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會組織：上限未定

辦法、假設和來源

社會科學的一個長期的研究傳統，特別是在考古學、人類學、經濟學和城市研究領域，在於表明一個社會中最大定居點的規模與其社會組織的複雜程度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這種關聯性遠非完美，但對於探索跨度為16 000年的社會發展指數這種粗線條的研究，已經足夠了。

原則上講，探究城市規模還有一大好處，就是概念上比較簡單。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1）確定東方和西方在歷史上每個需要計算指數值的時間點上的最大定居點的規模；（2）確定公元2000年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規模；（3）將公元2000年時最大城市的人口數除以250（社會發展指數所能賦予“社會組織”這個特性的滿分）；（4）再將過去城市的人口數除以那個數字。

由於對城市邊界的定義和統計數據的可靠性的看法不同，人口統計學中對於公元2000年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規模，意見很不一致。為了設立一個相對無爭議的基線，我索性採用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社出版的《袖珍數字世界》（Pocket World in Figures）中的估計：東京高居榜首，其人口為2 640萬；紐約則是西方核心地帶的最大城市，人口為1 670萬。當然，還有大量其他估計數字可供我使用，但所有可靠的數字似乎都與上述數字相差不遠。

這個起點意味著東方在公元2000年的社會組織方面得到滿分250分，每106 800人得1分。紐約有1 670萬居民，因而為2000年的西方掙得156.37分。值得記錄的最小分值為0.01分，只需1 000人即可獲得。這意味著，與能量獲取分數不同的是，社會組織分數的確可能降至0分，公元前4000年之前的東方和公元前7500年之前的西方，人口都太少而無法度量。

以這種方法計算組織分數，主要的障礙是經驗主義。對於早期定居點，我們必須借鑒考古學和人種志/歷史的類比。估算極其依賴於對定居點面積的度量和根據有記錄的人口密度的外推。人類學家羅蘭·弗萊徹（Roland Fletcher）曾向我們展示了人口密度統計的差異有多大，儘管這些數字似乎都遵循了一般原則。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古希臘，估計數字可能非常可靠，誤差幅度極小；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比如公元前第三個和第二個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估計數字就不那麼可靠了。總體而言，大多數記錄良好的前現代城市，很少有人口密度超過每公頃200人的，每公頃將近100人的城市更為常見。偶爾也可能有前現代城市的人口密度高達每公頃500人，但這樣的人口密度極其異常，需要有非常清楚的證據。然而，20世紀和21世紀的超大城市中極小的村莊和特定地區，有時人口密度卻完全可能超過每公頃500人。

從古代起，就有一些文學作品提到城市規模，但這些資料往往不可靠，因為古代城市的居民通常並不知道自己周圍住了多少人。這意味著在現代之前，考古和類比仍然非常重要——儘管由於同時代沒有很像前現代時期的“城市巨人”羅馬和長安那樣的城市，使得過去3 000年的類比比史前時期的還成問題。在近代，食物進口的資料有時也會留存下來，這給了我們又一個核實人口規模的辦法。而在現代，我們可以利用相當準確的官方統計資料。

一些作家提供了有精確數字的關於城市歷史的概述。特蒂斯·錢德勒（Tertius Chandler）所著《4 000年城市發展史》（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是一部價值無量的參考書，可能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儘管書中提供的資料來源太少。其較早的版本，《3 000年城市發展史》（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對資料來源註明得較好。對前現代城市規模的所有估計數字都存在爭論的空間。錢德勒和福克斯（Fox）的一些估計數字從資料上看是站不住腳的。他們估計的中世紀伊斯蘭城市的數據尤其過高，而且像許多歷史學家，他們過分誇大了古希臘城市的規模。例如，他們認為公元前430年時雅典居民有15.5萬人，而不是3萬~4萬人。然而，他們對中古和現代早期中國的估計數字，避免了歷史學家們時常出現的浮誇。

只採用單一的資料來源，例如錢德勒和福克斯的《3 000年城市發展史》，然後始終依賴於這個來源，雖然會有一些好處，但似乎弊端更大。依賴於單一資料來源的最大好處是，犯的錯誤會比較一致，因此容易補償。然而，對於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錯誤似乎會無序散佈。所以，我決定不這樣做，而是採取無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專家來說都是最好的辦法：交叉檢驗它們的分數，以減少主觀臆斷。我總結了西方和東方城市的結果，對於每個城市都列出我的資料來源，以及估計中涉及的任何特殊問題。如果某個估計數字是我自己推測的，我還將提供選擇這個數字的理由。我將我對西方的估計收集在表4.1中，對東方的估計收集在表4.2中。研究公元前3000年之前時期的西方考古學家，和研究公元前2000年之前時期的考古學家，以及研究公元第二個千年的歷史學家，通常都會提供對城市規模的估計數字，即使他們的數字五花八門。但不幸的是，研究從公元前3000/2000~公元1000年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大多不肯冒險給出具體的估計數字。

從穆賴拜特到紐約

對於每段時間（公元前1400年之前，每100年；公元前1500~前2500年，每250年；公元前2500~前4000年，每500年；公元前5000年之前，每1 000年），我首先提出我確定的最大城市及對其人口的估計，然後提供我的主要資料來源和該城市在社會發展指數中所得的分數，最後簡要地評述衝突的估計數字和證據的本質。

表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西方最大定居點規模

公元2000年：紐約，16 700 000人，156.37分。據《經濟學人》的《袖珍數字世界》估計，200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為18 100 000人，聖保羅為18 000 000人，但紐約仍然是西方核心地帶（即美國、加拿大邊境地區，以及西北歐和中歐）最大的城市。

公元1900年：倫敦，6 600 000人，61.8分。錢德勒估計倫敦的人口為6 480 000人，根據多種官方統計資料，似乎城市歷史學家們普遍認同的數字為大約6 500 000。

公元1800年：倫敦，900 000人，8.43分。關於1800年的人口比1900年的爭議要多一些。一些資料來源認為倫敦的人口數要小一些，證據是將官方統計數字與見證人的評述結合在了一起。當時西方第二大城市可能是君士坦丁堡，錢德勒認為其人口為570 000人。

公元1700年：倫敦、君士坦丁堡，600 000人，5.62分。錢德勒估計君士坦丁堡人口為700 000人，而倫敦為550 000人；貝洛赫（Bairoch）認為君士坦丁堡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650 000~1 000 000人。國際中世紀後勤學項目聯合主任之一約翰·霍爾頓（John Haldon）認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將近700 000人。我的論點是在綜合了稅收記錄、食品進口記錄、出生和死亡記錄，以及城市覆蓋的面積後得出的。

公元1600年：君士坦丁堡，400 000人，3.75分。埃裡克·瓊斯（Eric Jones）認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為600 000人；錢德勒認為是700 000人；貝洛赫則說是650 000~1 000 000人。證據仍然主要是稅收記錄、食品進口記錄、出生和死亡記錄，以及城市覆蓋面積，但1600年時證據質量驟然下降。

公元1500年：開羅，400 000人，3.75分。弗蘭克說貝洛赫估計開羅人口為450 000人，貝洛赫還估計君士坦丁堡人口為300 000~500 000人，但約翰·霍爾頓認為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遭洗劫過去不久，人口估計只剩下100 000人左右。證據與1600年和1700年的仍是一類，但對於公元500~1500年，就如何解釋這些證據，爭議要大得多。歐洲歷史學家和中東歷史學家有時也採用非常不同的方法，經常導致對伊斯蘭城市不切實際的高估，他們認為人口密度會達到每公頃500~1 000人。伊斯蘭城市的歷史學家對於把握不大的估計往往比歐洲的歷史學家謹慎。對開羅的估計似乎尤其成問題。證據主要來自軍人登記冊、當時人們的印象，以及城市覆蓋面積，但在對證據所做的解釋中存在很多疑問。

公元1400年：開羅，125 000人，1.17分。這是我本人的估計，是在比較了歐洲城市在黑死病期間極高的死亡率的基礎上做出的。錢德勒認為開羅在1400年仍然有360 000居民，但那將意味著人口只從瘟疫前巔峰時期的450 000人下降了20%。這似乎與阿布·盧格霍德（Abu-Lughod）和多斯（Dols）所述不符。關於證據的本質，見“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300年：開羅，400 000人，3.75分。關於資料來源和問題，見“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200年：巴格達、開羅、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關於這些城市的人口，有一些不同意見，但一般都認為人口全都在200 000~300 000人之間。然而，也有一些估計（尤其是對巴格達），認為還要高很多（見“公元10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威克姆（Wickham）認為開羅在11世紀時，人口也達到了250 000人。

公元1000年：科爾多瓦，200 000人，1.87分。這是我的估計。也有幾項估計認為科爾多瓦的人口達到了400 000~500 000人。錢德勒也認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達到了300 000人，巴格達人口為125 000人。然而，這些估計似乎都太高了。霍爾頓認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為150 000人，而巴格達居住區的面積（550~860公頃）似乎太小了，不足以居住100 000人以上的人口。科爾多瓦的面積大致是巴格達的兩倍，因此，11世紀其巔峰時的人口為200 000人。

公元900年：科爾多瓦，175 000人，1.64分。這是我的估計。錢德勒估計巴格達的人口為9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人口為300 000人，而科爾多瓦為200 000人。還有幾位學者把巴格達的人口估得很高，不過再沒有人估得像錢德勒那樣高了。例如伊拉·拉比達斯（Ira Lapidus）認為是300 000~500 000人，那樣的話，人口密度就是每公頃350~900人。按照錢德勒的估計，人口密度則為每公頃1 050~1 600人。這兩個數字似乎都高得出奇了。其他工業革命前的大城市甚至很少有達到每公頃200人的。

公元800年：巴格達，175 000人，1.64分。這是我的估計。巴格達自762年建城後，顯然發展非常迅速，在812~813年和865年遭到圍攻之前，人口可能達到了巔峰。錢德勒估計的巴格達人口為700 000人，君士坦丁堡為250 000人，科爾多瓦為160 000人。考慮到這些城市的實際面積，以及黑死病肆虐了好幾個世紀後西方核心地帶普遍人口較少的情況，這些數字似乎又都過高了。霍爾頓估計750年時，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僅僅為40 000~50 000人。

公元700年：君士坦丁堡，125 000人，1.17分。這是我的估計，是從霍爾頓關於公元500年和750年的數字推測來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50~750年肯定是陡然下降了。下降自查士丁尼大瘟疫開始，在7世紀10年代的波斯戰爭和40年代與埃及的穀物貿易瓦解後又加速了。霍爾頓估計750年時，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為40 000~50 000人，但是證據不足以使我們確定公元700年之前和之後各下降了多少。下降最嚴重的時期是在公元700年之後。人口在7世紀僅下降了15%~20%，在8世紀又下降了65%。

公元600年：君士坦丁堡，150 000人，1.41人。參見“公元700年”一段的討論。

公元500年：君士坦丁堡，450 000人，4.23分。卡梅倫（Cameron）和威克姆認為人口應為500 000人，錢德勒認為是400 000人。討論非常倚重於穀物供應資料。在公元439年丟失了北非之後，羅馬人口迅速下降，到公元600年左右時，可能減少到只有20 000~40 000人。威克姆稱7世紀的羅馬為“都市村莊”。

公元400年：羅馬，800 000人，7.49分。羅馬人口在公元3世紀時可能就下降了，但很難說下降了多少。不過，很顯然在4世紀時，它仍然是地中海地區遙遙領先的最大城市。到439年，汪達爾人征服北非時，該城也許仍有75萬居民。自那以後，人口驟降。威克姆就此提出了一個較低的數字：在5世紀早期時為500 000人。

公元300年：羅馬，800 000人，7.49分。參見公元400年一段。公元300年時，城區人口數量比400年時的要低，這也許意味著3世紀時人口的下降比我想像的要劇烈，4世紀時又上升了，但這些都無法肯定。

公元200年，羅馬，1 000 000人，9.36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羅馬在公元前1世紀晚期時有100萬居民，而且大致保持在這個水平上，至少一直到公元200年，然後在3世紀有明顯下降，5世紀時急劇下降。不過，我們恐怕已經無法更確切地瞭解這些情況了。一些學者認為羅馬要小得多，人口也許從來沒有超過500 000人。然而這有些太小看羅馬了，500 000人恐怕是最低的可能數字了。這個論點部分依賴於另一個激烈爭論的問題——整個意大利的人口（究竟是四五百萬，還是1 200萬以上），部分取決於城市本身的人口密度。

公元100年：羅馬，1 000 000人，9.36分。這是普遍接受的關於公元頭兩個世紀的數字（參見“公元200年”一段）。直到大約公元200年之前，人口完全有可能一直在持續增長，但不大可能比100萬人多太多。

公元前/公元1年：羅馬，1 000 000人，9.36分。參見“公元2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亞歷山大，也可能是羅馬，400 000人，3.75分。穀物貿易記錄又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0年：亞歷山大，300 000人，2.81分。

公元前300年：巴比倫、亞歷山大，150 000人，1.4分。沙伊德爾認為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31年建城後發展非常迅速，但在公元前3~前2世紀速度減緩。

公元前400年：巴比倫，150 000人，1.4分。估計數字是根據城市規模、人口密度，以及希羅多德和亞里士多德等當時的人所做的評述得出的。一些人對巴比倫人口的估計數字要低一些。蓋茨（Gates）認為是80 000人，這對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巴比倫是合理的，但對於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期的巴比倫，恐怕太低了。

公元前500年：巴比倫，150 000人，1.4分。參見“公元前4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巴比倫，125 000人，1.17分。這是我的估計，是根據公元前400年和公元前500年的估計數字推測的。

公元前700年：尼尼微，100 000人，0.94分。估計數字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對人口密度的猜測和對諸如《聖經·約拿書》等當時文獻的解讀得出的。因此，各種估計數字大相逕庭。例如，阿凱爾曼（Akerman）認為尼尼微的人口為300 000人，意味著人口密度為每公頃630人。

公元前800年：尼姆魯德（也被稱為“卡爾胡”），75 000人，0.7分。參見“公元前7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第三中間期（約公元前1100~前650年）的埃及的文字資料特別匱乏，而考古學家也基本上未對這個時期的遺址發掘予以重視，所以我們對這個時期的估計主要是靠猜測。

公元前10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100年：孟菲斯、底比斯、塔尼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200年：巴比倫、底比斯，80 000人，0.75分。新王國時期的底比斯和青銅時代的巴比倫的居住區如今大都已沉於地下水位之下，使得很難展開正式研究。然而，底比斯顯然比中王國時期的城市大得多。中王國的城市一般只有50公頃左右，底比斯也許是公元前1500~前12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們關於巴比倫的信息非常稀少，其中大部分來自德國人早期對默克斯地區的發掘。

公元前13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4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3500年：烏魯克、底比斯，75 000人，0.7分。還有一些估計要高得多。例如，克裡斯蒂安（Christian）認為巴比倫的人口達到了200 000人。

公元前1750年：巴比倫，65 000，0.61分。這是我的估計。我們仍然不知道漢謨拉比（在“長年表”上於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時期巴比倫的面積和人口密度。那時候的巴比倫，如今不僅在地下水位之下，而且深埋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巴比倫之下。它也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統治著一個龐大的帝國。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國其他城市的遺跡顯示人口密度相當高，因此推測其都城人口為65 000人左右，應當是在正確範圍內的，儘管我們缺少能進行嚴格估計的信息。

公元前2000年：孟菲斯、烏爾，60 000人，0.56分。關於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城市（尤其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的人口密度，不同的意見實在太多了，以致大多數考古學家都不肯給出具體數字。錢德勒估計的數字相對爭議較少。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甚至是第二個千年，任何城市的人口都不可能達到100 000人，當時最大的一些城市的人口都在50 000人加上15 000人上下（可得0.33~0.61分）。根據R·M·亞當斯（R. M. Adams）的調查，烏魯克的人口數字可能比孟菲斯和烏爾還要可靠，尤其比對阿卡德的猜測可靠。目前連阿卡德的位置都還沒有確定。

公元前2250年：阿卡德、孟菲斯，35 000人，0.33分。參見“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2500年：烏魯克，50 000人，0.47分。參見“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烏魯克，45 000人，0.42分。參見“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500年：烏魯克、蘇薩、布拉克丘，8 000人，0.09分。烏魯克和蘇薩的人口數字純屬猜測，而非嚴格的估計。烏魯克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發展得很快。公元前3500年時，該城很顯然是最大的蘇美爾人定居點，但依照目前已有的證據，我們無法非常準確地推算出其人口。蘇薩的遺跡顯示該城也是一座大城鎮，但由於19世紀的考古發掘質量太差，我們也無法說出該城人口的準確數字。新近在布拉克丘進行的發掘表明，該城在公元前3000年時達到了10 000人，就此前2 000年的水平來說，已算非常大了——甚至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定居點。然而，至今沒有更準確的估計數字了。

公元前4000年：烏魯克、布拉克丘，5 000人，0.05分。參見“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5000年：布拉克丘，4 000人，0.04分。參見“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6000年：恰塔爾休於，3 000人，0.03分。

公元前7000年：貝達、巴斯塔、恰塔爾休於，1 000人，0.01分。耶利哥的規模也許差不多，可能還有一些大致同樣規模的更早的定居點；梅塞爾斯（Maisels）認為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穆賴拜特有500~1 000居民。

公元前8000年：最早到公元前7500年前，西方核心地帶恐怕沒有任何定居點的人數能達到500人，這意味著沒有任何城市能達到我所確定的指數的最低分0.01分。

從姜寨到東京

表4.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東方最大定居點規模

公元2000年：東京，26 400 000人，250分。中國最大的城市為上海，12 900 000人，120.79分。

公元1900年：東京，1 750 000人，16.39分。一些城市歷史學家做出了稍低的估計，但是對這一地區的估計數字，意見總體似乎是一致的。估計數字是根據人口普查、納稅申報、食品供應和軍事人員等多種官方統計資料做出的。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大約有1 100 000居民（10.3分）。

公元1800年：北京，1 100 000人，10.3分。對清朝時期北京的估計，很大程度上依據於調運糧食的統計資料，估計結果大相逕庭。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布羅代爾（Braudel）認為北京的人口為300萬或200~300萬。錢德勒的估計數字似乎與社會歷史學家們對清代北京的描述更為相符。

公元1700年：北京，650 000人，6.09分。在遭受1644年殘酷的洗劫之後，北京人口急劇下降，到1700年時可能仍未恢復到1600年的水平。然而，也有一些歷史學家給出了較高的人口數字。

公元1600年：北京，700 000人，6.55分。一些歷史學家給出了更高的數字，但卻沒有提供支持這些數字的證據。

公元1500年：北京，678 000人，6.35分。莫特（Mote）估計16~17世紀南京和北京的人口都在大約100萬左右，但這似乎不大可能，既因為這個數字太高了（北京可能直到18世紀晚期，人口才達到100萬），也因為學者們普遍認為自1421年北京取代南京成為國都以來，南京人口下降了大約50%，這是莫特在別處也承認了的。貝洛赫也同意較低的估計數字，他認為1600年時北京至少有600 000人。

公元1400年：南京，500 000人，4.68分。莫特說他認為南京的人口大約有100萬人，但根據他本人粗略的計算產生的結果實際上是400 000~500 000人。

公元1300年：杭州，800 000人，7.5分。貝洛赫認為1300年左右另有4個中國城市人口在200 000~500 000人，而杭州“可能要大得多”。然而，他根據稻米的消費量計算而來的數字更準確地指向了800 000人，同時，伊懋可通過稻米消費量計算出的數字為600 000~700 000人。饒濟凡（Rozman）也認為12~13世紀杭州的人口在500 000人以上，甚至可能高達100萬人。庫恩（Kuhn）和克裡斯蒂安也傾向於100萬人，施堅雅（Skinner）認為是120萬人。我為1200年選擇較高的數字：大約100萬；為1300年選擇較低的數字：800 000人。到1300年時，中國整體人口都減少了。當馬可·波羅於13世紀晚期訪問杭州時，該城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馬可·波羅言語間暗示的數字（500萬~700萬）肯定是高得離譜了。馬可·波羅恐怕根本不可能知道杭州的人口數，只需想想該城比他那個時代歐洲和伊斯蘭世界的城市都大得多即可。

公元1200年：杭州，1 000 000人，9.36分。參見“公元13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開封，1 000 000人，9.36分。錢德勒和貝洛赫都認為開封較小（他倆分別認為開封的人口為400 000人和400 000~450 000人），但這似乎與當時文獻對該城市的描述不符。不確定因素似乎很大程度上來自哪些區域應算作“城市”這個問題。新城建於955年，有長27千米的城牆（962年又延長了3.3千米），在舊城46個行政區的基礎上又增加了75個行政區，但在公元1000年之前，該城人口就已經在向城牆之外發展了。到1021年時，14個新的城外大行政區得到了承認。官方統計資料稱，980年左右開封轄區共有890 000人定居，1103年時增加到130萬人，城市某些部分的人口密度達到了每公頃500人。如果我們只計算城牆內的人口，那麼錢德勒和貝洛赫的估計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我們計算全部人口，莫特、施堅雅和庫恩選擇的官方數字，看來就是合理的了。我傾向於後者，但考慮到資料的模糊性，我索性做一個粗略的估計：100萬人。按照官方數字，1100年時，杭州可能有80萬~100萬人。

公元1000年：開封，1 000 000人，9.36分。參見“公元1100年”一段。

公元900年：長安，750 000人，（我的估計）7分。中國的歷史學家很少對公元900年左右的長安人口發表意見。9世紀70年代末，黃巢曾反覆洗劫過這座城市，並於880年和883年將其徹底焚燬，其人口銳減也就毫不奇怪了。在9世紀70年代末之前，長安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貝恩（Benn）認為其人口達到了200萬人，庫恩認為“在100萬人以上”，但即使已經開鑿了大運河，也很難看出怎麼可能運輸那麼多穀物到長安，來供養貝恩提出的那麼多人口。施堅雅認為中唐時期長安可能有大約100萬人，似乎更為可信，我認為這個數字適用於公元800年和700年。包圍了30多平方英里[3]的城牆內無疑能容下100萬人，但200萬人恐怕不大可能，人口密度實在太大了。不過，自9世紀70年代以來，人口是怎樣驟降的，也不大清楚。原始資料稱當皇帝唐僖宗於885年回到長安時，該城已被徹底毀滅，但這顯然是誇大之詞，因為該王朝又在那裡維繫了20年，直到904年軍閥朱溫下令將所有仍存在的建築摧毀。直到那一年之前，長安仍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不過，即使這個猜想是錯誤的，公元900年時東方的社會組織/城市規模的分數仍然很高，因為洛陽那時可能也有500 000~750 000人。武則天於7世紀晚期移居洛陽時，可能有100 000多戶家庭隨之遷移。貝恩認為洛陽的人口高達100萬人。不過，饒濟凡提出的數字是500 000人。

公元800年：長安，1 000 000人，9.36分。參見“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700年：長安，1 000 000人，9.36分。參見“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600年：大興城（7世紀時被唐朝重新命名為“長安”），600 000人，5.63分。這是我的估計。隋朝興建了大興城，作為其新都，城牆包圍的面積有30多平方英里，在7世紀時可容納約100萬人。不過，皇帝於583年定都於此時，該城還仍在建設中，很多行政區尚無人居住。公元600年時，該城人口可能已經很多了，因為建築工程需要數以萬計的勞工，加上他們的家眷，更不用說大量官員和工匠（及其家眷），還有上百座寺廟裡數以千計的和尚和尼姑了。而且，當隋朝於589年滅亡了中國南方的陳朝後，又有大量人口從南方遷到了大興城。

公元500年：洛陽，200 000人，1.87分。北魏的孝文帝於493年將都城從平城遷到了洛陽。據史書記載，他還於495年調集了150 000名士兵到洛陽，並將部分洛陽周邊土地賜予他們。該城於公元6世紀擴展了許多，人口很可能像大興城一樣，達到了600 000人。

公元400年：平城，200 000人（我的估計），1.87分。公元400年左右，中國北方有好幾座大城市，但平城（1048年更名為“大同”）可能是最大的。史書記載公元398年，有100 000名鮮卑人被強制遷往平城；399年時，又有100 000名河南農民和2 000戶富裕的中國少數民族家庭被遷往那裡。除了像鄴城等極少數例外之外，公元200~400年這段時期城市的考古證據極其匱乏。

公元300年：平陽、長安、洛陽、許昌、鄴城，140 000人（我的估計），1.31分。公元四五世紀時，很難定義究竟什麼樣才能算城市；因為那個時期的主要戰爭基本上都是來自奴隸的襲擊，所以在中國北方，城市就像是巨大的軍營。軍閥聚攏了成千上萬戶家庭，將他們圍在中央，而堡壘周圍則有廣袤的可供耕種的土地。平陽、長安、洛陽、許昌和鄴城在公元300年左右都成了大城市，可能比公元2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還要大，而比公元4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稍小一些。

公元200年：長安，120 000人（我的估計），1.12分。公元190年時，軍閥董卓劫掠並摧毀了洛陽，將其人口遷移到長安；196年，曹操將皇室也遷到了長安（直到他死後，皇室才遷回洛陽）。這些城市顯然比公元100年的洛陽要小得多，更不用說公元1年的長安了。

公元100年：洛陽，420 000人，3.93分。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非常詳細地描繪了漢朝一些主要城市的佈局，卻沒有提供對人口的估計。從考古發掘報告和留存下來的城市平面圖來看，似乎長安和洛陽（在公元前206~公元32年和公元32~220年兩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分別為都城）的人口都有數十萬。據史書記載，秦始皇曾於公元前3世紀20年代強行遷移了120 000戶家庭到其都城咸陽，在公元前3世紀10年代又遷移了更多家庭去照料他的墓地。這些數字很可能有所誇張，但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時，咸陽可能的確有200 000人以上的居民。漢朝在長安的新都城至少也一樣大。到公元前1世紀時，長安的兩個主要市場面積分別達到了50公頃和25公頃，這也說明了人口之龐大。該城面積廣大，達到了44.5平方公里，但從發掘區域的人口密度，以及一向不夠完備的長安糧食供應記錄來看，其人口數量不及當時的羅馬。我估計到西漢末年時（即公元前/公元1年左右），該城的人口可能達到了巔峰，為大約500 000人，不過這種猜測的誤差很可能會達到20%左右。

長安周圍還有一些衛星城，使得估計其人口變得更為複雜。尤其是圍繞著皇陵發展起來的衛星城，分別散佈在鄭國渠兩岸30千米和灞河、滻河兩岸20千米的區域內。如果我們把長安及其衛星城合併在一起計算，那總人口會超過羅馬，但由於這些衛星城從各方面來看都像是獨立的城市，所以我沒有這樣做。也有一些證據表明長安在公元前100年後發展放緩，自漢武帝於公元前87年死後，也沒有再建立新的衛星城。洛陽面積比長安小一些，但人口顯然比長安稠密。我因此對洛陽做稍低的估計，認為其人口在公元100年巔峰時為420 000人。當然，如有上下20%的誤差也是合理的。

公元前/公元1年：長安，500 000人（我的估計），4.68分。參見“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長安，375 000人（我的估計），3.75分。參見“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200年：長安，250 000人（我的估計），2.81分。參見“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300年：臨淄、曲阜、洛邑、新鄭、舞陽，125 000人（我的估計），1.17分。關於春秋戰國時期城市的考古資料依然很少，但這些城市的規模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下半葉似乎明顯穩步擴大。最大的城市的城牆[舞陽（燕國），長達27千米；新鄭（鄭國/韓國），16千米；臨淄（齊國），15千米；曲阜（魯國），14千米；洛邑，後更名為洛陽（周朝都城），12千米]一般都圍攏了9~15平方千米的面積，說明人口應在100 000~200 000人之間。然而，一些城市顯然有較大的典禮和工業用地，而且（至少在起初）可能有大片的土地被併入城牆內，只是為未來的發展預留。下面的估計是我自己做出的，誤差可能會比漢朝的城市大，甚至可能高達上下50%。

古代的文獻資料並無多大幫助。《史記》中記載齊國的臨淄有70 000戶人家，號稱有210 000名成年男子。司馬遷評論說，該城如此擁擠，以致人們“揮汗如雨”。他的數字暗示總人口可能達到350 000~750 000人，這將使臨淄的人口比同時代的巴比倫要多得多。不過，考慮到該城的實際面積，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而且這還意味著中國人口最多的一些城市在公元前500~前1年之間實際上沒有增長，即使證據毫不含糊地表明它們的面積在這段時期至少增加了一倍，甚至可能增加了4倍。

貝洛赫認為戰國時期（公元前480~221年）有4~6座城市的人口在100 000人以上，這與我此處所做的估計非常一致。

公元前400年：臨淄、曲阜、洛邑、新鄭、舞陽，100 000人（我的估計），0.94分。參見“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500年：臨淄，80 000人（我的估計），0.75分。參見“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臨淄、洛邑，65 000人（我的估計），0.61分。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上半葉的考古證據，甚至比下半葉還要缺乏（其實比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晚期都要少）。我們可以肯定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比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要小，但我們不能確定小多少。我猜測前者的人口大約是後者的一半，但是這全都依賴於對定居點面積和人口密度的估計。

關於最大城市（西周的都城、渭河流域的酆京和鎬京，東周的都城洛邑）的資料非常少，而且大多局限於貴族陵墓和青銅器皿。酆京的出土物散佈在大約12.5平方千米的區域內，而鎬京的出土物散佈在大約6平方千米的區域內，但這些區域只有小部分當年是蓋有建築物的。對於洛邑，我們甚至不知道那些偶然發現的出土物就是來自洛邑城本身，還是也有可能來自鄭州。

馮·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認為“周原（即酆京和鎬京地區）上的西周都城，是由一些宗教兼居住功能的大院落非常隨意的聚合而構成的。這些院落散佈在可能廣闊達200平方千米的區域內。院落之間有大片的農田相隔”。如果他的說法是正確的，那就不僅意味著周朝都城人口非常之少，而且意味著由於居住模式過於分散，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早期的中國根本談不上“城市”。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晚期的“城市”。

即便如此，這200平方千米內的出土物顯然密度不同，（像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中國作家們那樣）認為酆京、鎬京和洛邑是明顯的核心地帶，似乎是合理的，即使從有密集、連續的房屋建築區域這個意義上判斷它們不是嚴格的“城市”。我猜測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洛邑和酆京有35 000人，鎬京可能有它們的一半。我想公元前1000年時洛邑和酆京還不大可能有50 000人，因為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上半期的增長量不可能超過20 000人。因此，東方最大的城市是以相當平穩的增長率發展的，從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人口增長了一倍稍多，從35 000人增長至約80 000人。

公元前700年：臨淄、洛邑，55 000人（我的估計），0.51分。參見“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800年：洛邑、酆京，45 000人（我的估計），0.42分。參見“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洛邑、酆京，40 000人（我的估計），0.37分。參見“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1000年：洛邑、酆京，35 000人（我的估計），0.33分。參見“公元前600年”一段。錢德勒認為洛邑人口有50 000人。

公元前1100年：安陽，50 000人（我的估計），0.47分。作為商朝最後的都城，安陽自1928年以來得到了大規模發掘，儘管有城牆的城市洹北直到1997年才被定位。洹北城牆包圍的面積有470公頃，判斷其中有20 000~25 000人似乎是合理的，但安陽的其他遺跡蔓延了大約30平方千米。像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早期一樣（參見“公元前600年”一段），在這樣一個分散的定居系統中，很難確定一個“城市”的邊界在哪裡。因此我提出的50 000人就多少有些武斷了。如果非常狹義地將這個城市只定義為城牆包圍的區域，那麼這個估計數字可以砍去50%；而如果非常廣義地將其定義為包含郊區，則又可能將總人口提高到100 000人，甚至還要多。如果安陽的人口有50 000人，就與公元前1100年的孟菲斯一樣大了；如果有100 000人，那它就是公元前13~前11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提出50 000這個數字，是對這座城市非常狹義的定義和非常廣義的定義取中。

安陽建於約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時已顯然成為主要的定居點（無論怎樣定義）。考慮到對公元前1100年做估計時的不確定性，為公元前1200年提出一個不同的估計數字，將更麻煩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索性為兩個年代都提出50 000人這個數字。

公元前1200年：安陽，50 000人（我的估計），0.47分。參見“公元前1100年”一段。三星堆有圍牆的定居區面積也許能達到350公頃，人口也許能與安陽匹敵，但我們對三星堆仍然知之甚少。

公元前1300年：鄭州，35 000人（我的估計），0.33分。鄭州的二里崗遺址，大約興建於公元前1600年，通常被認為是商朝早期的一個都城。有圍牆的定居區面積有300公頃，但還有一堵更大的外圍牆包圍了總計達1300公頃的區域。像安陽（參見“公元前1100年”一段）一樣，想準確估計其人口有兩大難點：第一，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定義“城市”；第二，如何，計算城市內的人口密度。我只好又一次在最狹義的定義（城牆之內的核心區域人口不到15 000人）和極廣義的定義（多達50 000人）之間取中了。鄭州似乎比公元前13~前11世紀的安陽要小得多；我估計的數字為35 000，將使其規模相當於同時代的巴比倫和底比斯的一半。

公元前1400年：鄭州，35 000人（我的估計），0.33分。參見“公元前1300年”一段。在缺乏詳細的考古證據的情況下，我對公元前16~前14世紀的鄭州提出同樣的數字。

公元前1500年：鄭州，35 000人（我的估計），0.33分。參見“公元前14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兩段。

公元前1750年：二里頭，24 000人，0.22分。二里頭比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遺址得到了好得多的探索。二里頭三期的面積大致達到了300公頃。 24 000人這個估計數字——即使劉莉認為只是作為從18 000~30 000人的一系列估計數字的取中點提出的——可能仍然是東方最可靠的史前人口統計學數據了。24 000人這個數據意味著大約每公頃80人，按照巴比倫等同時代的西方城市的標準來看，人口密度算是低的，但與史前其他中國定居點比，仍相對較高。

公元前2000年：酆城南水，11 000人（我的估計），0.1分。這個定居點面積似乎達到了230公頃，但發掘得仍然非常不足。我猜測人口密度人較低，大約每公頃50人。

公元前2250年：陶寺、兩城鎮、堯王城，14 000人（我的估計），0.13分。陶寺在其全盛時期，面積達到280公頃，我猜測人口密度為每公頃50人。劉莉也說龍山文化時期最大的酋邦可能有10 000多名成員，這也許意味著對陶寺的人口密度，我們應當採用較低的數字（甚至即使以史前中國定居點的標準來看，陶寺的出土物實際上極其分散）。新近的研究表明，兩城鎮和堯王城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下半期，面積甚至比陶寺還要大，分別達到了272.5公頃和367.5公頃。

公元前2500年：陶寺、兩城鎮、堯王城，10 000人，0.09分。公元前2500年的陶寺顯然比其後來的巔峰時期要小，但我不知道有什麼更好的估計數字。參見“公元前225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大地灣，5 000人（我的估計），0.05分。該定居點的面積大約為100公頃，我猜測人口密度在每公頃50人左右。

公元前3500年：西坡，2 000人（我的估計），0.02分。該定居點的面積大約為40公頃，我猜測人口密度在每公頃5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沒有任何定居點面積大到能供養1 000人，故而得分為最低分（0.01分）。公元前4000年時，姜寨的面積為5公頃，劉莉計算的人口密度為每公頃44~63人，意味著該定居點只有220~315人。彼得森（Peterson）和謝拉赫（Shelach）為該遺址的人口設計了一個有趣的動態模型，所產生的數字要稍高一些，但也僅僅是400人左右。公元前6000年時，賈湖的面積也是大約5公頃，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從公元前第7個至公元前第5個千年，似乎再沒有面積能超過2公頃的考古遺址了。

多少人才夠

間接度量

自我們有文獻資料起（西方始於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東方始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晚期），直到公元20世紀，在所有時間點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端起，孟菲斯是埃及的都城，而安陽是商朝的都城；到了19世紀，倫敦是大英帝國的首都，而北京是大清帝國的首都。如果我們將時間回溯到孟菲斯和安陽之前，有一定數量的證據表明，西方的烏魯克和東方的鄭州（也可能是二里頭），也是更早期國家的都城。

這個現象似乎證明了選擇城市規模作為社會組織的間接度量手段的正確性。在大部分時間裡，一個地區最大城市的規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組織職能的尺度之一。在以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我曾經提出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希臘世界的情況正是如此，現在我要將這一論點擴展到整個前現代歷史。只是到了20世紀，經濟力量才壓倒政治力量，以致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首都華盛頓在2000年未能躋身於世界最大城市的前30名；而東方最強大國家的首都北京，只排在第24位。在此前的全部歷史中，城市規模都是社會組織的非常直接的反映。

能量獲取失去對城市規模的影響

總體而言，能量獲取歷史的圖形（見圖2.5）與城市規模–社會組織的圖形（見圖4.1），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兩者都在冰期結束後增長非常緩慢，在公元前最後幾千年開始加速，然後在公元19世紀和20世紀呈爆炸式增長。在兩幅圖中，在過去10 000年間，西方的分數在大部分時間都高於東方。然而，兩幅圖中的差異也如相同處一樣引人注目。

圖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最大的城市的規模

圖4.2和圖4.3分別標繪了西方和東方的能量獲取情況和城市規模（以社會發展指數上的分數的形式表示），以及兩者在對數–線性標尺上的對比（圖4.4和圖4.5則在線性－線性標尺上展示了同樣的數據；可以看出同樣的模式，不過對比不像對數標尺上那樣鮮明）。能量獲取曲線與城市規模曲線最引人注目的反差，似乎是：（1）城市規模曲線開始上升的時間比能量獲取曲線要晚得多；（2）城市規模曲線比能量獲取曲線不穩定得多。這兩個反差很容易解釋：城市規模是能量獲取的功能之一。只有當能夠達到某種水平的能量獲取（每人每天7 000~8 000千卡），最大定居點的規模才會開始顯著增長；然而一旦某個社會跨過了這個門檻，能量獲取預算邊緣相對較小的變化，就能對可用於組織較大的社會的能量數量產生巨大影響。

圖4.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獲取情況與城市規模在對數–線性標尺上的對比（以社會發展分數衡量）

圖4.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能量獲取情況與城市規模在對數–線性標尺上的對比（以社會發展分數衡量）

圖4.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獲取情況與城市規模在線性－線性標尺上的對比（以社會發展分數衡量）

圖4.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能量獲取情況與城市規模在線性－線性標尺上的對比（以社會發展分數衡量）

圖4.6 公元前4000~前1500年東方和西方最大定居點規模

因此，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當能量獲取水平達到每人每天大約11 000~12 000千卡時（見圖4.6；西方於大約公元前3500~前3000年，東方於公元前2000~前1500年到達此水平），城市化的起步階段歷程很相似。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末期時，兩者的定居點規模都出現了暴跌。西方發生了阿卡德、烏爾陷落和埃及舊王國衰敗等危機，東方則出現了陶寺和山東早期城市的敗落，儘管這些危機對東西方的能量獲取狀況都只產生了極微小的影響。

最近3 000年的變化甚至更為驚人（見圖4.7）。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能量獲取的增長率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都加速提高了，但城市規模的增長還要更快。能量獲取似乎又出現了一個門檻，這回是略高於每人每天20 000千卡。跨過了這道門檻的社會，就能創造出有100 000人以上的城市。還有一道門檻是大約每人每天27 000千卡，跨過這道門檻，創造有50萬~1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便有了可能。公元第一個千年早期的大危機在東方和西方都造成了能量獲取能力前所未有的銳減（在西方，公元100~700年降低了將近20%；在東方，公元100~300年降低了將近4%），但危機對城市規模的影響還要大得多：公元200~700年，西方的城市萎縮了85%以上；公元1~200年，東方的城市萎縮了75%以上。

圖4.7 公元前1000~公元1500年東方和西方最大定居點的規模

公元第一個千年的中晚期，東方的城市規模急劇擴大。在其跨過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的能量獲取門檻後，出現了堪與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晚期的羅馬相匹敵的城市。東方的能量獲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長了13%（從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增至29 500千卡），但是東方的城市規模同樣在這500年間增長了400%（從20萬居民增長至100萬居民）。公元第一個千年晚期顛覆了中國唐朝的戰爭幾乎沒有對能量獲取水平產生什麼影響，但的確在短期內造成城市規模下降了25%。

能量獲取與城市規模的關係一直到了公元第二個千年都還在起作用。1200~1400年舊世界的第二次大變遷導致東方的能量獲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獲取水平未受影響，但城市規模萎縮了幾乎2/3。

能量獲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別是1800年後）的提升，對城市規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響。大約每人每天45 000千卡似乎是能量獲取的又一道門檻，使得出現數以百萬計居民的城市成為可能。20世紀的世界大戰使得東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嚴重破壞，但城市規模的波動性已經極強，東京和北京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都發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國）在兩次大戰中均毫髮無損。

城市規模的量級

城市規模數據也表明，不同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著定居點規模的量級。國家出現以前的農業社會（如在西方核心地帶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東方核心地帶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現的社會）似乎無法供養大約10 000人以上的定居點；農業國家（公元前第4個到前第一個千年早期主宰著西方核心地帶，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期主宰著東方核心地帶）似乎供養不起大約10萬以上人口的定居點；農業帝國（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個千年晚期主宰著西方核心地帶，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個千年晚期主宰著東方核心地帶）似乎供養不起大約100萬以上人口的定居點。然而，工業社會卻能夠維繫2 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見圖4.8）。

圖4.8 自冰期以來已知最大定居點及群落組織水平

前現代時期有序的層層遞進，當然部分是因為定量估計的粗糙性（圖4.7中線頂點是平的純粹表明我們資料的缺乏；羅馬、長安、開封和杭州擁有80萬或120萬人口，與圖中標繪的它們擁有100萬人口，是同樣有可能的）。然而，結果的一致性的確表明了一個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數據進行檢驗的假設——如果沒有化石燃料帶來的能量激增，以及與之相關的組織和技術方面的收益，則沒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中。我們還需要觀察，我們目前的發展水平會給城市規模設置怎樣的上限，以及我們是否能突破這個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