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常被說成是專制的時代。在一個信仰民主的年代裡，專制無論多麼開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形式。
向來說人類好話的歷史學家們，總是責難路易十四的偉大王朝，然後讓我們自己去得出結論。當這位聰明的國王帶上王冠的時候，在他繼承的國度裡，天主教和基督徒兩派的勢力不相上下。他們經過一個世紀的相互殘殺（偶爾對天主教大有裨益），最後終於取得了和平。雙方承諾，儘管對方是不受歡迎的，但既然是躲避不開的鄰居和同胞，就要承認其存在。公元1598年發佈的《南特法令》包括了雙方達成的各項協議，是「永久的和不可改變的」。其中聲明：天主教為國教，但基督新教的信徒應該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到任何迫害。他們還獲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擔任公職。而且為了表示對他們的信賴，基督徒還獲准掌管法國境內200座要塞城鄉。
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安排。胡格諾派教徒並非天使，把法國200多座繁榮的城市和鄉村放在敵視政府的政派手裡，無異於我們把芝加哥、舊金山和費城交給民主黨人，以換取他們接受共和黨人的統治一樣荒唐可笑。
黎塞留是統治過這個國家的一個聰明人，他當然認清了這一點。經過長期奮鬥之後，他剝奪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權利。儘管他本人的職業是天主教的大主教，卻謹慎地不去干涉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胡格諾派教徒不再能與國家的敵人進行獨立的外交談判了，不過呢，他們享受的權利絲毫沒有減少。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唱或不唱讚美詩，聽或不聽布道，悉聽尊便。
下一個執行類似政策的法國統治者是馬薩林，但是他於公元1661年就死了。年輕的路易十四開始當政，終結了人心向善的時代。
這個國王是個很聰明的治國人才，卻又引起了人們的爭論，似乎非常不幸的是，他一輩子只有一次不得不與正派人結交，卻落入一個宗教狂的女人手裡。這個女人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遺孀。她在宮中擔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7個私生子女的家庭教師，由此開始發跡。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藥不再有預期的效力，國王已經不時顯露出厭煩的時候，這位女教師便取而代之。她與國王之前那些情婦都不同，在搬入國王的寢宮時，巴黎大主教為他們的婚禮舉行了隆重的宗教儀式。
在以後的20年裡，這個女人掌握著王位背後的所有權力，而她又聽從她的懺悔神父的擺佈。法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從來沒有原諒過黎塞留和馬薩林對基督徒的和解態度。現在他們終於有機會消除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於是放手大幹起來，因為他們不僅是王后的官方顧問，也是國王的銀行家。
這又是怪事一樁。
在那之前的8個世紀裡，修道院積累了法國的大部分財富，他們不顧國庫開支的日益空虛，拒絕向國家繳納稅金，因而他們掌握有大量過剩的財產。國王陛下——他的榮耀比他的信譽大得多——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填滿了自己的金庫。因此，他給支持他的教士一點優惠，作為回報，他被允許隨意向教會借錢，想借多少他們就給多少。
王室的「廢紙簍」
這樣一來，「不可改變」的《南特法令》被一項一項地改變了。起初基督徒還沒有被禁除，但是堅持信仰胡格諾派事業的人總是得不到安寧。據說一些省份裡的錯誤教義很頑固，龍騎兵的人馬便去大肆橫行，住在老百姓家裡發號施令，著實令人討厭。他們大吃大喝，偷走勺子和叉子，破壞傢俱，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像在被征服的國土上一樣作惡多端。主人們在絕望之中，便跑到法庭尋求保護，誰知卻被嘲諷一番，還說這是他們咎由自取，自己應該知道怎樣擺脫這些不速之客，重新博取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聽從了勸告，到附近的鄉間教士那裡接受天主教的洗禮。但是絕大多數樸實的人還是堅持從小就信仰的理想。終於，等教堂一個接一個被關閉，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們才懂得原來自己要大禍臨頭了。他們不想投降，便決定一走了之，可是剛到邊境，才得知誰也不許離境。如果在外逃過程中被抓住，就要絞死，而且幫忙出逃的人，大概也得要被送上絞架。
顯然，當時發生了一些後人永遠不會知曉的事。
事實上，自從法老的時候起，各個政府也都曾在某個時期試行過「關閉邊境」，卻從來沒有哪一個政府取得過成功。
決意要出逃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種風險，總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不久之後，成千上萬的法國基督徒便通過「秘密途徑」來到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爾。當然這些出逃者沒有很多錢財，但他們是以忠實勤奮而聞名的商人和工匠，信譽很好，又有充沛的精力，沒過幾年便重新興旺起來。這興旺本來應該是屬於法國的，法國在經濟上失去了無法計算的財富。
如果說《南特法令》的取締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毫不算誇張。
法國向來都是一個十分富有的國家。但是法國的商業和宗教從來沒能合作。
自從法國的政權落入女人和教士的那一刻起，命運就注定了。寫下驅逐胡格諾教徒法令的那支筆，後來也簽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