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嘉祿口述
時 間：2002年10月27日
地 點：北京市海澱區上地某居民區定宜莊家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關嘉祿先生是滿學專家，退休前是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研究員。自1968年從中央民族大學的滿語專業畢業分配到瀋陽，一去就是30餘年。關先生也是我的同行與學長，我與他相熟已有20年。就我來說，在自己的同行中專門挑選關先生來做口述，首先當然因為他是北京人，而且是北京旗人。其次，則因為我對他在京劇方面的擅長與癡迷印象頗深，而且早就想一探究竟。因為京劇在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超出了「業餘生活」這一範圍。
雖說我與關先生多年的交往主要基於共同的學術領域「滿學」，但這篇口述卻基本上與「滿學」無關，除了京劇之外，他談話中涉及的老北京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十分生動而且情趣盎然。
本書此次出版，距我對他的上次訪談，已經過了整整13年，在他的建議下，我將他與夫人楊曼麗女士因京劇而「千里姻緣一線牽」的往事也補入書中，其他內容則基本未做改動。
關嘉祿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閱讀滿文文獻(定宜莊攝於2002年)
1.解放前的家庭與生活
定：你們祖上的事您知道得有多遠？咱們講您從老人嘴裡聽到的，不講從書裡看到的，好嗎？
關嘉祿(以下簡稱關)：我是1943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生人。父親生於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去世是1979年10月16日，活了90歲。我父親生前也沒少跟我談關於咱們滿族、關於旗人的一些生活，特別是他的經歷。據我所知，我父親就他一個，沒聽說他有兄弟姐妹。他的滿語名字叫希朗阿，這滿語什麼意思呢？sirambi不是繼續的意思麼，sirangga變成形容詞了，就是後繼有人、香火不斷的意思，這是我父親親口跟我說的，而且我父親說咱們屬於正黃旗，北京的旗人。他的漢文名字叫關鶴鳴，很雅的。
我父親應該說是貧苦的旗人出身，我父親跟我說就是從小父母雙亡，流落街頭。我爺爺去世很早，我奶奶也相繼去世，這應該是在他四五歲的時候。我爺爺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我父親也沒跟我說過，奶奶的情況我也一無所知。我父親後來就在他叔叔家，在他那兒生活。我父親的叔叔叫關松廉，我應該也叫爺爺了，我們都叫他「祖兒」。他在北河沿椅子胡同有一所宅院，現在都拆了，原來那地方都有河，我小時候到他們家去的時候，河兩邊還有跑馬的呢。祖兒在消防隊做事，脾氣特暴，生活還是不錯的。但是我父親的嬸兒對我父親不好，雖然是叔叔輩兒的，老覺得是外頭的，老是虐待他，所以我父親流落街頭，賣糖果、賣煙卷兒為生。後來又到河北滄州給一家地方做一些雜工，在滄州這一段他曾跟著地主一塊兒到過東北，做生意，那時候已經有火車了，坐在貨車上，還沒有棚子，冬天從瀋陽到北京給凍得什麼似的。生活也非常困難，做了幾年還不行，又回到北京。
後來我父親經過人介紹，到北京市消防隊，當消防隊隊員。注111那時候清朝還沒有滅亡呢，消防隊員訓練非常嚴格，梳著大辮子，天天在前門城樓子上，垛口那兒，拿大頂，叫耗頂，那稍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那功夫相當深了。在消防隊的時候，光緒駕崩，接著慈禧駕崩，我父親都送過葬。注112也從消防隊調人哪，他就沿途扈從吧。光緒的墓不是在西陵麼，慈禧的墓在東陵，他都去過，沿途是淨水潑街，黃土墊道，車馬是絡繹不絕啊。沿途村莊的老百姓給他們準備的有的是木桶，有的是舊的鐵桶，大桶，喝那水，水上面都有一層麩子，渴呀，馬也喝那水，人也喝那水。清朝殺燕子李三的時候，在菜市口刑場，我父親也是親眼看過的，犯人哪，後頭這是招子，坐在排子車上，要酒，要肉，沿途的店舖也是犯人要什麼給什麼。這都是清末民初的事了。
在消防隊幹了一陣，清朝滅亡之後，我父親就在阜成門外的營房住。在哪兒呢，阜成門外馬尾溝，後來市委黨校利瑪竇墓的南邊一點，那地兒叫營房，現在你去還有叫營房的呢。營房附近有一個廳點，相當於現在的小賣部，賣個煙哪，酒啊，取燈啊，油鹽醬醋什麼的。
1940年前後的全家福(左起：三姐關淑芬、大嫂關桂蘭、母親章潤潔、四哥關嘉祥、父親關鶴鳴、大哥關嘉培、二哥關嘉勉。時關嘉祿尚未出生)(關嘉祿提供)
當時家裡很窮，我父親娶了一個女人，壽命不長，就去世了，後來經過我叔爺介紹，又娶了現在我這母親。
定：他原來那個也是旗人麼？沒有留下孩子？
關：也是旗人，沒有留下孩子，結婚以後很短時間就去世了。我母親叫章潤潔，我母親的娘家應該說是漢軍旗人，她哥哥叫章潤琪。後來我母親跟我說過，他們家是一個破落的富人家庭，封建專制對我母親和她哥哥也很不公平，後來他們就跑出來了，經過人介紹跟我父親結合了。住到營房的這一段，就是我父親和我母親，還有我大哥二哥。那時候家裡比較貧困了，點著個小油燈什麼的。據我父親說我哥哥腳底下穿那鞋，破了之後都是我母親給縫上，縫上之後再拿墨給染上顏色，要不寒磣哪。
我母親生了十個孩子，中間夭折了好幾個，有的是掉了，她就說是掉了。有的是生下來之後得病死的，當時醫療條件差呀，一得病就死了，一得病就死了。後來長成人的是哥兒四個，關嘉培，大哥；關嘉勉，二哥；關嘉祥，四哥。關嘉祥一般我們都叫他四哥，因為在二哥和四哥之間有個三哥，叫小全，死了。然後就是我，關嘉祿。
定：都是您母親一個人生的？
關：對，我母親一個人。母親生我時是48歲，我是我們家老疙瘩。我大哥今年7月17號去世的，84歲，我今年是59歲，他比我大25歲。二哥是1921年生人，也比我大22歲，四哥是1933年生人，比我大10歲。我後邊就沒有再生了。
後來我父親托人找工作呀，就在大陸銀行，注113當一個工友，守衛也好，勤雜也好。我父親有工作能力，身體也棒，因為在消防隊的時候，他練過功啊，大陸銀行的經理也器重他，從工友又到警衛。大陸銀行就是現在的中國銀行，就是天安門這邊這個白樓，帶鐘錶的那個。我們家就也搬得離大陸銀行很近，就搬到前府胡同，原來老北京有個前府胡同，在西皮市兒附近，天安門往南，馬路的西邊，叫西皮市兒，馬路的東邊就是郵電大樓了。當時天安門有個叫花券兒，什麼叫花券兒呢？兩個牆，兩個牆裡邊叫花券兒。前府胡同就靠近正陽門這邊箭樓了，當時那兒都有門，獅子門、關帝廟什麼的，我們家在哪兒呢，就在從天安門往南這段紅牆，紅牆以西的西南角，就是現在人民大會堂附近。我就出生在前府胡同56號。
定：您父親和大哥都讀過書麼？
關：我父親沒有讀過書，但是父親非常好學，他愛看書，平常就讓別人教他字，現在我保留一個他的工作證，他的簽名，關是繁體字的關，工工整整啊，寫得太漂亮了。我大哥和二哥都上過小學，當時我大哥也十幾歲了，就托人給我大哥介紹到上海銀行，在西交民巷靠近東口那個地兒，當一名普通的勤雜，就是小工人，見習生似的。後來我大哥逐漸地由於幹得好，就提升為職員了，我大哥那算盤哪，打得相當溜啊。我二哥跟我大哥相差幾歲，後來讓他上哪兒了呢，日本不是佔領北京了麼，在日本的華北株式會社當個勤雜工，後來當個書記員，就是抄抄寫寫。這時候家境就比較好了。
我大哥生前跟我講過，當時我父親在大陸銀行，我大哥在上海銀行。1937年，他們親眼看到國民黨宋哲元的軍隊開著車，從北京城裡頭到南苑，當天晚上沿途經過前門大街到那邊去，各個鋪子送緞子的，送酒的，大碗大碗酒喝，祝他們能夠一戰告捷吧。結果沒想到半夜從樓子上往下看，南苑那邊一片大火啊，最後半夜兵敗，第二天日本就進城了。
我父親在消防隊認識了一個消防隊裡的朋友，也姓關，這朋友就是我大嫂、二嫂的父親，然後我們就算世家了，消防隊不都是旗人，可是那親家是旗人。當時大柵欄裡有個同樂電影院，著火，我們這親家救火，把腦袋給摔壞了，就得病了，這親家還送給我父親一把寶劍，一直保留著。這兩個姑娘一個叫關桂蘭，一個叫關桂卿，就和我父親的兩個兒子，就是我大哥、我二哥，老人做主，他們就結合了。日本時期，日本兵喝醉了酒到前府胡同滋事，敲我們家門，敲了半天，當時我大嫂、二嫂都比較年輕，他們找花姑娘的幹活，當時我們家有一個這麼粗的棗木的頂門的那個，把門插上之後整個就是頂上，說什麼也不開，最後沒開。那時候我父親親眼看見日本人拿刺刀挑咱們中國的老百姓。
我四哥去世得早，1989年11月18日，他年輕時候得肺病，後來是心肺衰竭，去世才56歲。二哥是1991年，70歲，得的骨癌去世。大哥是今年，2002年。現在就剩我一個了。大哥生的是五男二女，二哥生的是三男三女，四哥是二女一男，到我這兒是一兒一女。我母親是1895年生人，1971年10月6日去世，76歲，她去世那年我父親是82歲，他們差6歲。
我現在還保存著一幅照片，是1939年我大哥結婚時候照的，我大哥大嫂，我媽，我父親，還有我四哥，還有我二哥，還一個叔叔輩他們的後代，小六兒他們。我父親穿的上衣像馬褂似的，我母親一身跟旗袍似的，都經過改進，我大哥也穿的馬褂。那照片特別好。
2.對京劇如醉如癡
關：我父親因為長年生活在北京，從小就特別地愛聽戲，這是咱們旗人的一個傳統，不但愛聽戲，自己還買個胡琴，拉一拉胡琴。在他的感染下，我們全家，從我大哥、二哥、四哥到我，我們全都愛好戲。到現在我還保留著一張照片，照片上我父親穿著戲裝，扮劉備，右邊是我二哥扮周瑜，左邊是我大哥扮趙雲。閒暇時間我哥哥他們都愛票戲。解放前家境比較好的那一段，他們經常上前門外頭廣和樓、中和戲院，在那個地方看戲。就我小時候有記憶的，帶著我去聽戲的就好幾次。從流派來看，老生裡邊，我們家人比較喜歡余派和馬派，當然我父親他們開始都喜歡譚派，最早就是聽譚先生的。實際上馬派和余派都是從譚派演變來的，而且我父親最愛看的是楊小樓的戲。
定：他看過？
關：看過呀，楊小樓，梅蘭芳，譚鑫培，都看過呀。
定：那時候他那麼窮，他還有錢看戲？
關：那時候票價也不是很貴呀，自己攢錢到戲園子看戲呀。那時候北京哪兒有電視，收音機啊，就是話匣子。然後家裡買了留聲機，買了不少唱片，京劇老唱片啊，像馬連良的，譚富英、譚鑫培、余叔巖的，都有。這麼一大厚撂，這些唱片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由於家境比較困難，全賣了。像北京過去譚鑫培老先生、余叔巖這些個，都非常熟悉。
1940年前後父子合演《黃鶴樓》劇照(左起：關嘉祿大哥飾趙雲、父親飾劉備、二哥飾周瑜)(關嘉祿提供)
定：您父親年輕的時候有沒有也拉一夥人上你們家唱戲？
關：沒有。我父親唱老生的。開始是自學，後來有師傅給指點指點。我父親認識一些熟人哪，特別是梨園界的，就請教吧，像我們家開始都是自學自拉，後來到一定的水平之後，覺得還得提高。我父親去世前90歲的時候，雖然氣力不佳了，一聽拉胡琴還是特興奮。他主要唱《二進宮》《搜孤救孤》《轅門斬子》《四郎探母》，比較熟的戲基本上都能唱。我父親的叔伯兄弟，就是我父親的叔叔那支兒，叫關榮濮，在北京市郵電局工作，也拉得一手好胡琴。就是說咱們滿族啊，怎麼就不謀而合，都是對京劇如醉如癡，而且都比較鑽研，我覺得這種現象也挺有意思。你像我四哥，從小也特別愛戲，我父親每年春節到廠甸什麼的，為滿足我四哥的要求，就給他買戲服，買黃天霸的衣裳，刀。我四哥從小在家裡就拿著刀跑圓場什麼的。我四哥嗓子也好，胡琴拉得也好。我父親胡琴雖然會拉，但是拉得不精。
我小的時候，七八歲的時候，我父親拉胡琴的時候就教我，我也好奇也愛聽啊。他不會12345671(指簡譜)，就是工尺調，開始拉的就是二黃三眼，尺工尺上四尺工上工工，四尺四尺四尺，實際上就是6321 6532 3365 656-565。從小我就學這個，我父親看我還有點意思，就買了一把三塊錢的胡琴，就算比較好的胡琴了，買不起啊，一個月才掙多少錢啊。慢慢越拉越熟越拉越熟，我就給他們伴奏了。有時候我父親拉，我唱，經常唱的就是《二進宮》：「千歲爺，進寒宮」這段，慢慢我拉，我老拉，越拉，我就越溜(北京土語熟練之意)啊，小時候聰明，又愛聽又愛拉。
我們家還特別愛聽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小時候我父親就領我到勸業場，前門附近，現在叫新新服裝店，勸業場一上台階兒路西嘍，二樓，專門有個唱大鼓的地兒，女的都穿的旗袍，「當了一郎當……」
定：你這噹噹噹噹是什麼大鼓？
關：在我記憶裡我聽的基本都是西河大鼓，單弦，京韻大鼓，我父親帶我聽的。這些曲藝與京劇有不解之緣，互相吸收，互相滲透，一般愛聽京戲的人基本也愛聽大鼓。在老北京是比較時尚的。
解放以後我二哥、四哥都在小學工作，小學教師，東城、西城都幹過。當時東城組織一個業餘京劇團，教師京劇團，我二哥、四哥都是團裡邊演員，他們都演過戲，登過台。我四哥唱過《四郎探母》，我二哥也唱過，我二哥還唱過《奇冤報》，就是《烏盆記》，《烏盆記》是其中一折。
我們小時候，因為要建人民大會堂，整個西皮市都要拆遷，注114我們家就搬到司法胡同後身，平孚裡7號，就在西交民巷一直再往西走，對著和平門，就在前門棋盤街到和平門，整個這個中間，也是銀行的宿舍。在那兒旁邊是當時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禮堂，那時候業餘京劇團老在那兒演戲，我們全家，我帶著我那侄子們就經常上那兒看戲。我小時候看馬連良他們，裘盛戎、張君秋、譚富英他們的戲，也是用家裡給我的零花錢。我初中是最癡迷京劇的時候，那時候馬連良演戲，當時的票價標出來，一個人演是四毛至一塊，三個人或兩個人合演可能就高一些，將近兩塊來錢，我就買最低的票價，後排吧，我就到前排，看沒人我就坐下。而且戲癮到什麼地步，冬天戲牌子出來了，我就帶個薄被，穿上棉襖，到廣和樓蹲一宿，第二天一早八點鐘買票。我記得看李少春的《響馬傳》，在廣和樓，我就排了一宿。那時候可真是。
我和我大哥的孩子一直生活在一起，我記得小時候我拉胡琴他們唱，戲癮特大，特別好。1958年的時候，我大哥的三兒子關鴻基，這是從男的排行，就考入北京戲校。這實際上是我出的點子，我說考戲校吧，戲校還可以管吃管住。這麼他一考還考上了。鴻基的弟弟關鴻鈞，是1959年考入戲校。關鴻基開始學老生，後來就學武生。關鴻鈞小時候唱老生唱得相當好，因為嗓子倒倉，就也改學武生了。
定：您哥哥特別願意讓他們倆學戲麼？
關：也不是很情願的。可是當時我大嫂是家庭婦女，就靠我大哥這工資，我父親在大陸銀行退休金也不多，40來塊錢，工資不夠啊。當時家裡也比較困難，咱們出去一個是一個，減輕家裡負擔。
我這兩個侄子到北京戲校之後，跟內行人接觸更多了，我們就是請教啊，一塊玩啊。在1967年、1968年之前，幾乎每星期天，我們家都是非常熱鬧，我的大哥、二哥、四哥都過來，我侄子他們一些同學也經常來，包括一些著名的演員，都到我們家來過，像馬連良的小徒弟張克讓，《沙家濱》沙奶奶的主演萬一英，還有鴻基的愛人、我的侄媳婦王玉珍，現在是北京京劇院院長。我都給他們伴奏。你拉我唱，你唱我拉，不但唱，而且拉。就是清茶一杯，從早晨唱到12點，一唱就是一上午。中午就是炸醬麵，打滷麵，就吃這個，家庭氣氛特別的融洽。到春節了，給我父親母親他們拜年來，這一上午你看吧，整個平孚裡的街坊什麼的都過來聽戲，非常熱鬧。
後來王玉珍哪，鴻基他們，都成角兒了。鴻基是大武生，長靠武生。鴻鈞是短打武生，翻跟斗翻得特別好。鴻鈞在戲校畢業之後分到北京，在《沙家濱》劇組，後來在《杜鵑山》劇組，《沙家濱》最後一個跳城牆的就是他。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聯合上演《闖王旗》，李和曾的闖王，袁世海的郝搖旗，郝搖旗的馬童就是關鴻鈞。鴻基是1988年2月27日去世的，癌症，41歲。鴻鈞是1984年認識了一個美國女子，後來結了婚，他現在還在美國，是百老匯一個演出公司的副導演。
3.解放後的家庭和生活
(1)父親和大哥
關：解放以後我父親還一直在大陸銀行，因為他是工友出身，「三反」「五反」批判不法資本家，我父親也是個工會積極分子。後來沒多久我父親就退休了，50年代初退休的。退休之後做街道工作，當時我們家從前府胡同搬到西皮市乙16號，不是買的，是租的。以前住前府胡同也是租的，比較小，就只有西屋，還有北屋，不算四合院，到西皮市就比較大了，比以前大有改善了。父親、母親、我、大哥、二哥、四哥，都住到一個小四合院裡頭。我父親母親住到東屋，我大哥大嫂還有孩子們住在西屋，我二哥二嫂他們住在北屋的廂房，還是夠擠的。我四哥後來就住校了。
50年代初我父親在街道工作，街道工作非常出色，當選為西單區人大代表，那時候不叫西城區。當了一段代表之後基本上就賦閒在家，幫助我大哥、二哥料理家務。
我從小基本上是吃窩頭鹹菜喝紅豇豆粥長大的。50年代後期，特別是困難時期，自然災害時期，家裡子女多，掙得也少。我父親和部隊聯繫，把部隊裡頭那些個髒的棉衣棉褲，拿到家裡頭，和我大嫂一塊兒洗刷。那時候夏天，我們平孚裡就一個自來水管子，從那地兒拿桶把水打回家來，大太陽底下拿大刷子刷，靠那個掙點錢。我大嫂就因為勞累過度，得乳腺癌了。
當時管家的應該說是我大哥，他掙得多。我父親管我大哥叫大爺，有事就說跟大爺說，我大哥挺說了算的。大嫂、二嫂操持家務，我母親是協助她們。我大哥後來從銀行下放到街道，後來到天津鹽場，認識一個女子，當時我大嫂剛去世不久，家裡孩子都反對，生給掰開了，這女的後來就走了，我大哥後來就一個人，跟我父親跟我母親始終在一塊兒。1958年左右西皮市拆遷，我們就分家了。我父母跟大哥過，搬到司法胡同後身，平孚裡，搬到這兒。我二哥搬到甘雨胡同，我爸爸有時也住到二哥家裡幫忙。我爸爸不厲害，但是我爸爸急脾氣。他性格剛烈，樂於助人，大陸銀行的工友都覺得我父親仗義。我父親說「寧失江山，不失約會」，做人要屈己從人，什麼事不要太咬尖兒，要謙讓。熱心腸子。
(2)母親
關：我母親是個家庭婦女，沒讀過書。我對母親印象是一個非常慈祥的、特別吃苦耐勞的、非常善良的一個婦女。
定：人都說滿族的婆婆特別厲害？
關：不，我母親可不厲害，是非常善良的一個人。我母親當年住到營房的時候，就是我大哥、二哥還比較小的時候，西方天主教的教會啊，在阜成門附近設的有粥廠。我們家裡窮，就每天到那兒打粥去，喝粥。從那兒開始我母親就信教了，主要是捨粥的緣故。後來我大哥、二哥、四哥陸續也都進堂，信天主教，解放初之後我們家搬到前門附近，就老上東交民巷的一個教堂。注115當時宣武門的是南堂，東交民巷的是東堂，西直門那兒是北堂，府右街附近也有個教堂。我們家進堂基本上就上東交民巷。我母親很虔誠，做禮拜啊，做彌撒啊，在長輩影響下我們也接受這些教育，我大哥、二哥、四哥也到天主教堂，參加個樂隊演唱、合唱什麼的，唱《聖經》啊。我嫂子她們基本也信教。我七八歲的時候，也跟她們進堂，後來加入少先隊了，就不信教了。注116我父親反而不信教，也不進堂。我母親脾氣那麼好，就跟這有關係。
鴻基他們很小的時候，包括我大嫂去世之後，我母親就承擔起全部家務，不單得照顧我上中學，上大學，還得照顧我大嫂這些小孩，我們都是我母親帶大的。我最懷念母親，我父親脾氣比較暴，有時鬧得不愉快，我上大學他還呲兒我呢，但我母親總是護著我。母親最疼的就是我，也疼我四哥。那時候家裡孩子多，我母親買個蘋果，把蘋果藏到柳條包裡，拿出來讓我上外頭自己吃去。我母親也打過我，我父親打過我沒打過我我記不清楚了，就我母親打我嘴巴子我一直記得。包括我四哥的婚姻問題，我四嫂比我四哥大幾歲，但他們倆相愛，我大哥就不同意，我母親就護著我四哥，當時也受了不少氣，後來還是成了。我們哥兒幾個都跟母親感情特深。
北京東交民巷教堂注117
我1968年離開家，注118父親剛強，倒沒說什麼，我母親坐在屋子裡小板凳上，我說媽我走了，您注意身體，扭頭我就走了。當時也是，心裡頭……誰願意離開北京啊，我母親從板凳上起來，一直追到門口。
1971年母親去世，我正在瀋陽，得到電報之後，當天晚上就買火車票，火車上人多呀，沒地方坐，我在車上站了一宿。母親當時去世，一隻眼睛始終不閉，後來到太平間取出來之後，我把母親的眼睛一合，馬上就閉上了，她想我們呢。
我母親直到去世，連黑白電視都沒看成。
(3)生活和娛樂
關：我父親不愛玩，就愛唱戲。一個愛唱戲，一個愛吃。到過年吃餃子，我父親得包專門的餡兒，乾菜餡兒，菠菜弄乾了的，裡邊不擱肉，擱點油渣兒。我父親特別愛吃炸食，炸餃子啊，什麼都吃炸的。還愛吃肉，吃點什麼米粉肉啊，特別是醬牛肉。那陣兒家裡生活不是很富裕，就拿綠色的瓶子，上邊窄，下邊寬的那種，到前門臉兒月盛齋買兩瓶子牛肉湯，那比較便宜，幾毛錢就是一大瓶子啊，回來下麵條吃，嘿，真香！現在沒有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那時候我已經到瀋陽了，每次回來，他總讓我上街，我小名叫喜兒,「喜兒啊，給我買點燒餅夾肉」「早上給我買點薄脆」。我父親愛喝點二鍋頭，買點花生米，買點排叉，買點肚，芝麻醬糖火燒，就愛吃這個。
我們家總的來講愛吃麵食，包餃子，疙瘩湯，炒疙瘩，打滷麵，炸醬麵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家最愛吃炸醬麵，夏天一般吃芝麻醬面。嘿，我媽烙那蔥花餅，倍兒香！那些麵食，包括金裹銀兒，吃過沒有？白面和棒子面？
定：我們叫金銀卷。
關：到冬天芥末堆兒，豆醬。還有芝麻燒餅，豆汁。每年過節都得炸年糕，早晨必須得喝茶。北京那時候沒有蜂窩煤，都是煤球爐子，都是我父親親自搪的，叫搪爐子，然後街上煤鋪買的煤面子，和上水之後，鋪到地上，切成一塊一塊的，四方塊，鏟，家裡有那大篩子，自己搖，我嫂子她們搖。然後家裡就燒那個煤球。那時候早晨喝水為了快呀，拿錫皮做的那小筒兒，一個把兒，叫汆子，插到煤球爐裡，水一開，就沏茶，天天兒必須得喝茶。早點一般是外頭吃點豆腐腦兒啊，燒餅啊。但是一般地來講我們家早晨很少吃東西，不吃什麼主食，就是喝茶，花茶的茶末子，北京張一元的。
定：那叫高末兒。
關：對，就喝那個。
定：那能經飽嗎？
關：習慣了，就不餓。我小時候上學，早上也得吃點，烤白薯，然後前一天晚上家裡剩的烙餅，有時候是蔥花餅，有時候是發麵餅，有饅頭就帶一個饅頭兩個饅頭。
我們家裡在稱呼上都跟漢人不一樣。你像我們晚輩稱呼長輩，奶奶叫太太，我父親叔叔那輩兒的，叫姑爸爸。我侄子他們稱呼我四哥叫小爸爸，爸爸兒化，稱呼我是小爹爹，這是比較明顯的咱們旗人的稱謂，一直保存到現在。
我小時候冬天穿棉襖，我媽給我做了棉襖之後，腳底下都用綁腿，買那黑帶子，那麼寬，綁上。我一直到小學四年級之前，10歲、11歲左右，都一直穿那個棉窩，穿那大褂，還穿著緬襠棉褲呢，後來我就嫌難看了。
定：您母親唱戲嗎？
關：我母親不唱戲，我母親愛聽戲，有時也哼哼幾句，她愛打麻將，我母親的麻將打得相當好，北京打法，你會打嗎？
定：不會。
關：老北京的八張，一缺，門兒清，斷腰，平胡，砍單，清一色，一條龍，大滿貫。
定：不是北京打法還有什麼打法，瀋陽打法？
關：有，各地都有各地打法。因為我母親愛打麻將，我父親在解放前花三塊錢給我母親買了一副麻將牌，是骨頭的，骨頭嵌在竹子裡，這副麻將牌現在還在。我們家我大哥、二哥、四哥，包括我，包括我侄子輩的，都會打麻將。到瀋陽偶爾過年家裡玩個瀋陽打法。打麻將也是一個傳統。
我母親特別喜歡養鴿子，喜歡養雞。我們家搬到西皮市乙16號以後，一個四合院嘛，家裡就養了幾十隻鴿子。一到「五一」「十一」，天安門不是放鴿子麼，它剛一放起來，我把我們家的鴿子就給轟上天了，這鴿子不就隨群了麼，它在天上轉呢，我在這底下一叫食，「得兒得兒」，那鴿子就跟我們那群一塊兒呀，「嘩」一下就落下來了，再往給鴿子搭的窩趕，一個鐵籠子似的，有個門，往裡一趕，「卡」一抓，先給翅膀縫上線，省得再飛呀，特別有意思。
定：你們家養多少只鴿子呀？
關：最多的時候有四五十隻。
定：多少只是你們自己的，多少只是裹來的？
關：裹來的也就是十來只。那時候主要是我母親和我大侄子關鴻昌他們倆養鴿子，我也跟他們一塊兒。
定：您嫂子唱戲麼？
關：不唱，女的基本不唱。我大嫂是典型的家庭婦女。二嫂比我大嫂長得更清秀一些，更聰明一些，做手工刺繡特別好，她也不會唱，但都喜歡。我四嫂是做銀行工作的，也不會唱。關鴻基考上戲校的第二年，1959年7月9日，我大嫂癌症去世。關鴻基上邊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叫關書穎，1986年癌症去世，44歲。我大嫂、我大嫂的母親，我大嫂的一些妹妹、姐姐，在台灣的，包括我大嫂的親妹妹，嫁給我二哥的，我二嫂，都是癌症，遺傳基因。
(4)我自己
關：我小學在哪兒呢？在哈德門，崇文門門臉兒，原來叫德新小學，現在改成南城根小學了。中學我一直在26中，就是原來的匯文中學，崇文門附近。我是初中三年，學習成績優秀，然後保送高中。高中三年，就是一門化學4分，其他都是5分。就差這一門，金質獎章獲得者就保送大學了，那時候腦子好使。
報考大學的時候，招生簡章上有中央民族學院，開設滿文專業，我一想這個專業比較冷門，我也是滿族，就報這個。
我考入中央民族學院滿文班以後，學滿文，回家之後我說爸，您會滿語嗎？他說我會點兒，我說您怎麼會啊，他說我是從清朝那邊過來的呀。光緒十五年(1889年)生人您想。我說您說說，走怎麼說？「yabu」，哎，yabumbi的命令式就是yabu。起立，「ili」，又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後我跟他一對，都是對的，呵，我說可以呀。他已經70多歲了，這些他還都會說。
定：看來這滿語您還有家傳了。
關：這說明在清末的時候他們還說一點滿語，不是一點沒有。他屬於下層貧苦旗人，他還會說呢。
我父親非常支持我上學，我學滿語他高興。他一個月才開41塊錢，每月給我拿出8塊錢來。我真喜歡這個專業，我從一上學就喜歡，所以雖然我愛玩，但我對學習挺上心的。當時思想也比較單純，覺得學不好對不起黨的培養。
畢業分到瀋陽以後，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史部門清理階級隊伍，我們是所謂「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不讓我搞專業了，就把我分配到中學，我當了十年中學老師。到瀋陽之前我自己拿木頭釘了一個小木箱，把我學的講義、筆記什麼的全都弄好帶到瀋陽，也不是說我有先見之明，我總覺得我這專業不能白學，將來肯定有用。到學校他們讓我教語文、數學、歷史什麼的我全都不幹，為什麼呢，一教上那個，再當個班主任，工作太多。我愛好體育呀，我在大學就是院排球隊隊長，學生會體育部部長，當時又缺體育老師，我說我幹這個，一鍛煉身體，二我有時間，晚上看看書，看看筆記。畢業這十年雖然耽誤了我沒搞專業，但因為一開始我就特別熱愛這個專業，平常我還看一看，所以1978年歸隊之後很快就上來了。
定：可是您對京戲的興趣始終比對滿語還更濃是吧？
關：對。從小愛好呀。
[2015年6月7日，關嘉祿先生再次翻閱了這篇口述之後，從瀋陽來電話，提出一些修改建議，並做了如下補充]
(5)我夫人
關：我夫人叫楊曼麗，1944年10月9日出生的，比我小一歲。她是漢族。就是因為京劇這個紐帶，千里姻緣一線牽，把我們牽到了一起，說起來非常有意思。
1965年8月我到廣西參加「四清」，當時分配到三江侗族自治縣林溪鎮工作隊。當年11月份，廣西京劇團也到林溪鎮，叫「跟班四清」一個月，一邊參加工作隊的工作，同時為鄉親們演出。楊曼麗當時是京劇團的演員，她從鎮下邊的平地棉村調到鎮裡，我當時就在鎮上，還是我幫她背著行李，安頓到鎮上的郵電所的，我們就這樣相識了，有好多接觸的機會，我們在一起就談京劇，特別投機。
分別之後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發了，我還到廣西南寧去看過她。後來我從廣西回到學校，還是鴻雁傳書不斷。1968年她從廣西到北京外調，就住到我家了，我們正式談戀愛，1969年我到南寧，與她結了婚。我是北京人，愛好京劇，又能拉琴，和他們劇團的人關係都處得特別好。
婚後我們就開始兩地生活了。她從廣西京劇團又到百色的五七干校，我一直在瀋陽。她是1972年才調到瀋陽的。當時調轉非常困難，可是我遇到貴人了。那時候有個和我在中學一起當老師的，她愛人在遼寧省委組織部當軍代表，是通過他，把我夫人調來瀋陽的。那時候我們兩地分居三年了。我記得她來的時候是10月份，趕到北京時正在下雨，凍得夠嗆。
那時候她來的地方還叫瀋陽市樣板戲學習班，粉碎「四人幫」後改成了瀋陽市京劇院。那時候要進這個學習班，還要先經過考試，她唱的是《紅燈記》裡的李鐵梅，經過考試就被錄取了。我夫人十二三歲就考入廣西戲曲學校，由廣西京劇團代培，她主要唱梅派青衣，《宇宙鋒》《玉堂春》，還有《二進宮》，唱紅了廣西。
你看我們又是滿漢，又是南北，千里姻緣一線牽，這線就是京劇，也算是在文化上有認同吧，我怎麼會找一個唱京劇的漢人，這真的挺有意思。我們一輩子挺恩愛的，那真的是相濡以沫。現在兩個孩子對京劇也是情有獨鍾。現在她也退休了，我們在家裡有時還吊吊嗓子。
關嘉祿與妻子楊曼麗1988年春在北京長安大戲院與侄媳王玉珍
(中，穆桂英扮演者)演出之後在舞台上合影(關嘉祿提供)
我除了研究清史滿學，由於對京劇熱烈摯愛，對京劇藝術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討，寫了一些評論，還參加一些社會上的活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你從我2012年出版的文集中就可以看出來，我這裡就不再說了。
[訪談者按]關嘉祿先生的文集名為《清史滿學暨京劇藝術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收了他有關京劇藝術研究的幾篇論文，如《清代京劇的文化特徵》(《清史論叢》2001年號，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滿族與京劇述論》(《滿學研究》第6輯，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潛心程門的遲小秋》(《中國京劇》雜誌2000年第2期)、《借得東風鼓征帆》(《中國京劇》2001年6月出版)等等。在該文集的序言中，徐徹教授為關先生在學術研究中總結了八大貢獻，其中第六條，就是對京劇藝術的褒揚與推崇。他說：「關嘉祿先生是京劇的高級票友，能拉會唱，對京劇藝術十分喜愛，亦十分懂行。關嘉祿先生以票友的身份，逐漸成長為一位京劇藝術理論家。有論文，亦有著作。」他說關先生不僅發表了多篇京劇評論和報道文章，並且撰寫了專著《梨園春花·地方戲曲與京劇》(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並曾獲文化部振興京劇指導委員會頒發的「中國京劇票界活動家」榮譽證書。說關先生「除了是一位當之無愧的京劇藝術理論家之外，還是一位被京劇名家認同的京劇藝術鑒賞家」。
特此補記。
關嘉祿1990年前後與著名京劇表演
藝術家袁世海先生的合影(關嘉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