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有一位博學的漫畫家，他總喜歡問自己：檯球、方格填字遊戲、低音大提琴、煮洗的襯衫和門前的擦鞋墊子會怎樣看待我們這個世界呢？
不過我想弄清楚的是，那些奉命操縱現代攻城大炮的人心裡是怎樣想的。在戰爭中有很多人執行著數不清的奇怪任務，但是還有什麼比發射貝爾塔巨炮更荒唐可笑的呢？
其他的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一名空軍飛行員能夠通過迅速蔓延的火光判斷自己是否擊中了煤氣廠。
潛艇的指揮官會在攻擊後兩三個小時再回到戰場，通過大批漂浮物來判斷戰果如何。
趴在壕溝裡的可憐蟲只要肯定自己還待在某一條塹壕裡，就知道自己至少守住了陣地，便會沾沾自喜。
就連那些野戰炮兵朝著不可見目標發射後，也可以給十幾米外藏在枯樹上的戰友打個電話，問一問教堂塔尖那個射擊目標是否有倒塌的跡象，或者是否需要換個角度重新試射一次。
但是那些操縱巨炮的弟兄們卻生活在自己奇怪而不真實的世界裡。就算有博學的彈道學專家幫忙，他們也無法預測自己高高興興放出去的炮彈會落向何方。也許炮彈正好命中預定的目標，恰好命中兵工廠，或者正中碉堡的中心，但是也可能會打中教堂或者孤兒院，或者靜悄悄地潛入河裡或鑽入墓穴，沒有造成任何危害。
在我看來，作家們和這些攻城炮手有很多共同點，他們操縱的也是一種大炮，他們的文字炮彈可能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引發一場革命或者毀滅性的動亂之火，但是最常見的還是一些可憐的啞彈，靜靜地落在附近的田野裡，最後被當做廢鐵，或被人改製成傘架、花瓶。
可以肯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階段能夠像這個時代一樣，在短短的時間內大量消耗如此多的紙漿。這個時代就被稱為「文藝復興」。
亞平寧半島上的每一個托馬索、裡卡多和恩裡柯，條頓大平原上的每一個托馬斯博士、裡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裡希都爭先恐後地跑進了印刷所，至少也要用12開的紙頁上印好十多頁的文字，更不用說模仿希臘人寫十四行詩的托馬西諾們，以及學著羅馬祖先寫頌歌的李卡蒂諾們。在300多年的時間裡，還有數不清的人收集錢幣、雕塑、畫像、手稿和古代的盔甲，他們忙於把從古代廢墟中挖掘出來的東西收集整理、登記造冊、分類存檔，又出版了難以計數的配著精美銅版、木版畫的集子，介紹他們的收藏品。
印刷術的發明摧毀了古登堡，卻成為了弗羅本、阿爾都斯、愛提尼這些從事印刷者的生財之道，這些從事印刷的人從民眾巨大的求知熱情中大發橫財。但是另一方面，文藝復興的成果並沒有對15世紀和16世紀的作者們所生活的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真正貢獻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很少幾個使用鵝毛筆的英雄，他們就像那些操縱巨炮的朋友一樣，有生之年也不知道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造成了多大的破壞。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們畢竟摧毀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他們徹底清除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不然這些東西今天還會阻塞我們的心靈。我們應該永遠感激他們。
不過，嚴格地說，文藝復興起初本質上不是一次向前看的運動。它厭惡剛剛過去的一切，把上一代人的作品稱作「野蠻的」（或「哥特式的」，因為在使用這種語言的國度中，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樣聲名狼藉），並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浸透著「古典精神」的藝術品上。
如果說文藝復興運動倡導了精神自由，為寬容的事業、為更美好的世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擊，那也不是這次運動的領導者的初衷。
在這之前，早就有人對羅馬教皇的權力提出了質疑：為什麼他可以規定波希米亞的農夫或者英格蘭的自耕農用何種語言祈禱，用什麼樣的精神去研究耶穌的箴言，該為一張贖罪券付出多少金錢，應該讀什麼書，應該怎樣培養子女。他們向那個超級國家的強權提出了挑戰，但最終全都被強權勢力鎮壓了。他們有時甚至還領導或代表過一場民族運動，但最終仍然難逃失敗的命運。
偉大的約翰·胡斯(1)冒著青煙的骨灰，被屈辱地拋進了萊茵河，這是向全世界的警告：教皇專制依舊至高無上地實施著統治。
劊子手焚燒了威克裡夫的屍體，似乎是為了告訴萊切斯特郡卑賤的農夫，樞密院和教皇還能把手伸到墳墓裡。
顯然，正面的進攻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座強大的傳統堡壘，是15個世紀的時間裡，用無限權勢慢慢地精心建立起來的，單靠襲擊休想攻取。在神聖的圍牆下也醜聞不斷：3個主教都說自己是聖彼得唯一的合法繼承人；羅馬和阿維尼翁的教廷腐敗透頂，他們制訂的法律只是為了那些甘心花錢換取特權的人來破壞的；君主過著完全墮落的生活，這些貪財之徒利用日益加劇的煉獄恐怖進行勒索，要那些可憐的父母為他們已經死去的子女支付大筆錢財。所有這些儘管廣為人知，但從來沒有對教會的安全構成真正的威脅。
但是，幾個對宗教事務毫無興趣，對教皇或者主教也並不特別痛恨的人，無意中胡亂開了幾炮，卻剛好把這座古老的大廈給弄倒塌了。
來自布拉格的那個「面色蒼白的瘦子」(2)沒能實現的，關於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卻被一群雜七雜八的普通百姓實現了，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宏偉的抱負，只是希望能成為教會虔誠的弟子，誠心行善，安然享天年（最好不要夭折）。
他們來自歐洲的各個角落，代表各行各業，如果有歷史學家點破他們所作所為的真實本意，他們一定會惱羞成怒的。
就以馬可·波羅為例子說一下吧。
我們都知道他是個了不起的旅行家。他說自己見識過許多奇妙的景觀。當他說起金碧輝煌的御座像塔一般高，還有花崗岩城牆足可以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直引得那些見慣了西方城市小場面的鄰居們哄堂大笑，並稱他為「百萬金幣馬可」。
對此，馬可·波羅這個小個子也許有些束手無策，但是他的確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算不上是一個好作家。對文學，他帶著自己的階級和職業所固有的偏見。一個紳士，哪怕是理應擅長複式簿記的威尼斯紳士，也應該揮舞長劍，而不是耍弄鵝毛筆，因此馬可先生不肯改行當作家。但是戰爭使他進了熱那亞的監獄。在獄中，為了消磨難熬的鐵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一個貧苦人講起他平生的奇遇，而那貧苦人碰巧是個作家。歐洲人通過這樣一種迂迴的方式，瞭解了世界上很多前所未聞的事情。馬克·波羅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傢伙，他固執地認為自己在小亞細亞看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誠的聖徒挪動了約4千米，為的是讓異教徒見識一下「真正的信仰的力量」；他還輕易地相信了當時廣為流傳的無頭人和三腳雞的故事。在過去的1200年間，沒有任何東西像他的遊記那樣動搖過教會的地理學概念。
當然，馬克·波羅自始至終都是教會的虔誠弟子。假如有人把他與差不多同時代的著名的羅傑·培根相提並論，他一定會怒髮衝冠。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學家，為了對知識的渴求，他付出了被監禁14年和10年不准讀書寫作的代價。
但是兩個人比較起來，波羅的危險性卻大得多。
這是因為在10萬人中，大概只有一個能夠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與當時的神聖思想對立的娓娓動聽的進化理論，而每一個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都能夠從馬克·波羅那裡知道很多《舊約》的作者們壓根就沒想到過的東西。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世界還沒有獲得一點兒自由之前，僅靠一本書的出版，就能夠引起對《聖經》的權威性的反叛。大眾的啟蒙從來都是數百年辛勤準備的結果。但是探險家、航海家和旅行家們生動明瞭的敘述，是人人都能夠聽懂的，這確實為懷疑精神的興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懷疑精神正是文藝復興後期的一個特徵，它使得人們可以說、可以寫一些幾年以前還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事情。
以薄伽丘的朋友們離開佛羅倫薩後聽到的第一個奇特故事為例。按照故事(3)所說，所有的宗教體系大體上都是對錯參半。如果真是這樣，既然它們都有對有錯，怎麼能因為那些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的觀點就判處人絞刑呢？
而著名學者洛倫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死的時候是羅馬教會機構中一位備受尊崇的官員，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過程中，他確鑿地證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羅馬、意大利和其他西部省份送給教皇希爾維斯特」的說法（歷任教皇一直以此為據聲稱自己是整個歐洲至高無上的主人），全然是一個拙劣的騙局，是教廷中一個無名無姓的小官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後幾百年憑空捏造出來的。
或者我們來看一看更實際的問題。虔誠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聖奧古斯丁的教導，認為誰相信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類存在，誰就看不到耶穌第二次降臨，也就沒有理由生活在世上。而當公元1499年達·伽馬第一次赴印度航行歸來，向大家描述地球彼端那些人口眾多的王國時，這些虔誠的信徒到底是如何看待奧古斯丁的教義呢？
樸素的人們一直以為世界是一個平坦的圓盤，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當「維多利亞號」(4)環繞地球航行平安歸來，證明《舊約》的地理概念有相當嚴重的錯誤時，他們又該相信什麼呢？
我還要重複一下我在前面說過的話。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自覺地致力於科學的時代，在精神領域也常常令人遺憾地表現出缺乏真正的情趣。在這300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享樂的慾望支配著。教皇雖然會對一些臣民的邪惡思想怒聲呵斥，但是只要這些反叛者非常健談，而且懂一點繪畫學和建築學的知識，他都會非常樂意邀請他們共進晚餐。而那些熱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薩伏那洛拉，還有那些年輕聰明的不可知論者，則有丟掉性命的危險。在後者攻擊基督教宗旨的詩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遠遠大於良好的品位。
可是，人們表露的是對生活的新嚮往，但無疑蘊藏著一股強大的暗流，那是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滿，是對權力無邊的教會束縛人類理智進步的不滿。
從薄伽丘到伊拉斯謨，大約經歷了兩個世紀。在這兩個世紀中，抄寫員和印刷商從來沒有享受過清閒。除了教會自己出的那些書以外，在當時的重要著作中，幾乎沒有一本不曾間接地提到，希臘和羅馬的古代文明被野蠻人入侵的混亂狀態所取代、西方世界被置於無知僧侶監管之後的淒慘境地。
馬基雅維利和羅倫佐·德·梅第奇這樣的人對倫理學沒有什麼興趣，他們都是很務實的人，要在一個現實世界中盡量生活得舒適些。他們表面上和教會和平相處，因為教會力量強大，組織又無孔不入，完全有能力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傷害。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有意識地參與任何改革的嘗試，也不曾質疑過自己所處的社會制度。
但是，他們對過去的事情有著強烈的好奇心，他們不停地追求新的激情，還有他們不安分的思緒。人們從小就自以為「我知道」，而從這時人們開始自問：「我真的知道嗎？」
這可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詩和拉斐爾的畫冊，更值得後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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