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族今安在
被辛亥革命直接改變了命運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們本是天朝貴胄，國家統治集團，但辛亥之後，他們只能退出歷史舞台，忘情於江湖，寄情於山水，或者逐漸解脫了皇族的身份束縛，更姓易名，過著平民生活。
溥儀與載灃
按皇室優待條例，民國政權同意大清國繼續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宮中，因此進入民國之後的中國，有一道亮麗的風景：民國政治家或在議會中進行和平辯論，或在疆場上繼續廝殺，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國依然存在著，宣統帝溥儀依然在那裡稱孤道寡，繼續宣統紀年，仍有內務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機構，許多遺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賞為榮譽。民國政府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清廷給予禮遇和尊重，無奈溥儀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張勳挾持下宣佈復辟，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給趕下台。以此理由，馮玉祥於1924年11月將廢帝溥儀趕出紫禁城，一個皇朝就這樣淒慘終結。
溥儀後來還主動或被動介入一些政治運動，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偽滿洲國”總統。1945年被蘇聯紅軍抓獲，被定性為戰犯，在蘇聯被監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復公民權利，被安置在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儀一生結過四次婚，有五個女人，但由於身體原因，溥儀並沒有留下任何“龍種”。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這樣無疾而終。
宣統小皇帝是因為光緒帝無所出而過繼繼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後，光緒帝這一支其實也就結束了，剩下血脈最近的皇族當然是光緒帝的弟弟，即宣統帝的父親攝政王載灃。
1908年11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內相繼去世，他們在彌留之際將大清國交給了載灃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載灃的兒子溥儀繼位為宣統帝，而王朝的實際權力由載灃以攝政王監國的名義代為處理。根據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擁有最後否決權，而攝政王監國擁有日常事務處置權。
武昌起義爆發後，載灃在各方面壓力下請辭攝政王監國，以醇親王名義退歸藩邸。清帝退位後，載灃更為低調，從不參與復辟活動，只求民國政府遵守皇室優待條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與安全。所以他不願參與張勳復辟，也反對溥儀後來跟著日本人混。
與政治上低調不同，載灃在生活上還是比較潮的。他是清朝遺老遺少中最先剪去辮子的人，最先穿西裝用電話、電燈，用汽車的人，他為此受到一些守舊者的抱怨或謾罵，但皇族後裔受他的影響，許多人的思想發生了積極改變，從原來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貴族逐漸變成融入社會的人。
載灃兒子一系
載灃1928年起幽居於天津，後來遷居東北，1951年初病逝。載灃有三個福晉，生有四個兒子七個女兒，長子溥儀、次子溥傑、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長女韞英、次女韞和、三女韞穎、四女韞嫻、五女韞馨、六女韞娛、七女韞歡。
溥傑生於1907年，為溥儀的同母弟。或許是因為皇族的原因，溥傑雖然成長於政治動盪年代，但仍多才多藝，精習書法、詩詞，為海內外知名書法大家，自成一體。其少年時代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35年回東北，任“偽滿洲國”宮內府侍從武官。1945年二戰結束，被蘇聯俘獲。1950年被移交回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60年獲特赦。20世紀80年代任全國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風光的時候。
按照乃兄溥儀的規劃，溥傑應該與一個滿洲女子結婚，以保持皇族血統純正，但這一點並沒有實現。1937年，溥傑與日本皇族姻親、嵯峨家的女兒結婚，生有兩個女兒。長女慧生因感情問題於1957年自殺於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現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們共育有五個子女。
溥倛是載灃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歲時早逝。
載灃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於1918年，自幼習舊學，1947年在乃父載灃支持下，利用醇親王府舊宅開辦了一所學校，自任校長。1949年後將學校捐給政府，自己以教師身份繼續為這所學校服務，直至1988年退職。後從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長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嵐；長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鰥居的溥任與張茂瀅結婚。張茂瀅出身名門，其祖父為張翼，張翼因開平礦權糾紛而成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金毓嶂算是載灃的長孫，生於1942年，1968年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礦局第二地質隊工作。1985年回京，後因其身份擔任北京市政協常委等。金毓嶂有一個女兒金鑫，生於1976年，大學畢業後從事電子產品方面的工作。
金毓峑也是專業人才出身，為北京工業大學環境科學、大氣污染治理方面的專家。
金毓嵐為中學語文教師，教書只是他的副業，他的人生興趣據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畫、瓷器、文房四寶等。
金毓琨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學老師；金毓珵為北京市第二毛紡廠退休工人。
載灃女兒一系
載灃的大格格韞英，生於1908年，成人後嫁給郭布羅?潤良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闌尾炎，因家人不信西醫，耽誤診治而不幸病逝。
二格格韞和生於1911年，其哥哥溥儀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師傅鄭孝胥的孫子鄭廣元。他們一直跟隨溥儀在東北生活，二戰結束後，二格格一家狼狽逃回北平。1949年後，鄭廣元就業於北京郵政局，任建築師，後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二格格當上幼兒園負責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
三格格韞穎的婚姻由其父母包辦，嫁給了婉容的弟弟潤麒。韞穎後來當上了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常委，其夫君為全國政協委員。
四格格韞嫻由溥儀做主嫁給了其同學趙琪。趙琪在1949年前後去了台灣，他們在長達34年的時間裡沒有任何聯繫。1982年，趙琪方才有機會回到北京團聚。
五格格韞馨由兄妹介紹，與萬嘉熙結婚。萬嘉熙為清廷故臣萬繩之子。萬嘉熙1949年之後被安排在北京翻譯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門義和飯店當出納，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
六格格韞娛生於1920年，自幼愛好繪畫，且有機會臨摹宋元名畫，對清代惲南田的沒骨花卉尤為欣賞，後專攻惲派技法，有所創造，自成一系，設色淡雅，富有生意。她於1982年病逝。
七格格韞歡生於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條路。七格格先是在競業學校當辦事員，後為教師。她還是皇府中第一個自由戀愛的公主，其夫君喬宏志為中學老師，於1960年心臟病突發病逝。七格格後為崇文區政協常委，2005年去世。
慶親王一系
清廷皇族1911年之後，另外比較重要的一支應該算慶親王一系。慶親王雖然是皇族中比較遠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親王之後最有權勢的王爺，也是最具國際視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信任。
庚子國變後，慶親王繼續掌管大清國的外交。幾年後，當光緒帝即將大行時，這個慶親王又被指派去視察皇陵修建工程，等慶親王出差歸來，小皇上又繼位了，一切都結束了。
慶親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決策之外，然而或許慶親王真的是一個實力派，所以清廷對他的使用好像並不歧視。攝政王籌組第一屆責任內閣時，還是很坦然地將慶親王推到前台，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不過，最蹊蹺的是，慶親王對這個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請辭，還在後來的御前會議上坦然建議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動退位，贊成共和，化被動為主動，為朝廷贏得體面尊嚴和實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慶親王避居天津租界當寓公，1917年病逝。
慶親王一生共有七個福晉，生了六個兒子。三、四、六，三個兒子早歿。稍有出息的就是長子載振、次子載搏及五子載倫。
載振生於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國，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屆勸業博覽會。歸國後奏請設商部，任尚書。商部後更名為農工商部，載振仍任尚書。此時不過三十歲，可謂少年得志。或許因為其風頭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鬧出了與女伶楊翠喜的緋聞，被迫辭職。辛亥後居天津為寓公，遠離政治，偶爾從事一些金融商業活動，1947年底病逝。
載振的大弟弟為載搏，生於1887年，封鎮國將軍，其與乃兄載振一樣，也是一個喜歡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載倫，其妻子為山東巡撫孫寶琦的女兒。
載澤及善耆一系
辛亥後清宗室中值得一說的還有載澤。載澤生於1876年，後襲輔國公，進鎮國公，加貝子銜。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長女靜榮為妻，而靜榮的妹妹就是光緒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統時代的隆裕皇太后。
當清廷開始政治改革時，載澤正當盛年，是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態度積極，貢獻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佈立憲密折，對後來的仿行立憲、預備立憲影響甚大。宣統元年任籌辦海軍大臣，翌年任纂擬憲法大臣。皇族內閣發佈時，任度支大臣。
從載澤的政治立場看，他在晚清屬於傾向於改革的開明皇族，但在武昌起義發生後，載澤的態度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堅決反對向南方革命黨讓步，力主殺袁世凱以謝天下。所以到了民國，載澤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對派，而是暗中參與宗社黨的活動。待張勳復辟，載澤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窮困潦倒，鬱鬱而終。
與鎮國公經歷相似結局相似的皇族還有肅親王善耆，善耆生於1866年，在晚清政治變革中也是比較積極的王爺，參與創建了近代中國的警察制度，贊成立憲，甚至出面赦免了試圖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死刑，但他堅決反對清帝遜位，所以當歷史進入民國，善耆並不死心，以宗社黨重要領袖的身份策動叛亂，鼓吹滿蒙獨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使清帝復辟。
或許基於這種考慮，善耆將自己的女兒金璧輝過繼給了日本人川島浪速，金璧輝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島芳子。川島芳子是後來最有名的日本特務，參與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偽滿洲國”獨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動，1948年被槍斃。
川島芳子只是善耆38個子女中的一個，其他的子女，後來也都被善耆嚴格管束，不許他們做中國的官，也不許他們為中國的民，所以這些孩子除了三個兒子分別去了英、德、比三國外，其餘的都進入日本人的學校，因而也就與日本有關聯，“偽滿洲國”時，善耆第七子金璧東任“黑龍江省長”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為溥儀的基本隊伍。
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還有很多，像載濤、毓朗、載洵、鐵良、良弼、溥倫、紹昌、那桐、蔭昌、壽耆等人在那時都很活躍，各人思想傾向也不一致，他們在辛亥後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說，有以遺老遺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復辟清朝為職志繼續奮鬥的，有忘情於江湖寄情於山水不再過問世事的，更多的則逐漸解脫了皇族的身份束縛，更姓易名，過著平民生活。
晚清司法改革
在晚清司法改革運動中，沈家本、伍廷芳是兩位最值得注意的專家型人物，正是他們的智慧、知識、貢獻，方才使中國司法體制能夠在很短時間裡轉向現代，構建一個全新體制。
列強的建議，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識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補伍廷芳負責修法，責成他們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朝廷這個判斷本身就已承認中國傳統法律中有與國際規則脫軌的內容，已不能適合於國際規則。所謂參酌各國法律，其實就是要將中國現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與國際接軌，與世界同步，通行中外。
沈家本與伍廷芳，一中一西，是當時中國最有名也最有成績的法學專家。沈家本出生於律學世家，他的父親長時期任職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權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於科舉考試，同時也在乃父影響下鑽研法律問題，精通中國古典法律，著有《歷代刑法考》等專門著作，是中國傳統律學向現代法學轉變的關鍵人物，當然，也就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重要先驅者之一。
伍廷芳的出身與沈家本大相逕庭，他祖籍廣東新會，生於新加坡，後留學英國攻讀法學，獲大律師資格，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華人議員，後被李鴻章招攬幕中。伍廷芳對東西各國近代政治制度、司法體制高度認同，對東西各國法律條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嫻熟。自19世紀80年代起，他先後追隨李鴻章參與中法談判、中日談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三國公使。伍廷芳是當時中國極為罕見的法律人才，以他對東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協助沈家本修訂法律，其價值趨向不言而喻。
對清廷而言，修訂法律或許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只是對列強的應付，只是使中國法律怎樣更好地與西方接軌，不至於直接衝突，屢屢吃虧。然而當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對大清王朝現行法律條文進行全面清理之後，發現問題相當複雜，深切認識到所謂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確實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們看來，這種改革，不可能是一種在原有基礎上的小修小補，而必須通過對原有法律的清理，參照東西各國現行法律條文，另起爐灶，重建中國現代法律體制。
經過幾年精心準備，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機構“修訂法律館”於1904年5月15日正式開張，這個普普通通的機構在袁世凱等督撫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請日本法律專家參與中國新法律條文的制定。在日本專家的幫助下，修訂法律館在短短幾年時間裡，對大清帝國現行法律進行了全面清理，對未來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進行了系統規劃，盡最大可能翻譯和研究東西方各國法律，酌定名詞，考辨文義，以東西各國法律為參照，大規模、大幅度對中國法律中與東西各國法律相牴觸的內容、不適應的內容進行刪減、修改，主要參照日本的法律建構重新規範了中國的法律制度。
中國當時之所以願意參照日本的法律體系重構自己的法律架構，一方面因為中國和日本同文同種，語言文字上比較容易溝通，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是中國此時發自內心佩服日本這個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過脫亞入歐已經在遠東建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西方國家，即便在法律制度這個層面上，日本人也已經將許多西方各國行之有效的法律條款譯成日文，通過“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國此時通過日本這個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日本法律專家幫助下，沈家本等參照東西各國法律體系，大刀闊斧地刪減、重建中國的法律體制，經過幾年時間的努力奮鬥，大致建立起來了一個現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備的法律、法規也都在那幾年匆匆完成。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規為新政時期和此後的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和現代社會的運轉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制度支援，比如《獎勵公司章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產律》《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都是當時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規，也在後來的政治實踐和現代社會運作中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
不過，對晚清十年乃至後來數十年中國政治法律制度發生重大影響和啟示的，可能還是沈家本等人參照東西各國現行法律制定的幾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這幾部根本大法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後來的法律現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礎，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
《大清新刑律》拋棄傳統諸法合體的舊制，規範為一部單純的刑法典，廢除中國傳統法律中的舊名詞舊概念，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終於被規範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罰金，附加刑有剝奪公權和沒收；確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則，徹底廢除了舊律中繁雜的死罪名目。此外，還有在西方各國習以為常的禁止刑訊、實行陪審和律師制度、改良監獄等，也都在那個時候逐步進入中國的法律體系。凡此，均使大清國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進，大致能夠滿足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樣，與東西各國正常交流而無滯礙。
清末新政法律體制改革，雖然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雖然許多新法典並沒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沒有得到執行，但這場改革本身確實是中國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氣揚的中華法系第一次低下頭來吸收東西各國法律優長，重造中華法系，為此後中國法律的走向規定了大致不變的路線圖。即便大清國後來成為歷史陳跡，大清王朝新政時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標榜為“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所繼承。這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同時也表明新政時期制定的法律法規實際上已不再反映傳統中國的社會狀態，實際上葬送了自秦漢以來傳承了兩千年之久的中國固有法律體系，參照近代中國社會的實際變動和發展，全面引進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這樣的法律體系不再反映中國的過去，而是對未來新社會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為新社會制度的發生準備了種子。
袁世凱“有密未告”
按照過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變法”之所以演變成“戊戌政變”，光緒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幾年；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和楊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壯志未酬，血灑菜市口，皆源於袁世凱叛變。在指控者看來，他們的計劃只有袁世凱知道。袁世凱是維新罪人，是光緒帝的仇敵，所以過了十年有攝政王載灃替乃兄報仇，將袁世凱開缺。這一系列因果報應環環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遺憾的是，這些只是傳言，不是歷史。
不速之客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獨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於王府井大街北頭報房胡同的法華寺，拜訪投宿在那裡的袁世凱。
袁世凱是甲午戰後體制內炙手可熱的維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練兵成效顯著功名顯赫，剛剛被朝廷任命為兵部侍郎，相當於後來的國防部副部長。袁世凱此次北京之行就是為了這件事，是朝廷循任職慣例安排談話。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凱已經在頤和園覲見了皇上，皇上誇他兵練得好，軍事學堂辦得也好，叮囑袁世凱繼續努力，甚至還說可以與頂頭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
皇上的格外關照讓袁世凱很亢奮。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體安排的袁世凱見縫插針相繼拜訪了李鴻章和慶親王。李鴻章是袁世凱的老上司，有伯樂之恩，如果沒有李鴻章早年欣賞、提攜，不可能有袁世凱的今天；慶親王是恭親王之後滿洲貴族領袖，是朝廷此時大小事務的總管家。袁世凱與李鴻章就當時日趨緊張的軍事形勢交換看法，分析英國多艘軍艦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於什麼目的。至於慶親王，袁世凱在慶王府等到傍晚也沒有見到，據說慶親王留在頤和園參與軍機，大約也是與英國軍艦動向有關。
疲憊的袁世凱剛回到這個臨時寓所，就收到榮祿派人送來的急件，叮囑袁世凱留心英國軍艦異動，讓袁世凱盡快歸隊。由於袁世凱已經奉旨定於20日請訓，不便立即離開北京回天津。袁世凱請幕僚起草了一個奏折說明緣由，請軍機處變通安排在明天（19日）請訓。
當袁世凱與幕僚正在秉燭起草奏折時，忽聞門外有人聲。很快有人持名片來報，說是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大人有公來見，不候傳請，譚嗣同已至會客室。
對於譚嗣同，袁世凱當然相當瞭解。知道譚大人既是康有為的密友，也為今上近臣，而且，譚嗣同在維新陣營中是有思想有見解有擔當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凱憑經驗估計，譚嗣同不請自來，行色匆匆，絕對不是簡單道賀，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於是停筆出迎。
圍園劫後
見面之後當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譚嗣同對袁世凱榮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賀，但不容袁世凱回話，譚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語相告。袁世凱稍感詫異，即請入內室，屏退僕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見恨晚等意。譚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維袁世凱有大將格局，又不容袁世凱客套，轉而忽問袁公的請訓時間是不是後天。
袁世凱告訴譚嗣同，原本安排請訓謝恩的時間是後天，只是現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電報，知英國兵艦數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準備具折明日請訓，請訓後即回天津。聽了袁世凱的說明，譚嗣同迅即引入正題，正色道：“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
譚嗣同的說法激起了袁世凱的注意，急詢其故，譚嗣同說：“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將有以圖報。皇上現在面臨大難，非公莫能救。”袁世凱聞言失色，急忙辯白：“袁某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稱，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皇上難在何處？”
聽了袁世凱的表態，譚嗣同還算滿意，於是直截了當告訴袁世凱，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情況，袁公的頂頭上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最近向皇太后獻策，將行廢立之謀，皇上面臨巨大危險。袁公作為榮祿親信，難道毫無覺察？袁世凱說，在軍營的時候，袁某也常與榮大人晤談。察其詞意，忠君愛國，從來沒有操縱廢立之類的陰謀。譚大人所說聞所未聞，恐怕道聽途說，不足為訓。
對於袁世凱的解釋，譚嗣同將信將疑。但是為了說服袁世凱，譚嗣同還是按照先前與康有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撥袁世凱與榮祿的關係，讓袁世凱與榮祿決裂，為我所用。譚嗣同說：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榮祿此人極其狡詐，他表面上對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讓別人都覺得對你不錯。其實，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情況，榮祿在內心深處對袁公猜疑、防範甚多。一個最簡單的例證，袁公辛苦這麼多年，勞苦功高，成就顯著，中外欽佩，但去年袁公僅僅晉陞了一級，這是什麼原因？說白了，就是榮祿故意抑制你。
在接下來的談話中，譚嗣同告訴袁世凱，南海康有為先生對你一直不錯，曾在皇上面前保薦過你，但皇上表示曾聽皇太后提及你，只是榮祿常常說袁世凱飛揚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對此也很納悶，以為袁世凱辦事甚為明白，但為什麼總有人說他不可重用呢。譚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訴袁世凱，你袁世凱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為你費了多大勁。譚嗣同當然不是要和袁世凱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凱設法救皇上。問題在於，袁世凱根本不相信榮祿謀反弒君，不相信政治高層會發生這樣的非常政變。袁世凱的猶疑不決逼著譚嗣同拿出真憑實據，好像譚嗣同也早已想到了這一點。譚嗣同遂從衣兜拿出一張紙片，但見上面寫著：
榮祿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報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
很顯然，這張紙片是譚嗣同寫給皇上的報告，至於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復，譚嗣同並沒有說。久經沙場的袁世凱應該說見過世面，但這張小紙條看得他大汗淋漓心驚肉跳。袁世凱心中暗想，此類據兵謀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惡極。他不禁反問譚嗣同：譚大人建議派兵包圍頤和園，意欲何為？
譚嗣同說，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禍首與罪魁，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無權，一切都無從進行。不過，這件事不需勞袁公大駕，自有譚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過問。
劍拔弩張
慈禧太后是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者，譚嗣同等人竟然準備對慈禧太后動手，這件事實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凱深知，多年訓練與影響，慈禧太后的地位不僅在內外大臣心目中至高無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對皇太后懷有無限崇拜與景仰，以這種軍隊去捕殺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凱坦率告訴譚嗣同：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袁某帶兵，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不必可行。
譚嗣同對袁世凱的擔憂不以為然，他自信地告訴袁世凱：“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
既然譚嗣同把話說到這個份上，袁世凱已無退路可言。但畢竟此事太過於重大，除了恐懼之外，也必須冷靜面對。久經沙場、見過世面的袁世凱並沒有被譚嗣同逼到死角，他從容告訴譚嗣同：“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譚大人今晚請旨，上亦未必允准。”譚嗣同告訴袁世凱：“袁公不必擔心，譚某自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後天早上袁公請訓謝恩時定有硃諭一道面交袁公。”
據袁世凱事後描述，由於當時他看到譚嗣同氣焰凶狠，類似瘋狂，然譚嗣同畢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來歷，如此時明白拒絕，肯定翻臉，譚嗣同或許真敢“即死在”這兒，至於還會發生什麼事情，袁世凱想都不敢想。他此時唯一能做的，就是設法推宕，不節外生枝，不過度激怒譚嗣同。袁世凱的推宕理由是：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直隸總督，中外官民必大訌，國勢即瓜分。且北洋有宋慶、董福祥、聶士成各軍四五萬人，淮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袁某統領的新軍不過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還沒有等到袁某領兵開拔，皇上可能就將陷入危險境地。
譚嗣同似乎意識到袁世凱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當告訴袁世凱，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對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動手，即將硃諭分發諸軍，佈告天下，照會各國，看誰還敢亂動？
確實，如果真照譚嗣同設想這樣做，誰敢反對？這又將袁世凱將到死角。袁世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說：“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小站存者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運足用，方可用兵。”
對於袁世凱的實際困難，譚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說：“可請皇上先將硃諭交給存收，俟佈置妥當，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動手。”從這段話分析，譚嗣同等人雖然在預案中意識到政局可能會發生轉變，但似乎並沒有惡化到必須立即發動，似乎還有從容準備的時間。
譚嗣同的建議又引起袁世凱新的疑慮，他說：“我袁某萬不敢惜死，恐或洩露，必將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諭。譚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佈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復告譚大人如何辦法。”
對於袁世凱有意拖延，譚嗣同當然不會同意，他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先前似乎考慮到這一點而有所準備，他一面告訴袁世凱：“皇上意甚急，譚某有硃諭在手，必須即刻定准一個辦法，方可覆命。”一面從容拿出一份所謂硃諭。此份硃諭為墨筆所書，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氣，大意謂：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
顯然，這份硃諭只是一個抄件，不是皇上手跡、親筆。這可疑的硃諭引起了袁世凱的聯想，他以為即便這份硃諭為真，其大概語意一若新任四軍機章京請求皇上急變法，而皇帝設婉辭以卻之者而已。於是袁世凱就此向譚嗣同提出疑問：“此非硃諭，且無誅榮祿、圍頤和園之說。”譚嗣同答：“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日前所發交者。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即交我，幾誤大事。諭內另議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內。”
緩兵之計
譚嗣同的解釋是真誠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並沒有親眼看過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於他的真誠，也使極富政治經驗的袁世凱看到了譚嗣同及其背後那些人作偽的痕跡，從而使袁世凱可以更加從容應對此事發展，他已經沒有譚嗣同剛到時的恐懼了。他告訴譚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袁某無此膽量，絕不敢造次為天下罪人。”實際上，袁世凱拒絕與譚嗣同等人合謀。
對於袁世凱的態度，譚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將所有計劃向袁世凱和盤托出，譚嗣同只好繼續使用挾制辦法對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凱立即召開會議，擬訂詳細計劃，以待譚某向皇帝匯報。譚嗣同越說越憤怒，幾至聲色俱厲，情緒異常。袁世凱看到譚嗣同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凶器，於是知譚嗣同不從他這裡得到準確回答絕不會輕易離開。稍加考慮，袁世凱告訴譚嗣同：按照計劃，皇上、皇太后很快將巡幸天津，等到那時，軍隊咸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凱的這個說法當然有理，不過譚嗣同說，現在形勢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會被廢黜。對此，袁世凱寬慰道：不會的。既然朝廷宣佈讓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爾反爾，發生意外。他勸譚嗣同不要胡思亂想操之過急。譚嗣同再問：假如朝廷屆時取消了這次巡幸，那麼有什麼辦法補救嗎？
袁世凱說：巡幸天津，已經籌劃很久了，花費也不少了。假如一定發生這樣的事，袁某一定請榮祿出面力請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證巡幸天津不會中止。此事在我，譚君盡可放心。譚嗣同說：“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建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凱聞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發誓：譚大人以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國恩深，斷不致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聽了袁世凱這番話，譚嗣同方才釋然，以為袁世凱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讚歎不已。
有了譚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凱說：譚君與袁某素不相識，夤夜突來，袁某隨身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洩於外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譚君為近臣，袁某有兵權，最易招疑，譚君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對於袁世凱的這些交代，譚嗣同甚以為然，談話氣氛開始轉變。
接下來，袁世凱問兩宮不和，其因何在？譚嗣同對：“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泣於皇太后之前，紛進讒言危詞，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祿密談，故意見更深。”
對於譚嗣同的說法，袁世凱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譚君何不請皇上將必須變法實際情況向皇太后做個詳細匯報，並遇事請示，多聽皇太后的意見呢？至於禮部六卿，譚君不妨方便時建議皇上讓他們官復原職，或另行安排。當此改革關頭，一定要穩妥第一，易順輿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時條件不具備，寧願緩辦，也不能操切從事，亟亟如此，致激他變。袁世凱似乎很願意與譚嗣同談論改革大勢與方略。不料，譚嗣同聞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如此血淋淋話語給袁世凱極大心靈震動，他在內心深處實在是無法認同於譚嗣同的想法與做法，他覺得譚嗣同等人“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夜色已晚，遂托辭還要趕著寫奏折，恭請譚嗣同離去。
想像、誤判與抓狂
譚嗣同離開法華寺，直接去了東華門附近金頂廟容閎寓所。按照先前約定，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在那裡等消息。
康有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來了譚嗣同，譚嗣同向他們詳細介紹了與袁世凱的交涉情形。譚嗣同個人判斷肯定不是那麼樂觀，他認為，袁世凱不可能聽從他們的建議舉兵北上清君側，不可能撲殺榮祿，不可能舉兵包圍頤和園，協助劫持皇太后。他們先前錯誤估計了袁世凱的覺悟，錯估了袁世凱對皇上的忠誠，高看了袁世凱的決斷、膽識和判斷力。
對於譚嗣同的歸納和判斷，康有為、容閎和梁啟超等人似乎都能認同，問題在於，現在既然已經發動，既然已將秘密告訴了袁世凱，那麼下一步究竟應該怎麼辦？康有為可以按照原先計劃，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欽差大臣身份接管《時務報》，那麼北京方面怎麼辦？皇上怎麼辦？難道就聽任那些守舊勢力發動政變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嗎？
一百年之後，我們可能會嘲弄康有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當年我們又不能不佩服他們的赤膽忠誠、無私無畏。他們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真實關係，他們不知道1898年政治變革之所以能夠啟動，就是因為有皇太后撐腰、掌舵，他們錯誤地以為改革如此艱難是因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舊大臣專門搗亂。總之，康有為等人用想像代替真實，然後再用想像進行推動。
在容閎寓所談話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動了容閎。容閎建議由他出面請求美國駐華公使進行外交干預，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為所預測的那樣將皇帝廢黜。然而康有為等人認為，美國並沒有在中國或周邊駐有軍隊，沒有軍事上的壓力，僅僅憑借外交手段根本無濟於事，反而白白浪費時間，於是他們謝絕容閎的好意。
容閎的好意無法執行，但這一思路無疑啟發了康有為，使康有為覺得既然美國公使手中無兵，干預無力，那麼手中擁有相當軍事力量的英國、日本或許有辦法干預此事。於是康有為在稍事休息幾個小時後，於9月19日上午9時拜訪李提摩太，希望通過李提摩太說服英國公使出面干預。
對於康有為所描述的光緒皇帝可能的處境以及中國的黯淡未來，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過是一個傳教士，他雖然與英國公使有相當多交往，但畢竟英國公使竇納樂此時正在北戴河避暑。遠水解不了近渴，康有為只好放棄向英國公使的求救，轉而尋求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籐博文。
下午三時，康有為來到伊籐博文寓所，兩人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但康有為擔心清政府可能會指責他“假權外人”，故而改變談話策略，不再像與李提摩太的談話那樣請求伊籐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轉為“請其說太后而已”，即請伊籐博文在覲見慈禧太后時，盡最大可能為光緒帝及康有為等人說情，盡量以客觀公正的姿態向慈禧太后說明光緒帝和他康有為及那些維新志士並沒有其他用心，他們的所有作為都是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為了中國未來。
按照這個策略，康有為確實說服了伊籐博文，伊籐幾乎全部答應了康的請求，答應如果能夠見到慈禧太后，他一定盡其所能勸說慈禧太后，盡力化解兩宮之間的誤會。可惜的是，伊籐博文最終並沒有見到慈禧太后，他的這種承諾實際上並沒有發揮作用。
幾個小時緊張談話結束後，暮色已晚，待康有為出城回到南海會館時，他突然發現南海會館“屋室牆傾覆”。這不同尋常的變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慮，也更堅定了他離京出走的決心。
康有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轉折的關鍵，他如果繼續坦然待在北京，估計事情不會發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欽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歷史也必將改寫，他在深更半夜悄然離京，倉皇出逃，既說明了自己的心虛，也暴露了問題。
文人不足以謀
根據康有為的解釋，他之所以倉皇出逃，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經過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全盤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計劃，是巨大失算。他們先前的密謀，基本局限在一個小圈子裡，現在多出了一個袁世凱，不但袁世凱不同意，而且袁世凱還是體制內剛剛提拔的高官。他們開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為袁世凱不是自己圈子裡的人，所以認定袁世凱一定會告密。
其實，康有為等人估計完全錯了。正因為袁世凱不是康有為圈子裡的人，袁世凱對這個政變計劃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譚嗣同讓他捕殺榮祿，派兵包圍頤和園。這兩件事，也只是譚嗣同隨口說說，沒有文字，沒有錄音。即便袁世凱要告密，他怎麼能空口無憑胡說八道？更何況，袁世凱並不是長舌婦，不是大嘴巴，譚嗣同看得起自己來說說想法，自己就去匯報，就去告密，這在官場如何相處呢？
實事求是說，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並沒有將這件事當作什麼事，他雖然在第二天請訓時表達過自己對時局的憂慮，甚至建議皇上不妨請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張之洞主持改革。但這些建議並非因譚嗣同來訪而想到，這實際上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看法。
請訓結束，袁世凱直奔火車站。抵達天津，太陽已經落山。袁世凱沒有急著趕回小站，他前往直隸總督府找榮祿銷假，順便談談英國軍艦動向，談談北京見聞。袁世凱在匯報中誇獎皇上聖孝，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所以必須設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凱尚未將全部情況講完，有人來談其他事務，袁世凱拖至很遲仍找不到機會繼續談此事，於是只好先行告辭，約明日再說。
袁世凱之所以沒有打斷別人的談話而繼續已經說到的話題，顯然是因為他認為譚嗣同夜訪及其所談情況雖然重要，但譚嗣同、康有為等人畢竟只是一群書生，如果不能獲得他袁世凱或其他軍方人士的支持，他們在北京根本沒有能力發動大的政治行動，更不要說是殺榮祿、圍謀頤和園、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凱並不認為局勢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階段，不認為譚嗣同所講的事情即將發動。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經知道一些大概但並不清楚詳細情況的榮祿迫不及待地“枉顧”袁世凱處詳談一切。出於自己職責方面的責任和作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義感，袁世凱似乎比較如實地向榮祿描述了譚嗣同夜訪的全過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於譚嗣同夜訪主題是殺榮祿、圍頤和園，所以袁世凱在描述過程中不時向榮祿重申這只是譚嗣同、康有為等“群小結黨煽惑”，他們只是利用了皇帝對他們的信任，打著皇帝招牌招搖撞騙，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等並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說，皇帝對於這些陰謀並不知曉。
按照譚嗣同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執意要殺榮祿，是因為榮祿參與了廢立陰謀。對於這些指控，素來沉著的榮祿大驚失色，大呼冤枉：“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
如果說榮祿此前沒有絲毫犯上之心的話，但當他聽了這麼多內幕新聞，尤其是康有為、譚嗣同等把他作為犯上作亂罪魁禍首時，袁世凱相信，也不能不開始怨恨今上。為寬慰榮祿，也為保護皇上，袁世凱向榮祿明確表示：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的計劃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藥而死。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但是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卻也使榮祿、袁世凱費腦筋。他們籌思良久，亦無善策。不料至傍晚，卻從北京傳來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以及緝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的電報。也就是說，尚未待袁世凱、榮祿動手，北京方面已經發動，控制了局勢。這就意味著，儘管袁世凱不贊成譚嗣同的極端舉動，儘管袁世凱出於道義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並毫無保留地向榮祿匯報，但這些暗示與匯報在實際的政治運轉中並沒有發生作用，那麼所謂由袁世凱告密而引發戊戌政變的指控就很難成立。至於政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原載於《中華讀書報》2012年11月7日）
後宮不是這樣的
置人於死地的謀略，瞬間取人性命的毒藥，數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爭鬥，這不是某場著名戰役的內容，而是如今火熱熒屏和網絡的宮斗劇和宮斗小說為人們描述的後宮生活。從《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現在火熱的網絡作家流瀲紫的《甄嬛傳》《後宮如懿傳》，一場場後宮爭鬥似乎永遠難以完結。那麼在真實的歷史上，後宮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風、充滿鬥爭和算計嗎？昨日，本報記者採訪了著名清史學家馬勇，為大家介紹符合歷史真實的後宮生活。
皇后——賢惠還是惡毒？
小說場景：《甄嬛傳》中，看似善良賢惠的皇后，卻是皇宮中最惡毒的人，為了排除異己，她設計重重陰謀，陷害和自己對立的妃子，為了地位就連自己的親姐姐和親侄子都不放過，都要設計害死。
記者提問：皇后向來被稱為是要母儀天下的人，歷代皇帝在選擇皇后的時候，都要選擇賢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宮斗小說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劃的幕後指使者，真實歷史中的皇后會這樣嗎？
馬勇解疑：這要從中國文明和中國倫理講起，歷朝歷代的皇后都是一國的國母，她們的職責就是母儀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樣，比如歷史上的朱元璋的馬皇后，李世民的長孫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實皇宮和現在的家庭是一樣的，男的是家庭之主，處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裡處理家庭事務，如果皇后整天把後宮搞得烏煙瘴氣，那就是失職。就拿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慈禧來說，我們從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這樣一個滿是陰謀的人，其實從李鴻章和曾國藩筆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個沒有缺點的人，不管是她會掩飾還是真的，只要在後宮之主這樣的位置上，她們就會這樣近乎嚴苛地要求自己。小說中想像的成分太多。
毒計——後宮常用毒計害別人？
小說場景：《後宮如懿傳》，后妃們為了爭奪皇帝的寵愛，受寵的妃子經常會被其他人用毒計陷害，在後宮中不會一些計謀，不會使幾條毒計似乎就沒辦法活下去。
記者提問：在後宮中，妃子們真的是爭鬥不斷，整天互相陷害嗎？
馬勇解疑：我剛才談到了，在後宮中皇后的職責是母儀天下的，而妃子們的作用則是生兒育女。他們會有衝突和矛盾，但這絕對不是生活的常態，雖然歷史上有狸貓換太子這樣的事件，但是這僅僅是歷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書記錄就是因為太稀奇古怪了，才會被記下來。所以這種用毒計陷害的局面絕對不是後宮的常態。後宮其實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樣的，我就曾經研究過袁世凱的大家庭，他號稱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個大姐，帶著底下的小妾們過日子，雖然她來自鄉下沒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嚴。
皇帝——可以裝成太監到處跑？
電視劇場景：《宮2》皇帝化裝成小太監，滿皇宮跑，於是結識了一個善良的小宮女，兩人慢慢產生感情，終於皇帝顯露身份，小宮女被冊封為妃子。
記者提問：這個橋段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在古代，皇帝可能會這樣做嗎？
馬勇解疑：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時被保護的，他的身邊時時刻刻都有侍衛大臣保護，就算皇帝睡覺也要有人在視線看得到的地方看著。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時跟隨著皇帝，隨時記錄其活動的，所以這樣的情況更沒可能發生。
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見？
小說場景：《後宮如懿傳》中，妃子一旦懷孕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不斷有人下毒使其流產，而且皇后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繼承權，會想方設法不讓別的妃子生下孩子。
記者提問：在後宮毒害懷孕的妃子這種事情可能會輕易並且經常性地發生嗎？
馬勇解疑：這是現代人的想像，皇帝之所以要那麼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證繼承，而皇權體制下，繼承就是對大位的爭奪，而在封建社會這是有一個體制的，中國文明就確定了長子繼承製，就是皇位首先由長子繼承，長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繼承，是有一定的繼承順序的。因此，這種順位繼承就讓這種毒害別人孩子的事情變得沒有意義。而對於皇后來說，不管是哪個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須要管她叫母親，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母親，毒害別的妃子不讓其生孩子對皇后來說更加沒有意義。
美貌——皇帝最愛是美女？
小說場景：《甄嬛傳》，參加選秀的秀女因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進宮之後也備受歧視。而為了獲得寵愛，讓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們畢生的事業？
記者提問：皇帝選妃美貌和出身哪個更重要些？
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誠，其次要賢惠，要有文化，最後是要年輕漂亮。我們現在看光緒的隆裕，都會覺得隆裕長得實在不怎麼樣，怎麼會成為皇后、太后。其實這就體現了政治忠誠，隆裕是慈禧的親侄女。小時候就被慈禧接到身邊培養，有意識培養各種能力，後來和光緒結婚後，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邊陪伴著。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這些人身邊，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誠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選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誠，至於美貌要求不會太高，當然也不能看了讓人厭惡。
毒藥——後宮下毒很容易？
小說場景：《甄嬛傳》，後宮戲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種下毒的手段層出不窮。
記者提問：在皇宮中毒藥真的這麼容易弄到，而且這麼容易給別人下毒嗎？
馬勇解疑：下毒在後宮哪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在安保嚴格的後宮，毒藥本身就是不能輕易取得的，而且為了保護皇帝的安全，怎麼可能很容易讓人弄到毒藥，還這麼隨意地就讓人下毒害人呢。
雍正——他是什麼樣的人？
電視劇場景：《宮》《步步驚心》《甄嬛傳》都描寫的是雍正的愛情故事，觀眾們在看完這些宮斗戲後都笑稱，雍正太忙了，同一時間和那麼多女孩談戀愛。
記者提問：雍正是什麼樣的人？好色嗎？多疑嗎？
馬勇解疑：歷史上雍正的形象還是不錯的，他是一個很勤勉的皇帝，哪會有時間整天忙著和姑娘們談戀愛，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後一個宣統皇帝教養比較差，那是因為很快清朝就滅亡了，他沒有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眾面前形象還是可以的。
史學家的擔心——害怕小說成為歷史
記者提問：現在很多人看完這些宮斗劇，覺得這就是歷史，對此你怎麼看？
馬勇：這些作品把中國的歷史扭曲了，電視劇裡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觀眾們看得時間長了，就慢慢習慣了，慢慢地習以為常，就覺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時候史學家說的一些真的情況他們覺得是假的，這讓我很擔心。
（原載於《揚子晚報》2012年4月7日）
義和團是怎樣運動起來的
秘密結社是中國民間社會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壓社會網絡中為孤立無援的個人提供咨詢和幫助。據研究，晚清北方中國活躍的所謂義和拳只是中國民間秘密結社的一個分支，大多屬於白蓮教系統，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滿意於滿洲“異族”統治，故而在清朝前期從事“反清復明”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以民間力量為清朝政治統治製造麻煩。
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識在長時期消磨中逐漸喪失，由白蓮教系統演化出來的所謂義和拳實際上已演變成以強體健身、自衛身家為宗旨的民間武術或娛樂團體，他們的政治訴求一般說來比較簡單具體，因為他們已失去以滿洲人為鬥爭對象的可能和機會。
鴉片戰爭後，傳教士隨著列強的戰艦大規模東來，湧入內地，他們在向中國社會傳遞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時，毫無疑問也因為對中國國情缺乏瞭解而支持或者說利用了一些無良中國人。不可否認早期教民中有許多虔誠的中國人真心向教，但同樣不可否認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無良之士甚至地痞無賴。這些無良之士利用傳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為非作歹，橫行鄉里，激化了中國民間社會中西文化矛盾，西方來華傳教士無端替那些無良教民承擔了責任。民間社會與“新異族”傳教士的矛盾不斷加劇，他們逐漸將傳教士作為主要鬥爭目標和襲擊對象。於是民間秘密結社成為晚清中國社會中抵抗外來侵略尤其是反對外國傳教士鬥爭的中堅力量。
在甲午戰前，中國民間秘密結社反洋教的鬥爭雖然時有發生，但從總體上看，這種鬥爭既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體事件而發生的反對教士、教民不法行為的所謂“教案”而已。
甲午戰後則不然。隨著列強瓜分中國步伐的加快，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而且隨著外國洋貨大量輸入，近代新式工業興起，民間生存狀況生存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較之戰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進一步惡化。有了這種最直接的個人生命體驗，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村人民在將這種責任歸罪於清政府無能的同時，他們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槍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們以及他們所豢養的那些所謂教民幾乎沒有什麼好東西。他們的憤怒無一例外地對準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就傳教士本身來檢討，他們本來是肩負著傳播“福音”的使命來到中國。一般說來，在甲午戰前，除個別傳教士懷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於傳教而熱衷於政治活動外，大多數傳教士還是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地區作了許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戰後，由於列強瓜分中國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國境內的外國傳教士也發生了某些分化，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已不安心於本職，開始直接或間接為其國家利益服務，違背了其為上帝傳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國天主教會聖言會在山東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國政府為教會利益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因此當巨野教案發生後，他立即向德國外交部建議應該利用這個大好機會出其不意佔據膠州灣，並將此變為德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基地。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言行顯然不符合傳教士的角色，不符合傳教士來華的原初本意，顯然是以宗教外衣從事政治活動，這自然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這樣的傳教士在當時雖然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也為數不少。諸如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等，他們雖然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隨著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某種衝突或外交緊張時，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背棄了宗教信仰，而屈從於更現實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國竭力鼓吹過瓜分中國，要求其政府動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甲午戰後列強在中國爭奪租界地、搶佔勢力範圍，企圖通過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國的陰謀，一直有傳教士在其間起作用。
像樊國梁、丁韙良、李佳白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多年，精通中國國情和內部事務。如果沒有他們的鼓吹與煽動，甲午戰後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與行動或許不會那麼嚴重。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人民反對傳教士和外國教會的鬥爭在甲午戰後便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反對教會與傳教士的局部鬥爭便自然地與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鬥爭緊密結合起來。
就戰後中國各地遭受外國侵略、蹂躪的程度來說，山東的情況似乎更嚴重。山東人民不僅在戰爭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戰後深受列強瓜分之害。德國於1897年強行佔領膠州灣後，便開始把山東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視為自己的殖民地，他們在山東境內大肆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強佔民田民房，破壞水道墳塋，給山東人民尤其是鐵路沿線的居民帶來了沉重災難與痛苦。特別是按照中德雙方達成的修築鐵路相關協議，明確規定佔用當地居民的土地應該給予相應的補償和優待，但在實際上這些被佔土地的農民根本得不到補償，或者得到的補償非常少，這勢必引起被佔土地的大量農民強烈不滿，引發一系列突發事件。
按照中德雙方約定，一旦發生這些突發事件，亦應由中國地方官府從重懲辦，如罪而止，並沒有德國派兵聽其圍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於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過低下，當這些突發事件爆發後，地方政府往往反應遲鈍，制止不力，甚至有縱容民間社會向德國殖民當局鬧事之嫌。於是久而久之，德國殖民當局根本不顧忌中德雙方先前達成的諒解，一旦某地發生騷亂，殖民當局往往繞開中國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鎮壓，結果雖然將這些以反對強佔自己土地為主要宗旨的騷亂鎮壓下去了，但無疑激起了山東民眾對德國人極端霸道的反感。
為了平息民怨，參與處理這些糾紛的山東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過很好的建議，希望由政府出面協調與德國殖民當局的關係，維持原條約中的約定，但凡租借地界外發生糾紛，仍歸中國地方當局處理，以免各方爭論不休而起紛爭。然而這樣的建議或不被清廷所重視，或不被德國人所接受，結果矛盾越積越深，局部抗爭逐步演化成大規模武裝反抗。
侵佔瓜分山東的不只是德國，其他國家也試圖在山東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甲午戰後，威海衛被日本軍隊佔領達三年之久，之後又被英國強行租借。英國還強行圈占文登、榮城等縣，逼迫農民交糧完稅。
山東在淪為德、英、日等國殖民地後，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南北大運河運輸業因外國資本壟斷的沿海航運業迅速發展而急劇衰落，過去憑借運河之利得以謀生的船夫、挑夫、搬運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運輸工具運輸手段衝擊下大批失業，四處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