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本系複雜人事之記錄，尤以中國史綿歷之久，包涵之廣，記載之詳備，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更何論於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統，然系統亦未易求，晚近學人言國史系統，不越兩途。一謂自秦以來，莫非專制政體之演進。無論歷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專制一語為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表彰五經，排斥百家，盡屬專制。乃至隋唐科舉，明代八股，莫不謂其便於專制，其他一切率類此。
此等說法，起於晚清革命變法潮流之下，不過為當時一種黨人之宣傳。細按之，無當史實。待滿清傾覆，專制政體推翻，此等歷史觀，早應功成身退。而謬種流傳，綿延不絕。據此輩人之見解，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之政治傳統，全屬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國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謂驟然有長足之進步。而此等進步，明屬模仿西洋，則中國此下豈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見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國人之維新觀」，實即是一種「崇洋媚外」觀。
又或根據西洋最近唯物史觀一派之論調，創為第二新史觀。其治史，乃以社會形態為軀殼，以階級鬥爭為靈魂。所論厥為自秦以來，中國社會形態之階段分別。若謂中國尚在封建社會之階段中，絕未走上商業資本社會之階段。自謂其對中國史已全部通透，而無奈其誤解。照彼等意見，歷史上種種事跡，總之為上層經濟搾取之一種手腕，與下層無產民眾之一種反抗，相互為消長起伏。如是則僅為彼等政治趨向之一種工具，一種說法，惜亦同樣無當於國史之實際真相。
中國以往歷史，究有何等意義？中國以往文化，究有何等價值？中國將來之前途，除卻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則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
治史而言系統，固非易事。然若謂歷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積疊，別無系統可求，則尤屬非是。或謂國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統，未免過早。今日急務，端當致力於新材料之搜羅，與舊材料之考訂，至於理論系統，暫可置為緩圖。此說亦可商。歷史範圍過廣，苟非先立一研尋之目標，以為探討之準繩，則史料盡如一堆流水賬，將見其搜之不勝搜，將終無系統可言。此如清儒治經，初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其論亦非不是。而極其所至，訓詁小學日明，經學大義日晦。精熟《說文》、《爾雅》，豈遂通得語孟義理。
竊謂今日治史要端，厥當先從通史入門。中國今日尚無一部適合於時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讀通史之方法治史，為又一事。此兩事雖屬相關，然無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
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先注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以偏見概全史。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然後其所見之系統，乃為較近實際。其所持之見解，乃得較符真實。而其對於史料之搜羅與考訂，亦有規轍，不致如遊魂之無歸。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於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麓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
一九三六年九月
二
治史者先橫亙一理論於胸中，其弊至於認空論為實事，而轉輕實事為虛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跡浩繁，或與自己所抱理論渺不相關，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論不能涵括史實，而轉疑史籍別有用意。循至於前代史實，毫不研尋。自抱理論，永此堅持。當知治史先重事實，事實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論條貫，豈得有當？
昔人治史，先從一方面再轉別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國史，苟能於政治制度上，或於食貨經濟上，先事尋求。事實可以範圍理論，而理論不足以改變事實。超越事實空言理論，則理論盡可有千百樣不同，而事實則只此事實。此乃所謂歷史，雖千頭萬緒，不勝浩繁，須虛心耐煩以求認識。
認識事實亦非易。人事繁賾，複雜萬狀，其相互間，輕重大小，先後緩急，至不易辨。處世閱歷，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貴能上下古今識其全部，超越時代束縛。故首當虛心耐煩，先精熟一時代之專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賾之一般。而對於各方面事態之互相牽涉影響，及其輕重大小，先後緩急之間，亦漸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漸達於深細邃密，廣大通明之一境。然後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別擇。然後庶幾可以會通條理而無大謬。能治通史，再成專家庶可無偏礙不通之弊。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三
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謬見。若謂中國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頓狀態，無進步可說。此由誤用西人治史之眼光來治中史，才成此病。
今試設譬，有兩運動家，一擅網球，一精足球，若為此兩人作年譜，乃專事抄襲網球家定稿，來為足球家作譜，豈得有當。近人治中國史，正多抱此意見。若謂中國惟先秦一段尚見光彩，此下即漸入歧途。惟洗伐淨盡，掃地赤立，另起場面，庶可趕上他人。是不啻以網球家成格，來批評足球家，寧得有當。
中國史與西洋史精神上之差異，至少尚遠過於足球家與網球家之不同。或仍過於運動家與美術家之別。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驟，如十字軍戰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尋覓、法國大革命、機械工業驟起、社會主義種種，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史殆如半死不活，絕無生命可言。惟春秋戰國時代，尚有封建貴族宗教神權等等，幾分近似西洋史處。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國史，則自秦以下宜為一個長期停頓之狀態。
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最近將來應有之努力與其前途，庶幾可有幾分窺測。否則捨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當於中國之史學。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四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此盡人知之。論其特點，一、綿歷悠久，繼承因襲永無間斷。二、史體詳備，各種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區之廣，與其活動民族份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國史之繁富，並世各民族，莫能與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驕者，正在其歷史。足以證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與偉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無限。
然而一往不變者，乃歷史之事實。與時俱新者，則歷史之知識。中國歷古相傳之史籍，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並非即我儕今日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所謂歷史知識，貴能鑒古知今，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聯之關係，從而指導吾人向前，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此等歷史知識，隨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
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需要新的歷史知識為尤亟。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國雖為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卻為最缺乏歷史知識，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歷史之時期。
時時從舊史裡創寫新史，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此不僅今日為然。即在以往，其歷史雖一成不變，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舉其最著者，《尚書》為吾國最初之史書，而書缺有間，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及《春秋》，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左傳》尤為編年史之進步，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歷史中心之階段。司馬遷《史記》出，始以人物為中心。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適應。班氏《漢書》，則為斷代史之開始。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一種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而創寫新史之要求，則繼續無輟。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歷史。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通鑒》為編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鄭樵《通志》，尤為體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際，藏往開來，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然則中國以往舊史，亦不斷在改寫中。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
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不寧惟是，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與社會各界比較處於上層地位者，一種必要之知識。人類必由認識而後瞭解，亦必由瞭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國各知識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於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歷史，全不認識，試問何從而生瞭解？既不瞭解，更何從而有感情？然則其對於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今使全國各界之領袖人物，對其本國民族與文化，俱無深切真摯之愛情，試問其可有之危險為何如？然而此非欲錮蔽全國人之心思氣力以埋頭於二十四史九通，為舊史料之記誦。亦只謂其本國歷史的知識，為其國領導分子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知識而已。至於此種知識之提供，則尚有待於今日本國史學界之努力，此則需有新史學之創建。
所謂新史學之創建，此亦殊難一辭而盡。要言之，此當為一種極艱巨的工作，應扼要而簡單，應有一貫的系統，而自能照映我們家現代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尤要者，應自有其客觀的獨立性，而勿徒為政客名流一種隨宜宣傳或辯護之工具。要能發揮中國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與真精神，闡明其文化經歷之真過程，以期解釋現在，指示將來。
有志為此種探討，其中心注意點，如歷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會經濟，將以何者為研尋國史新知識之基本要點？此亦難言。中國新史學家之責任，首在能指出中國歷史以往之動態，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此在能從連續不斷的歷史狀態中劃分時代，從而指出其各時代之特徵，即此一時代與前一時代及後一時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時代相互之異同。從此乃見其整個的動態。如某一時代特異之狀態在經濟，則此項經濟狀態即為該一時代之特徵。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學術、思想、宗教、風俗，諸端皆然。
經濟情形未嘗非歷史事項中極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歷史，其各時代之變動不在經濟而別有所在，則治此民族之歷史者，自不得專據經濟一項為惟一之著眼點，此理甚顯。中國自秦以來，直迄最近，苟自社會經濟一端言，要之在農業經濟之狀況下。若遂據此而輕率斷定中國文化自秦以來即少進步，自屬偏見。治國史者，苟專在農業經濟方面從事探討，無怪其謂中國民族絕少進步。因各時代狀況略相同，無從尋得其進步之所在。然若真能為客觀合科學的新史家，必從識得中國史之變動何在始。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而輕率立言之故。變動何在，當詳他篇。此不具論。
一九三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