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給我寫信說：「《寬容》一書出版於公元1925年。如今已經快成經典之作了，我們想搞一個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個『大眾化的價格』。」如果他們要對原作作出必要的安排，我還願意寫最後一章嗎？也許我能試著盡力解釋一下，寬容的理想在近10年內為什麼如此慘淡地破滅？我們這個時代為什麼還沒有超越仇恨、殘忍和偏執？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確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話，那我要不要講出來呢？
我回答說，解剖美麗的寬容女神的破碎屍體並非一件愉悅的事，卻是應該做的，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我應該在書中哪一頁與15年前寫的這本書告別，開始寫後記呢？
出版商建議我刪去最後一章，因為這一部分是以崇高的希望和歡呼為基調的。關於這一點，他們無疑是對的。眼下的確沒什麼可高興的，用《英雄》中的葬禮進行曲伴隨我的結束語，比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充滿希望的大合唱更適宜。
不過三思之後，我覺得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我和我的出版商一樣，對前景都相當悲觀。但是這本書還要留在世上許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還是讓後人知道：公元1925年怎樣激起了我們對更幸福、對更高尚的前程的憧憬，而公元1940年又是怎樣徹底打破了這些輝煌的夢想，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以及我們犯了什麼錯誤造成了這場可怕的災難。
經過幾次通信後，我說服了我的出版商，使他相信我還是通情達理的。下面便是我給出版商所寫的信的內容，作為《寬容》的最新、也是最後一版的補充。
最近這7年，可以說是個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鍋」，人類所有的邪惡弊端全部攪和在裡面成了大雜燴，它會毒害我們所有的人（除非我們發明一種又快又有效的解毒藥）。我仔細研究了投入這個醜陋的大容器中的各種成分，也不厭其煩地觀察了對這個嘔人的大雜燴負主要責任的那些人。那個大雜燴臭氣熏天，正在向我們整個星球擴散。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民主國家中的人一樣，看到低劣的廚房僕人居然被那麼多人簇擁，對此百思不得其解。這些低劣的僕人不但因為這令人作嘔的大雜燴而興高采烈，而且還用全部時間把這個東西強行灌進對他們無害的旁觀者的喉嚨。這些旁觀者顯然更喜歡祖傳的善意和寬容的濃湯，可他們要是不對大雜燴表示出興奮的模樣，不吞嚥下這堆翻腸倒胃的東西，馬上就會被殺死。為了得出自己滿意的答案，我盡力瞭解了這種事情的來龍去脈。現在就來告訴你們我耐心觀察的結果。
為了徹底弄清這個問題，我建議大家效仿精明又可敬的政治家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這個人以前居住在紐約州的阿爾巴尼，現在住在帝國大廈。我們先來看一下記錄，看能可以找到些什麼。
我這裡提一個問題，它似乎有點離題，但是（過一會兒你就會看到）這個問題和我們要解決的難題卻有密切關係。你養過狗、貓或其他家禽動物嗎？你想過這些卑賤的家畜對豢養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園和後院的態度嗎？你可能已經注意到，這些不會言語的動物出於天性、本能或訓練，或是三種因素兼而有之，對它們自認為的「權利和特權」都非常珍視、戒備。同一條警犬，它可以讓主人的孩子拉著它的尾巴在屋裡轉圈，也可以容忍主人的孩子從自己的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孩子剛剛踏上屬於「它」的領地的草坪時，它立即就會吠叫起來。德國種的最小的獵狗一定注意到，鄰居家北歐種的粗毛大獵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大獵狗敢於跨越它認為是區分自家領地和鄰居地盤的界限一步，它便會撲向那頭兇猛的大獸。連只顧自己舒適的貓，當另一隻貓膽敢闖入自己的爐邊時，也會憤怒地起身。
獵獲大型動物的獵人們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習慣。他們告訴我說，野獸有著非常強烈的集群本能，外面的野獸休想加入它們的族群，哪怕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對於它們迅速削弱的實力而言是多麼有用。那些假裝懂得不會言語的魚的心理的人給我說，就算在這些冷血動物當中，當一個陌生的魚出現時，也有固定的行動準則；在河流岩石之間固定的場所棲息的魚，從來也不會讓一條外來的魚混進來。
我不是很精通動物學，但我瞭解一些關於人類學的知識。當我研究人類在所謂歷史時期（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人類記錄了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的行為記錄時，我發現了什麼呢？我發現從開始到現在，人類一向都是「群居動物」。只有當一個人感到自己屬於由同路人結成的某種排他性的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和他都有共同的承襲下來的信仰、偏見、偏愛、恐懼、希望和理想時，這個人才會真正感覺到幸福。
當然，經濟上的需要偶爾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對抗的部落，依照某種政治方式行事。不過，這種安排從來不會持久。真正使許多人不顧艱難險阻和危險凝聚在一起的原因，是這些人有許多與其他人涇渭分明的相同信仰、偏見、偏愛、恐懼、希望和理想。
翻閱一下從喬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記錄。各個時代各個地方都有著相同的情況——每個團體、每個部落、每個宗派、幾乎每個家庭，都堅持與鄰居們保持一定距離。因為自己都大大優越於旁人，沒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動的基礎。我舉個大家熟知的例子。
宣稱「我們是人」的受苦之人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從一開始都用什麼名字稱呼自己呢？在數量頗多的例子中，他們稱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子民」，甚至更荒唐的是「屬於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裡是卑賤的農夫，但他們卻把自己視做「上帝的人」。猶太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蘇密」——現在人們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蘭，它的意思（聽別人說的）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很多部落——塔希提島人是我們所熟悉的——也稱自己是「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亞同西亞、北非和北歐相距甚遠，在這些地方居住的種族彼此間沒有絲毫的共同之處。可是有一點，他們都明顯地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唯一有價值的人，他們瞧不起人類的其他成員，認為那些人是異類，蠻子，應該受到鄙視。如果可能，還要躲遠一點兒。
乍看起來，在這個令人詫異的規律中，希臘民族像是一個例外。但是他們高傲地堅持自己是海倫的嫡系後裔，是天神的兒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倖存者，這表明他們很尊重本民族的人。他們將非希臘人輕蔑地稱為「barbarous」（希臘文。這個詞的意思是陌生、外來、粗野、奴性和無知的人）。這暴露了希臘人非常蔑視所有的非希臘人，並且還粗率無禮地稱後者是異類，甚至那些在各方面實在是高出一籌，且心胸廣闊的著名科學家、哲學家們也被他們認為是劣等人。這表明至少在這個方面，他們和愚昧無知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處於相同的水平。那些土人從來沒學過3以上的數字，卻十分得意地對歐洲最早的來訪者聲稱：問他們是什麼人將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為他們當然是獨一無二和絕無僅有的「上帝的人」啦。
我們注意到，羅馬人倒不受這種傲慢無禮的討厭形式的束縛。這並非因為他們把自己看得低於鄰人。千萬不要這樣想！他們像現代的英國人一樣，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他們從不認為有必要就這一點作任何明確的解釋。他們是羅馬人，這就夠了。對這麼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是人人都看得明白的——還要大驚小怪，實在是有失體統。羅馬人對此並不在乎，至少在這方面是不在乎的。
對於純種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數部落和民族認為自己是唯一值得被稱為「真正的人」的話題，我就談到這裡吧。但這只是一個細節，因為伴隨著這種奇怪的排外和優越感的種族意識而來的，還有對宗教、道德、風俗這些不同但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明確信仰。結果，每個集團無論大小，都始終居住在壁壘森嚴的小城堡裡，用偏見和固執做堅固的屏障，以此抵禦外界和外來的影響。
美國享有獨立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了。誠然，清教徒的不寬容行徑是沒有什麼可吹捧的，但是我們畢竟避免了最危險的極端行為。可是現在，邊遠地區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國家正迅速地走向穩定，我們卻似乎沒有從地球上古老的一些種族的錯誤事例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就在我們的土地上，各個種族團體仍緊緊地抱在一起，推行著自己的禁忌，彷彿根本沒有聽說過《人權宣言》一樣。宗教團體似乎從未讀過憲法中關於出版自由的規定，不但強迫自己的成員應該閱讀什麼、思考什麼，而且完全不顧由全體人民選出的代表通過的法律，竟自己制定起法律來。就在眼下，我們便能看到（如果我們肯這麼做的話）一種狹隘的精神或種族排外性思想的發展。直到公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它一直被視為黑暗時代的可怕殘餘。
顯而易見，我們對形勢的樂觀看法有點過早。在近6年的發展中，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各種各樣的偏見和片面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增長，開始讓最抱希望的人們相信，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返回到了幾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紀。
這並非一個令人愉快的發現，但正如一個喜歡哲學的法國將軍不久前說的那樣（簡直就像是預言）：「對不愉快的事情，生氣是沒有用的，因為事情本身根本不在乎，它也不會由於你的憤怒而改變。」所以，讓我們勇敢地面對這些最不受歡迎的發展吧。然後，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並找出對付它們的方法吧！
巫師的大鍋
從最廣博的意義來說，「寬容」這個詞從來就是一個奢侈物。只有那些智力非常發達的人——這些人從思想上說是擺脫了不夠開明的同伴們的狹隘偏見的人，看到整個人類具有廣闊多彩的前景——才能夠談論得起。就像我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奧勒留·希馬丘斯一樣，他們完全可以向我們提出質問：既然我們舉目望著同樣的星星，既然我們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客，既然我們都居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既然生存之謎深奧得只有一條可以找到答案的路，那我們為什麼還總是仇視彼此呢？但是如果我們敢於這樣做，並且引證一個古代異教徒的高尚之語，那些堅持只有一條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們的那條道路）的幫派的不寬容領袖就會立刻向我們叫吼起來，並扔來石塊和木棒。那些沒有追隨他們走那條狹窄小道的人注定要永遠墜入地獄，因此便殘酷地鎮壓他們，以免他們的懷疑影響別的人，使別的人也去試著走一走在「唯一權威性的完美地圖」上沒有標出的路徑。
昆塔斯·奧勒留·希馬丘斯生活在公元4世紀。從那以後，一些思想高尚的人們不時用提高嗓門的方法來捍衛這種精神和種族問題上的中立態度。他們偶爾（時間很短暫）甚至成功地創建了自己的團體。在這個團體裡，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並且允許依照自己的方式尋求拯救。但這種寬容的態度總是由上層領導強行實施的。它從來不是自下而上的。他們不甘於接受來自上層的干涉，便依靠著傳統的權力，總是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而如果沒有別的方法使別人開竅，就要動用武力逼迫他們「入會」。因此，為了防止流血，往往需要出動警方。
全體美國人應該永遠感激不盡的是，他們的聯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學家締造的。這些人無愧於哲學家這個稱號，他們具有廣泛的實際經驗，徹底擺脫了13個移民區早期歷史上典型的教派狂熱主義。這一代人得到了最後的報答，但等他們去世以後，這片他們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國的美麗土地上湧入了千百萬飢餓的歐洲人。這些歐洲人不僅帶來了新大陸急需的強壯臂膀（這是他們必需的），還帶來了古老的先入為主的偏見。他們只認為自己的見解是正確的。在各個問題上只能依從自己，絕不傾聽旁人的建議和評論。
當時我們過於樂觀，又忙於勘探新大陸的自然資源，以至於想當然地認為，這口大熔爐可以自行解決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質，最好是經過緩慢複雜的過程，還需要經常的監督和照看。因為人的靈魂不情願被液化，它比我們知道的任何物質都頑固。結果便是現在這個局面，用機關鎗和集中營武裝起來的形形色色的現代不寬容，比起中世紀的不寬容更勝一籌。因為中世紀要「說服」異教徒，也只不過是依靠地牢和緩慢燒死人的火刑柱。
這就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前幾頁我表述過，我並不信賴對不愉快的事採取閉眼不看的策略。因此，我作出了不樂觀的結論：至少在目前，我們對眼下令人惶恐的事態是做不出什麼建設性的工作的。我們必須接受這種形勢，同時又要緩慢地為未來作出細緻的規劃。可以確定無疑地說，我們再也不能讓自己措手不及了，因為文明再也經受不住類似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種無休止的打擊了。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好比是一場颶風，不僅摧毀了大部分人類組織，而且使許多人死去或陷入貧困之中。人們是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消除這些損失的。在這場災難中，那些倖存下來而且毫髮未傷的人們，一心只顧修葺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別人毀壞了的住宅。最後，在周圍受打擊最重的被廢棄的街巷裡，要進行各種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經完全不可能了。接著，在一些淒冷的地窖的廢墟裡，誰也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一些陌生而又不健康的人，他們開始聚集一些被遺棄的人，宣講起自己獨創的教義。這些人是在淒涼的灌木叢裡長大的，那裡根本不可能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學。
變成森林的城鎮
既然重建工作已經落後了許多年，我們就可以用正確的觀點審視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鮮空氣、陽光和優質的食物，這比任何東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卻是飢餓和失望。於是冒出了很多有害的新學說。這些新學說使我們清晰地憶起了那些難以置信的信條，它們是在三四世紀小亞細亞衰敗的沿海城市裡的臭氣烘烘的彎曲小巷中發展起來的。
但是最後，新的拯救預言家們的信徒飢餓難耐，就出逃了。這些人湧入我們相對平靜的村莊裡。我們對此沒有一點兒準備，如同17個世紀以前的亞歷山大人一樣，那時附近荒野裡的暴徒圓睜怪眼，闖進學校，私刑處死了哲學家。因為他們傳授寬容與理解的學說，對那些自認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們而言，寬容與理解的學說意味著詛咒。他們當然要不滿了。
是啊，我們現在像過去一樣驚訝和絕望。現在我們再想清除席捲全球的瘟疫——偏執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經為時過晚了。但至少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它們正是某些極其古老的人類特性在現今生活中的再現。多少年以來，這些特性一直在沉睡著，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時機一到，它們不僅要勝利而歸，而且由於長期受到壓抑，其狂暴、憤怒和殘忍的程度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嚴重得多。
這就是現在展現在我們恐怖的目光前的畫面。我們自己（感謝遼闊的大西洋吧！）在最近爆發的這場種族和宗教狂熱的惡果中還相對安全。但如果我們不總是保持警覺，這種病毒就會登上我們的海岸，並且會像剷平中歐和東歐的所有文明和禮儀的遺存一樣，將我們毀掉。
剛才我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依我看來，除了保持頭腦冷靜和時刻做好準備，實在是無事可做。空磨嘴皮子不會有什麼用處。幻想自己如何優越，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衝動只會加速崩潰的過程。因為民主的對手會將我們的憐憫和長期容忍的態度誤認為是單純的懦弱，因而會採取相應的行動。將來我們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我們才會意識到，中歐的民主國家和我們一樣，也是這樣被毀滅的——他們對那些完全持相反信條的人們大談什麼寬容，就如同對白蟻甜言蜜語地說什麼「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權力」，而這些白蟻卻正在摧毀我們腳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當前局勢，進行正面的反攻已經太晚了。是我們鼓勵了敵人侵入。我們給了他們各種安全保障，直到他們有充裕的力量反對自己的保護人，並且迫使保護過他們的人過沒有自由的下等生活。但在我們星球上數量有限的幾個角落裡還殘存著自由，那些正直且有正義感的人有責任——急切的和絕對的責任——養精蓄銳，保存自己，以便迎來開始進行重建大業的日子。
誰也不應該認為這是失敗主義者的表現，或是不敢應戰的人提出的建議。根本不是！事實就是事實，由於不可饒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擔責任的退縮，我們暫時失去了許多領土，目前我們應該撤退，然後為發動一次新的啟蒙運動做好準備。
這樣就給予我們在寬容問題上實際鍛煉自己的職責。我們應該告別得過且過、漠不關心的局面，首先要擺脫「這種事情不會在這裡發生」的觀念。這類事不僅可能發生，而且已經發生了，並頻頻發生。當我們勇敢地接納軍隊式的嚴明紀律——這支軍隊受命進行一場戰鬥——的時候，必須穩步地為那個愉悅的時刻做好堅實的準備。到那時，我們能夠又一次為帶來最後的和持久的勝利而前進，使它發揮威力，給予自由。
朋友們，這兒有一項留給那些堅定的志願者的工作。我承認這將是我們所接受的最艱巨的一場戰鬥。但是承擔它的人將流芳百世。這場光榮戰事的倖存者將作為人類真正的造福者而受到歡呼——他們使人類從長久以來的偏見與自以為是的優越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偏見和優越感只要加上懷疑和恐懼，就會把最謙卑、最溫順的人變成萬物之中最殘忍的牲畜和寬容理想的不共戴天之敵。
亨德裡克·威廉·房龍
公元1940年8月
於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