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者”李斯
李斯師從於儒學大師荀子，卻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親手殺害了同門師兄韓非，卻又成了韓非思想最忠實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書”之議，則直接終結了儒家乃至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別師門
公元前247年，已經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離開老師到秦國去。
臨走那天，老師荀子問李斯：“你為什麼要到秦國去呢？”李斯回答說：“現在各國都在爭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國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
李斯的回答很乾脆，毫不掩飾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壯志。對於秦國，荀子並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樣是經不住強秦的吸引，荀子一掃“儒者不入秦”的傳統，主動跑到秦國遊學。在秦國，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銷自己的治國理念上了。當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補秦國“霸道”之不足時，秦昭王嘴上連連稱善，卻始終不肯用荀子。
與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陽不再是偶然，而各種飽學之士更是爭相入秦。他們或入朝為官，或投身顯貴門下，繼續遊學。與秦國的門庭若市相反，東方各國的人才流失相當嚴重。
時移則事易，面對學生西入咸陽，荀子倒也不覺唐突。他甚至為此感到高興，說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國實現自己未竟之願呢！然而，高興之餘，荀子又不免憂慮。一方面，秦國有不修儒道的傳統，倘若李斯不善變通，難免會遭遇自己同樣的命運。而另一方面，他更擔心李斯太過靈活，毫無原則地曲意迎合秦國的傳統。
見李斯心意已決，荀子也不強留。只是再三叮囑，勿違為師之道。李斯遂拜別師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陽。
士途還是仕途
荀子的擔憂不無道理，初入秦國的李斯再一次面臨人生的重大選擇。
李斯風塵僕僕趕到咸陽，正逢秦莊襄王新喪，新即位的秦王嬴政還是個十三歲的小孩子，真正掌權的是太后趙姬和相國呂不韋。
呂不韋原是商人，對治理國家並沒有太多經驗。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戰國四公子，不惜重金廣攬人才。極盛時期，其門客多達三千餘人。秦王年幼，尚未親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李斯只能投靠呂不韋，成為其門下的舍人。
呂不韋的相國府儼然一座稷下學宮，各種流派的學者文人匯聚一堂，或著述，或辯論，好不熱鬧。呂不韋倒也禮賢下士，經常光臨辯論會場，聆聽學者們的思想交鋒。後來，呂不韋將門客們精彩的言論編撰結集成為著名的《呂氏春秋》，這是後話。李斯初入相國府，雖然只是一個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無憂，既可以參與學者間的辯論，又可以埋頭做自己的學問，像老師在稷下學宮那樣“不治而議論”，同樣可以影響秦國的政治，實現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並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舍人，他選擇了一條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儘管相國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備大師級水準的人卻少得可憐。李斯受教於儒學大師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論辯之宏富，遠非其他門客所能比肩。不久後，呂不韋就發現了李斯，任命他為郎官，名義上是保衛秦王嬴政的安全，實則為呂不韋安插於秦王身邊的眼線。
李斯對這個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間，李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從這一刻開始，它將告別過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還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並不違背老師的儒道，荀子自己就當著蘭陵縣令。但是，從孔子開始，儒家始終堅持君臣之間必須保持相對的關係。荀子時常告誡自己的學生，為臣之道“從道不從君”，必須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與思想。
儘管荀子一再告誡“勿違為師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違背師門的選擇。李斯仔細地考察著尚未成年的秦王，發現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個傀儡，一心要實現偉大抱負。於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為荀子的得意門生，其遊說之術堪稱絕倫。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國，引導秦王以儒術治天下，無異於緣木求魚。於是，他決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悅秦王。
李斯對秦王說：“從前秦穆公雖稱霸天下，但最終沒有東進吞併山東六國，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在於諸侯的人數還多，周朝的德望也沒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興起，相繼推尊周朝。自從秦孝公以來，周朝卑弱衰微，諸侯之間互相兼併，函谷關以東地區化為六國，秦國乘勝奴役諸侯已經六代。現如今諸侯服從秦國就如同郡縣服從朝廷一樣。以秦國的強大，大王的賢明，就像掃除灶上的灰塵一樣，足以掃平諸侯，成就帝業，這是萬世難逢的一個最好時機。”
寥寥數語，直指嬴政胸懷，縱論古今，不離秦國霸業，每一句話都說到了秦王心裡，遂任命李斯為長史。李斯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他本可以按照老師的思路，趁著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彌補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來，王道雖好，苦於見效太慢。孔子做過一項保守的估計：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國，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讓天下歸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徹底放棄了荀子的王道，選擇了立竿見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後立即給秦王上了一個瓦解六國的計謀，暗中派遣謀士帶著金玉珍寶去各國遊說。對各國的重要人物能收買的，就多送禮物加以收買；不能收買的，就想盡辦法把他們殺掉。等諸侯國君臣關係被離間後，再派良將去攻打。
如此陰毒的鬥爭手段，完全背離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權術。
韓非之死
無獨有偶，同為荀子學生的韓非也從儒家出發，最終走向了法家，甚至成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是韓國公子，李斯的同窗師兄。與李斯的平步青雲截然相反，韓非回到韓國後，因為韓王的猜忌，一直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於是，韓非發憤著書，寫下了許多探討治國之術的文章。
韓非子接受了老師“人性惡”的觀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認為只有嚴刑峻法才能治國平天下。他甚至認為，對老百姓只能實行“愚民政策”，主張除了法以外不許有任何書籍存在，而歷史記載尤在禁絕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學習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級官吏便是他們的老師。韓非尤其反感知識分子，指責“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應該連同俠客一起徹底消滅。
韓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國的政治傳統，當秦王嬴政讀到韓非的《孤憤》、《五蠹》等文章時，不禁感歎道：“如果哪天得見此人，並與之交往，雖死而無憾矣!”李斯聽到這話，立即稟告秦王說，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學韓國公子韓非所寫。於是，秦王不惜發動了一場針對韓國的戰爭，迫使韓國派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到了秦國，與秦王相談甚歡，但還沒有馬上信任他。這時，李斯和姚賈在秦王面前說：“韓非是韓國貴族子弟。現在大王要吞併各國，韓非到頭來還是要幫助韓國而不幫助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了，再放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的禍根啊。不如給他加個罪名，依法處死他。”秦王認為他說的對，就下令司法官吏給韓非定罪。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了毒藥，叫他自殺。韓非想要當面向秦王陳述是非，又不能見到。後來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韓非已經死了。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對韓非之死的記載過於簡略。司馬遷認定李斯是殺害韓非的罪魁禍首，理由很簡單：妒賢嫉能。不過，司馬遷的說法其實經不起推敲。事實上，秦王滅韓的計劃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為欣賞韓非而徹底放棄。如果韓非離間秦國君臣的事情屬實，則主張殺死韓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賈，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樣，李斯都是殺害韓非的實際執行者。區別僅僅在於，他是主謀還是從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觀念，即使韓非按律當誅，李斯也應該念在同門之誼而選擇迴避。以他在秦國之地位，申請迴避應該不會影響其仕途。韓非之死，讓李斯在秦王面前賺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評，但他也再次背離了荀子諄諄教誨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書令
韓非雖死，但他的思想卻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後的秦國完全按照韓非的軌道高速的運行著。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公元前228年，秦破趙；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滅魏；前224年，秦滅楚；前222年，燕趙殘餘俱亡；前221年，秦滅齊，天下歸一。
秦統一之後，按照韓非的思路，構建起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秦王嬴政改帝號為“皇帝”，自稱秦始皇。廢除謚號制度，禁止百官議論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堅持下，秦始皇選擇了郡縣制，統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車軌，開中國兩千年封建大一統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時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這一年，在咸陽宮的酒宴上，博士們藉著酒興發生了一場爭論。雙方的主要分歧在於秦政府是否應當以歷史為師，修正全面實行郡縣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們“借古非今”“橫議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將這個問題下到朝廷會議繼續討論。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韓非思想最忠實的執行者。在廷議的討論中，李斯強調薄古厚今，進而提出了焚書的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李斯的建議，被秦始皇採納，作為法令，頒布執行。
很顯然，焚書令是完全針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批評法家路線而起草的。喜歡借古諷今的儒家當然首當其衝。後世史家常常拘泥於焚書令毀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實不然。由於秦朝官府做好了圖書備份，只焚燬民間藏書，因此，焚書令對文化典籍的破壞遠不是論者們所想像的那麼大。
事實上，焚書令最核心的意義在於，它借焚書完全禁絕了自由思想，徹底毀滅了“不治而議論”的士階層，使整個先秦諸子思想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後，極個別尊隨孔子的漢儒試圖恢復儒生議政的傳統，但是，無一例外都招來了殺身之禍。七十多年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然而，董仲舒所謂的儒學早已不是獨立自由的先秦儒學，而是雜糅法家、陰陽家綱常名教。
客觀上講，李斯之後無真正之儒家，兩千年的反孔鬥爭說到底與孔子無甚關係矣！
唐玄宗：創新與守舊
祥瑞
開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長安城內主管天文事務的官員向唐玄宗奏報，預計在當日發生的日食沒有出現。重大天象的誤報無疑是一場因曆法訛誤而發生的嚴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長安城，沒有官員因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處罰。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語氣熱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賀，並建議將此事載入史冊。玄宗皇帝答應了這個要求，此時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個月。
回顧唐玄宗的即位，也與一場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關。公元712年秋天，一顆彗星劃過夜空中據說是象徵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決定以退居二線的方式攘除一場可能不利於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災難。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躊躇滿志的兒子與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間久已存在的矛盾驟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發動了長安城近七年內的第三起宮廷政變，太平公主被迫自殺，由此結束了半個世紀以來由女強人左右中樞政局的狀況。
然而唐玄宗很快發現，帝國的現狀並不令人滿意。自武則天時代結束後，帝國的政治走勢並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風瀰漫宮廷內外，朝堂上下充斥著野心家與投機分子。經濟固然沒有崩潰，但自然災害頻發，因土地兼併造成的農民逃亡逐漸增多。西邊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東北方面的契丹不時騷擾邊境，有時甚至發動大的進攻，而帝國的軍隊並沒有戰之能勝的把握。
現實的混沌與不安往往會促使人們回憶歷史，強盛開明的“貞觀之治”在8世紀初引發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復“貞觀故事”的呼聲不絕於耳。史官吳兢撰寫的《貞觀政要》就是此種時代氛圍的集中體現。這部以對話為主的著名史書採用分門別類的方式，將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觀點編排為一本極便翻閱的手冊，被後世統治者奉為圭臬。作為全書綱領的首章《君道》，開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獨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節制自己的慾望以避免驕奢。此時《貞觀政要》還沒有面世，玄宗卻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齊之決心，符合了多數臣民對他的期待。
仔細觀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風格，我們確能發現“開元”與“貞觀”的某種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親型的統治者，他認為帝王的勵精圖治應體現在對於總體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與把握之上，而不應過多干涉本應由各級職能部門負責的具體事務。唐玄宗也不願介入具體事務，當宰相向他匯報關於一批中低級官員的任命問題時，他以默然不應表示不滿。太宗朝的政治決策過程比較透明，史官對君臣的討論過程據實記錄，諫官等得以隨時提出意見。高宗朝的密謀政治興起後，決策活動日益神秘化。及至開元年間，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復貞觀舊制，使得史官與諫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視。
玄宗君臣的努力，讓權力表現出對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遠離具體事務，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後、中宗時期，當政者為一己之私而進行的短期操作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運行蠻橫且沒有章法，其結果是政治秩序日漸紊亂。玄宗則採取一種比較克制的態度，使得一種能讓大多數官員感到穩定與安全的政治氣氛重新回歸朝廷。
唐玄宗還從太宗那裡繼承了重視經典與學術的傳統。太宗經常與臣子一起舉行文學化的宴會，君臣如詩友一般共相唱和，並由此構成一種儀式化的君臣交際形式。武後、中宗時代的宮廷文學活動更為興盛，但風格卻大相逕庭。一批工於詩文的文人以倡優形象進入宮廷，皇帝、皇后甚至妃嬪喜歡以裁判者的身份凌駕其上，更樂於看到他們為爭寵而爭風吃醋。
玄宗同樣喜歡有才華的臣子，但對他們比較尊重，“翰林學士”這個一度淪為吹鼓手的文士群體在唐玄宗時代開始發揮智囊作用；當他們在宮中連夜起草詔書時，玄宗有時會如朋友一樣去看望他們並賜予飲食。這個傳統為唐朝後期的帝王所繼承，翰林學士也從皇家的高級文化侍從變為帝國中樞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當七歲的神童李泌因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宮時，玄宗對其才華大為歎賞；但他沒有把這個孩子當做宮廷中的玩偶，而是將其送出長安這片是非之地並保障他專心讀書。很多年後，已成長為一位傳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後輔佐三位皇帝平定了兩次危及帝國生存的巨大叛亂，並通過建立包括大食、回鶻、南詔在內的國際聯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玄宗的知遇與培養，成為李泌報效其子孫的巨大動力。
在恢復“貞觀故事”的號召下，唐玄宗以撥亂反正的姿態，使得帝國的政治空氣從之前的緊張乖戾迅速走向寬鬆平和。在意識形態方面，玄宗重新確立了以儒為主的治國理念，不僅自己撰寫了《孝經》，還通過各種手段宣示皇帝與諸親王間“兄友弟恭”的和睦狀態。不過，他並沒有清算給予武則天統治巨大幫助的佛教，對作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樣尊崇有加。出入皇宮的，既有來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隱居深山、修煉長生之術的張果老一類人物。唐玄宗對於宗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但將某種宗教興趣推向極端卻不是他的本性，這一點與太宗頗為相類。
然而，“開元”絕不是對“貞觀”的簡單克隆。對於各種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確表示厭惡並明令禁止上報，玄宗卻不惜借用日食預報的失敗來證明君主的德行已經感動上蒼。從高宗時代開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讖緯意識重新發酵。漸漸地，人們對皇權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樂道。面對這樣的社會心理，玄宗君臣並不能免俗，其實他們對自然現象與政治更替的聯繫並不真正相信。玄宗與姚崇在開元初年圍繞“祥瑞”與“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實在是一種刻意的政治表演。我們由此能夠觀察到玄宗施政風格迥異太宗之處：為達目的而進行的變通較之對價值理念的堅持更佔上風。
賢主
作為中國歷史上賢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現出的理想主義氣質深合儒家的標準，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業似乎在於把來自實踐的政治智慧凝練成一種道德性的規範，並試圖為政治手段賦予超越性的價值含義，在保障君主行為有效性的同時去除虛偽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義治國，統治技術不是他關心的重點；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齡執政十餘年，一方面使海內晏然，另一方面卻沒有突出的政績可資紀念，被史家認為是達到了宰輔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對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興趣。高宗朝以來爾虞我詐的宮廷鬥爭比玄武門之變更為漫長險惡，使玄宗對政治的殘酷有著更為真切的意識。唐玄宗對確保統治牢固與帝國繁榮充滿強烈的慾望，他認定這些目標只有通過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實現。這種手段不僅表現為更為靈活但卻不那麼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體現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舉措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唐玄宗統治時期，財政經濟事務始終得到高度重視。當時私鑄錢幣之風非常興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錨泊的大船上開爐鼓鑄，驚濤烈焰，蔚為壯觀。玄宗向劣幣開戰，強令對市面流行的劣幣收繳重鑄，結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覆幾次後終覺難以推行。不過，帝國的財政基礎還是通過另外兩項措施得到了強化。第一項措施被稱為“括戶”，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種原因隱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寬宥政策與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他們重新登記戶口，恢復為國家納稅。第二項措施為改良運輸方式，以保障來自南方的賦稅與糧食能以較低的成本安全運到帝國的政治核心區關中與洛陽，具體辦法是把以運河為主體的運輸線分為數段，每段設置中轉儲備倉庫，根據各段自身情況選擇不同的運輸工具，化長途運輸為短途運輸，人稱“節級轉運”。
這兩個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財政精英的主導下得到順利實施，但因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為他們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稅收而非減輕民眾負擔，因此長期被後世冠以“聚斂之臣”的惡名。但正是通過他們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頻繁的對外戰爭以及長安城日益龐大的支出，玄宗也並不十分在乎他們是不是“君子”，因為現實的考量決定了皇帝必須倚重他們。
開元時代的另一項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員的選拔任用機制。唐朝雖然實行了科舉考試，但通過考試的人僅僅是獲得了做官的資格，是否能真正獲得一官半職還要經過另一輪選拔，即銓選。有資格參加銓選的還有另外三類人，即高級官僚的子弟、表現優秀的低級公務人員以及原任期已滿等待新職務的前任官員。隨著有資格做官的人越來越多，僧多粥少的情況愈發突出。
開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光庭在此前各項改革的基礎上借鑒北魏的歷史經驗改進選拔辦法，規定中下級官員任滿後不論政績如何必須立即停職，間隔數年後方能再參加選拔；如無犯罪等重大問題，一律向上陞遷，並根據此前的考課結果決定陞遷幅度。這個名為“徇資格”的銓選制度在不增加職位數量的情況下使得國家機器在事實上迅速“擴容”，從而把更多的官員預備隊穩定在體制內。此外，國家還根據需要創設一些特種考試科目，為那些不甘心論資排輩的才能優異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綠色通道。唐玄宗還命令中央官員與地方官員交流任職，從而鍛煉他們更為全面的政治能力，並對俸祿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開元以前，各級政府都有一筆名為“公廨本錢”的款項，政府以之為本金發放高利貸，以利息支付官員俸祿。唐玄宗下令將官員俸祿改從國家稅收劃撥，使得整個官僚體系的運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說以上的變化都發生於具體領域，那麼一項涉及政府運行方式的根本變革則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分職設官”是中國古老的政治傳統，每一項具體的事務都由專門的行政部門負責，國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員進入了某一崗位，他的職權邊界是具體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務不需他負責。此種制度可以說做到了“人人有事幹”，但卻無法保證“事事有人干”。制度規定的事務處理體系必須保持穩定，但社會和政治形勢千變萬化，很多新出現的行政事務往往不能迅速找到一個對應的職責部門，必須由多部門共同負責。一旦多個平行部門介入，配合就成為問題，難免出現推諉扯皮、職責不清的狀況，效率很難得到保證。
唐玄宗是一個務求實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體系因自身結構的制約而影響效率，一種名為“使職差遣”的制度被推廣開來。為了完成一項確定的任務，皇帝指定一名官員作為自己的代表全權處置，於是一大批名為“××使”的官員由此成為王朝統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這類官員稱為“使職”，他們官階可能很低，原本負責的事務可能與臨時承擔的任務沒有任何關係；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駕於體制之上的巨大權力，所有與之相關的官員都要服從他的調遣，這使得辦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職”集中在經濟與軍事事務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這個制度完成了諸如“括戶”與建立“節級轉運”之類的非常規任務，而駐守邊境的“節度使”則能更有效地調動各種戰略資源，由此取得邊境戰爭的一系列勝利。
“使職”本來是臨時性的，任務完成即行解職，後來逐漸固定化，並成為官僚機構的主體，甚至連宰相也使職化了。唐初規定，宰相由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集體擔任，但至玄宗時代，三省長官未經過皇帝特別授權已不能行使實際的宰相職能，而獲得授權者則可能是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使職差遣”標誌著中國古代行政體系的編制原則從以職能分工為中心走向以事務統籌為中心的新時代，這一點基本上為以後的宋代完全繼承。
如果說“貞觀之治”的出現更多的得益於唐太宗對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發展，那麼“開元盛世”的繁榮則根植於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斷創新。唐玄宗政治的現實主義底色也使得他總是對那些圓熟幹練、富於行政才能的官員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劍”的宰相李林甫雖然聲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個能幹的政府領導者，在處理複雜事務方面具有旁人難以揣測的老辣與周到，致使素懷不臣之心的安祿山對他也十分忌憚。正統歷史學家喜歡將唐玄宗的成功與一系列“賢相”的輔佐聯繫起來，但這些“賢相”中的許多人並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識形態的期待，精明的政客與富於手段的實幹家才是他們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們一起，開創了開元時期的繁榮局面。
創新
唐玄宗對於創新治理手段的熱情不僅推動了國家的繁榮，還導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這為後世學者認識唐帝國的運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獻。但學者們發現，有些典章中記載的制度顯得過於完美，以致令人懷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執行。通過對敦煌文書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統研究，越來越多的證據開始支持這種懷疑。以均田制為例，歷史上最為完備的均田制度成文於開元末期。這份文件詳細規定了一個自耕農如何從政府那裡獲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歲後予以收回並重新分配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細節。但在事實上，當時政府已沒有足夠的田地可以分給農民，均田制已趨於崩潰。唐玄宗時代制度文本與現實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麼信息呢？
帝制中國的各種制度在秦漢時期發展已到一個十分完備的階段。在其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複雜的歷史進程催生出一批更為實用、更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來自遊牧部落的習慣引入其中。但是秦漢制度並未廢除。久而久之，新、舊、胡、漢制度相互疊加，形成一種特別複雜混亂的局面。以官名為例，南北朝後期就形成了職事官、散官、勳官、將軍號等幾套互不統屬的系統，其淵源各異，內涵不同。
從西魏北周時代開始，中國西北部的政治家們開始率先對制度進行整合；及至隋朝統一全國，此種整合已初具規模。唐代繼續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為核心的政治體系運作得十分有效，職事官、散官、勳官等官名體系被集合在官階制度下，成為標誌職權、資歷、功勞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號系統。但唐玄宗對此似乎並不滿足，他下令由宰相領銜編寫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書。這部書將玄宗時期的所有體制內官名囊括其中，詳細考證了每個官名的歷史演變，並標明其現在的職權、品級等各種內容。史學家對《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視，將其視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書，但又對它的編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大唐帝國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認為《唐六典》是一部“禮書”、一部儒家經典《周禮》的唐代版本。
《周禮》一書據說是反映了西周時代的職官制度，現代學者多數相信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記錄。這部書把諸多官職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統，為每個官職賦予了一種超越實際政治功能的神聖意義。唐玄宗顯然是要把這種神聖性引入到唐代的職官制度之中，但卻使編纂者們感到萬分為難。唐代官制在結構上與西周的六官系統沒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組織原則是經過現實政務運作的無數淬煉後形成的最優結構，本來就不是為了體現某種先驗的政治理想。在更換了幾任主編者後，《唐六典》由李林甫領銜完成，最終採用了以尚書省六部附會周禮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們在這部書中，卻很難看到開元時代新出現的那些最有意義的變化；作為其論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與帝國政務的實際運行狀況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後，《唐六典》勾畫出的政治理念打動了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決心以這部唐玄宗時代的政治經典來整頓北宋的政治秩序。不過有趣的是，當時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發揮實際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時代發達起來的“使職差遣”系統。
唐玄宗的編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來。雖然唐玄宗對於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興趣，但不妨礙他通過制度建設去追求一種富於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這種秩序感具有強烈的形式主義色彩，與玄宗皇帝作為藝術家的浪漫氣質息息相關。他還下令編纂了《大唐開元禮》，儒家的禮經從此不再直接指導大唐臣民的禮儀活動，一切都要以《開元禮》的規定為主。唐玄宗晚年益發喜歡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地方釋放這種秩序感，例如改“年”為“載”，改“州”為“郡”，背後都有一套煩瑣而精緻的說辭。但無論如何，唐玄宗龐大的典章編纂計劃成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來源，許多後來人正是通過這些紙面上的精緻文字來想像一個也許並不那麼絢爛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於他營造的政治秩序感中，這使他對待實際政務的現實主義態度逐漸失去理性的指導。玄宗從未像唐太宗那樣把“節儉”內化為君主的行為規範而僅是一種政治策略，這導致他在局面穩定後迅速走向奢靡。對宰相的信任變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導致了李林甫、楊國忠的長期專權。“使職差遣”的推廣雖增加了政府的效率與收益，但並未建立起相應的監督與制衡體制，其惡果之一就是節度使職權的迅速膨脹並逐漸軍閥化，這為其後安史之亂的爆發與藩鎮割據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巨大的繁榮與一夕而至的巨大災難，這是唐玄宗時代留給後人的巨大感慨與疑惑。然而如果我們將目光移至更為廣闊的時段之中，玄宗時代不僅在唐王朝的歷史中具有轉折意味，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整體進程同樣如此。在他之前，中國古代文明在經歷了近三百年的分裂與戰亂之後浴火重生，秦漢時代質樸有效但也冷酷森嚴的政治與社會形態已經遠去；在他身後，印刷術開始普及，能夠識字讀書的人益發增多，科舉制的不斷完善擴大了社會的流動，國家對民眾的直接控制開始放鬆，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
總而言之，越來越多的新情況、新事物在唐代不斷湧現，統治者僅僅靠總結過去的經驗已難於應付。唐王朝在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劫難後還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時間，玄宗時代治理手段的創新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如果再考慮到北宋與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連續性，這種創新的超前性就更為突出。然而，唐玄宗對理想秩序的追求沒有促使他為新創造的治理手段尋找到一套精緻的意識形態解釋，而是使他執著於對既有制度進行詮釋與提升，並展現出相當的復古主義傾向，其結果是使唐代制度成為後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後果則顯得益發複雜了。
唐玄宗是一個擁有巨大人格張力的帝王。在他的時代，君主個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風格仍可對整個國家產生深刻的影響，在開元之治的絢爛中便同時浸潤著藝術家的浪漫與現實主義者的精明，而這兩種色彩並不總是那麼的協調與融洽，甚至也會暈染出巨大的陰影。身處歷史的變動時期，唐玄宗的人格張力已超越了他的時代而深深嵌入了歷史的進程，並在他身後更為長久的歲月裡以一種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態發揮著巨大作用。玄宗之為玄宗，庶幾在此。
范仲淹臨危受命
文 | 趙健
慶歷年間，北宋已經立國八十多年，各種社會問題開始暴露出來。范仲淹總結當時的情勢說：“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敵人驕盛，寇盜橫熾。”
首當其衝的，是冗官問題。所謂冗，一是人數眾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舉考試錄取規模空前擴大，通過科舉就可出仕為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給了宋代讀書人出人頭地、揚名立萬的美夢。但是，這也造成官僚隊伍的繁冗叢沓。此外，天水一朝對官僚特別是高級官僚格外優待。恩蔭制度，即貴族和高、中級官員子弟可以免試做官，也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據學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種名目恩蔭補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舉取士的人數，也不過約360人，恩蔭補官的人數竟超過了科舉取士的人數。每年有如此多的人進入仕途，遠遠超過了當時官僚系統的自我更新速度與容納能力。
與官員眾多並存的是官吏素質堪虞，這其實是歷朝的通病。立國既久，官僚陞遷制度已經嚴密與程式化，陞遷與否，多數情況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與政績關係不大。於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場中瀰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理佔據主流。真正憂國愛民者想有一番作為，反而會招致同僚非難，甚至排擠。一些重要的管理職位，如刺史、縣令之類，也可以靠熬年頭、憑資歷獲得。這種情況導致“不肖混淆，請托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歐陽修曾舉出兩個極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鍾祥）知州王昌運，年紀大了，且身體有病，腿腳不利索，連走路都很困難，每天去辦公得靠兩個人扶著，就這樣顫巍巍地還堅持了三年。“三年之內，州政大壞”。繼任郢州知州的劉依，也是七十多歲了，“昏昧不堪”。歐陽修任滑州通判時，寄居在滑州的劉依幾次來看望他。每次都問：“中書有一個姓王的參知政事，叫什麼名字？”一個知州，連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這也算了，三四次問過就忘，其為政情況，簡直可以不問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為，還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從開國以來，直到慶歷年間，官吏的俸祿一直沒有增加。隨著物價水平的上升，中下級官僚的生活日漸窘乏。同時，隨著官員數量的不斷增加，中下級官僚一任結束，通常並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著騰出職位來，即所謂“守選”“待闕”，做官也是斷斷續續。沒有職位就沒有俸祿。本來俸祿就鮮薄，難有積蓄，又不能持續供應，使得很多“守選”“待闕”的官員“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計撈錢還債。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難還不止於此。寶元二年（1039），宋夏戰爭爆發，延至慶歷二年（1042），北宋政府損兵折將，為曠日持久的戰爭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戰對物資的要求，最終都得轉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負擔。在如此局面之下，農民、士兵起義風起雲湧。慶歷三年五月，京東路沂州(今山東臨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倫領導下起義。同年，陝西大旱，商州(今陝西商縣)農民一千多人，在張海、郭邈山等人領導下起義，活躍於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員紛紛逃竄。駐守光化郡(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興率領下嘩變，與起義軍互相配合。內憂外困，版圖震盪，大宋朝廷已經到了必須改弦更張、變法圖強的時候了。
慶歷三年（1043），當西北的狼煙已經暫時熄滅，北宋與西夏正在討價還價，準備媾和之際，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戰爭中表現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韓琦一班人，把他們調到中央，出任宰執，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負人望，早年任職開封府期間，就因為“明敏通照，決事如神”，被京師老百姓稱頌：“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一時間，宇內矚目，希望這群君子能夠刷新政治，興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貶謫後提拔的官員。范仲淹被貶謫，當然不是因為貪污腐化、為非作歹，據當時的一些官僚說，是因為“朋黨”。翻譯成我們熟悉的話語，就是搞宗派主義。
范仲淹能獲得這頂大帽子，是與他的大膽與人望分不開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書指責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而呂夷簡反依仗權勢，指斥范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結果，范仲淹被貶出京。曾為范仲淹鳴不平的余靖、尹洙、歐陽修也遭貶逐。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讚揚不當遭貶的諸位為君子，痛斥諫官高若訥不能秉公力爭。這篇文章影響相當大，“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開封，買了帶回現在的北京，還造成了較大影響。就是景祐三年的這次鬥爭，挑起了北宋曠日持久的“朋黨之爭”。
但是，范仲淹從政以來在中央，在地方，特別是在西北戰爭前線的耀目政績，已經將“朋黨”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經暫時把這個事情拋到腦後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慶歷三年九月，臨危受命的范仲淹應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點改革主張。上書雖是出自范仲淹之筆，但其中的改革思想與措施卻是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的共識。所以《答手詔條陳十事》是慶歷新政的施政綱領。這些措施的絕大部分經過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詔令的形式次第頒佈施行。
這十條措施分別是：（一）明黜陟。改變只重資歷、不問實績的官員晉陞機制，以“約濫進，責實效”，以期政事修舉。（二）抑僥倖。對恩蔭加以時間等條件限制，不允許官僚為子弟“陳乞館閣職事”。“館閣”主要是藏書機構，並不是位高權重的機要位置，但時人認為是儲才之地，“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不可輕授。通過抑制恩蔭數量與職位，“革濫賞，省冗官”。（三）精貢舉。改變“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即要求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興辦學校，注重教育。（四）擇官長。通過層層薦舉的方式，選擇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五）均公田。在外為官者，給予“職田”，彌補俸祿之寡，使其生活“豐足”有保障，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六）厚農桑。因地制宜，興修農田水利，抵禦自然災害，發展農業生產。（七）修武備。面對邊防緊張、重兵戍邊的形勢，面對冗兵耗費國家大量錢谷的事實，發展民兵，平時生產，冬閒訓練，寓兵於農。（八）減徭役。精簡合併機構，減少百姓“義務勞動”的時間。“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九）覃恩信。赦書內宣佈的恩澤，即政府的各項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嚴格執行。（十）重命令。改變過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理順各類規章捍格抵牾的關係，對有法不依的官吏給予嚴懲。
錢穆先生總結說：“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為澄清吏治，范仲淹親自審察地方官吏才幹，尤其重視對負有監察州縣之權的“監司”長官的沙汰。范仲淹還派出按察使到各地進行按舉，他任命的提點江東刑獄王鼎、轉運使楊紘、轉運判官王綽就因為競相揭發官吏的“至微隱罪無所貸”，惹得當地官員怨恨不已，將三人“目為三虎”。事情傳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興了。
從整頓吏治下手，無疑是啃硬骨頭，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組織者對此應是瞭然於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歐陽修曾對仁宗上書講了這樣一番話：“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而這擔憂，卻一語成讖，不幸言中。
與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眾口呶呶，聲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異，彼時改革的反對者直接指責慶歷新政具體措施的言論並不多。這其實不難理解，新政是拿官吏開刀，利益受損的，首當其衝的是各級官吏。他們的內心，肯定是以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看，還是從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視角觀察，都是無可指摘的，是正確的。除反映個別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擾民問題外，利益受損的官吏無法也不能公開表達不滿。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們既不能公開反對，便另闢蹊徑，從人事下手，步步為營地對新政組織者與支持者進行打擊。封建社會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之事了。
於是，接連發生了幾次針對范仲淹一派成員的人事鬥爭。
就在范仲淹上書改革的同一個月，發生了滕宗諒事件。滕宗諒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在當時，稱為“同年”。這本已是時人很看重的一種社會關係，而韓、滕兩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諒得以在西北前線任地方官“知慶州”，就是范仲淹推薦的結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發滕宗諒先前在涇州任職時，“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在中央，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仁宗覺得負責紀檢的人員有些小題大做，便說：“邊帥以財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謂李牧故事，是戰國時趙國守邊良將李牧不惜錢財，厚遇戰士，“以結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還是派人調查此事。
事情其實並不複雜，但滕宗諒怕連累他人，把相關記錄文件給燒燬了，這下就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賬了。圍繞這件事，范仲淹與負責監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雙方互不相讓。最終，在慶歷四年正月，滕宗諒還是受到了處罰，被降級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遠的岳州。於是就有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岳陽樓記》中的“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諒的字。
滕宗諒是范仲淹的好友與同黨，在范仲淹整頓吏治之初，就有人對其發難，翻出莫須有的陳年舊賬，居心昭然若揭。陰謀者認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會對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維護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會與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的人事整頓形成鮮明對比，最終隱隱地指向一個“黨同伐異”的罪名。
慶歷四年六月，正當范仲淹、富弼“日夜謀慮”，推行“慶歷新政”的關鍵時刻，被罷黜樞密使職務的夏竦，用極其陰險卑鄙的手段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栽贓。
夏竦被罷免最高軍事長官之職，心中當然不無失落。而著名的理學家石介卻拍手稱快。夏竦的發難就從這位石介先生開始了。
石介曾寫信給富弼，勉勵他們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兩人是千古並稱的賢臣良相。夏竦出於對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裡模仿石介的筆跡，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與西漢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湯的孫子太甲開始荒淫，就把太甲關在宮裡讓他反省，自己處理政事。後來看到太甲改悔，才將政權交給他。而霍光在無子的漢昭帝駕崩之後，迎立漢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但27天之後就以淫亂無道的理由報請上官太后廢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議後決定從民間迎接武帝曾孫劉病已（後改名劉詢）繼承帝位，是為漢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廢立天子之事，後人將他們合稱為“伊霍”。這簡直是勸說富弼等人廢掉皇帝，另立明君了。為了將罪名坐實，夏竦還指使女奴偽造了石介為富弼起草的廢立詔書。然後散佈消息，把謠言傳到仁宗耳朵裡。
皇帝趙禎向來耳根子軟，面對流言蜚語，面對一班元老重臣的鑿鑿之言怎能無動於衷？更為重要的是，“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范仲淹一夥在波詭雲譎的鬥爭形勢面前，退縮了。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陸續離開中央，標誌著改革派的下台，預示著整頓吏治、懲治腐敗的慶歷新政的全面失敗。
這年年底，之前不遺餘力彈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發動了對革新派的最後一擊。農曆十一月，進奏院的劉巽、蘇舜欽拿賣廢紙的錢辦酒會，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尋歡作樂。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員，藉著酒勁，寫了《傲歌》，對讀書人的神明——聖人周公與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終與會者被貶。蘇舜欽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薦的人，這次“奏邸之獄”，使改革派在人事上、聲譽上遭到很大打擊。事後，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說：“吾一舉網盡之矣！”
慶歷新政為何失敗
慶歷新政的失敗，原因很多，最明顯的一條，是仁宗的動搖。我們對比一下二十多年後王安石發動的那場“熙豐變法”，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差距。王安石變法推行後，“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眾，而神宗信任之益堅”。王安石甚至提出了驚駭時人耳目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來說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時人都承認，王介甫得君之專，無與倫比。
相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黨”之議甚囂塵上，就疑神疑鬼地終止了改革。這固然有兩位皇帝性格上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兩位帝王在兩場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慶歷新政的領導者是范仲淹，熙豐變法的領導者是宋神宗。神宗不僅是“大有為”的實際發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兩場改革面臨的阻力也不同：熙豐變法中，反對者所指摘的多是改變政策法令帶來的問題，矛頭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慶歷新政中的反對派，矛頭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體內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黨”問題。
人治條件下，人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非但制度規則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執行，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從吏治下手，可以說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條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來保障，也不可能發動群眾進行監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寶壓在人的身上。這人，一是下邊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於對改革派人品與名望的信任，面對負面反饋，尚能容忍。但隨著改革的展開，特別是人事調整大刀闊斧地進行，宣稱范仲淹等人“朋黨”的聲音不絕於耳，整個官僚集團騷動不安，這不能不讓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趙宋政權是靠軍事政變得來的，對臣子的防範遠大於對外敵的擔憂。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主用心，常須謹此。”作為太宗的賢孫，宋仁宗趙禎是不會忘記這個教導的。
此外，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問題。
一是涉嫌“朋黨之爭”。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韓琦、富弼先後被任命為執政，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人並為諫官，過去所謂的“范黨”皆在朝廷。此外，作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於朝。而范黨的政敵呂夷簡、夏竦則被先後罷免宰相、樞密使之職。形勢似乎一片大好，積極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著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慶歷聖德頌》，其中有“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之句。范仲淹對石介的作為，惱火不已。
壞事的不僅是石介，歐陽修也因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實。面對朝廷中“朋黨”的指摘，面對皇帝對朋黨的深深警惕與不安，慶歷四年四月，歐陽修企圖重新定義朋黨的概念，以解開皇帝的心結，以堵悠悠眾口。在上呈給宋仁宗的那篇《朋黨論》中，歐陽修指出，朋黨自古有之，只不過有君子之黨，有小人之黨。仁宗皇帝觀此奇文後，滿腹狐疑地問：“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回答說：“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
這無異於全盤接受了反對者的指責，承認了朋黨的存在。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是當仁不讓地以君子自居的，那顯然，任何不與之黨附的人，都不得不屬於小人。這種高擎起兩桿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變相地將所有人群分類歸的做法，客觀上顯然鼓勵了士大夫的結黨。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黨”的標籤，也未必不是空穴來風。
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個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這種猛烈，既表現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也反映在推行的過程中。
從減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葉適說“惟明黜陟、抑僥倖，最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覺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應該先易後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後庸人之重害，庶幾讒間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曾國藩1870，烈士暮年
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霉爛味道”。那麼，赫德知道麼？那個右眼微瞇、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賢”，也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了二者，並成為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1870年7月2日，農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恐激起大變”；並表示，“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但自從咸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5月16日，他的日記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慼慼，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覆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一應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歷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對於身後諸事，他事無鉅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份遺囑裡，後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家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這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一個老年的農夫，一種尋常的鄉紳形象。似乎，在組建湘軍、平定叛亂、出將入相、一生功業已達極致之後，這個青年時曾以“內聖外王之業”“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傳統士大夫，這個師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後一個聖賢”，已經回到了他最初的來路。他蒼老的目光，似乎僅限於自身、子孫和遙遠湖南鄉下的那個龐大家族。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後，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一時之間，“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國聞週報》，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麼，這份引發了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的奏折，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在這份奏折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後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了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里的範圍內，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麼，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在混淆是非、吃裡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證，並進而引發了教案。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為，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麼理屈之處。他為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麼，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麼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沖沖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只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後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風度和武功：“神氣凶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裡，他遭遇了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燬了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折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徵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捲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了這麼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於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後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致使人不忍聞”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了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於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了眾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為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為了治病，但信教之後，堅持不肯回家，“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遭遇了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屍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後，“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各懷恚恨”了……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折完整面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那麼，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一邊倒地被認為是“賣國”。問題在於，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對這個被認為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稿?曾國藩傳》）的當代聖賢，朝廷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於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裡，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衝突。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訢、寶鋆、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而以奕、李鴻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於國門之外……
她遲遲不肯表態；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進行大辯論時，她還欲擒故縱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這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裡，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僅要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她還要曾國藩為她承擔起“理”“勢”對立，“戰”“和”兩難的代價。為此，她將那份奏折發抄朝野、公諸天下，這麼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這也不是什麼畫蛇添足之舉，這麼做，只會有一個結果：一方面，讓洋人看到曾國藩辦事之難、態度之毫無保留，從而見好就收；另一方面，對遠道而來、旨在通商和傳教的洋人來說，被徹底激怒的民眾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而並不“持平”、沒有隻言片語辯護的奏折，正適以火上澆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測的心中，她還有著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使他在喪失湘軍勢力之後、“清望”和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個長袖善舞、讓人一言難盡的女人。自從執掌這個國家，她就不間斷地感受著種種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不僅是“理”和“勢”的對立、“戰”與“和”的兩難，還有“內輕”和“外重”的失衡、“中體”和“西用”的糾纏，以及作為少數部族卻統轄這個國家的先天不足，身為女人卻“牡雞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順之處……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還包括著人心、社會、民族、深宮、權力格局與文明演替的種種緊張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她開始了此牽彼制、翻雲覆雨的權術生涯：1861年前後，幾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國藩的湘軍嫡系之外，製造了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旁支，以及李鴻章的淮軍勢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側擊、恩威並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與她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訢，而伴隨著“師夷長技”之洋務運動的興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清流”勢力，以避免東南督撫們成為國家與社會主導力量……
在十年的歷練之後，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嫻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於天津教案，而且表現為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麼都考慮到了，唯獨沒有考慮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裡，她處處是贏家，唯獨輸掉了這個國家。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了……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眾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心。或許，不久後自甘沉淪、餘生碌碌的奕訢，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後，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下，面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後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曾國藩“以程朱為歸依”；出辦湘軍後，“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為意，“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這個說法，後來廣為流傳、普為人知。然而，它依舊拘泥於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歷程背後，不僅有著他始終不變的儒家本色，還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啟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著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赤誠、披肝瀝膽對比，不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他湘潭首捷之後，大學士祁雋藻這麼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裡，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他為此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形單影隻，“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後，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義，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了處處變通、時刻夾雜著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奪安慶、破天京的歷程中，他次次推首功於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為善，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於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為都與社會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並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著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體察。他由此成為一個戴著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聖賢。
一個時代，就這麼改變著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後，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面傾注了太多的心力，這就注定了他要被時代所局限；他成為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彙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局限和狹隘……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賢，但他不僅是最後的聖賢，也是最不起眼的聖賢。正如風雷激盪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會，只能造就這麼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後來賴以傳世的《家書》《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家人物，只不過青年為“士”、中年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回歸罷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
無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筆都讓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後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詞彙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
比如懲治兇犯。7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與曾國藩會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責任的要求面前，他均無異議。但他強調，在確認兇手方面，該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群忿齊發，聚若雲屯，去如鳥散，斷不能判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個讓羅淑亞、羅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見：他說，“擬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麼，中國官府也處決20名案犯好了。
這種東方式的自我懲罰，讓人想起廣漠鄉土裡的宗族械鬥。對此，羅伯特?赫德談到，他“似乎是在一個祠堂裡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羅淑亞時，曾國藩日記記載，“辭氣尚屬平善”“無十分桀驁要挾之象”。然而，僅僅兩天以後，因為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上下其手，羅淑亞驟然翻臉，他要求賠銀50萬兩、處決全部兇手，並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和直隸提督陳國瑞。他並訴諸以戰爭威脅：倘若十日內不予回復的話，“已駛抵紅海的法國第三艦隊，以及已起航的英國加爾各答艦隊，將炸平天津，進攻紫禁城”（莫爾斯?巴勞，《中華帝國國際關係》）……
對此，除了就事論事，曾國藩什麼也不答應：他同意將張光藻和劉傑“交部議處”，但這只因為教案前夕，他們曾張貼佈告，宣稱有兩名人販子“受人囑托”、從而助長了謠言的可信度；他們應為此負責。但他們的刑罰不應該是殺頭。曾國藩說，倘若法國人進一步逼迫他，他將“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於此？10月5日，當張光藻、劉傑被發配到黑龍江“效力贖罪”時，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後，他又多方張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家屬。據說，在他們前往滿洲前夕，曾國藩與他們促膝長談，而他們也不怨恨曾國藩……
更加讓人目瞪口呆的，還在後頭呢！9月18日，在判決馮瘸子等15名案犯後，曾國藩急急奏報，其中一個叫“穆巴”的案犯，系屬誤判，“（但）又抓獲范永一犯，自承殺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當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體處決後，曾國藩或擔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產生了憐憫之心，他決定賠付每家撫恤銀五百兩……
凡此種種，無不讓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霉爛味道”。那麼，赫德知道麼？那個右眼微瞇、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了二者，並成為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他的轉折從1860年開始。此前，廣州入城紛爭初起時，他遙為議論，“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為富；兵強者，以人眾為強……英夷土固不廣，來中國者人數無己，欲恃虛聲以懾我上國”；他並且預言，“此次角鬥，彼必不能堅守”。如果說這些論調折射了他和眾多士大夫的相近與相似的話，那麼，不久後一連串的殘酷事實，則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火燒圓明園時，他“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北京條約》簽訂後，他“閱之不覺嗚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記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起，念（夷人）縱橫中原……為之憂悸”（《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這一年，胡林翼視師安慶，為西洋輪船而“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據說，臨死之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天要變了”；而十幾年以後，他的學生李鴻章則以“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夷禍……
隨即，他駐節東南、應酬洋場。在這裡，他目睹了光怪陸離而又自成一體的西方情態：不僅西洋開花大炮讓他“驚心動魄”，上海失陷期間，洋人曾“代收”關稅七十餘萬兩，此時如數交還，這個手筆讓他大為感慨。他說，“彼雖商賈之國，而頗有君子之行”“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開始迥異於前代聖賢的生涯：他設立安慶軍械所、創辦上海機器局、翻譯多種西方書籍、派遣幼童“出洋學藝”……他希望以西洋的技術，護衛他所熱愛的文明；他說，“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他甚至產生了“海上爭雄之志”，他說，“未敢遽問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一條漸行漸遠、無法再回頭的長路：為了造船制炮，他必須引進“製器之器”；上海機器局落成後，“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換而言之，伴隨西方物器滾滾而來的，是聲光電化、“製器之所以然”；以洋槍裝備淮軍後，他曾經讚歎，“余平生所見步隊不逮此遠矣”，然而，這樣的軍隊卻必須“純用洋人規矩”操演；在幾艘輪船下水前夕，他已經意識到，“船成之後，仍需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
從船炮、“製器之器”到操演規矩、營制，西方文明就這樣水銀瀉地般滲透著。又何止於此？不僅船炮、“器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後的人心與社會也如此。“中體西用”從來是個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為它迴避了“體”與“用”的互為聯繫、“道”和“術”的彼此作用。而這種聯繫與作用一經展開，它必將裹挾一切：正如後來中國人所親歷的那樣，在器具變遷之後，是觀念之變、社會之變、政體之變和“道體”之變。在這個意義上，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倭仁，無疑更有先見之明，他一開始就反對同文館的開辦；而幾十年以後，梁啟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則說出了這段歷史的關鍵……
或許，曾國藩也隱約感覺到了這一點？史料記載：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於經史”。
李鴻章1895，窮途末路
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建，晚年洋務，在接近生命的終點之時，這位垂暮老者再難有發奮之舉。更何況，在歷史的大賭局中，他輸得身敗名裂。他只能將再造國家的希望寄托於更為年輕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歲高齡的京劇名角劉趕三在北京一家戲園登台獻藝。劉趕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諢的功夫了得之外，還以敢於嘲諷權貴，抨擊時弊，廣為人推崇。就在劉趕三在戲台上表演時，突然想到時下的國恥，便即興來了一句台詞：“拔去三眼花翎。”
這明顯是一句嘲罵當朝重臣李鴻章的話，當時，割讓台灣、遼東，賠款2萬萬兩的消息傳來，舉國憤慨，朝野沸騰。李鴻章一下子成了全國的公敵，彷彿不責罵李鴻章就不愛國似的。大大小小的報紙上擠滿了他的照片，要求懲辦李鴻章的奏折則雪片般飛向光緒皇帝的案頭，而更有許多人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暗殺李鴻章，以“雪奇恥大辱”。在不斷地經歷戰敗求和的屈辱之後，整個民族很容易感染上這種急切“雪恥”的情緒。
這一句即興發揮的台詞裡，“三眼花翎”成了無盡的羞辱。而在此背後，不僅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極而衰的個人命運，也是整個國家改革努力的失敗。
三眼花翎
李鴻章的“三眼花翎”得來時間並不長。1894年，慈禧要過六十歲大壽，剛過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將一班大臣都加官進爵一番，以示普天同慶，於是，李鴻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榮譽。“三眼花翎”，對漢人來說幾乎是至高無上的尊榮，之前只有滿族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即便是他的恩師曾國藩也只是獲授過雙眼花翎而已。這一刻，李鴻章達到了一生功業的頂峰。
而為了這一刻，李鴻章幾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僅20歲的李鴻章離開家鄉奔赴京城準備參加來年順天府鄉試的路上，李鴻章寫下了10首《入都》詩，後來廣為傳頌。他懷著報效天下的強烈願望寫道：“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儘管李鴻章第一次科舉並未考中，但在這些詩句裡，一種氣宇軒昂、縱橫捭闔的氣概已是噴薄而出。
曾國藩見到少年李鴻章時，這樣評價：“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後，不管是在曾國藩幕下出謀劃策，還是獨當一面平發平捻，李鴻章的才能、謀略都顯露無疑。為官之路上，李鴻章左右伸張、如魚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建，晚年洋務，一路扶搖。”
像傳統儒學所要求的官員的樣子，李鴻章在仕途上青雲直上的同時，也常常肩負著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當時兩次鴉片戰爭的失利，已給這個民族帶來了深徹的恥辱與災難，而國內又逢太平天國起義、捻軍作亂、匪盜四起，一時這個危機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當時李鴻章在給朋友的信中感慨道：“書生們空談誤國，實在可歎。外國猖獗到了這個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國家富強，中國何以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