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4月
在維護人道主張溫和的人們死去後，再沒有人主張在革命的勝利者中間建立和平、對戰敗者施以寬宥，再聽不到反對恐怖獨裁的聲音。恐怖獨裁籠罩著全國，吉倫特派和丹東派都曾試圖防止這種暴力制度，但他們都死了。
各郡的暴動
雖遭到嚴重打擊，但是吉倫特派並不甘心失敗，5月31日成為各郡進行反對山嶽黨和公社暴動的導火線，這也是吉倫特派最後的一次嘗試，但不幸的是，他們這次依舊因意見分歧而歸於失敗。即使吉倫特派團結一致也未必能獲勝，即使獲勝也未必能拯救革命。用公正的法律手段無法做到山嶽黨用暴力手段所做的事，缺少狂熱他們如何戰勝外敵，除了恐怖手段還有什麼能壓服各黨派，不制定最高限價法怎樣來滿足群眾的供應，不進行徵用怎能保障軍糧充裕？
在當時的情況下，吉倫特派本應團結起來共同奮戰，但事實卻恰好相反，6月2日後，吉倫特派裡屬於溫和派的韋尼奧、讓索內、迪科、豐弗雷德等人都被囚禁，其餘的如佩蒂翁、巴巴盧、加代、盧韋、比佐和朗熱內等人則四散逃亡。這些人首先逃到厄爾郡的埃夫勒，又轉到卡爾瓦多郡的岡城，並且將這個地方變成暴亂中心。暴動者以在岡城召開的郡議會的名義，組建了一支軍隊，由溫普芬將軍擔任統帥，並且對國民公會的專員、山嶽黨人羅默和馬恩郡的普裡厄實施逮捕，做好了進軍巴黎的一切準備。
勇敢美麗的少女夏洛特·科黛認為獻身於共和國就能拯救共和國，於是準備刺殺5月31日和6月2日事變的元兇馬拉。但她不明白，暴政並非繫於一人，而是繫於一個黨派以及共和國的暴亂形勢。夏洛特·科黛實現了她壯懷激烈卻於事無補的計劃，然後帶著純樸的英勇氣概和捨生取義的精神面對死亡。但遇刺而亡的馬拉卻因此比生前更受群眾愛戴，人們在公共場所呼喚他的名字，民眾團體的場所都安放了馬拉的半身像，迫於形勢，國民公會給予他進入先賢祠的榮譽。
與此同時，馬賽和波爾多出現了武裝叛亂，里昂也發生暴動，並得到了六十多個郡的響應。不久，各黨派爆發了普遍的暴亂，吉倫特派當初開始行動的一些據點被保王黨佔據。保王黨希望能領導里昂的暴動，將里昂變為在南方的暴動中心。這個城市非常留戀舊秩序，這裡的絲綢廠、金銀刺繡廠、奢侈品貿易等都依附於上層階級。因此在一開始它就反對這種打亂舊關係、貶低貴族和僧侶地位、破壞工廠的社會變革。在1790年制憲議會時期，逃亡的親王聚集在里昂附近的都靈，當時里昂在神父和貴族的領導下曾試圖發動暴亂，雖然沒有成功，但是暴亂的思想卻保存下來。和其他地方一樣，里昂在8月10日後就準備發動群眾革命，並建立群眾政府。當時里昂的領導者夏利埃，是馬拉的狂熱追隨者。經歷了9月大屠殺和1月21日事變後，他的膽量更大了。
當時，共和派的低級階層在市政府擁有權力，保王黨的中等階級在各區佔優勢，二者之間尚未發生任何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到5月末，他們之間的爭論開始趨於激烈，在戰鬥中各區取得了勝利，市政府則被包圍和攻破，夏利埃逃跑後被抓住並處死。還受國民公會節制的各區義勇隊，在國民公會面前辯解，說自己是受到雅各賓派和市政官的脅迫才作戰的，國民公會對此沒有理會。
6月事件不久爆發，在卡爾瓦多斯郡暴動的鼓舞下，里昂人舉起了反叛的旗幟，全城設防，構築工事，收留逃亡分子，組建了一支兩萬人的軍隊，由保王黨的普雷西和維裡歐侯爵指揮，並和撒丁國王一同策劃軍事行動。當時整個西部在動盪，對國民公會來說，以南方的武裝叛亂為後盾的里昂暴動就更為可慮。保王黨開始行動，各區聯合起來宣佈革命法庭的成員不受法律保護，並且募集了一萬人的軍隊準備進攻巴黎。馬賽的保王黨也在伺機恢復活動，他們以共和派的面貌行動，最後才冠以自己的名義行動。在各區被保王黨控制後，形勢開始向著有利於反革命的方向發展。
對於這次暴動的新的變化，感到絕望的雷柏基在馬賽港跳海自殺。自從皮塞侯爵率領著少數軍隊混入吉倫特派後，卡爾瓦多斯郡的暴動也發生了變化，有了保王的性質。當時，波爾多、南特、布勒斯特、里昂等幾個城市公開表示同情6月2日被處死的人，但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為這些城市都被雅各賓派控制，或者忙於和西部的保王黨作戰。
保王黨借各郡的普遍暴動擴展了軍事行動，初步獲勝的旺代軍佔領了佈雷絮爾、阿讓通、土阿爾，在控制本境後又試圖佔據邊境關隘，打開與法國以及英國聯繫的道路。6月6日，卡特利諾、萊斯居爾、斯托夫萊、拉羅什雅克蘭指揮著由四萬人組成的旺代軍向索謬爾進發，攻下該城後又進軍南特，以便穩固地保有旺代郡，並控制盧瓦爾河。卡特利諾率領旺代軍繼續進佔翁熱，渡過盧瓦爾河後佯攻圖爾和勒芒，實際上卻帶領軍隊從右岸配合左岸的夏雷特同時向南特進攻。
似乎一切都聯合起來進攻國民公會，在諾爾郡和比利牛斯山地區，國民公會的軍隊節節失利，中部有里昂軍的威脅，南部受到馬賽軍壓迫，西部則遭到了吉倫特派和旺代軍的進逼，此外，兩萬皮埃蒙特軍也侵入了法國。在阿爾貢納和比利時戰役勝利後，因為迪穆裡埃與雅各賓派的摩擦，軍隊與政府不和，尤其是這位總司令叛變後，武力反抗的情況更為嚴重。軍事行動不再統一，軍隊也失去了高昂的士氣，內訌不休的國民公會與失意的將軍們之間也不再互相信任。
法馬爾軍營接管了迪穆裡埃的殘部，由當皮埃爾指揮，但戰敗後他們被迫退到布陝城下，當皮埃爾陣亡。從敦刻爾克到吉維這一段的邊境也遭到了優勢軍隊的威脅，雖然將居斯蒂納從摩澤爾河調到了北路軍，但也未能挽回頹勢。法國的門戶瓦郎西安失陷，軍隊連續失利，退到了斯卡爾普河南岸的阿臘斯，這裡是巴黎的最後一個退守陣地。因為敵人的進攻和糧食短缺，加上摩澤爾河方面軍被壓縮而無法增援，美因茲方面投降了。英國政府認識到憑借饑饉就可以使巴黎和各郡陷於絕境，於是封鎖了法國的所有港口，並沒收了向法國運送糧食的中立國船隻。這種旨在餓死全法國人民的新手段，迫使法國在三個月後不得不制定最高限價法，共和國的情況已經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全民皆兵全國備戰
瀕臨解體的國民公會根本沒有能力應付這種情況，鬥爭剛剛結束，勝利的一方還沒來得及建立新政府。在各郡和邊境的處境沒有這麼危急之前，山嶽黨曾召集各地的特派代表，開始制定人們期望已久的憲法。吉倫特派希望憲法能夠在1月21日以前頒布，用法治來代替革命政體，不但以此來拯救路易十六，同時也為了預防自己遭到放逐。在5月31日以前，吉倫特派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但山嶽黨人先是審判路易十六，後是排斥吉倫特派，通過這兩次政變使國民公會避開這個問題的討論。如今，成為統治者的山嶽黨則急於頒布憲法，以便拉攏共和派，羅埃·德·塞捨爾則是山嶽黨的立法者。幾天之內，國民公會便通過新憲法，並提交初級議會同意。
無論是在討論憲法期間，還是在憲法提交初級議會之後，山嶽黨一直明白自己面對的威脅和危險。在國內，他們要鎮壓三四個黨派，並消除性質不同的內戰，以此挽回軍事的失敗，對外則要抗擊反法聯軍，但勇敢的山嶽黨人在危急處境下並未驚慌失措。前來迎接憲法的四萬四千個公社代表在國民公會前被接見，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憲法，並且提出要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實行全民皆兵。
丹東同意了人們的要求，發表演講說：「我們同意初級議會的代表們提出的實施戰時緊急政策建議。國民公會現擁有了全國的力量，更應該維護自己的尊嚴，我要求國民公會立即頒布法令，賜予初級議會權力，讓代表在全國徵集武器、糧食和軍需品，發動群眾的力量，組建四十萬人的軍隊。用我們的大炮來向敵人宣佈我們的憲法！並且我們要進行莊嚴的宣誓：每一個人都要誓死消滅一切暴君！」然後，所有在場的代表和公民都宣了誓。
此時，由革命派組成的救國委員會成為各項活動的中心和國民公會的政權機構，幾天後，巴雷爾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宣佈要採取更全面的措施：「目前自由是所有公民的追求，因此，有人為此應貢獻聰明才智，有人應為它歸還財產，或者提出建議，或者出力流血。總之，無論男女老幼，每一個法國人都要響應祖國的號召，保衛我們的自由。所有的物質和精神，無論是政治手段還是經濟手段，都應該為自由服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自由事業的需要，在即將來臨的全國性行動和軍事行動中，我希望每個公民都能堅守自己的崗位。年輕人能馳騁疆場，男子負責製造武器、運送彈藥、籌備軍糧；婦女則負責縫製軍服和帳篷、看護傷員；兒童可以幫助改制繃帶，老人負責宣傳對國王們的痛恨和對共和國的一致擁護，鼓舞戰士們的勇氣。公共房屋改為軍營，公共場地臨時變作工廠，徵用民間的馬匹，群眾手裡的獵槍、刀劍及長矛都要變為武器。我們的共和國如今就是一個被包圍的大城市，而整個法國就是一個巨大的軍營。」
這些措施立即被宣佈實施，凡年滿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法國人都作為新兵去補充軍隊，所有征來的糧食都要供應軍用。一時間，共和國擁有了十四個軍，一百二十萬士兵。對共和派而言，法國成為了一座軍營和一個工廠，對反對派卻是一座監獄。共和國在進攻公開的敵人的同時，還要消滅隱藏的敵人，於是頒布可怕的懲治嫌疑犯條例來針對國內的反對派。首先採取的是預防措施，圖謀不軌的外僑遭到逮捕，君主立憲派和溫和共和派被羈押，這些人在和平實現以前將被管制。5月31日後形勢更加嚴峻，資產階級、商人、中產者如同8月10日之後的貴族和僧侶階級，成為罪犯的主要構成者。
此外，為了滿足對內的需要，建立了一支由六千士兵和一千炮手組成的革命軍隊，為了確保革命者能保持純正思想，發放了愛國公民證。俱樂部負責監督各級官員，每個區都成立革命委員會，從全方位對付國外敵人和國內叛亂分子。
山嶽黨人的勝利
在經歷了韋爾農的初次交鋒後，叛軍立即潰散。溫普芬糾集殘部，企圖捲土重來卻未能得逞。從前極力維護吉倫特派的溫和派階層，變得軟弱無力毫無鬥志，在其他郡贊同憲法之後，這個階層也借此機會承認錯誤，並在叛亂中心的岡城舉行了懺悔儀式。
與此同時，卡爾托將軍率領部隊兩次擊敗了南部的叛軍，追趕他們到馬賽，並乘勢進佔了馬賽。失敗後的保王黨逃到土倫向英人乞援，並且將法國的這個重鎮交給英國人，普羅旺斯才沒有被制服。英國的胡德海軍上將進入土倫後宣佈路易十七為法國國王，從海道運來八千名西班牙軍隊，解除法國艦隊的武裝，並佔領了附近要塞，向土倫進軍的卡爾托被迫退回馬賽。儘管遭遇了這次挫折，國民公會的軍隊仍然保持優勢。根據山嶽黨專員的命令，他們進攻了叛亂的各重要城市，岡城被羅貝爾·蘭代佔領，波爾多被塔利安攻下，巴拉斯和弗雷隆則進入馬賽。剩下的只有土倫和里昂未被攻克，南部、西部和中部的聯合與進犯已構不成威脅，國內的敵人只處在守勢。
克勒曼率領阿爾卑斯方面軍包圍了里昂，三個軍團從四面圍住這個城市，阿爾卑斯的老兵、革命的營隊、新入伍的軍隊每天都在增援。起初，里昂叛軍拚命抵抗，但南部的叛軍已被卡爾托擊退，無法提供援助。試圖為里昂叛軍舉行牽制攻擊的皮埃蒙特軍，也被克勒曼所擊敗，里昂叛軍失去前沿陣地後，又面臨絕糧、士兵缺少鬥志的困境。保王黨的首領們意識到負隅頑抗無濟於事，於是棄城而走。共和軍順利攻克里昂，在那裡等待國民公會的命令。幾個月後，擊敗里昂叛軍的部隊前去增援意大利方面軍，在經過反覆攻擊和英勇機智的軍事行動後，有精兵固守和堅強防禦工事的土倫終於被攻下，落入共和軍的掌握，結束了以攻佔里昂開始的戰役。
在進攻南特的戰鬥中，旺代叛軍損失重大，統領卡特利諾戰死，這次失敗宣告旺代叛亂和外侵行動的終結。保王黨放棄索謬爾，再次渡過盧瓦爾河退回原地，但他們的力量仍然強大，共和軍追擊到旺代境內後又被打敗。比隆接替貝律耶將軍，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率領少量兵力繼續作戰，但比隆的進攻方法不當，因此改任坎克洛和羅西尼奧爾為指揮，但情況依舊沒有好轉。坎克洛與羅西尼奧爾的意見存在分歧，山嶽黨溫和派的專員菲利波與救國委員會的專員布爾勃特也無法通力合作，由於步調不一致，行動不統一，這次進攻又以失敗告終。
得到教訓的救國委員便任命勒捨爾一人為統帥，準備在旺代展開大規模作戰，想挽回損失。美因茲防軍的支持改變了局勢，這支防軍擁有一萬七千名久經戰鬥的精兵。保王黨的軍隊在夏蒂榮、肖列連遭四次挫敗，在沙場中萊斯居爾、邦尚、埃爾貝受了重傷，叛軍在上旺代地區遭遇到徹底失敗後，想要退到下旺代又擔心被全部消滅，於是決定帶領四萬人的兵力離開本地。但這次撤退造成了他們的致命失敗，他們首先在格朗維爾被擊退，又在勒芒被重挫，最後在薩維內被徹底擊垮，只有一千殘兵敗退到旺代郡。在努瓦木提埃島失陷、當地將領夏雷特的部隊潰散、拉羅什雅克蘭死亡後，共和軍控制了旺代全境。
為了防止旺代叛軍死灰復燃，救國委員會採取了極端手段進行掃蕩殲滅。旺代郡叛軍只剩下的十六個設防陣地，都被杜羅將軍全部包圍，並派出了十二支「凶狠縱隊」在境內各地搜索，放火焚燒森林，驅散聚集在一起的人，此外還實行了劫掠破壞，使這個地區籠罩在恐怖的氛圍中。此外，在邊境入侵的外國軍隊也被擊退，並且在其他各邊境地段採取攻勢，揭開了1793和1794年戰役的序幕。
5月31日之後，各軍隊將領與國民公會的領袖重新恢復，革命的推動力重新加強，戰鬥節節勝利。軍隊也曾和各黨派一樣發生危機，這些危機的結果不是失敗就是勝利，在1792年戰爭開始時，羅尚博、拉法耶特、呂克內等將領是立憲派，而迪穆裡埃、塞爾旺、克拉維埃爾、羅蘭等大臣則是吉倫特派，雙方意見相悖，軍隊中的士氣低迷，因此導致了戰敗。而在8月10日後，立憲派的將軍被吉倫特派的將領迪穆裡埃、居斯蒂納、克勒曼、迪龍替換，軍隊和政府之間統一了信念和行動。8月10日事變提高了人們的勇氣，促使阿爾貢納之戰計劃的產生，接下來山嶽黨與吉倫特派、迪穆裡埃與雅各賓派之間的爭鬥又導致了軍隊和政府之間的不和，鬥志遭到挫敗的軍隊導致了戰鬥的多次失利。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迪穆裡埃叛變。吉倫特派在5月31日被推翻後，迪穆裡埃、居斯蒂納、烏夏爾、迪龍被儒爾當、奧什、皮什格魯、莫羅等人被替換，掌握政權的救國委員會採取了有力措施，革命的熱情重燃，1794年的戰役重演了阿爾貢納戰役和比利時戰役的勝利，而卡爾托的軍事謀略也得到了人民的認可。
王后和吉倫特派人之死
在戰爭期間，救國委員會實行了殘酷的殺戮行動，軍隊在戰場上殺人，革命黨派則在國內採取殘酷手段鎮壓所有的反抗企圖。他們認為保存自己是合法的權力，那些攻擊他們的人，在戰鬥時是敵人，在戰敗後則是謀叛分子，為此，他們用戰爭消滅敵人，用法律排除異己，以防戰鬥勝利後發生騷亂。為了報復、恐嚇和自保，救國委員會決定實施殘酷的政策。
巴雷爾宣佈了對叛亂城市的準則：「里昂這個名稱不應該存在了，應更名為自由城，並且要在城市的廢墟上建一個碑，記載他們的罪行和受到的懲罰。碑文就寫：『里昂曾向自由進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國委員派遣科洛·德布瓦、富歇和庫東前往到這個不幸的城市，實施了駭人聽聞的懲罰：槍殺居民，毀壞建築物。土倫叛亂者的命運與此相似，而沒有勾結外國、叛亂不嚴重的岡城、馬賽、波爾多等地，情況稍微好一些，沒有遭到如此殘酷的屠殺。
政府進行了有計劃的殘忍屠殺：為了對付歐洲反對派，判處路易十六的寡妻馬麗·安托瓦內特王后死刑，並在10月16日被首先處死；為了打擊吉倫特派，判處該派的二十一人死刑，布裡索、韋尼奧、讓索內、豐弗雷德、迪科、瓦拉澤、拉蘇斯、西耶裡、加迪安、卡臘、迪佩雷、迪普拉、福什、博韋、迪夏特爾、孟維埃勒、拉卡茲、布瓦洛、勒阿底、安迪布爾、維熱被集中處死；為了打擊立憲派判處巴伊死刑；為了打擊山嶽黨中那些企圖抬高奧爾良公爵地位的人，判處了奧爾良公爵死刑。之後又處理了6月2日的大批罪犯。
抗議二十一人被捕的七十三名吉倫特派人也被捕入獄；但沒有判處死刑。在法庭辯論階段，這些著名的被告勇敢而沉著，但韋尼奧雄辯的口才並沒能拯救自己，聽到判決的瓦拉澤用短劍自刎。拉蘇斯則大聲向審判官說：「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時死去，而你們將在人民恢復理智時死去。」這些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時，他們高聲歌唱馬賽曲：「一起走吧，祖國的兒女們。光榮的日子來到了！暴政血腥的屠刀已經向我們舉起……」表現出了堅忍不拔的時代精神。吉倫特派其他領袖的命運幾乎都這樣悲慘：隱藏在波爾多附近的聖太米利翁山洞中的薩爾、加代、巴巴盧被發現後，也被處死在平民的斷頭台上；佩蒂翁和比佐在流浪一段時間後自殺；拉博·聖艾蒂安則被朋友出賣；羅蘭夫人從容赴死，表現了一個古羅馬女人般的英勇氣概，而她的丈夫聽到消息後，離開避難處所在大路上自殺；孔多塞在逃脫後又被人發現，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殺。在這次血腥屠殺中倖存下來的只有盧韋、克爾維勒岡、朗熱內、亨利·拉·裡維埃、勒薩日、拉雷韋耶爾·勒波。
救國委員會的成員和權力
10月10日，國民公會宣佈革命政府成立之前，無論是內閣、公社還是國民公會，都沒有建立真正的政權，在這種形勢下，政權集中成為人們的迫切要求。作為權力最集中和最廣泛的機構，在國民公會內成立獨裁政權，由占統治地位的政黨來執行成為必然。在山嶽黨和吉倫特派互相對立期間，國民公會成立了救國委員會，作為政府機構，負責以非常和緊急的手段來保衛革命。在5月31日前，救國委員會由大會的中立派代表組成，在第一次改組後的主要成員則是極端派的山嶽黨人。巴雷爾留任，羅伯斯庇爾當選為委員會委員，免去了丹東派埃羅·德·塞捨爾、羅貝爾·蘭代等人的職務，並且將巴雷爾拉攏過去，然後利用聖茹斯特、庫東、科洛·德布瓦和俾約—瓦倫等人，掌握了委員會的權力。
通過掌管輿論和警察部門，羅伯斯庇爾掌握了委員會的統治權，追隨他的人擔任了各個要職：聖茹斯特負責監督和檢舉各黨派的活動，各郡的事務由俾約—瓦倫和科洛·德布瓦負責，軍事由卡爾托、財政由康邦負責；內務和行政工作由科多爾郡的普裡厄、馬恩郡的普裡厄等人負責；庫東負責提出過激的但在形式上緩和的提案；巴雷爾則擔任了委員會的日常發言人，負責隨時上台宣傳。
委員會下面設立了治安委員會，協助執行革命的政務工作以及一些次要措施，和大委員會一樣，治安委員會有十二個成員，三個月改選一次，成員們可以長期擔任。這些人掌握著革命的全部力量。在聖茹斯特的建議下，建立了以獨裁為目的的強力政權，實行古羅馬式的十頭政治，這種可怕的強力政權首先吞噬了山嶽黨的敵人，繼而是山嶽黨和公社，最後自身也被吞噬。
救國委員會以國民公會的名義支配一切，它擁有任免高級軍官、部長、政府專員、審判官和陪審官等職位的權力，既對各黨派進行壓制，也提出各種措施，它派出專員控制軍隊和將領，並對各郡發號施令，借懲治嫌疑犯的條例隨意處分對抗者，利用革命法庭隨意處決人命，以制定最高限價法和徵用的手段來支配所有的財產，甚至利用國民公會來控訴國民公會的成員，在這種獨裁政權下，國民公會完全淪落為救國委員會的工具。
共和歷誕生
出於戰爭和法律的限制，這些革新者與所有國家及各種政體都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們還是想將這個距離再次擴大，為了配合這次前所未聞的革命進行，他們制定了一種新紀元，不但改變年份的劃分，也更改了日和月的名稱，用共和歷代替基督教歷，用旬來代替星期，休息日也從星期日變為每旬的第十天，一年分十二個月，每月三十日。新紀元從共和國的奠定之日開始，即1792年9月22日。從9月起依次排列：秋季為葡月、霧月、霜月，冬季為雪月、雨月、風月，春季為芽月、花月、牧月，夏季為獲月、熱月、果月。每月分三旬，每旬十日，每日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順序命名。此外，剩下的五天屬於全年，被稱為「無套褲日」，從第一天到第五天分別稱為「才藝節」「勞動節」「行動節」「報償節」「輿論節」。1793年的憲法產生了共和歷，並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在此之後，公社和救國委員會也提出了各自的信仰：公社提倡「信仰理性」，救國委員會則提出「信仰最高主宰」。
救國委員會和公社的鬥爭
公社和山嶽黨共同進行了這次反對吉倫特派的革命，但受惠者卻是救國委員會。從6月到11月，作為共和國的第一權力機構，救國委員會掌握著一切防禦事務，公社試圖反過來控制救國委員會，山嶽黨也企圖擺脫救國委員會的控制，而市政自治派的目的與救國委員會恰好相反，它反對國民公會的專政而主張建立地方民主政治，主張以粗率的無神論代替信仰宗教，他們的旗幟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和宗教上的無神論。
在開創時代，革命總會受到各種不同思想體系的激盪，並體現出這些思想的思想體系，在危機時期，法國尊崇教皇的天主教派的代表是反對派僧侶，在哲學上的代表則是救國委員會所創立的最高主宰信仰。在政治主張方面亦是如此，在從舊制度的王權到市政自治派的無限制民主的進程和鬥爭中，市政自治派失去領袖和支柱馬拉，而救國委員會卻保存了他們支柱和領袖——羅伯斯庇爾。
在下層階級，公社的領袖們威望極高，他們的軍事將領是革命軍司令隆森，而宣傳家則是無神論者阿納卡西斯·克洛斯，這些人得到了各區革命委員會的支持。革命委員中有一些外籍人員身份不明，這些人被認為是英國派來製造混亂的間諜，企圖用過激行動來傾覆共和國。科德利埃俱樂部中的成員大都擁護市政自治派，在丹東時代和8月10日事變中，科德利埃俱樂部的人員起到了重大作用，並在那個時期組織了公社，後來這些人都進入了政府和國民公會；他們在俱樂部中的位置也被「第三批入會的愛國者」所代替。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極端革命派——埃貝爾派，他們經常在《杜歇老爹報》上發佈一些下流卑鄙的言論，對那些被黨派處死的受害者進行嘲弄，並且在短時間內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在他們的強硬手段下，教堂或者被封閉、或者改為理性教堂，巴黎主教和副主教們被迫在國民公會中背棄天主教，此外，國民公會迫於壓力不得不下令以信仰理性來代替天主教。很多城市都舉行了慶祝活動，社會上出現了種種不信仰上帝的奇怪現象。
這種局勢發展令救國委員會感到十分震驚，於是準備制止和消滅它。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日），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講壇上對這一派進行了攻擊，他呼籲說：「代表人民的公民們，由各國國王派遣的聯軍使用陰謀手段，反對共和國的成立，對此，我們要組建更加英勇善戰的軍隊來回擊他們，用提高警惕和實行正義制裁的行動來揭穿他們的陰謀。越是受到愛國主義者的打擊，這些敵人和間諜越是加緊聯繫，並且以自由的借口來破壞自由。現如今，他們又處心積慮，借共和主張來破壞共和國，利用哲學來重新挑動內戰。」
在羅伯斯庇爾的言論中，公社中的極端革命派與共和國的外部敵人性質變得相同，他對國民公會提議說：「對於那些無法無天、與外敵陰謀互相勾結的狂亂行為，你們應當立即制止。對於公社這個特殊權力機關不加考慮就輕易地為敵人效勞的行動，我要求你們立即懲處，並宣佈，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干預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在羅伯斯庇爾的要求下，曾經按照公社的要求贊成放棄宗教信仰的國民公會，又宣佈「禁止一切違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為和措施」。
溫和派與丹東派的失敗
除了要戰勝公社外，救國委員會還要抵抗山嶽黨中主張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員會獨裁政治的溫和派，為了進行鎮壓還需要建立革命政府，而為了取得勝利則需要實行獨裁。丹東這一派認為當務之急是恢復法制，讓國民公會能夠獨立自主，因此他們要求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動、釋放嫌疑犯，並以此來打擊公社派，削弱各委員會的權力。丹東和他的同黨菲利波、卡米爾·德穆蘭、法布爾·德格蘭丁、拉克魯瓦、韋斯特曼將軍等人共同擬訂了這個實行寬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他們提出：要先穩定共和國的戰場，在取得勝利後再實行安撫。當這一派變成溫和派後，就被羅伯斯庇爾派從政府中排擠出來。
5月31日以後，狂熱的愛國派認為丹東的行為曖昧，並沒有為這次事變出力，而且又反對對二十二人的判決，遭到了人們指責的丹東，退隱到故鄉奧布河岸的阿爾西來躲避風暴。這時的埃貝爾派已有很大發展，丹東在同黨的要求下於霜月（12月）初回來。
這時，菲利波站出來指責旺代戰役的失敗是因為指揮不當；不久前被救國委員會撤職的功績卓著的韋斯特曼將軍支持菲利波的意見，此外，卡米爾·德穆蘭在他《老科德利埃黨報》上發表言論表示贊同。德穆蘭懷著狂熱的激情，參加了從7月14日到5月31日的歷次革命運動，他贊同革命的一切過激和暴力行為，認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共和國。他言辭激烈卻心地寬厚，為了避免共和國會分裂，他參加了打擊吉倫特派的活動，他將自己的黨等同於共和國，甚至以犧牲公正和人道來表達自己的忠誠和擁護。但在目前的情勢下，還用從前那種為革命服務的方式來打擊玷污和破壞革命的人，已經沒有作用了。他在《老科德利埃黨報》上發表文章，慷慨激昂地談論自由，尖刻辛辣地評論人物，他通過對古代暴君的嘲諷來影射當前的暴政，他引用古羅馬學者塔西佗著作中的例子：「在那個時代，連談話都可能被視為政治犯，稍不留意，連簡單的注視、憂傷、同情、甚至歎息和沉默，都能被當作罪行。卡西烏的後代在家裡掛了一張祖先的肖像，就被定為反革命罪；馬麥爾庫斯·斯考路斯在悲劇著作中引用了一句意義雙關的詩，就被視作反革命分子……」
德穆蘭建議政府恢復溫和、寬厚和公正的主張，這引起了狂熱分子和獨裁者的反感。對於革命的獨裁製度，德穆蘭不僅僅進行攻擊，而且主張廢除它，建立一個寬大的委員會取而代之，只有這樣才能結束革命和平息黨爭。他的報紙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和勇氣，在輿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人們見面就先詢問對方：「你最近看《老科德利埃黨報》了嗎？」此外，法布爾·德格蘭丁、拉克魯瓦、布爾東·德·洛瓦茲等人，竭力聯合山嶽黨和右派，鼓勵國民公會擺脫兩委員會的束縛，以恢復自由和權力。當時兩委員會的權力非常大，他們首先採取的步驟是逐步削弱，通過改變輿論來增加國民公會的勇氣，然後通過道義的力量來反對革命的力量，最後用國民公會的權力來對抗兩委員會的權力。
丹東派的山嶽黨人認為，十頭政治中只有俾約—瓦倫、科洛·德布瓦和聖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擁護恐怖政策的，巴雷爾由於軟弱而擁護這個政策，庫東則因為效忠羅伯斯庇爾才擁護這個政策，因此他們試圖將羅伯斯庇爾拉攏到溫和派方面。羅伯斯庇爾與丹東的關係較為友好，此外羅伯斯庇爾秩序觀念強烈、作風嚴謹，再加上他公開宣揚道德，這些因素都成為他們利用的條件。當時，羅伯斯庇爾是享有最高聲望的人，他曾經維護七十三名被羈押的吉倫特派人免於兩委員會和雅各賓派的毒害，曾在公開場合對克洛斯和埃貝爾進行抨擊，人們將他看作共和國的調解者、輿論的支配者。只要爭取到他，就能夠控制兩委員會和公社，並且不會對革命事業產生影響。丹東從阿爾西回來後就和羅伯斯庇爾會面交談，當丹東遭到雅各賓派的攻擊時，羅伯斯庇爾出面維護他。羅伯斯庇爾還親自為《老科德利埃黨報》批閱修改稿件，並且宣傳了幾項主張溫和的原則，他的這些行為激怒了當時掌握革命政權的人，俾約—瓦倫和聖茹斯特公開表示支持兩委員會的政策，當科洛·德布瓦出使回來後，進一步恢復了這一派的勇氣。
在國民公會上雅各賓派開除了卡米爾·德穆蘭，巴雷爾代表政府抨擊他，羅伯斯庇爾也被指控為犯了溫和主義，但由於他的威信很高，進攻和取勝都需要他，兩方面都在爭取他，因此沒受到責難。憑借自己這種優越地位，羅伯斯庇爾站在兩派之間並不加入任何一方，而是專心對付這兩派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羅伯斯庇爾需要犧牲公社和無政府主義者，兩委員會需要犧牲山嶽黨和溫和派，因此他們達成了這樣的協議：羅伯斯庇爾將丹東、德穆蘭和他們的同黨交給救國委員會，而救國委員會則把埃貝爾、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們的同黨交給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袒護溫和派，希望通過打垮無政府主義者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既打垮一個可怕的黨派，又除去一個具有革命聲譽的與他爭雄的人，這對於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是有利的。
這個時期，共和國尚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對共和國的不滿普遍存在，兩委員會認為還不是與歐洲列國和國內反對派講和的時候，因此必須實行獨裁來繼續作戰。在他們看來，埃貝爾派卑鄙而下流，它使人墮落，通過製造混亂來幫助外敵；丹東派則通過溫和政治和道德敗壞來危害、污辱共和國的黨派。因此，巴雷爾代表政府發言建議作戰，並加強實際行動。幾天後，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宣佈他反對自己曾支持的《老科德利埃黨報》，反對法治的政府，要求保持革命政府。他說：「國外，各國的暴君包圍著我們，國內，擁護暴政的人在進行陰謀叛亂。如果姑息這種情況，他們必然要謀叛到底。為了共和國不滅亡，必須鎮壓共和國的內外敵人。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採取用理智對待人民、用恐怖對待敵人的原則。如果說道德是人民政府在和平時期的動力，那麼道德與恐怖就是人民政府在革命時期的動力。沒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沒有恐怖的道德是缺少力量的，我們只有用恐怖手段來制服自由的敵人，才能奠定共和國基礎，革命政府的專制實際上是自由對暴政的專制。」在這次演說中，羅伯斯庇爾譴責了溫和派和極端革命派，認為他們都希望消滅共和國，他尖銳地指出：「兩派的旗號和道路雖然不同，但他們追求的卻是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顛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國民公會，使暴政得逞。」就這樣，羅伯斯庇爾做好了剝奪他們權力的輿論準備，他的演說得到了一致贊同，演說稿隨即被發放給所有民眾團體、政府機關和軍隊。
在羅伯斯庇爾公開表示敵意後，曾經同羅伯斯庇爾來往密切的丹東要求與他進行一次會談，地點選在了羅伯斯庇爾的家裡，兩人的態度冷淡，交談卻很尖刻。丹東滿腹牢騷，表達了自己的不滿，羅伯斯庇爾則保持克制和冷靜。丹東首先說：「我完全知道委員會的態度，但是我並不害怕他們的仇恨。」羅伯斯庇爾回答：「你想錯了，委員會對你並無惡意，只是覺得你應該為自己解釋一下。」丹東激動地反駁：「解釋？要解釋就得說實話！」看到羅伯斯庇爾的臉色沉下來，他又補充說：「壓制保王派是應當的，但是我們應該只進行對共和國有利的打擊，不能混淆了無辜的人和有罪的人。」羅伯斯庇爾憤憤地反問道：「是誰說我們殺害過無辜的人？」聽到這句話，丹東苦笑著對同來的人說：「你認為呢？死去的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然後他們就起身離開了，這次分別後，羅伯斯庇爾和丹東的友好關係一刀兩斷。沒過幾天，聖茹斯特在講壇上發表演說，以從未有過的、更加露骨的口氣，對包括溫和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一切反對派進行了強烈譴責，並且建議賦予政府最廣泛的權力來對付公社派中的陰謀者。
對此，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採取任何防衛的措施，他們的成員副檢察官埃貝爾、「革命的將軍」隆森、「人類的發言人」阿納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羅、樊尚等人，被當作外國間諜和國內的陰謀叛亂分子逮捕，並被解送到革命法庭。在首領被捕以後，無政府主義者大多卑怯地死去。通過這些行動，救國委員會取消了革命軍隊，各區委員會的權限也被削弱，公社被迫到國民公會中表示對逮捕和處罰措施的感謝。
丹東如果不起來自衛，下次遭刑罰的對象將會是他。但是他已經無所依靠，雖然國民公會對他和他的事業有所偏袒，但此時國民公會被兩委員會的革命勢力所控制。失去了政府和國民公會支持，也得不到公社和俱樂部的援助，丹東除了被動等待沒有別的選擇。他的同伴們要求他進行自衛，他拒絕道：「我寧願做受刑人而不願做行刑人。」剩下的唯一辦法，是利用雄辯的口才譴責羅伯斯庇爾和兩委員會，發動國民公會推翻他們的暴政，雖然旁人竭力敦促，但丹東明白，推翻一個已經確立的統治並非輕而易舉，況且，國民公會也處在被控制威脅的地位，他的任何行動都沒有效果。於是他只是勇敢地等待著，他相信敵人不敢處死他這樣的人。芽月10日，有人來告訴丹東救國委員會正在討論逮捕他，催促他立刻出走，他仍然堅持自己的判斷而不肯離開。但當天夜裡，丹東在住宅中被逮捕，和卡米爾·德穆蘭、菲利波、拉克魯瓦、韋斯特曼等人一起被押解到盧森堡宮，他被關押在一間單獨監禁的密室。
人們對丹東的被捕憂慮不安，一時間流言四起，第二天國民公會在開會時，人們面帶懼色地悄聲詢問，不知道為何對人民代表也要採取這種逮捕手段。勒讓德爾說：「公民們，昨夜大會的四名代表被捕，除了丹東，其他人我不知道是誰。我在這裡公開宣佈，我認為丹東是無辜的，沒想到卻戴上鐐銬。我要求在沒有聽到控訴之前，先將被捕的人叫來，讓他為自己受到的指控答辯。」他的提議受到了會場的歡迎，有幾位代表提議進行表決。
沒過多久，羅伯斯庇爾出現在講壇上，他說：「這次會上出現了已經很久不見的混亂情形，剛才發言人的話引起了騷動，由此不難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在今天必須知道，是幾個人重要還是整個祖國重要？我們要看一看，國民公會是主動打碎一個早已腐朽的偶像，還是等著它垮下來壓倒國民公會和法國人民！」寥寥數語，羅伯斯庇爾就壓倒了丹東的同黨，使會場復歸平靜，勒讓德爾也撤回了自己的意見。之後，聖茹斯特宣讀了對被捕代表們的長篇控訴書，言詞似是而非而又極其巧妙，對他們在言論、政治活動、私人生活以及各種圖謀方面進行指責，代表們在沉靜中附和通過了對丹東及其同夥的控告。
被告們在革命法庭上表現了勇敢高傲的態度，迪馬擔任審訊丹東的審判長，他按照程序詢問丹東的姓名、年齡、住址。丹東回答說：「我是丹東，這個名字在革命時期人人知曉，今年三十五歲。我的住址即將消失，但我的名字將永存史冊。」雖然人們被丹東輕蔑而有力的回答、拉克魯瓦得體的反駁、菲利波的嚴峻表情、德穆蘭的激昂氣勢所感動，但法庭以被告們不尊重法律為由剝奪了他們的辯護權，直接宣判死刑。之後，這些人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執行死刑。
在通往刑場的路上，有大批的軍隊和監護隊，隨行的群眾一路沉默。囚車上的卡米爾·德穆蘭不甘地高呼：「公民們，難道這就是對自由最忠誠的信徒的報償嗎？」丹東則沉著而高傲，昂首挺胸地走到斷頭台前，他先是大聲說：「我親愛的妻子，我將永遠看不到你了……」然後又打斷自己的話對自己說：「丹東，勇敢些！」
在維護人道主張溫和的人們死去後，再沒有人主張在革命的勝利者中間建立和平、對戰敗者施以寬宥，再聽不到反對恐怖獨裁的聲音。恐怖獨裁籠罩著全國，吉倫特派和丹東派都曾試圖防止這種暴力制度，但他們都死了。敵人愈多，統治者要殺的人也愈多，身處血腥的人們無法自拔，直到他們被殺死。在吉倫特派垮台後，十頭政治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卑鄙的埃貝爾派垮台後，他們提出了公正與忠誠；而在丹東派垮台後，他們提出恐怖和道德，並將丹東派指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