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89年10月6日到1791年4月
從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國民議會完成了對法國政壇的改組；宮廷方面，在進行了陰謀活動的同時，企圖出逃外國；特權階級方面，在沒落之後，十分想恢復往日的榮耀，他們企圖推翻新制度，恢復舊天地。
新的政府
這一時期，各派別日益分裂。隨著政權機構和法制的逐步改革，當一部分人的利益開始受到損害或主張難以實現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反對改革。從三級會議一開始，宮廷就反對革命；等到了各等級共同開會和取消特權時，貴族也開始對革命持反對意見；在確定一院制議會和否決了兩院制以後，內閣和贊成英國式政體的人也起來反對革命。另外，從行政區分成郡以後，自治地方又反對革命；頒布教會財產的法令和僧侶世俗化的法令以後，教會團體也開始反對革命；頒布新的軍事法律後，所有軍隊軍官都反對革命。由於反對者眾多，看來議會的多項改革需要循序漸進，分步進行；但是，由於議會的計劃和使命，以及敵人的陰謀，種種改革又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10月5日和6日以後，逃亡的事情也開始在議會裡出現。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耳原想使人民在7月14日拯救議會以後，立即停止活動。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因為人民群眾一旦被發動起來，再想解散他們就十分困難。但他們仍絕對堅持自己的主張，由於未被採納，頗感失望的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耳離開了議會。放棄法國官職的拉利·托朗達耳回到他的祖國英國。穆尼埃則返回自己頗有威望的多菲內省，計劃在那裡發動人們反對議會。不過，由於力量過於薄弱，無論是擁護革命還是反對革命，都好似螳臂當車。議會從這件事中發現，對於可能成為內戰策源地的舊省區的組織，必須堅決予以取消。
10月5日—6日以後，國民議會的代表和國王一起遷到了首都，這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首都的人心。由於有國王在自己面前，人民都覺得滿意，不再像以前那麼激憤。被認為是暴亂煽動者的奧爾良公爵，被打發去了英國。拉法耶特認為，到了該維持秩序的時候了；國民自衛軍素質優良，逐漸習慣於遵守紀律和服從命令；市政機構已經不像剛成立時那麼混亂，並開始樹立威望。除了饑荒，沒有其他可能導致混亂的因素。不過由於供給有限，儘管糧食委員會已經盡力，但每天仍然有群眾聚集。社會上誤傳麵包商弗朗索瓦囤積糧食，結果弗朗索瓦被誤殺。為了維持秩序，10月21日頒布了一項戒嚴令：市政機構可在勸告群眾解散無效之後，動用武力驅散他們。平民和國民自衛軍服從議會，遵紀守法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流。國民代表只希望完成制定憲法和實現政府的改組。只有掌握權力的階層才關心秩序，對於敵人希望用殘存的舊制度來給議會製造障礙的企圖，議會加緊行動，有針對性地採取對策，即以法令改變舊制度，剝奪敵人的攻擊手段。
這段時期，王國的行政區被議會平均劃分。在劃分之前，各省原是一些面積廣闊、自主獨立的小國。只有減其地，易其名，才能使它們服從同一政權。12月22日，議會通過了一個由西哀耶斯起草、圖雷主要負責的方案。全國按照郡、縣、區三級劃分，一共分為八十三個面積和人口大致相等的郡，郡下是縣，縣下是區。所有行政機構按級統一規定。郡設三十六名議員的郡參議會和五人組成的政務廳，分別負責作決定和執行。縣一級也設有參議會和執政機關，不過人數較少，並且分別隸屬於上一級。區由五六個本堂教區組成，是選舉區，但不是行政區，由有選舉權的公民共同選出議員和官員。不過，當時採取的是雙重選舉制：即先由有選舉權的公民選定選舉人，再由選舉人選出國民議會議員、郡行政官員、縣行政官和法院的法官。每郡設一個刑事法院，每縣設一個民事法院，每區建立一個治安法院。
王國政府是最高機構，公社是基層機構，郡是介乎公社與王國政府之間、全國利益和純地方利益之間的中間組織。公社的行政由市議會和市政府負責，其成員多少按照城市的人口調整。唯一有權使用武力鎮壓暴亂的市行政官由人民直接選出。
最大的問題是財政
在這個方案下，人民可以行使主權，所有的公民自行選舉官員，自行管理行政，實現各個區域的合理分佈。但是這個方案在具體執行時，又遭到了一些省的抵制。例如梅斯、魯昂、波爾多和圖盧茲的高等法院，普遍反對國民議會的行動，朗格多克省和布列塔尼省的等級議會則對新的行政劃分十分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擁護舊制度的人開始想方設法製造障礙。貴族、高等法院、僧侶，甚至是著名作家們都開始攻擊革命。革命的兩個主要敵人是貴族和主教。這兩個等級起初在議會中給革命製造困難，隨後便公開向革命進攻，貴族主要靠發動歐洲其他國家來反對革命，僧侶反對革命的方式則是利用內訌。他們十分希望社會局面變得混亂。不過回過頭來看，這種混亂不但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而且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災難。
即使是革命，也難以克服財政困難。財政問題始終困擾著革命。革命之初，議會需要維持政府經費開支。隨著革命的深入，即使到了議會需要組織國家機構的時候，仍然不得不時常停止立法的討論，轉而將增加國庫收入視為第一要務。對此，內克爾曾提出一些權宜之計，並很快獲得通過。8月9日，首次發行了三千萬里弗公債，收效甚微。8月27日，緊接著發行了第二次八千萬里弗公債，仍然難以滿足國庫需求。如果寄希望於稅收，由於稅收已經縮減或廢除，而且徵收困難，顯然作用不大。如果求助於拒絕援助的公眾，更是癡人說夢。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刻，內克爾在9月拿出了最後方案，直接向每名公民徵收特別稅，徵繳額為收入的四分之一。每個公民都應該站在愛國主義的高度據實申報，足額繳納稅款。
就在這時，內克爾被米拉波授予真正的財政獨裁權。米拉波認為，國家的形勢十分緊迫，議會的工作重心不應該是長時間地研究討論財政大臣的方案，經驗豐富的內克爾，可以確保方案取得成功。他敦促議會信任內克爾並通過他的方案。當然，反對聲依然存在，有些人不贊成內克爾的主張，另一些人對米拉波的動機提出質疑。為了達成一致意見，米拉波發表了一篇最雄辯的演說，希望大家都能認識到破產已迫在眉睫，只有通過這項特別的臨時稅才能滿足需要。他大聲疾呼，當前的局勢已經容不得半點拖延，財政崩潰已經近在咫尺。災難是永遠不會給人們時間的，「喀提林已來到羅馬城下，你們還在辯論！」如果還把寶貴的時間用在辯論上的話，那麼，大家的財產和榮譽將被毀滅。可能大家對這個方案還心存疑慮，但毋庸置疑的是，實施這個方案勢在必行，而且除此之外，也別無良策。客觀的分析，激情的演講，將整個議會的氣氛帶入了高潮，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這項愛國稅順利地在議會獲得了通過。
革命時期的財政，不但要保障當前時期革命的各項支出，而且要保障未來革命可能面臨的各種費用問題。因此，愛國稅這個辦法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只能暫時性地緩解財政問題。革命需要長效化的可行措施。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只有沒收和出售教會財產來減輕國家負擔這一個辦法。這樣做不但符合社會公眾利益，而且也完全合理，因為財產屬於教會，而不屬於神父們，僧侶只是財產的管理人，而不是財產的所有人。國家承擔了教會和教士們的開支，自然也享有使用支配這些財產的權力。國家可以通過這個辦法掌握巨大財源，進而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果。
重要的是，為防止舊有勢力阻礙革命，在國家內部不能再容許舊有的獨立集團的存在。僧侶這個舊有的集團擁有龐大的等級組織和財富，革命來臨後，他們很想保持原來的獨立地位。但他們的設想與新的社會制度格格不入，因為只有在國家不存在的情況下，各個集團、各等級才能獨立存在。如今一切職能都要變為公共的了，需要把教士職務變為宗教官職，類似於把王權變為最高行政官職一樣。國家想把教會變為國有，首先要收回教會的財產，並付給僧侶薪俸，給予適當的補助金。通過這種方式，舊宗教制度被摧毀了。
當時，迫切需要取消什一稅。免除交給僧侶的什一稅後，將很大程度上減輕農民負擔。8月4日夜，免除什一稅的決議宣佈後，僅僅7天，什一稅被完全取消。最開始，僧侶還比較反對，不過後來也同意了。這是他們能夠作出的最大讓步。巴黎大主教代表全體主教宣佈，教會放棄什一稅。
教會財產屬於誰
緊接著，馬上開始討論關於教會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奧頓的主教塔列朗認為，僧侶為了國家利益，應該放棄這些財產。對於國家來說，這是正確且合適的選擇。擁有了總額達數十億里弗的教會財產後，國家不但可以維持宗教開支，還可以償還國債，支付永久年金、終身年金和司法機關經費。塔列朗的主張遭到僧侶的強烈反對。不過，由於僧侶只是教會財產的保管人而非擁有者，1789年12月2日，還是制定了國家擁有教會財產的法令。
這也埋下了僧侶仇恨革命的種子。失去財產的僧侶開始反對新制度，而且比貴族反對得更為激烈。不過，由於財產還由他們負責管理，僧侶們希望歸國家所有後的財產只是用於債務抵押，而不出售。其實，這只是一廂情願罷了。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能用的辦法已經用盡。國庫已是寅吃卯糧，勉強維持，由於大量發行票據，貼現銀行的信用度日益降低，更是入不敷出。只有出售四億里弗的教會財產，才能應付當年及下年的支出。出售的過程也是相當困難的，巴黎市政府和其他市政府雖然出面認購了很大一部分，卻因為沒有錢繳納，只得先發行市鈔券籌募資金，等到財產出售給私人有了必要資金後再將市鈔券收回。這時有人提出，如果不發行市鈔，採用由國家發行票券，代替金屬貨幣強制流通的辦法，將會更加便捷。指券（信用券）便是這樣產生的。
通過這種方式，教會財產終於能夠出售了，促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借助指券這個媒介，國家和債權人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國家通過指券償付債務，債權人通過指券享有擔保收益。指券流通到最後，還是要走到兌換現金的地步。一旦兌現，指券的使命馬上終結，將不再具有擔保證據的功能。因為這些原因，發行指券必須強制流通，並根據出售財產總值對發行額進行限制，維護指券的信用，還要規定指券有利息，防止指券因驟然兌現而貶值。最開始發行指券的時候，還是相當謹慎的，所以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指券的利息最初增加了指券的好處，後來卻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到第二次發行指券時就取消了。由於使用不當等外部原因，人們逐漸失去了對指券的信任。
12月29日，國家擁有教會財產的法令公佈以後，僧侶發現轉移財產管理權和出售四億里弗財產的事情將成定局，而且要發行紙幣，他們便想方設法地來阻撓，防止自己的財富被剝奪。他們希望能夠認購四億里弗的公債，這也是他們的最後一計。如果議會接受，就相當於先否認僧侶是財產的主人，又承認他們是財產的主人。要求被拒絕後，僧侶發動多項攻勢，阻撓市政府的工作。他們打著維護宗教利益的幌子，維護自己的私利。他們製造宗教糾紛，煽動天主教徒反對基督教徒，並嫁禍於議會。在當時，就連僧侶們也承認修道院修道誓願的惡弊。1790年2月13日，這種惡弊被取締，南錫的主教提出，天主教是唯一能舉行公開的儀式的宗教。對於這種提議，議會起先是置之不理。後來，又有人提出同樣的建議。為表示對最高主宰和天主教的尊崇，議會經過激烈爭論之後宣佈，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
來自宗教的反抗
1790年6月至7月，僧侶們想借議會忙於內部組織工作的時機挑起分裂。他們希望能夠恢復信仰的純正，按照最古老的方式重建教會。為使宗教能夠造福國家，提出一個不侵犯教會教義的計劃，按照八十三個郡的數目削減主教管區，使兩者所轄區域相互一致，主教由行政官和議員的選舉人任命，教會參事會同時被取消，其成員由副司鐸代替。另外，僧侶們的生活有了充分保證，除了高級僧侶的收入有所減少外，教區司鐸們的收入普遍增加，他們佔僧侶的大多數。但是，僧侶要利用世俗化這個借口大做文章。一開始討論的時候，埃克斯的大主教提出，按照教規，行政當局不能任命或撤銷主教職位。克萊蒙的主教在投票表決的時候也提出了這樣的異議，隨後離開了會場。在他的率領下，反對派議員全部離場。不過，法令最終還是通過了。不過自此之後，僧侶開始和反對派貴族勾結在一起，動用他們的所有力量阻撓革命。為了分裂議會和郡，他們在郡的機構剛成立的時候，私下串聯選舉人，企圖用提出新候選人的方式製造混亂。他們的陰謀很快被人在議會講壇上揭發。事情敗露後，他們又打著人民最高主權的幌子，企圖推動議會改選，如果達到目的，對他們而言自然利大於弊。夏普利埃發現了他們的意圖，說：「全部最高主權的確屬於人民，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目前時機還不成熟。如今憲法還未完成，倉促改選議會只是破壞憲法和自由；如今有些人，他們妄想消滅憲法和自由，妄想復辟等級和專制，妄想揮霍國家收入。如果真的改選議會，只會給這些妄想帶來希望。」議員們紛紛注視著宗教派代表——修道院長莫裡。莫裡大聲喊道：「這些人應該被送到夏特萊裁判所去！不過，假如你們不知道他們是誰，就沒必要提他們。」夏普利埃接著說：「憲法不可能由兩個議會來制定。更何況，現如今已經沒有等級區分了，現在的選舉人已不是以前的選舉人，原來的選區司法區已經和郡混同了。因此，限制權力的條款已經無效，如果將權限受到條款限制的議員排除在議會外，是不符合憲法原則的。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他們也必須留在議會。」莫裡接著又說：「有人巧舌如簧，實際上是和我們詭辯，我們這些代表是從哪天起組成國民議會的？先生們，我們已經完成了憲法，只差宣佈全部執行權屬於國王了。我們存在的意義，不外乎是保證人民享有立法權，證明人民同意稅收，使我們的自由更有保障。因此，任何限制人民代表權的決議，我都堅決反對。全體國民在我們之上，我們限制他們的權力，就相當於限制我們自己的權力。我們締造了自由，就更應當尊重全體國民的自由。」右邊的人們對莫裡的發言報以熱烈的掌聲。米拉波見狀立即走上講壇，他說：「我回答剛才的問題。當士兵們團團圍住會場門口，我們只得將會場換到其他地方的時候，人民代表成為國民議會。這一天，改變了我們的權力。我們千辛萬苦使我們的權力合法化了，並得到了國民的擁護。有位為了拯救祖國而違反法律的古代偉人，當敵人質問他沒有遵守法律時，他說了一句名言：『我敢說我拯救了祖國！』」這時，米拉波轉身面向平民代表們說：「諸位先生，我敢說，你們拯救了法國！」這時，與會人員自發地站了起來，並宣佈，不完成會議的工作決不解散。
與此同時，議會外面反革命的陰謀活動也從未停止。議會採取措施果斷應對，規定軍隊屬於革命力量，宮廷和貴族頭銜不限制軍階和晉陞，一舉擊敗了敵人瓦解軍隊的陰謀。阿圖瓦伯爵和孔代親王7月14日逃到都靈以後，秘密聯繫里昂和南方，但由於缺乏國內外支持者，所有的陰謀計劃全部失敗。在朗格多克，僧侶嘗試發動暴動，除引起短時間騷亂外毫無結果。法夫拉斯侯爵計劃挾持國王到佩龍訥，由於過於高調，還未來得及執行便東窗事發，被夏特萊裁判所判處死刑。
宮廷進退兩難，它感到對議會的依賴更加明顯，而且很多時候自己無能為力。它迫切想改變這種局面，但由於難度過大，又根本不敢去嘗試。因此，它只是躲在暗處煽動反革命，卻從來不公開露面。在成為改革的主要發起人之後，米拉波想聯合所有派別——包括宮廷來穩定改革。他支持立憲，也不想將革命交給宮廷，只是為使宮廷轉向革命。但是，他的失誤之處在於不應叫別人收買他的這種支持。宮廷先後與拉法耶特、拉梅特之輩和吉倫特派人有過瓜葛，想利用他們終止革命、摧毀革命。由於力量強大、影響廣泛，平民領袖米拉波在宮廷中很有威望。儘管面臨種種陰謀和奸計，制憲的工作堅持著國民的最高主權的原則，在議會中有條不紊地進行。新司法組織被確立下來，所有新的司法官職都是暫時的。按照君主立憲制度，人民擁有所有權力，可以任命官員。所有權力不歸某個人或某個家族所有，所以不像王位一樣可以世襲。司法領域也有了新變化，刑事案件中出現了過去一般性的民主組織陪審團，民事案件中有了專門的審判官。所有案件都要在固定法庭中分兩級審判，以防止出現錯判誤判。用於維持法律的保護作用的最高法院開始出現。放在國王時代，這些權力是固定屬於國王的。革命以後，這些權力屬於全體人民，不歸任何個人所有。在與他國是戰是和的問題上，議會把主動權賦予國王，立法機關擁有決定權。
通過革命，舊有的藩籬被推翻，新的政治、社會秩序被建立起來。革命政府迅速成立，國君、國民議會、行政區域被設立，軍隊、市政權、行政權、平民法庭、教會和貨幣建立起來，國債也找到了抵押，一些財產的所有權被合理轉移。
練兵場上的結盟大會
7月14日是國民解放週年紀念日，人們打算在練兵場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由國王、各郡代表、國民議會代表、巴黎的國民自衛軍為憲法宣誓。節日來臨之前，有一些同情平民的貴族議員建議取消貴族爵位，議會隨即召開專門會議，於6月20日廢除了所有爵位、紋章、徽章和勳爵騎士團。這次會議的召開，消滅了舊社會的不平等，表示職務的爵位、標誌家族勢力的紋章、封建貴族私人軍隊佩戴的徽章、立下戰功的勳爵騎士團全都不存在了，特權不復存在，一切的權力和榮譽都屬於平民。這項針對貴族的決議，像僧侶世俗化引起僧侶的反對一樣，引起了貴族的逃亡和反擊。貴族們抓住這個機會，開始了反對革命的行動。
7月14日很快來到，除了天氣不太好之外，還算是一個好日子。各郡代表陸續趕來覲見國王，國王以立憲君主的身份接待了他們。布列塔尼代表團團長單膝跪地，把象徵忠誠的寶劍獻給國王。路易十六高興地說：「我相信布列塔尼人對我的愛戴和忠誠，寶劍還是交給你們吧！請轉告大家，我是所有法國人的父兄，也是他們的朋友。」代表又說，「陛下，您是公民國王，全體法國人永遠都愛戴您。」
緊張籌備了幾個星期後，7月14日早上七點，結盟大會拉開序幕。各路代表從巴士底獄舊址開始，沿著既定路線，浩浩蕩蕩地朝練兵場進發。前進的隊伍中，有選舉人和各公社代表，也有各縣縣長和國民議會議員，軍隊代表、巴黎國民自衛軍和各郡的結盟軍也在其中。大家身著節日盛裝，高舉著旗幟和愛國標語，在悅耳的音樂聲中穿過城區，跨過塞納河，從牌樓下進入練兵場。練兵場周圍是寬敞的草坡看台，上面聚集了約四十萬觀眾。練兵場上，各郡結盟軍、國民自衛軍和軍隊代表列隊站在各自的旗幟下，一個古式祭壇被設置在場中央，國王、宮眷、議會和市政人員在祭壇周圍的觀禮台上就座。伴隨著軍樂聲，首先由身著祭禮服裝的奧頓的主教主持了彌撒。隨後，他又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聖禮。接下來進入宣誓環節，廣場上十分肅靜，在當天上任的全國國民自衛軍總司令拉法耶特，首先走出來。他代表他自己、軍隊和結盟軍宣誓，將永遠忠於國民、法律和國王，全力維護憲法的神聖和尊嚴，和全體法國人民永遠保持團結。然後，國民議會議長和全體議員也進行了宣誓。路易十六以全體法蘭西人國王的名義宣誓，將盡自己的全力來維護憲法。王后舉起懷中的王子，激動地說：「我和我的兒子，懷有同樣的願望。」剎那間，各團體的旗幟揮舞起來，和群眾的歡呼聲一起，將練兵場的歡樂氣氛推向高潮。
14日之後，巴黎市舉行了競技會、燈會和舞會，延續結盟節。在遍佈鐵柵、刑具和瓦礫的巴士底獄舊址，人民載歌載舞。誰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監獄舊址，會成為歌舞歡樂的場地。慶祝活動結束後，人們專門製作了紀念章，代表們也隨後返回。結盟大會的召開，暫時停息了各黨派之間的敵對行為。
會後的陰謀活動
結盟大會以後，小規模的陰謀活動又在議會內外開始了。奧爾良公爵結束流放，剛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謀。於是，夏特萊裁判所繼續調查審理這一已經擱置的案件。不過由於無法證實，宮廷這次急於求成的攻擊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議會本來就沒有打算護短，但由於查無實據，便宣佈不應追訴。對這起不成功的訴訟程序，米拉波嚴厲譴責，對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
宮廷又想了別的辦法破壞議會。他們收買一些寫手，撰寫了詆毀議會的文章在議會門口出售。大臣們則出面譴責並反對議會的做法。昔日的權貴內克爾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與議會的想法也並不一致，不願意服從議會的命令，便通過向議會遞交備忘錄的方式表示反對。不過，最終他發現自己的努力毫無用處，便在1790年9月4日辭職，離開巴黎。
被取消爵位的貴族也對革命懷有敵意，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認識到在國內煽動人民難度很大，便想採用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到國外去，通過聯合外部勢力干涉法國內政，最終捲土重來。但是逃亡之前，他們也不放棄在國內可以煽動反革命的一切機會。
軍隊也已經發生了分裂。新的軍事條例規定，把從前授予貴族的軍階改為授予從軍時間長的人，這對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軍官卻不歡迎新的制度，當被迫宣誓忠於國民、法律和國王時，有的人選擇了逃亡，有的人選擇拉攏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將廣的布耶侯爵顯然屬於後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後，他想方設法讓軍隊忠於自己。一方面，他努力減少軍隊和公民的接觸，防止軍隊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謹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們擁護和愛戴自己。而在別的地方，軍官卻不是這樣。他們不顧士兵的反對和輿論界的反映，剋扣軍餉，隱瞞軍需賬目，最終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錫有三個團的士兵反抗軍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鎮壓。巴黎人民對士兵十分同情，他們認為士兵是愛國的，而布耶卻是一個陰謀家。一時間群情激奮，紛紛集會，要求控訴主張鎮壓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時出手，平息了群眾的不滿。這時的議會，努力化解反革命和無政府狀態帶來的攻勢。
看到國民議會面臨困境，反革命團體得意萬分。他們認為，無論群眾是否支持議會，舊制度都將很快恢復。僧侶也在推波助瀾，為了阻撓出售教會財產，他們甚至使售價高出原定的價格。平民擺脫了什一稅，也獲得了債權保證，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張並不相同。於是主教們便改用「教士法」來煽動教會的分裂。實際上，這項法律既不涉及教規，也不涉及信仰，並且已於12月26日獲批通過。主教們卻不這麼認為，聲稱這項法律侵犯了教權。教皇也極力慫恿主教們反對僧侶世俗化。主教們決定反抗這項法律，不認可未經教皇同意設立的教區，也不認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教士法」引發的分裂
議會不但沒挫敗反革命聯盟，反而使他們更加團結。事實上，如果最開始議會不強制撤換那些反對派神父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後果了。議會認為，僧侶們出於自身考慮，一定會贊成宣誓，凡拒絕宣誓的，必須撤換其職位。主教們卻以為，所有教士都會和他們一樣拒絕宣誓。結果議會和主教們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區司鐸在宣誓問題上的選擇並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絕宣誓。拒絕宣誓的自然被換掉，新的繼任者走馬上任，並接受了奧頓和利達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職的僧侶並不甘心，留在原來的教區繼續發號施令，煽動人們違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爭最終演變成黨派之爭。僧侶分成反對派和憲政派兩個派別，互相攻擊對方為叛徒或異教徒。宗教也成為滿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
人民群眾沒有捲入這些糾紛中，但成為各派團結爭取的對象。各派開始利用俱樂部的方式影響群眾。俱樂部原本是私人會社，主要用來議論政府措施、國家大事和議會法律。這些討論除了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外，沒有任何權力。第一個俱樂部產生於凡爾賽宮，是布列塔尼地區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討他們的步調，後來他們在雅各賓修道院裡開會，便得名為雅各賓俱樂部。它的規模逐漸發展壯大，會員範圍從市政人員擴展到普通公民，並在各省陸續建立了分部。它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強，除對議會外，對市政府和人民群眾也開始產生影響。雅各賓俱樂部逐漸發展成為新興勢力，並開始領導合法勢力，左右社會的發展。
這時的雅各賓俱樂部，已經變為一個群眾集會的場所。看到俱樂部性質的改變，一部分元老離開了，創立了一個類似原來俱樂部的協會，稱為89年俱樂部。它在議會中佔有優勢，領導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羅什富科等人。擁有人民基礎的雅各賓俱樂部的領導者則是拉梅特和巴納夫。看到這兩個擁護新制度的俱樂部，反對革命的貴族一派也成立了俱樂部與之抗衡，先是叫作「無黨派俱樂部」，後來又更名為「王政俱樂部」。他們想採用分發麵包的方式爭取群眾的支持，但是群眾視之為反革命機構，根本就不接受，還多次擾亂俱樂部的會議。1791年1月，這個俱樂部迫於群眾的壓力被市政當局查封，終於壽終正寢。
米拉波之死
由於國王幾位姑母的出走，群眾變得十分不安，他們擔心宮廷正準備另一次出走。為防止國王從與杜伊勒裡宮相通的萬森城堡的望樓出走，群眾紛紛到萬森去拆除望樓。這種擔心不是毫無來由，反革命分子正想趁亂把國王劫走。就在這時，國王被衝進杜伊勒裡宮的六百多名武裝人員劫持，他們企圖挾持國王出走。拉法耶特及時率領國民自衛軍趕到，挫敗了敵人的陰謀。群眾被驅散，宮中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繳械。經歷了這次事件，人們對路易十六可能的出走更加警惕。當路易十六要到聖克盧去時，群眾和禁衛軍便出面阻攔。為防止國王出逃，議會在宣佈國君不可侵犯的同時，也宣佈了國王不得出亡國外，否則立即失去王位。
當時有很多的逃亡者，議會想用頒布法令的方法來制止逃亡，卻面臨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任其逃亡，將會威脅國家安全；如果嚴加管制，又成了對人權自由的侵犯。基於不同的利益出發點，議員們分為三派，一派人袒護逃亡，一派人只關注人權，一派人又只關心國家安全。三派勢力對制定什麼樣的法令各持己見。有人提出一個辦法，剝奪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權，沒收他們的所有財產。米拉波認為，這項提議過於苛刻，好像與以嚴酷著稱的《德拉古法典》一樣。就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而言，還沒有嚴峻到必須採取這種手段的地步，議會最終沒有採用這個辦法。幾天之後，也就是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因操勞過度不幸離世，全國上下一片哀悼。巴黎人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把他安葬在以「國士墓」命名的偉人公墓。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革命。他的勇敢精神，幫助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的冷靜判斷，幫助革命少走彎路。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議會中有什麼爭執不下的討論時，人們還不自覺地望向他曾經的座位。米拉波的死，對革命來講未必是件壞事。因為他既想鞏固王位，又想加強革命。實際上，萬一他真的行動起來，不是王權壓倒革命，就是革命消滅王權，想要兩全其美，根本是不可能的。
從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國民議會完成了對法國政壇的改組；宮廷方面，在進行了陰謀活動的同時，企圖出逃外國；特權階級方面，在沒落之後，十分想恢復往日的榮耀，他們企圖推翻新制度，恢復舊天地。貴族方面，更是抓住一切機會反對革命，包括慫恿臨時法院抗議高等法院復會、挑撥各等級反對廢除省制、策劃新的選舉擾亂各郡的組織、要求議會解散、煽動軍官叛變等。然而他們的反抗全部失敗，於是不得不逃亡國外，發動歐洲其他國家來反對革命。僧侶方面，極端不滿對教會財產的處理辦法和有關教會的新制度。為了反對新制度，他們製造暴動，甚至利用宗教分裂來掀起暴動。這段時期，各派的分裂日趨明顯，反革命勢力積極籌備國內戰爭和國外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