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講「如何研究中國經濟史」。在講入正題之前，我先要闡述一下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佔地位如何？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說，就人生對經濟之需要言，並不是無限的。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須限度，對人生可謂屬於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經濟，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產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慾望，但並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別有所在。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於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著眼把握此點。此亦中國歷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以農立國，只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昔英國社會學家詹姆斯撰有《社會通銓》一書，彼謂社會演進之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其實此說並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後，農業仍不可缺。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至於近代帝國主義下的社會，憑其超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地征服，此項事實，不可為訓。
馬克思繼承詹姆斯之後，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業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要在從工業生產中，指出一項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來。馬克思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似乎並未看重到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產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產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上。可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都不免太過側重於工商業，而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紕繆。
中國又是是個大陸農國，物資供應，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正為對於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於滿足，於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輕鬆地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於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作決定。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業，則頗易於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於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隨在經濟之後。經濟轉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此項發展，至少將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著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故中國經濟的理想水準主在平。中國人言：「貧而樂，富而好禮。」此貧字，其實即是一低水準。由有富而始見其為貧。富者，則求能好禮。禮之意義，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國社會之人生標準，主要即在其求平而樂，其最終標準，則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歷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即產生了自由工商業。其實在中國，大體上，亦有此相似趨勢。當戰國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上便興起了三種新勢力。直到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儒林傳中人物，屬於「士」之一階層，乃由戰國游士演變而來。只是由列國分爭時代的游士，演變為大一統政府下安心歸集於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只代表著其一部分之勢力而已。
其第二類則為自由商人，在戰國時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呂不韋以邯鄲大賈，位至秦相。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已駸駸乎超過封建貴族之上了。太史公《貨殖列傳》稱此一批人為素封，即指其憑借財力來代替以往封建貴族在社會上之地位。雖沒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謂之素封。
其第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歷史上並沒有相類似之發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之背景先近似於士之一類型，而終究則歸屬於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業，故當時稱之謂「奸」。舉例言之，如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塚等。此類事業，都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事違法的生產。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云：「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兼併，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其實皆為財用。」這一番敘述，已指出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之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然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以後，社會上新興之三流品。當時惟儒林中人物，只在農村裡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上佔有絕大勢力。但自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與西方歷史絕不相同之路向。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家，他們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經濟觀點。此種觀點，當然導源於農村社會者為多，醞釀於工商城市者為少。由於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出來站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別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發展。茲姑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最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中國人對經濟意見之一斑。
三
一、《論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兩語，在中國經濟史上，兩千年來，乃為國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論。即使我們把來用諸今日，仍覺切中時弊。我們也可說，20世紀在世界並不窮，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們當知，若專從經濟著眼，一切仍只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將永遠無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要著眼處則並不在經濟上。
二、《大學》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處之所謂德，即是《大學》開首所謂明明德之明德。人類有此明德，才可相結集。人之結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則不患財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則與此正相反。因於財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斫喪明德，這就本末倒置了。《大學》此幾句話，亦與近代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維持適當數量人口的生計。因此人口數量不該超過有限土地所能承擔的生產力。在中國過去社會，此項理論殊不適用。因過去中國是一大陸農國，人群和合了，同時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財用充裕了。因此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這一番理論，貢獻給此下中國作為一種傳統的經濟政策之張本，我們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聖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主張，我們的物質慾望不可超過現有的物質限度。當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能適應現有人之物質慾望。在此兩者間，須能相互調節。使人的內心慾望與外在物質生產，雙方相持而長。荀子此番話，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可以說，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文本位為立場，或說是以道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人生的慾望，本可無限地擴張提高，但慾望無限提高，並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隨於人生慾望之後，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將使人生永成一無限。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限的無休止。此將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決非人生之幸福與理想。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之於道德與禮義，不應屬之於慾望與經濟。人之種種慾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生理想與道德之領導。
四
此項理論到漢代時，又出了幾位有名人物如賈誼、晁錯、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負與經濟理想，大體言之，均是因襲上述儒家思想而來。我姑舉董仲舒所言以資證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當知社會決不能絕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僅在社會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他們在社會上貢獻比別人大，自當獲得一份比別人較高的地位與待遇。此種差別是有理由的。即如當前共產主義國家裡面，豈不是此輩人之地位與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嗎？此等差別，我們實無法反對。只是不要讓人由富生驕，喪其明德，則於己無益，於人有害了。至於窮人，與富相較，則自見其窮。既有富，必有貧，亦所難免。但也要使貧者能獲得他們低水準的必需，有他們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讓他們內心老憂慮。
此處所引董仲舒之所謂富與貧，其實只是在同一水準上比較有此分別而已。無論富與貧，同樣不該超水準，而此水準則以人生的理想為依歸而樹立。人都該能活著，而尤該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國家，在亞、非地區所以不得人緣，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驕的病。他們因和人貧富相差太懸殊，便不免視別人為落後民族，以為予以一些經濟援助，便是拯救了這些地區。這一種內心，正是驕的表現。僅知有經濟，不知經濟以外有人生，則富必然會驕，因驕而生出人類相與之不和與不睦來。這些不和不睦，卻非經濟所能解決。
但富而驕固不可，貧而憂也須防。經濟條件降落到一種必需水準之下去，這亦會發生人群間之不安與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驕，貧而不憂，高下有寬度的節限中，來維持一個相當有伸縮餘地的社會經濟水平。以此為限度而調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種德，如不驕不憂之心理狀態，更重要過於不必需的經濟條件。
漢武帝採用了董氏政策來節制資本，裁抑兼併，尤著者，如鹽鐵政策。據司馬遷《史記》所云：「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鹽鐵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當由私家操縱專利。漢武帝此項制度之用意，永為後世所承襲，遂使此後中國社會永遠不能有壟斷為利之大資本家出現。我們當知在此種制度之後面，實有一番人生理想與經濟理論在作領導，故使中國社會在封建政制崩潰之後，不轉到資本主義社會路上去。故自漢武帝開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後，貨殖遊俠一批人物便潛消於無形。而自《史記》以後，除班固《漢書》因襲《史記》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貨殖遊俠列傳了。即班氏《漢書》亦以此譏史公，謂其「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班氏此一評語，正可說明此下中國社會何以不再容遊俠貨殖中人得勢的一般意見。
現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為惟有太史公有史學特識，故能提出此兩列傳，以後史家無太史公般識見，遂不知為貨殖遊俠寫列傳。其實此後中國社會已正式成為四民社會了，商人與遊俠已失卻其素封與新貴之地位，不能如漢初般在社會上發生出特殊作用，故後來史家也就無法再為他們另立專傳。正為的是歷史上無此現象，卻不便是史家無此識見呀！
五
我們可以說，中國此下經濟制度大體承襲了此一傳統。先說保持必需經濟的低水準方面。我將姑舉幾項大綱目言之。首先當言平均地權之一項，此即向來學者所愛言之井田思想。其在歷史上見之實施者，為各時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併，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此乃中國歷代政府所力求糾正者。隨於土地政府而來者，如廢除奴隸使成為自由民，以及歷代賦稅制度之主於輕徭薄賦，以及各項憫農、恤貧、救荒、賑災、公積、義倉，及獎勵社會私人種種義舉善行，以寬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國兩千年來政府所傳統倡導盡力履行者。這些工作之背後，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與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墮落於過低水準。
再說防止經濟超過高水準，走上不必需的經濟之無限發展者，除上述鹽鐵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為商人所壟斷專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進入仕途，此亦為中國傳統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嘗云：「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明明求財利，小人之事。」此所謂小人，乃指只為私家私人謀生計滿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國家之重任。明明求仁義，則是存心在公，非士人專一詩書，求明義理，不能有此。故付託以國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輩。董仲舒又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知道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於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偏重功利，則易趨於無限度。董仲舒之言，極為近人詬病，其實就中國歷史傳統言，此等言論，皆有甚大影響，而非誠可詬病者。我們當細求其意旨所歸，不當因其驟然看來和我們意見不同，便肆意輕蔑，不求理會。
又如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制，直到清代，還是時時變相出現。但若因此而認為中國歷史傳統一向輕賤商人，則亦不盡然。《左傳》云：「通商惠工」，此四字為歷來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給予商人以種種之便利，又如說「關市譏而不征，」當知歷來商稅皆不高，有些時且不征商稅，商品在全國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絕無阻滯留礙之虞。如在晚清鹹同年間，為平洪楊亂事，創辦厘捐，當時曾引起極大爭持，此等皆是一時不得已而為之。諸位當知，中國政治傳統，只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害了社會，卻並不允許政府專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賤商之說亦不公允。
中國歷史上，工商業在古代已甚發達，如南朝以下之廣州，唐代以後之揚州，此等城市，其商業繁榮之情況，屢見於歷史記載，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廣記》一書，其中所載瑣事軼聞，大可想見在當時中國各地之商業情況，足可打破我們所想像中國永遠留在農村社會之一假想。我們盡可說，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惟遇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換方向，將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國歷代工商業生產，大體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諸項目發展到一個相當限度時，即轉而跑向人生意義較高的目標，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業品能予以高度之藝術化。遠的如古代商、周之鐘鼎、彝器，乃至後代之陶瓷、器皿，絲織、刺繡，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們所謂文房四寶，筆精墨良，美紙佳硯，此類屬於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質之精美，製作之纖巧，無不遠超乎普通一般實用水準之上，而臻於最高的藝術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決非由牟利動機在後作操縱。又如中國人的家屋與園亭建築，以及其屋內陳設，園中佈置，乃及道路橋樑等，處處可見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放縱牟利上。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瞭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
說到工業，中國歷史上有幾項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後的萬里長城，又如隋代與元代所開浚之運河。此種大工程，亦莫不與國防民生實用有關。總而言之，中國人只注意經濟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著意在人生美化上。雖中國民族亦具有偉大的製造工藝才能，但亦都不從牟利上著眼。故經濟之向上發展，雖同屬於一種物質方面的，而西方則偏在科學機械方面，中國則偏在藝術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人生美化藝術化，亦屬仁義方面。科學與藝術，亦是一種義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發明，則為一種大不仁。可見中國傳統經濟觀，均是一種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經濟。經濟只以輔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於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
六
在中國古代有一書，名《周官》，亦稱《周禮》。此書實為中國古代一部奇書，猶如西方希臘哲人柏拉圖之著有烏托邦《理想國》。此書當屬戰國末年人作品。書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會、經濟、教化冶於一爐，是亦主張一種人文主義之經濟政策者。後人遂多疑以為乃周公著作。
後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書推行新政。一為西漢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時代北周之蘇綽，一位北宋神宗時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結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敗，惟有蘇綽一人成功了。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佳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業太甚，以至失敗。而蘇綽則在社會經濟條件較不佳之情況下，來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見有裁抑工商業過甚之病。
此處亦可看出中國歷史進程中之一種中和性，不走極端，不為過甚。而同時亦見中國歷史傳統，本不專向裁抑工商業一方推進。過分裁抑工商業，必然將招致惡果無疑。若我們仔細一讀王莽、王安石兩人之政治失敗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當王安石時，一輩舊黨反對新政，此輩人亦多屬儒士，可謂與王安石在學術上仍是同一路線者。我們若仔細去讀當時那些反對派的言論，更可透悟出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經濟觀點之內涵意義之另一方面來。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驚於王莽、王安石兩人之經濟措施，有些與西方意見若相暗合，卻不懂他們究竟為何失敗，於是盡罵中國人守舊，盡罵中國傳統輕視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實。
七
根據上述，我將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國歷史之渾融一體性。故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只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別分割。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則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領導。循此以往，中國歷史之傳統與其特殊性，便不難找出答案來。
現在再論到中國經濟中幾項特有情況，有很多問題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見或少見者，而亦遂為今日國人所忽略了。就中國人傳統觀念言，一個時代，若其物質上之積聚多而消散少，此時代即富而安，否則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驕奢淫逸，而浸淫及於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過量開支。對外則有防邊與開邊，或窮兵黷武。凡此種種，皆足以招致國庫空竭，人民貧乏。如漢武帝遠征匈奴，以為可以一勞永逸。但到末年，終不免有輪台之詔，自悔當年之措施。唐中葉以後，亦可說是因於有一種接近帝國主義之向外擴張，而招來國內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時期。又因中國國防線太長，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邊而動用浩大之財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為造成當時國勢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與漕運兩問題，此亦為中國歷史所特有。黃河屢有氾濫潰決之患，歷代專設機關特命大員設法防治，耗費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會的經濟危機。漕運乃指水道運輸糧食言，或運至京師，或供應邊防，或沿途分儲食廒，皆稱漕運。此亦為中國歷史上一大消費，皆因中國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黃河與漕運之兩大問題，在中國史書中，歷代均有詳細敘述。此兩事，每使歷代政府歲糜巨帑，耗費國家財力，不可計算。欲研究中國經濟史，此等特殊問題亦不可不一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門第社會，雖若跡近封建，導致不平等，然當時之大門第實為社會財富之積聚中心。社會因由此積聚，而使一般經濟易於向上。唐以後，則是一個白衣進士的社會，財富分散了，經濟無積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會上應興應革之事，反而停滯，無法推動。此因社會力量因平鋪而癱瘓了，不易集合向前發展。此一問題亦極重要。但在今日講來，已是歷史上之過去陳跡，因亦沒人注意了。但此實是宋以下中國常苦貧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總括來說，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情況，自秦迄清，直到道鹹年間，向來可說是較佳於西方的。經濟落後，只是近百年事。我們盡可說，在近代科學興起，而中國經濟遂見落後。此下我們將如何引進近代西方之新科學而又能保持中國經濟舊傳統，即仍然保持中國一向堅守的人文本位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使新科學興起後之經濟發展，仍不致超水準而走向無限度與不必需的發展上面去。此是一大問題，有待中國自己此後新起的經濟學家來設計，來督導，來創立一種適合中國傳統社會的新經濟思想與政策及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能特創新制度，來解決當時代之種種問題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學家，固已代有輩出。但今天我們則失卻此自信，種種聰明，都奔湊到抄襲與模仿上，自己不能創造，也不敢創造。惟此厥為中國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們一套浮士德式的無線向前精神，有他們傳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財利主義。他們一意提高物質生活，而把其他人生盡追隨著向前。我們明知此一套精神實為中國社會所不易接受。而他們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們偏要勉強學步，則所謂落後，便真成為落後，而無法追上了。故中國今後最要急起直追者，卻不是追隨西方，乃在能追隨中國古人那一種自創自辟的精神。
即就經濟史上之種種發明而言，如鈔票是發明在中國的，如近代山西票號之信託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若把中國經濟史上種種出自中國人自己發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羅舉，亦足增長國人之自信。我們今後正須在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別有建樹，則首先得回頭一看中國過去的一套經濟史。這更是我們研究此下經濟發展所應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