騎士下馬斬首往往很不方便，有時斬首工作需要別人代勞。劉宋朝的一次內戰中，叛軍將領魯爽和朝廷騎兵軍官薛安都相遇，「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48]。南齊的一次內戰，叛軍首領王敬則被朝廷一方的騎將崔恭祖刺殺，但崔未能及時斬首，另一名軍官袁文曠斬獲了這個首級，被授予功賞，引起崔、袁二人爭訟。最後齊明帝蕭鸞批准給崔恭祖二百戶封賞，才予了結。[49]
近距離刺殺對手比較容易，和在顛簸的馬背上射箭相比，馬槊對騎士的技術要求顯然低了許多。但兩名騎士相對衝刺時的傷亡率顯然大大增加了。另外，除了用馬槊刺殺對手，騎士同時還要注意躲避開對手的馬槊，攻擊與防守幾乎同時完成，要在成功刺殺對手的同時保障自己的安全，也需要高超的技術。南朝宋、齊之間，一名騎兵軍官陳天福就以善用馬槊著稱，他趁作戰時擄掠百姓，被齊武帝蕭賾處死，但其總結的馬槊技藝在南朝騎兵中傳承，直到蕭子顯在梁朝作《南齊書》時還在盛行不衰。[50]
當時騎兵進行模擬訓練時，也以在奔馳中運用馬槊為要點。比如北魏將領傅永擅長騎戰，年老時「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槊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51]；東晉桓溫清談不勝，曾馳馬持槊做出威脅別人的動作：「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褲褶，上馬持槊，數回，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52]北齊文宣帝高洋酗酒昏亂，也曾用這種方式威脅老將斛律金：「嘗持槊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53]要「走馬」，即讓馬跑起來才方便做刺殺動作，這和騎兵衝擊作戰的方式是一致的。
騎兵衝殺動作也可以進行雙人（馬）模擬對練。劉宋末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和另一名軍官高道慶練習馬上對戰，結果因失手造成反目：「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54]。沈攸之發怒後要找「刃槊」，說明兩人對練用的是沒有裝刃的槊桿，但即使這樣還是將馬鞍撞碎，也可見衝擊力之大。這種情景可以聯想《水滸傳》第十三回，楊志在北平府和周瑾比武，雙方為避免誤傷也要「把兩根槍去了槍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讓他們穿著黑色衣衫。這樣，兩人用槍桿廝拼，身上白點多的，就當是輸了」。不過小說中兩人連鬥「四五十合」、周瑾身上「好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身上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卻不真實，因為高速奔馳中即使被包氈的槍桿刺中，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沒有這麼輕鬆愉快。
騎兵對戰中，有技藝高超者會在兩騎交會時抓住對手馬槊搶奪過來。十六國初期，隴城陳安擅用「丈八蛇矛」，前趙騎將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55]。初唐時的尉遲敬德也以這種技藝著稱，他曾和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演練：
太宗問曰：「奪槊、避槊，何者難易？」對曰：「奪槊難。」乃命敬德奪元吉槊。元吉執槊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槊。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56]
「執槊躍馬」也生動表現了騎士必須借助戰馬的奔馳殺敵。演義小說和國產影視作品中，多有兩位騎將駐馬對打的場景，是完全脫離實際的。
第三節 衝擊騎兵的戰術運用特徵
騎兵對步陣的衝擊戰術
和騎兵相比，步兵軍陣的特點是行列嚴整、密集，幾乎沒有機動性可言。裝備馬鐙和馬槊的騎兵與步兵交戰時，也習慣採用衝擊的戰術，直接衝入敵軍密集步兵隊列之中，即古人習稱的「陷陣」。在漢末三國時代，這種騎兵戰術就已經基本普及，到十六國和南北朝時，馬鐙普遍應用，腳踩馬鐙的騎兵在馬背上更加穩定，對步兵的威脅更大。騎兵衝擊、分割步兵隊列後，會打亂步陣原有指揮序列，造成混亂失控，特別是步兵指揮官傷亡後，普通士兵很容易在驚恐中潰散，造成整體失敗。
如東晉桓溫北伐前秦時，就遭到了秦軍苻生率領的騎兵衝擊，苻生只帶少數騎兵衝入桓溫的步兵軍陣中，給晉軍造成大量殺傷。[57]這次戰鬥雖然沒有徹底擊敗晉軍，但給桓溫和晉軍上下造成了很大壓力，使其再不敢與秦軍決戰，直到糧食耗盡而撤退。十餘年後，前秦進攻慕容氏前燕，兩軍決戰，秦將鄧羌「與張蠔、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慕容）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眾」，燕軍因而大敗，直接導致其亡國。[58]東魏丞相高歡傾國攻入西魏，西魏以劣勢兵力在沙苑設伏，右軍統帥李弼率六十名騎兵衝擊東魏中軍隊列，將其衝斷為兩截，引發軍陣混亂，西魏軍乘機全線攻擊，東魏幾乎全軍覆沒。[59]西魏李檦身高不滿五尺（五尺約今1.3米），但在與東魏戰爭中表現勇猛，「跨馬運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60]。567年北齊與北周會戰洛陽，齊宗室蘭陵王高長恭率五百騎兵兩次衝入周軍陣中，軍人將其事跡傳唱為《蘭陵王入陣曲》，並用樂舞表現其衝殺情形，也可見時人對這種行為的推崇（此曲在隋唐兩代還被列入宮廷典禮的舞曲）。[61]
當集群騎兵高速衝向步兵軍陣時，對站在前列的步兵造成的心理壓力非常大，缺乏戰鬥經驗、紀律鬆弛的步兵會四散逃命，造成軍陣在瞬間潰敗。所以劉秀時代的騎兵軍官耿弇談到河北地方武裝，輕蔑地稱之為「烏合之眾」，認為用騎兵摧毀他們如同「摧枯折腐」（已見前章）。但如果步兵部隊有堅定的紀律和對抗騎兵的經驗，敢於面對正面衝來的敵軍騎兵，就能用弩箭和長矛給騎兵造成很大傷亡。所以並非所有的騎兵「陷陣」衝擊都能成功。328年東晉叛將蘇峻佔領建康，與勤王的軍隊展開激戰，蘇峻部隊戰馬較多，他本人也擅長騎戰，只帶四名部屬發起衝擊，但晉軍步陣嚴密，蘇峻無法衝開，試圖掉頭返回，幾名晉軍步兵投出了手裡的長矛將蘇峻刺落馬下，旋即斬首。[62]東晉末，太尉劉裕派蒯恩進攻佔據襄陽的魯宗之、魯軌父子，「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沖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63]。這都是騎兵衝擊步陣未果的戰例。
對衝入己方陣列中的敵騎兵，有經驗的步兵也會做堅強的抵抗，給騎兵造成殺傷，如383年淝水之戰，晉軍趁苻堅秦軍主動後撤之機發動進攻，苻堅之弟苻融帶騎兵衝入晉軍，希望阻止其攻勢，但在衝擊中戰馬摔倒，苻融被殺，秦軍因而大敗。[64]劉宋明帝初年內戰中，台軍主帥劉沙彌輕騎深入，衝到敵統帥劉胡麾下，被敵軍殺死。劉胡一方也有五名具裝騎兵衝入台軍，試圖攻擊台軍統帥劉亮，但遭到台軍弓箭手的密集射擊，落馬被斬首。[65]北周在討伐氐羌軍隊時，將領田弘多次衝擊敵陣，「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戰馬也被敵槊刺中十處。田弘和戰馬可能都披掛了鎧甲具裝，所以仍能倖存下來，但也可見陷陣的危險之大。[66]另，東魏騎將尉興慶每次陷陣之前，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在軍裝背後，最後在洛陽城外與西魏軍作戰而死，靠衣服上的名字才辨認出屍體，亦可見騎兵衝擊敵陣之危險。[67]
在衝擊嚴陣以待的步兵時，騎兵統帥會注意避開敵戰鬥力最強、防範最嚴密的正面，選擇敵戰鬥力較差的側翼或後方進行衝擊。但當時騎兵更習慣於多次衝擊、穿越敵步陣，比較常見的是從正面穿過敵陣之後，掉頭從後方再次衝擊。如西晉末陶侃進攻荊州的杜曾武裝，「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68]。北魏末，高歡與爾朱兆兄弟諸人決裂，雙方決戰於韓陵，爾朱兆首先率領一支具裝騎兵從正面衝開了高歡軍陣，準備從陣後再行衝鋒。爾朱氏其他將領卻忌憚爾朱兆驕悍，突然易幟投降高歡，或者帶部屬離開戰場，使高歡逃脫了一場劫難，轉而擊敗了爾朱兆。[69]
當步兵軍陣的抵抗非常頑強時，騎兵往往要從多個方向進行試探衝擊，才能找到步陣的薄弱環節。在劉宋孝武帝與叛亂的南郡王劉義宣的一次會戰中，台軍騎兵就反覆衝擊叛軍步陣：雙方在蕪湖城外展開會戰，台軍將領薛安都、譚金都率騎兵參戰，他們最初受命攻擊叛軍軍陣右側，但未能成功。譚金部在叛軍步陣外圍往返奔馳，多次嘗試衝擊，才在敵陣左翼找到薄弱部位，「乘其隙縱騎突之」[70]，「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71]。台軍步兵也開始重點攻擊這個突破口，雙方進入激戰。當時一支叛軍騎兵曾開到戰場附近，但懾於台軍騎兵而不敢投入戰鬥。叛軍右翼戰鬥力依舊較強，薛安都部再次強行衝鋒，「橫擊陷之」，造成叛軍全面大敗。叛軍將領劉湛之逃奔到江邊戰艦中，仍被薛安都所部騎兵追上斬首。可見騎兵突擊對這次戰役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南朝的騎兵數量不是很多，能取得這樣的戰果，更可見騎兵在戰鬥中的重要意義。
在騎兵攻擊敵主力步陣時，都希望能直接斬、俘敵主帥。543年，東、西魏會戰於洛陽城下。東魏將領彭樂統領右翼騎兵，直接衝入西魏軍左翼。恰好西魏指揮中心設在左翼，彭樂騎兵俘獲五名西魏宗王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將其反綁雙手在陣前巡遊，同時大聲念誦被俘者的名字，引起西魏軍心渙散潰敗。東魏乘機追殺，斬首三萬多人。[72]次日，雙方整軍再戰，有東魏士兵叛逃至西魏軍中，將東魏統帥高歡的旗幟告知西魏軍。西魏遂「募敢勇三千人」，由賀拔勝率領，只持馬槊不帶弓箭，直衝高歡所在位置，引起東魏軍潰敗，賀拔勝旋即帶領十三名騎兵緊追高歡：
勝適與齊神武（高歡）相遇，因字呼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槊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73]
此戰射死賀拔勝戰馬的是東魏名將段孝先。儘管賀拔勝感歎未執弓箭，其實如果賀拔勝能像東晉對陣蘇峻的士兵一樣「投之以矛」，歷史也許會很不一樣。
特殊情況：騎兵的步戰與傳統騎射技藝
騎兵殺傷敵人主要靠馬匹奔馳的衝擊力。但當騎兵衝入敵軍陣後，往往因為敵步兵密集隊列的阻擋而降低衝擊速度。這種情況下即使戰馬並未傷亡，騎兵也要下馬徒步作戰，因為戰馬如果沒有「助跑」空間以再度提高速度，騎在馬上也就沒有意義了。
東、西魏和北齊、北周之間曾在洛陽數次大會戰，雙方投入兵力眾多，且都習慣使用騎兵衝擊對方步陣，所以這種在敵陣中下馬作戰的事例也比較多見。538年東、西魏在洛陽城外的「河橋之戰」，雙方軍陣綿延十餘里，步、騎兵踩踏起的塵埃遮天蔽日，雙方統帥和下屬部隊失去聯繫，各部隊都處在各自為戰狀態。西魏主帥宇文泰率騎兵衝入東魏侯景部軍陣中，宇文泰戰馬中箭倒地，其部屬以為主帥陣亡紛紛逃散，宇文泰裝作俘虜才得以逃生。西魏將領王思政在敵軍包圍中下馬作戰，「用長槊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最後受傷昏厥倒在屍堆中被部下救回。[74]另一名將領蔡祐也率領十餘名部屬「下馬步鬥，手殺數人」，又用弓箭四面射擊，才得以突圍而歸；[75]竇熾「獨從兩騎為敵人所追」，被圍逼到邙山之下，只能下馬徒步而戰，他兩名部屬的弓甚至都被敵射斷，竇熾一人連續射死多名敵軍，迫使敵後撤才尋機突圍而出。[76]564年，北齊、北周會戰洛陽，齊將段韶率左翼騎兵迎戰周軍步兵。他看到周軍先搶佔了邙山險要地形，遂故意率部下緩慢撤退吸引北周步兵追擊，待敵追擊疲乏後，段韶才率部屬下馬展開進攻，「短兵始交，周人大潰」[77]。
這種騎兵面臨眾多敵步兵、不得已下馬步戰的情況，在其他戰場也有發生。如553年西魏軍伐蜀，一百名西魏騎兵前往平定氐人叛亂武裝，途中被三千多敵軍包圍，西魏騎兵看敵軍眾多，遂「各棄馬短兵接戰」，陣斬敵首領，擊敗了敵軍。[78]不過在魏晉南北朝的史書中，騎兵下馬作戰的記載並不多，主要集中在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時期，可能是因為這一時期的軍人素質較高，且富有作戰主動性。
在4—6世紀，騎兵的主要戰術雖然是用馬槊衝擊，但仍保留著傳統的騎射技藝。如311年，石勒騎兵在譙郡追上了晉軍主力部隊，「分騎圍而射之」，十餘萬晉軍和朝貴都被射死。[79]東西魏到北齊北周時期擅長騎射的將領也很多。周齊洛陽之戰中，數名周軍士兵被齊人俘獲。周將梁台「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值得注意的是，梁台年過六十歲還喜歡披甲上馬，「足不躡鐙」，保留著傳統騎射時代的遺風。[80]
當時馬槊雖是騎兵主戰武器，但在一些戰鬥的關鍵時刻，騎射仍能發揮重要作用。如前述東魏統帥高歡戰敗，被西魏將領賀拔勝等十三騎緊追，「（東魏）河州刺史劉豐射中其二。勝槊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81]。東魏北齊最以騎射著稱的，是出身敕勒族的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斛律金早年就以騎射贏得了柔然可汗的尊敬，他的本傳記載了斛律父子都擅長騎馬射獵。周齊洛陽之戰中，斛律光（明月）被周將王雄持槊追擊：
唯余一奴一矢在焉。（王）雄案槊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82]
王雄陣亡對周軍士氣打擊極大，直接導致主帥宇文護下令撤退。斛律金、光父子對遊牧族的騎射技藝極為推重，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他還經常命子孫騎馬射獵，並親自檢查其射擊獵物的手法。這種對騎射技藝的堅持，和前述騎士下馬作戰的戰例，都表現出當時北朝騎兵技藝、戰術形態的靈活性和多樣化。在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時代短短三十年間，戰爭之激烈、戰略戰術之豐富，要遠遠超過魏晉南北朝時的其他政權。究其根源，這一代將帥都是從北魏末的六鎮之亂中鍛煉崛起的武人，軍事素養和經驗較高。經過這一代人才走向了隋唐的統一輝煌時代，並非歷史的偶然。
第四節 遊牧族對騎兵衝擊戰術的適應
漢代以來，中原為對抗遊牧族的騎射騎兵而開創了騎兵衝擊戰術，但到4世紀衝擊戰術完全發展成熟（以馬鐙出現為代表），卻使得北方民族獲得了對中原軍隊的壓倒性優勢，他們借助騎兵入主中原，由此開啟了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歷史。這是騎射時代匈奴人從未企及的成就。從表面看這似乎是歷史的悖論，但它不是單純的軍事技術移植問題，更有複雜的社會、政治因素。
如前所述，作為一種單兵戰術，衝擊比騎射給騎手帶來傷亡的風險更大，尤其是衝擊密集的步兵軍陣時。匈奴帝國的鬆散政治形態，使其難以強制騎士們採用這種戰術。而後世遊牧族運用衝擊戰術，需要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單兵層面，遊牧族騎士參與中原戰爭，學習並掌握衝擊戰術；（二）組織層面，擺脫基於部落聯盟的分散權力結構，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權體系，尤其是專業化的軍隊，即遊牧族權力結構的中原化。
這兩個層面的過渡所需時間卻很不同：單兵戰術的轉換並不複雜，因為衝擊比騎射對騎手的技術要求低，遊牧族騎兵進入中原軍事體系之後能很快完成這種轉換；但遊牧族自身的權力結構轉換，則涉及其部族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諸多深層因素，往往難以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一蹴而就。這就造成了自東漢至三國的一個普遍現象：遊牧族騎兵在被納入中原軍事體系之後戰鬥力極強，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騎兵；但當遊牧族本身與中原政權作戰時，卻大都遭遇失敗的結局，或至少難以入塞佔領漢地，而只能短暫再現冒頓帝國與西漢對峙的形勢。到西晉末期，內遷遊牧族在社會、政治結構層面完成「中原化」轉型之後，才取得了對中原軍隊的騎兵優勢，從而進入十六國時代。
下面就依時間順序，分別討論遊牧族騎兵在中原接受衝擊戰術的過程，以及遊牧族自身中原化進程與騎兵戰術轉型的關係，並由此探索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深層原因。
遊牧族自身的中原化歷程和軍事轉型
自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來，中原政權就習慣從林胡、樓煩等草原遊牧族中招募或強制征發騎兵。[83]楚漢戰爭中頻頻見諸史籍的騎射「樓煩將」也顯示了這種風習。這些加入中原軍隊的遊牧族騎兵，或屬於自願僱傭性質，或出於被征服而強制服役，本書概稱為「遊牧族僕從騎兵」，他們自然要接受中原的軍事紀律與戰術。
西漢之後，遊牧族僕從騎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衝擊戰術。東漢初為劉秀立下汗馬功勞的幽州突騎，《後漢書》中有多處記載，但只有極少處提到其中有烏桓騎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吳漢指揮對蘇建的戰鬥，吳漢麾下有「烏桓突騎三千餘人」，當雙方列陣完畢，「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84]。漢軍由此一舉擊潰蘇建武裝。可見在吳漢的嚴令之下，這支烏桓騎兵採用了直接衝擊的戰術。東漢末的中原割據勢力，普遍都使用烏桓（烏丸）等遊牧族僕從騎兵。[85]
和遊牧族戰士在中原學習衝擊戰術相比，遊牧族自身的集權化（中原化）歷程要緩慢得多。東漢末的混戰中，中原對邊地控制力削弱，烏桓蹋頓兼併了塞外諸部族，軍事實力大為增強，對東北沿邊諸郡形成威脅，「邊長老皆比之冒頓」。從這個比喻來看，蹋頓政權很大程度上是冒頓匈奴帝國的再現，其軍事特點應當是以騎射為基礎的襲掠，戰術和政權結構都與中原差距較大。所以當曹操的正規軍對其發動突襲時，「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幾乎完全是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經典戰例的翻版。被俘烏桓人則遷入塞內成為曹操政權的僕從騎兵。[86]
此後，烏桓作為一個部族再未實現振興，北方塞外的主導力量變為鮮卑人。在東漢中後期，鮮卑族就已經萌生了形成政權的趨勢：漢桓帝時，部落大人檀石槐統一鮮卑諸部，「盡據匈奴故地」，與東漢形成對峙態勢。但檀石槐政權仍非常粗樸，「自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分別以部落大人統領之。[87]這和匈奴帝國時左、右賢王與單于三部分治的方式很類似，是遊牧族的專制國家機器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種形態。檀石槐能駕馭這些部落大人，他死後兒子則無力繼承，諸部相繼離散，檀石槐的帝國迅速解體。
到漢末中原戰亂時，鮮卑小種軻比能部崛起，一度有仿照中原制度建立政權的舉動：「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軻比能勢力強盛時，一度「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88]。這種絕對平均分配劫掠財物的做法是草原部族聯盟制的遺風，也是遊牧族走向集權和中原化的阻力。但作為一種歷史趨勢，北方遊牧族的政權正處在加速形成期。
西晉早期使用遊牧族僕從騎兵的記載不多，但4世紀初爆發的「八王之亂」，使得中原再度倚重北方遊牧族的騎兵。這一時期的內戰中，騎兵衝擊戰術，特別是對步兵的衝擊戰術得到廣泛運用，而在這些戰爭中所向披靡、屢建奇功的，是一支規模不大的幽州鮮卑騎兵。304年，王浚的幽州兵攻克成都王穎的大本營鄴城後，「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89]。這種搶掠人口的行徑和《史記·匈奴列傳》中「得人以為奴婢」如出一轍，本是遊牧族的戰爭習俗，此時卻受到王浚嚴令禁止，鮮卑人為了避免被發覺只得將被虜者投入河中。這是王浚領導才能低下所致的悲劇，但也說明遊牧族僕從騎兵必須接受中原的軍事紀律。在「八王之亂」中，北方遊牧族通過參與中原內戰，已經完全掌握了騎兵衝擊戰術，由此開啟了入主中原和自身深度漢化的歷程。
隨著匈奴劉淵和羯胡石勒相繼起兵，他們憑借騎兵連續擊敗西晉禁軍和州郡武裝，終於迫使晉朝遷播江南。匈奴劉氏及石勒政權也完成了遊牧族的中原化進程。他們摧毀中原軍事體系的攻勢中，騎兵始終是戰鬥力最強、使用最多的主力兵種。劉、石政權都是由遷居塞內的遊牧族建立，這是和以往的檀石槐、蹋頓塞外政權最大的不同，內遷生活給這些遊牧族學習中原政治模式提供了機會。對於劉、石等十六國政權的中原化（漢化、封建化）問題，週一良、唐長孺等史家已多有深入論述，本書只補充一點，就是石勒雖然出身社會底層，不像匈奴劉淵家族有融入西晉上層社會的機會，但石勒在河北地區起兵之初，是追隨成都王穎的舊部公師藩、汲桑等作戰，並被任命為「前隊督」，必然受到了中原軍隊的組織和戰術訓練的影響。他原來一直用胡人名字，改名為漢名「石勒」就是從公師藩麾下時開始的，很可能是為編製花名冊方便之故，這可以作為其接受中原軍事體系影響的一個旁證。
十六國諸北方政權的中原化程度，已經使其能熟練運用騎兵衝擊，這種戰術至此也才完全發展成熟。如石虎時後趙最精銳的騎兵「號雲騰黑槊，騎五千人」，其武器「皆以漆槊從事，故以『黑槊』為號」[90]。當石虎進攻河西張氏政權時，「命黑槊龍驤三千人馳擊之」[91]，即用長槊騎兵展開集群衝擊。石趙王朝崩潰後，冉閔與慕容恪展開騎兵決戰：「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92]，連續衝擊燕軍；慕容恪對形勢的判斷是：「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沖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93]可見雙方都是以騎兵互相進行肉搏衝擊戰，戰況極為慘烈。十六國中後期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政權，在戰術上也已經完全「中原化」。如在354年，前秦與桓溫的北伐晉軍作戰時，皇子苻生親自策馬衝擊，對晉軍造成重大傷亡，均見本章前面諸節。而正在十六國時期，馬鐙發展為形制完備的雙鐙造型，為衝擊戰術提供了必要的技術保障，並成為這種戰術完全成熟的象徵。
拓跋鮮卑的中原化與軍事轉型個案
鮮卑拓跋部是考察遊牧族中原化進程與騎兵戰術轉型的典型個案。因為《魏書》保存了拓跋部自草原部族時代到建立政權、王朝的完整歷程，而十六國諸政權則缺乏如此詳盡的記載。[94]從拓跋部的歷程可以深入觀察遊牧族軍事、政治、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
拓跋鮮卑長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95]，這是典型的遊牧族生活方式，其部族權力結構、軍事技戰術應與西漢的匈奴人區別甚微。他們與中原發生互動，始於西晉末年與并州刺史司馬騰、劉琨結盟，共同對抗匈奴劉漢政權。當時的拓跋部族正處在草原遊牧的鼎盛階段，「百姓乂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但就在這安定富庶的同時，是其政治上的分散狀態，首領家族的祿官、猗㐌、猗盧三人「分國為三部」。304年司馬騰向拓跋部請求援兵對抗劉淵時，這三人都有自主行動之權，猗㐌、猗盧兄弟各自帶兵參戰，祿官則未參加。這也和西漢時匈奴帝國政治上的鬆散狀態較為相似。
在這一時期，拓跋騎兵的戰鬥力與其部族規模並不相稱。304—314年間，猗盧曾多次參與對匈奴軍作戰，但始終未能攻滅劉漢政權。劉漢全盛時騎兵最多不過十萬，[96]且不能全部用於對拓跋軍作戰；拓跋部時則正當「控弦騎士四十餘萬」的全盛時期，304年猗盧兄弟援助司馬騰時，僅猗㐌所領就有「十餘萬騎」[97]；312年拓跋人救援劉琨，在前鋒諸軍之外，猗盧「躬統大眾二十萬為後繼」[98]。但這些援助都未能攻滅劉漢政權，究其原因可能有兩方面：其一，在此時期拓跋人仍習慣於騎射而尚未掌握衝擊戰術；其二，此時的拓跋鮮卑尚未完全脫離部落聯盟時期的遺風，首領並沒有對部族大人及成員的專斷權力，所以難以進行過於持久和艱苦的戰事。這兩方面雖沒有直接的文獻證據，但可以找到一點旁證。如312年晉陽之戰，匈奴劉曜被拓跋軍擊敗，「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後改乘下屬之馬逃走。[99]如果是被敵騎矛、槊近戰刺傷，逃脫的幾率就很低了（參照328年劉曜被石勒俘獲的戰例）。此次首戰獲勝之後，猗盧沒有接受劉琨窮追匈奴人的建議，而是急於班師返回，他的解釋是：「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奚可盡乎？」[100]代北到晉陽並不遠，且如「士馬疲弊」，當在晉陽休整，未必應急於返回，這背後很可能有拓跋諸部大人的異議，以至猗盧急於返回穩定局勢。現存《魏書》及《晉書》中，從未有拓跋人與匈奴漢軍作戰失利的記載。這頗為可疑，因為雙方交戰多年，拓跋部不大可能無一失利。拓跋人後來建立北魏並統治中原百餘年，魏廷很可能對史書中的失敗記載進行了刪削，這恰恰遮蔽了其草原時代的戰術特點和轉型細節。[101]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猗盧一代，由於和西晉的聯繫及對外擴張的勢頭，拓跋部首領權力集中的速度很快。305年，猗㐌為司馬騰抵禦匈奴軍，被司馬騰假授「大單于」之號。[102]這種來自中原的封贈，是對遊牧部族走向權力集中的一種誘導。不久，猗㐌、祿官相繼去世，猗盧「遂總攝三部，以為一統」[103]，拓跋部族政治權力逐漸變得集中。310年，猗盧又為劉琨作戰，晉懷帝朝廷遂正式進封猗盧為大單于、代公，認可並鼓勵其作為拓跋部的最高統治者。《魏書》的《序紀》和《刑法志》都有猗盧明刑峻法、強化首領威權的記載，唐長孺先生從「封建化」的角度對其做過精彩論述。[104]伴隨著這一過程，應當有拓跋人對騎兵衝擊戰術的初步適應。
當然，拓跋部的集權化歷時數代人，中間幾經反覆，其軍事實力未發生質的提高，所以拓跋部先成為石虎後趙的附庸，又被苻堅前秦征服。直到前秦崩潰後，拓跋珪帶領族人重新立國，才完成了拓跋部的政治集權，[105]其騎兵戰術也隨之發生了革命性轉變。在395年，拓跋珪襲擊後燕慕容寶軍於參合陂：
寶眾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106]
拓跋軍隊「縱騎騰躡」，顯然是直接衝擊甚至踩踏燕軍。僅僅騎射難以給燕軍造成崩潰性打擊。此後短短數年之內，拓跋軍隊驅逐慕容氏入主中原，制勝關鍵也是騎兵衝擊戰術。例如397年，雙方苦戰於河北平原，燕軍對拓跋軍營發起夜襲，拓跋珪則在集結兵力後「縱騎沖之，寶眾大敗，斬首萬餘級」[107]。一位與拓跋珪同時的將領拓跋虔的表現，可以管窺當時騎兵作戰的細節：「虔常臨陣，以槊刺人，遂貫而高舉。」[108]可見拓跋騎兵至此已熟練掌握使用長槊進行衝擊戰術。與近百年前的猗盧時代相比，此時的拓跋軍隊戰鬥力已經有了革命性提高，除了權力結構的中原化，戰術革新顯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09]
限於學力，本書討論的時間下限止於南北朝，不涉及隋以後，本書得出的結論也未必適用於隋唐之後。但有些問題需要說明：（一）騎兵衝擊戰術出現之後，弓箭仍是騎兵重要的輔助武器，遊牧族騎士尤其重視騎射。比如創建莫臥爾帝國的蒙兀兒領袖巴布爾，從他的回憶錄可見當時突厥化蒙古人對騎射和馬上肉搏戰都非常擅長。[110]清人在入主中原之後，也長期把「騎射」作為八旗軍的基本技能。（二）騎兵衝擊戰術雖然在十六國南北朝時已完全成熟，但隋代之後的草原遊牧族，仍不一定全盤接受騎兵衝擊戰術，也未必都建立起中原模式的政權體系。這和他們與農業社會交往的程度，以及是否準備攻佔農業社會有直接關係。比如隋和唐初的突厥人，李淵對他們的描述是：
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以弓矢為爪牙，以甲冑為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111]
這和《史記》中匈奴人騎射作戰的記載非常相似，似乎衝擊戰術並不普及，如巴菲爾德所言，突厥人也只滿足於對中原的「敲詐」或劫掠，沒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到8世紀，回紇人稱雄草原，並曾出兵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他們在會戰中往往以少量兵力一舉擊潰敵軍，應當是運用了騎兵衝擊戰術（唐代史書中較缺乏回紇人作戰的細節）。但回紇人也沒有入主中原的計劃，只靠為唐朝充當僱傭兵獲得大量饋贈。在唐代後期的內戰中，沙陀騎兵以高效的衝鋒陷陣著稱，而且他們在五代時確實建立了自己的中原政權。到13世紀橫掃亞歐大陸的蒙古人，騎兵衝擊是他們佔領農業社會的制勝法寶，南宋人對蒙古人戰術的記載：
交鋒之始，每以騎隊輕突敵陣，一衝才動，則不論眾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衝；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沖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佈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團牌，下馬步射。一步中鏑，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疏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既久，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112]
可見蒙古騎兵射箭和衝擊技術並重，射箭主要是騷擾敵軍，衝擊則是擊潰敵軍的最終手段。在鐵木真一代，蒙古人的集權化過程之迅速、擴張之劇烈，在人類歷史上都屬首屈一指，巴菲爾德將其歸因為蒙古人缺少部族聯盟傳統的牽制，以及鐵木真早年的坎坷經歷。[113]所以，北方遊牧族對是否接受騎兵衝擊戰術，以及是否進行中原化的集權建設，是有自己的選擇餘地的，除了他們與農業社會交往、受影響的程度，一些個人化因素也會對歷史產生影響。
拉鐵摩爾曾討論騎射技術在草原和漢地間的流傳過程，他由此總結了技術與人類社會的互動關係，也完全適用於馬鐙與騎兵衝擊戰術問題：
討論這種遊牧經濟與戰爭的目的是要說明，一種技術只有在適合一個社會的需要時，才能顯現出其重要性。
因此，具有歷史意義的問題，是社會與技術的相互影響，而不是技術造就了社會。[114]
馬鐙：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衝突與融合的縮影
以上討論了騎兵戰術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以及由此帶來的騎兵對步兵的優勢地位。這次戰術轉型的動因是中原（西漢）騎兵尋求對抗匈奴騎兵的新戰術手段。當馬鐙與騎兵衝擊戰術發展成熟之後，則又帶來了北方遊牧族政治上的中原化與入主中原。在懷特對歐洲中世紀的研究中，馬鐙和衝擊戰術帶來了基於分權模式的封君封臣制（feudalism）。但在中國中古時代，我們卻看到了衝擊戰術造成遊牧族的政治集權化。如何解釋這種差異？
本書嘗試做出的解釋是：貫徹衝擊戰術要求騎兵敢於衝鋒陷陣、不畏戰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為這種戰術提供保障。中國的遊牧族用權力高壓、軍事紀律等制度的方式貫徹這一戰術，使自身走向集權政治；而在歐洲的中世紀，則是通過世襲貴族（騎士階級）的身份認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騎士文化使其富有衝鋒陷陣的勇氣。這似乎誇大了精神的決定力量，但在歷史上並非孤例。中國的春秋社會也是基於「世卿世祿」的貴族分權政治形態，春秋的士大夫同樣有駕戰車衝鋒陷陣的勇氣，這和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如果我們將視野拉開，可能還會產生一個疑問：這場騎兵戰術革新（包括馬鐙的發明）為何偏偏發生在中國？遊牧與農耕文明的軍事衝突貫穿了整個亞歐大陸的古代歷史，並不專屬於中國。古希臘、羅馬的騎兵多用弓箭充當步兵的輔助角色，這和中國同期的情況完全相同。[115]且西方也曾有過騎兵衝擊戰例：亞歷山大進攻波斯的戰爭中，希臘騎兵就對波斯騎兵進行過衝擊作戰；[116]與羅馬人作戰的安息騎兵之中，也有少量用長矛進行衝擊作戰的重騎兵（當然主力還是弓箭騎兵）。[117]但為何在馬鐙傳到西方之前，騎兵衝擊未能成為西方陸戰的主導戰術形式？
一個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國遊牧族對中原農耕社會形成的壓力，以及中原騎兵由此產生的對衝擊戰術的倚重，都遠遠高於其他文明。因為中國處在亞歐大陸東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都擁有各自廣闊的發展腹地—中原漢地與蒙古草原，兩種文明的形態都比較純粹且規模龐大、發展水平較高，由此產生的衝突非常劇烈，交流也格外頻繁。反觀其他地區，比如中亞農業文明的核心區較小，遊牧族一直對農耕社會保持壓倒性優勢，或者在西歐，廣袤的森林充當了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的過渡緩衝地帶，都難以形成兩種文明之間硬碰硬、大規模、長時期的劇烈戰爭。漢武帝時期傾全國之力，對草原發動大規模且持續多年的騎兵攻勢，在古希臘、羅馬（包括拜占庭帝國）都是不可思議的。
騎兵的衝擊戰術革新發生在農業社會面臨草原威脅，尋求解決之道的過程中（漢匈戰爭）；而這種戰術的完善和臻於極致，則發生在草原民族學習農耕社會、建立政權組織的過程中（兩晉南北朝時期）。革新的火花往往在兩種文明接觸、碰撞和互相學習中迸發，而在封閉的遊牧或者農業文明內部都難以產生。漢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帶便是這些變革的醞釀萌生之處。從騎射到衝擊的進化屬於具體技戰術層面，但它改變了遊牧族和農耕族的軍事實力對比，與社會權力結構發生了複雜的互動，最終深刻影響了整個亞歐大陸和人類的歷史。
[1] R. Zschelle and R. Forrer, Die Steigbiigel in ihrer Formentwicklung （《馬鐙形制的發展》）(Berlin, 1896), pp. 2–3。轉引自Lynn White,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 15, No. 2 (Apr., 1940), p. 144。
[2] Heinrich Brunner, 「Der Reiterdienst und die Anfange des Lehnwesens」（《騎士義務與封建采邑制的產生》），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u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 8 (1887), pp. 1–38。轉引自Alex Roland,「Review: Once More into the Stirrups: 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44, No. 3 (Jul., 2003), pp. 574–585。
[3] Lefebvre Des Noettes, L』attelage. Le Cheval De Selle A Travers Les Ages (Paris, 1931).轉引自Lynn White,「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16, No. 4 (Oct., 1975), pp. 522–523。
[4]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懷特討論的中世紀技術不止馬鐙，還有犁耕和水磨，但影響和爭議最大的還是馬鐙部分。
[5] Lynn White, 「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16, No. 4 (Oct., 1975), pp. 522–523.
[6] 顧譯「橫矛於雙臂與軀體之間」，指將長矛夾持在腋下。「橫」字不太準確，因為長矛朝向前方。
[7] 顧譯「馳驅」似有誤，原文當為「pommel and cantle」（前後鞍橋），即「由前後鞍橋提供前後兩面的支撐」。
[8] 顧准：《〈馬鐙和封建主義—技術造就歷史嗎？〉譯文及評注》，《顧准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頁。
[9]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 28.
[10] 參見Bernard S. Bachrach,「Charles Martel, Mounted Shock Combat, the Stirrup, and Feudalism」（《查理·馬特、騎兵衝擊作戰、馬鐙與封建社會》） ,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7 (1970), pp. 49–75。
[11] C. W. Bishop.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 v., Cambridge: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 1954–1983, v. 1, p. 167.
[12] 前引懷特書第141頁。
[13] 拓片原圖和《金石索》對比圖，參見〔美〕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柳揚、岑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276頁。
[14] 柳涵：《北朝的鎧馬騎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頁。另見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第6期。
[15] 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第85頁。
[16]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 No. 4 (Autumn, 1962), p. 489.
[17] 李慶發：《朝陽袁檯子東晉壁畫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張雪巖：《集安縣兩座高句麗積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18] 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文物》1977年第10期。
[19] 楊泓：《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騎兵和甲騎具裝二論》，《華學》（第三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0] 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頁。
[21] 孫機認為武威雷台墓屬西晉而非東漢後期，見孫機：《武威出土的銅奔馬不是漢代文物》，《光明日報》2003年4月29日B3理論版；以及孫機：《關於甘肅武威雷台出土銅奔馬的年代》，《南方文物》，2010（3）。何志國、郭平梁不同意此說，認為應屬東漢後期，見何志國：《甘肅武威市雷台出土銅奔馬年代考辨》，《考古》2008年第4期；郭平梁：《武威雷台墓墓主、銅奔馬命名釋義及墓葬斷代》，《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5期。
[22] 見前引Goodrich, 「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引文為筆者翻譯。
[23] 《三國誌》卷六十《吳書·呂岱傳》，第1386頁。
[24] 「超乘」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當時意為跳上行駛中的戰車，此處當為跳上馬之意。
[25] 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第85頁。
[26] 除了長沙西晉墓隨葬俑，單馬鐙還有考古實物，就是鄴城附近出土的鮮卑騎士墓，殉葬馬的鞍具可以復原，可見高而且深的馬鞍造型，墓中只有一隻馬鐙，應為單鐙。但此墓中沒有可以準確系年的物品，只能推測為十六國早期。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86年第6期，第503頁（見圖5）。
[27] 羅宗真：《馬鐙與煉丹術─紀念李約瑟博士援華50週年》，《東南文化》1994年第4期，第8—9頁。可惜羅宗真先生僅就李約瑟而提及此點，未能展開詳細論證。關於衝擊戰術、馬鞍加高與馬鐙出現的關係，參見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 p. 47；以及前引楊泓先生論文。
[28] 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但可惜的是7號墓無法斷定具體年代，結合周邊其他墓葬的墓誌年代，只能推定為東晉中期。
[29] 柳涵：《北朝的鎧馬騎俑》，《考古》1959年第2期。另見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第6期。
[30] 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6年第11期。關於馬鐙考古的總結，可參見：Albert E. Dien,「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t Orientalis, Vol. 16 (1986), pp. 33–56。
[31] 《世說新語校箋·規箴第十》，第313頁。
[32]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第3392頁。
[33]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引《十六國春秋》，第1741頁。另，《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八引《南燕錄》，「鐙」作「蹬」，第3791頁。
[34] 王鐵英：《馬鐙的起源》，《歐亞學刊》（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93頁。
[35]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亞文化與藝術史圖鑒》） (Berlin: D. Reimer), 1925, p.22。轉引自常彧：《從突騎到甲騎具裝—魏晉南北朝騎兵之演進》，《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九期），台北：蘭台出版社，2009年第1—40頁。
[36]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釋名·釋兵》：「矛長丈八尺曰槊，馬上所持，言其稍槊便殺也。」（第1624頁）
[37] 戟本身是矛和戈的合體。矛鋒用於刺殺，戈刃用於砍殺和勾啄。戈的勾砍動作在戰車時代運用很廣，因為戰車前方是馬匹，無法直接朝前刺殺，只能在與敵戰車交會的一瞬間，用戈橫向勾砍對方。參見楊泓：《中國古代兵器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52—53頁。
[38] 楊泓：《馬槊春秋》，《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39] 文獻中雖然尚未見到這方面的事例，但在十六國初期，成漢丞相楊褒為勸諫國主李雄戒酒，故意持矛馳馬飛奔。李雄事後詢問，楊褒回答：「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晉書·李雄載記》，第3040頁）可見持矛馳馬是很容易「自傷」的行為，而馬戟在這方面的危險性要大於矛。
[40]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 p. 486.
[41] 《魏書》卷一百三《蠕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300頁。當然，眊、幡也有識辨敵我身份的作用，懷特同樣認為燕尾旗也有此功用。
[42] 《南齊書》卷三十五《高帝十二王傳·長沙威王晃》，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624頁。
[43] 不過對於力量超人的騎士，用馬槊刺穿對手也未必有太大麻煩。比如北魏宗室拓跋虔，他所用的馬槊格外粗重，能做出很多高難度動作：「虔常臨陣，以槊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槊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槊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槊而去。」（《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傳·陳留王虔》，第381頁）
[44] 《宋書》卷八十七《殷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06頁。
[45] 《宋書》卷四十七《孟懷玉傳附弟龍符》，第1408頁。
[46] 《南齊書》卷二十五《張敬兒傳》，第464頁。
[47] 《魏書》卷十五《昭成子孫傳·常山王遵附可悉陵》，第375頁。
[48] 《宋書》卷八十八《薛安都傳》，第2217頁，另參見卷七十四《魯爽傳》。
[49] 《南齊書》卷二十六《王敬則傳》，第487頁。
[50] 《南齊書》卷四十四《沈文季傳》，第777頁。
[51] 《魏書》卷七十《傅永傳》，第1554頁。
[52]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引《語林》，第1627頁。另外，桓溫之子桓玄也曾用這種方式威脅過別人。見《晉書》卷八十五《劉毅傳附兄邁》。
[53] 《北史》卷五十四《斛律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966頁。按，此事《北齊書·斛律金傳》未載。
[54] 《南齊書》卷一《高帝紀上》，第11頁。
[55] 《晉書》卷一百三《劉曜載記》，第2694頁。
[56] 《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第2496頁。
[57] 《晉書》卷一百十二《苻生載記》：「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第2873頁）《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健又遣子生、弟雄眾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庭、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眾乃散。」（第2571頁）
[58] 《晉書》卷一百十三《苻堅載記上》，第2893頁。
[59] 《周書》卷十五《李弼傳》：「弼呼其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遂為三，因大破。」此「三」為「二」之誤抄，見中華書局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240頁。
[60] 《周書》卷十五《李弼傳附弟檦》，第242頁。
[61] 《北史》卷五十二《齊宗室諸王下·蘭陵王長恭》，第147頁。
[62] 見《晉書》卷一百《蘇峻傳》，第2630頁；以及卷七《成帝紀》、卷六十七《溫交傳》。但言之較詳的是《魏書》卷九十六《僭晉司馬叡傳》，第2099頁。
[63] 《宋書》卷四十九《蒯恩傳》，第1437頁。
[64] 《晉書》卷一百十四《苻堅載記下附苻融》，第2918頁。
[65] 《宋書》卷八十四《鄧琬傳》，第2139頁。
[66] 《周書》卷二十七《田弘傳》，第449頁。
[67] 《北史》卷五十三《綦連猛傳附尉興慶》，第1928頁。
[68] 《晉書》卷一百《杜曾傳》，第2620頁。
[69] 《周書》卷十四《賀拔勝傳》，第218頁。
[70] 《宋書·薛安都傳》，第2217頁。
[71] 《宋書》卷七十四《臧質傳》，第1920頁。
[72] 《北史》卷五十三《彭樂傳》，第1923頁。《北史》卷六《齊本紀上》則載東魏戰績為俘獲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斬俘六萬，見第228頁。
[73] 《周書·賀拔勝傳》，第219頁。
[74] 《周書》卷十八《王思政傳》，第295頁。
[75] 《周書》卷二十七《蔡祐傳》，第443頁。
[76] 《周書》卷三十《竇熾傳》，第518頁。
[77] 《北齊書》卷十六《段榮傳附子韶》，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212頁。
[78] 《周書》卷十一《叱羅協傳》，第179頁。
[79] 《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上》，第2713頁。
[80] 《周書》卷二十七《梁台傳》，第453頁。
[81] 《北齊書》卷二《齊神武本紀下》，第22頁。
[82] 《周書》卷十九《王雄傳》，第320頁。
[83] 據《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在胡服改革之後北征草原，從林胡、樓煩等遊牧族補充了大量戰馬和騎兵。白國紅據此討論了來自「三胡」的趙國騎兵，白國紅：《關於中國第一支建制騎兵的史學思考》，《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2006年第3期。
[84] 《後漢書·吳漢傳》，注引《續漢書》，第679—680頁。
[85] 唐長孺先生全面總結了東漢至魏晉中原王朝從烏桓、東胡、鮮卑等部族中征發騎兵的事例。參見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2—136頁。另參見王子今：《兩漢軍隊中的胡騎》，《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86] 《三國誌》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831頁。
[87] 《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魏書》，第837—838頁。
[88] 以上見《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839頁。
[89] 《晉書·王浚傳》，第1147頁。
[90] 以上見《太平御覽》卷三百「騎」條，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83頁。
[91] 《晉書》卷八十六《張重華傳》，第2242頁。
[92] 《晉書》卷一百七《冉閔載記》，第2796頁。
[93] 《晉書》卷一百十《慕容俊載記》，第2833頁。
[94] 魏末崔鴻所編《十六國春秋》有百餘卷，而到唐修《晉書》諸載記則只有二十卷，此外尚有零星史料保存於唐宋類書，但大部分都已湮沒無存。
[95] 《魏書》卷一《序紀》，第1頁。
[96] 關於劉漢兵力規模，參見週一良先生：《乞活考》，《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8頁。
[97] 以上均見《魏書·序紀》，第5—6頁。
[98] 《魏書·序紀》，第8頁。
[99] 《晉書·劉聰載記》，第2662頁。
[100] 《魏書·序紀》，第8頁。
[101] 例如305年猗㐌為司馬騰作戰，擊敗劉淵之事，《資治通鑒》卷八十六《考異》認為是「後魏書夸誕妄言耳」（第2708頁）。
[102] 《資治通鑒》卷八十六：「詔假猗㐌大單于」（第2708頁）。當時晉惠帝朝廷還在與司馬騰敵對的河間王顒控制下，不會發詔表彰司馬騰的友軍。所以此號應是司馬騰假授。此事《魏書》作「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第7頁），正是用「晉」字來做模糊處理，《資治通鑒》改寫時不查致誤。
[103] 《魏書·序紀》，第7頁。
[104] 唐長孺：《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185—197頁。
[105] 田餘慶先生在探討拓跋珪的「子貴母死」和「離散諸部」的制度中已有詳盡論述。田餘慶：《拓跋史探》，第31—47頁。
[106] 《魏書》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傳》，第2068頁。
[107] 《魏書》卷二《太祖紀》，第29頁。
[108] 《魏書》卷十五《陳留王虔傳》，第381頁。
[109] 當然，這種圍繞首領集權和軍事轉型而進行的「中原化」還屬於較低層次，要實現在中原的穩定統治，拓跋族人還需要全面學習漢地的一整套政權機構及文化體系，但那個層次的「中原化」已經與騎兵戰術無關了。參見本書第三編北魏的軍事動員諸章。
[110] 〔印度〕巴布爾：《巴布爾回憶錄》，王治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5、137、159、162—163頁。
[111]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頁。
[112] 彭大雅：《黑韃事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5—16頁，個別標點有調整。
[113] 〔美〕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第239頁。
[114]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第47頁。拉鐵摩爾此處討論的是復合弓技術從中原傳入草原的過程。由於考古和文獻材料的空白，這個問題可能無法獲得準確的回答，但拉鐵摩爾由此總結的技術與社會的互動規律則有普遍意義。
[115] 關於古羅馬時期騎兵的典型戰例，可參見〔古羅馬〕愷撒：《高盧戰記》，任炳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07—113頁；以及〔古羅馬〕愷撒：《內戰記》，任炳湘、王士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2—48、147—153、271、297頁。
[116] 〔古希臘〕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李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4—37、108—111頁。〔美〕阿徹·瓊斯：《西方戰爭藝術》，劉克儉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9—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