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淑洪1961年照片，時年39歲
祁:我們這屋裡頭，就我父親傻不是，還就是他有兒子，我有一個哥哥，比我大8歲。我母親27歲生的我，我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一共4個孩子，我從小過繼給大爺屋了。那時候家裡也挺苦的。
我們小時候有一個學校，叫求知學校，說是馮玉祥立的注19，在井兒胡同注20，我們在魚雁胡同，都挨著。這學校能夠白上學，不花錢，收完錢又把錢都發了，多好呀。我姐姐喜歡上學，那會兒正好上五年級，家裡就不讓上了，她急得哭，家裡生活逼迫的，家裡還一個妹妹，她得看我妹妹。我哥哥也是在那兒上的，上到高小畢業。我不愛上學，沒出息，也就上了三四年，說什麼也不上了。我妹妹比我小5歲，她願意上學，就供她上學，可她也是不成氣候，她在三中，那會兒還算不錯的，上到高二了，正好要上高三，解放軍就在外頭圍城了，傅作義守北京城麼。我妹妹正好那會兒得的病，重感冒改了肺炎。我哥哥還不錯，那會兒沒短地給她花錢，給她打盤尼西林，特貴，有那麼一盒，盒裡就那麼一點兒，就七塊大洋，擱上蒸餾水，給她打，也花了不少錢，可是城都關了，哪兒瞧病都不成。最後她還是死了。
我妹妹死時我就二十幾了，那會兒我媽死活不讓我工作，說不能去。沒文化上工廠也成啊，我們小時候有工廠啊，什麼被服廠，澡堂子的女部也招，我記得我們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廠，我也就去了，去了一個禮拜就給揪回來了，就捨不得，說你要上工廠，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
那年我二十八了，算晚的了，給外地人捨不得，怕不知道人家根底，只要不是城裡頭的，就都叫外地人。上海呀、天津呀，都不給，鄉下人更不給了，你想城裡人能給鄉下嗎？想給本地的，又得旗人找旗人。給人家做小，說那人多有錢，那更不能夠了，家窮死也不能。這就耽誤著。後來還是我們這胡同裡胡同外，這胡同出口過一個小街就是福綏境，就給的這個老頭子。他也是在旗的，姓傅。他父親也是步營，按生活我們家比他們家強。
我姐姐給的那家也是旗人，他們家在郊區，在圓明園那邊住，我媽就說我姐夫他們那旗人哪，就不如我們，是什麼旗我就不記得了，說：「他們那旗人哪，特貧，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磚縫兒裡頭。」貧得那樣，我都不知是什麼意思，「買點茶葉，都得掛到這兒(指胸口)」。就是顯擺注21。
我嫂子家也是旗人，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誰都知道，根本不懂近親結婚孩子不聰明這一出。旗人一般不娶小，除非沒兒沒女，那也還得正太太發話。旗人的老規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寧可大人吃虧不能讓孩子吃虧。窮人養嬌子。我老頭子到現在也紮著手什麼都不會幹。到現在也不成，像成敏注22插隊，沒辦法了，逼著你必須得走，這才讓出去，但凡有一點地步，寧可自己少吃點，不能讓孩子走，女孩子更不放心，簡直是七個八個的不放心，那會兒急得我幾宿幾宿地睡不好覺。大串聯(「文革」時)我都不讓走。
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學，高小畢業。同學有給介紹個唱戲的，家裡說那哪兒行，說什麼也不能給，悄悄把定禮退回去了，就趕緊給她找婆婆家，給了一個教武術的，也是旗人。我媽就誑她，說把你給的這婆家呀這麼好那麼好，她以為就是(唱戲的)那家呢。把她誑去了，給了，結果不是。姑娘給婆婆家不能給唱戲的，不能給推頭的。推頭的得站著給人推，唱戲的你坐著聽他站著表演。這都是下等人。這都是旗人的規矩。
我老頭子是會計，他們也是哥兒仨。我嫁給他時他就有工作了，我們都是民國的人了。穿的衣服都和漢人一樣了。我們也是在福綏境住，說的時候就說單過吧。我婆婆沒見過什麼世面。也沒聽她講過什麼。也沒在一塊兒過，在一塊兒也不提這個。
這都是解放後的事了，我們先搬到花市，那兩間房特小，住了一年，我老頭的宿舍分配下來了，又弄著仨孩子搬到白石橋這兒。我們搬來的時候白石橋這兒一片荒地，就一排房，住到那兒就能瞅著馬路，全是砂石子堆著，砂石廠啊。頭裡就是大墳圈子，1米多高，都砌著，和尚墳麼。那邊兒是個小動物園，剛進來的動物就在那兒訓練。我說我下鄉了，搬城外來了，覺得在城裡住買東西多方便呀。
那時候城裡住的人，像我嫂子她們就都有工作了，城裡頭成立街道，我這兒出來就是大石頭子兒，哪有商店呢，就甘家口商場那會兒才剛蓋。我搬來才蓋天文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