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中，我想通過80餘名老北京人的口，對近百年來老北京人的生活和變遷，做一個全景式的描述。
通過人、特別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過文物古跡、風景名勝以及歷史事件來呈現北京這個城市，是我近20年來一直努力在做的嘗試，也正是在訪談了百餘名老北京人之後，我才對北京這個城市和北京人，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瞭解和感悟。我是從他們的講述中，才具體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進入到這座城市，並且慢慢地觸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脈、靈魂和神韻。注1
既然我的宗旨是從「人」出發，所以本套叢書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訪者人群的不同而劃分的。然而，凡是對北京城略有瞭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來北京城的特點，便是不同的人群，大體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說，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幾個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組成的，這樣的幾個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鮮明的、不同於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徵，卻又因此而共同構成了一個整體，那就是一個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這正是北京這個城市具有的豐富複雜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幾個區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無論哪一個區域，也不能稱之為北京城的「精華」，哪一個區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這便是我訪談過百餘名北京人之後的收穫所在。
我說的這幾個區域，大分起來，就是內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雖然近年來它們之間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經被基本泯滅，尤其是將宣武、崇文兩區分別併入西城、東城兩區之後。但是自清軍入關到1949年之前的幾百年間，內城住皇室成員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漢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卻始終清晰可辨。至於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處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邊緣位置以及與京城的緊密聯繫，當然應該被視為京城中不可割捨的一個重要部分。
由於在這三個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內城部分的份量遠遠超過其他兩部分，所以我將這部分人群再一分為三，這便形成了5卷。出現這種有輕有重情況的原因，與我最初選擇訪談樣本時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關係。具體地說，當我開始啟動這個項目時，並沒有意識到北京的居住格局與人群特點之間存在如此直接的關係，我一味去尋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標準的那些人，而這樣的人，大多數都居住在內城。儘管我後來意識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點，也意識到我選擇的訪談對像有畸輕畸重的問題，並希圖尋找到更多居住於城南和郊區的被訪者，但一是他們中世代居住於京城者，本來就遠遠少於內城那些八旗後裔，二是由於近年來北京城市人口變遷的頻繁和他們居住的分散，很難尋找到更多的樣本，這便是我所謂能力有所不逮的含義了。
對於這5卷中每卷內容的特點和編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別有所介紹，此處不再詳細說明。總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這套5卷本的叢書，既各自獨立成編，圍繞的又是同一個城市、同一個主題，應該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本書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的基礎上，經過大量補充修訂而成的，事實上，它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樣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書了。
首先，此次將這套叢書分為5卷，有了可以伸展補充的餘地，遂得以將一些尚未發表過的訪談成果收入，究其份量，佔全套叢書的三分之一以上。這些訪談成果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之後所做的部分訪談。自《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距今已經過去整整6年，但我尋找老北京人並為他們做訪談的工作卻迄未間斷，這些後來做的口述在訪談宗旨和方式等方面雖然與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對「北京人」的定義上，則不得不有所放寬，那就是將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國之初(1911年前後)不足百萬的人口和他們的後代子孫」一條，推遲到了1949年前後，也就是說，凡是1949年前後進入並居住於北京的人，便都被納入到我的訪談對像中。做這一修改，有眾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隨著時間的飛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畫線，按被訪者當時18歲計，如今67年過去，也已經是85歲的耄耋老人了，抓緊記錄他們的歷史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更何況，1949年前後是新舊政權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新的意識形態開始創立並生長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另外，正是由於放寬了對「北京人」標準的限制，我得以將此前曾經做過，但因不符合這一標準而未收入的訪談，也納入到了此書之中。
其次，在編撰本套叢書的過程中，讓我最感慨也最有收穫的，並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內容上的添補，而是去尋找多年前的被訪人，並對他們所做的回訪工作。由於歷經數年甚至十數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經不多，這樣的回訪便尤顯珍貴。通過回訪，補充和修訂了初次訪談時未曾顧及的細節，加深了我對原來訪談的內容和被訪者的理解，更凸顯了訪談的意義。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訪者與我在這十數年間從未中斷聯繫，有些已經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們相互間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終能夠進入較深層次的主題，這一過程或如曲徑通幽，或如層層剝筍，正與史家所做考據的過程相似，其間的艱難與樂趣，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來。還有一些被訪者已經逝世，但當我看到他們最終結局的時候，再回想他們當年訪談時的情狀，其間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故事，也頗令人感歎唏噓。總之，通過此次回訪，我切實地感受到了深度訪談對於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對部分口述，從文獻上下了些鉤沉索隱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關的檔案材料以資考訂佐證，一方面在註釋上做了大量的補充，力圖將口述背後的故事，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總之，一個具有職業性好奇的史家，當他面對躲藏在自己訪談對像背後的，遠比口述者閃爍其詞的、語焉不詳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講述更為精彩、更為深沉的真相時，很難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剛先生為胡適所做口述為例，胡適為唐先生講述的，僅僅是胡適那複雜豐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將隱沒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人們並不能知道這座冰山是什麼樣的，而這正是負責任的史家應該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麼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為什麼是那個樣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這，往往就是對某個具體個人所做訪談的最大意義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餘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誇張；1949年以來的變化，較之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更甚；而改革開放之後，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來說，變化之巨大，竟然又超過了以往的百年，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目不暇給的程度。如果說民國時期的鼎革更多表現在社會的變遷上，1949年以後是對城牆、古建等物質文化的損毀，那麼近年來的這一變化，則是因外來人口的急劇增長而導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說消失也許並不準確，準確的應該是，當北京人口已達數千萬的今天，區區百萬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沒在從四面八方聚集於此的眾人之內。尤其是隨著京城大規模的改造拆遷，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數已經搬離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於城外諸多新建的小區之中，以北京的「人」為載體的京城文化，也隨著他們而消失湮沒於無形之中。甚至被老捨先生譽為世界上最優美動聽的「老北京話」，如今也難以聽到了。在北京城經歷的諸多變遷中，這場「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徹底，同時，也最令人觸目驚心。
所以，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是我對曾給予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後一瞥；是我對這個正在急速沉沒的城市，留下的最後一個紀念。
作者謹識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