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新論》中國社會演變一
中國是不是一個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應該根據歷史事實來解答。中國史上秦以前的所謂封建，乃屬一種政治制度，與秦以後的郡縣制度相針對。在西洋歷史中古時期有一段所謂的時期，則並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他們的一種社會形態。現在把中國史上「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洋史上之，便犯了名詞糾纏之病。
西洋之起源，事先並非出自任何人的計劃與命令，也沒有一種制度上之共同規律。只因北方蠻族入侵，羅馬政府崩潰，新的政府與法律不及產生，農民和小地主，在混亂中無所依賴，各自向較強有力者投靠，要求保護，於是在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間，成立了各樣的契約。後來此種契約關係，逐漸擴大，連國家、國王、皇帝、城市乃至教會，都被捲入。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演進。
中國歷史上所謂封建，究竟始於何時，已難詳考。據傳說，遠從夏、商時已有。古史渺茫，此當由專門古代史家經過嚴格考據來論定。但我們不妨說，正式的封建制度則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兩次東征，消滅了殷王室的統治權，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親戚，分封各地，以便統制。先由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擴張。這種演進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統一政府之崩潰而起，東方封建則是加強政府統一的一種強有力的新制度。
若加進經濟情形來講，周代封建實是一種武裝集團的向外墾殖。西周本是一個農耕部族，他們征服了殷朝，遂把他們的近親近族，一批批分送去東方，擇定交通及軍略要衝，圈地築城，長期屯駐。一面耕墾自給，一面建立起許多軍事基點。在其相互間，並完成了一個包絡黃河流域，乃至南達漢水、淮水，甚至長江北岸的龐大交通網。原有殷代遺下的幾許舊的城郭與農耕區，被包絡在這一個龐大交通網與許多軍事基點之內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新定的制度，而成為他們統屬下的侯國了。至於在此一兩百個城郭農耕區域之外，當時中國中原大陸還有不少遊牧部落，他們並不專務農業，他們也沒有城郭宮室，還是到處流動遷徙，這些便是當時之所謂戎狄。
因此西周封建，同時實具兩作用。一是便於對付舊殷王朝之反動，一是防禦四圍遊牧人侵擾。我們若把這一種形勢和進程來比擬西洋史，周代封建實是當時以軍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斷地動進的一種建國規模。遠之頗像羅馬帝國，近代則似英倫三島之海外殖民。由一個中心向外擴展，由上層的政治勢力來控制各地的社會形態。西方中古時期之所謂封建，則由各地散亂的社會，漸漸向心凝結，在下層的許多封建契約上，逐步建立起政治關係來。由日耳曼諸選侯來公選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來充當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這又是中西封建恰相顛倒的一個對比。
若就社會形態言，周代封建確與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會有一相似處，厥為同樣顯然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存在。然此一形態，並非封建社會之主要特徵。因希臘、羅馬時代，同樣有貴族平民兩階級，但那時則並非封建社會。即就中國周代與西洋中古之貴族階級作一比較，其間亦有許多不同。西洋中古時代之貴族地主，實際上多是在一塊農田，即他的領地上居住，築有一所堡壘，一個像中國後來所謂莊主或土豪的身份而止。他的地位，在當時也只等如一個寺廟中的方丈或一個市鎮上的鎮長。而中國在春秋時代所見的諸侯卿大夫，則都是像樣的政治領袖。如齊、晉、楚、秦許多大諸侯，實和十字軍以後英、法諸邦的專制王室一色無二。他們的疆土，即儼然是一個大王國，他們治下的許多卿大夫，如晉六卿魯三家之類，全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共同執政，已經是像樣的一個政府和王朝。當時的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采邑，也各自派有官吏即家宰統治著。每一侯國的都城，有一所宗廟，同時也是一個工商業集中的都會。宗教工商業和軍事，都集合在一政府一王室當時稱為諸侯的統率管理之下。
明白言之，春秋時代的貴族，顯然是政治性的。而西洋中古時期，除卻公國伯國等外，還可有主教國，或城市國，同樣都說是國，以分別於此後新興的所謂現代國家。而中國春秋時代之侯國，論規模與體制，實已與此後西洋的現代國家相差不遠。工商都市與宗教中心，都已控制在封建貴族的政治系統裡。這又是一個應當注意的大差別。這一個差別，依然是上指西方封建是一個社會形態，而中國封建則是一個政治制度的差別。固然政治與社會相互間，並不能嚴格分離。但我們要研究某一時代的社會形態，決不該忽略了那時的政治制度。
一到戰國時代，那種政治的演進更顯著了。那時的國家都已有更遼廓的疆土，更謹嚴的政治組織，像齊國擁有七十多城市，全都直轄中央，由中央派官吏統治，不再是貴族們的采邑了。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臨淄，據說有七萬家住戶，每戶可得壯丁三人，一城便有二十一萬個壯丁。想來全城居民，至少應在三十五萬人以上。其他各國首都，像趙之邯鄲，魏之大梁，楚之郢，其繁盛情形，亦大致與臨淄相類似。這些都是政治中心，同時又兼商業中心的大城市。每一次戰爭，一個國家派出二三十萬戰士並不很稀罕。各國政府中的行政長官，以及統兵大帥，幾乎全是些平民出身的游士。偶然還有一二貴族封君，像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類，他們也並不像春秋時代一般貴族們，有經政治、法律規定允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權益。趙奢為政府收田租，平原君的九個管家違抗法令，給趙奢殺了，平原君還因此賞識趙奢，大大重用他。我們單憑戰國政治局面，便可想見那時的社會形態，斷斷不能與西方中古時代所謂封建社會者相提並論。
現在再一檢討春秋戰國時代的平民生活。照中國古代的封建觀念，一切土地全屬於貴族，平民並無土地所有權。故說「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這一觀念，才可來講那時的井田制度。諸侯們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劃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按著年齡受田還田。每一農民，在封建制度下，絕不許有私有的土地，但稅收制度則甚為寬大。依照井田制的標準形式論，每一家受田百畝，這是所謂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畝。但所謂私田，只照收益言，並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農民二十歲受田百畝，六十歲還歸公家。在此期間，他一面享有這百畝田的私收益，但須聯合其他七家，參加耕種公田百畝之義務。這一百畝公田，成為一個小型的集體農場，由環繞它的八家農民共同耕作。在貴族握有土地權者之收益言，只等於徵收田租九分一。後來這制度稍稍變通，把公田取消，每一農民在其私田百畝內，向地主，即貴族貢獻十分一的田租。大概這兩制度，有一時期曾同時存在著。離城較近的田地，授與戰士或其他較優待的農民，是沒有集體耕作的公田的，按畝什一抽稅。離城較遠的地區，則仍行八家共耕公田的舊制度，公家得九分一的收入。
但這一制度，在春秋末戰國初一段時期內，便逐步變動了。主要是稅收制度的變動。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畝，再各耕私田百畝，此所謂助法。其次是廢除公田，在各傢俬田百畝內徵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謂貢法及徹法。貢法是照百畝收益折成中數，作為按年納租的定額。徹法是照每年豐歉實際收益而按什一繳納。再其次則貴族只按畝收租，認田不認人，不再認真執行受田還田的麻煩，此所謂履畝而稅。更其次則容許農民劃去舊制井田的封岸疆界，讓他們在百畝之外自由增辟耕地，此所謂開阡陌封疆，而貴族則仍只按其實際所耕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貴族似乎只有增添收入，並不吃虧。然而這裡卻有一個絕大的轉變，即是土地所有權由此轉移。
在春秋時代，照法理講，農民絕無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貴族平均分配。照現在觀念來說，土地是國有的，農民是在政府制定的一種均產制度之下生活的。現在稅收制度改了，貴族容許農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執行受田還田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權卻無形中轉落到農民手裡去。
這一轉變，並未經過農民意識的要求，或任何劇烈的革命，也非由貴族階級在法理上有一正式的轉讓令，只是一種稅收制度變了，逐漸社會上的觀念也變了，遂成為耕者有其地的形態，此即封建制度下井田之破壞。
井田制破壞了，現在是耕者有其地，土地所有權轉歸給農民了，然而相隨而來的，則是封建時代為民制產的一種均產制度也破壞了。從前是一種制約經濟，現變成自由經濟了。有些農民增辟耕地漸成富農有些貧農連百畝耕地也保不住，經由種種契約而轉賣給富農。既是土地所有權在農民手裡，他們自可世代承繼而且自由買賣。與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則是貧富不均，此在中國史上謂之兼併。農民有著自由資產，中間便有著貧富的階層。富農出現了，漸變成變相的貴族。從前平民貴族兩階級的基礎也連帶搖動。所以井田制度破壞，必連帶促進封建制度之崩潰。
再次要講到耕地以外之非耕地，包括草原、牧場、澤地、獵區、魚池、山地、森林、礦場、鹽池、鹽場等，這些在古代稱為禁地，指對井田之為開放地而言。照法理言，禁地亦屬封建貴族所有，他們特設專員管理，不容許農民自由侵入。貴族們憑借這些禁地，佔有一切小規模的工商業。工人商人全由貴族御用，指定世襲，只受貴族額給的生活酬報費，並無自由私產，更談不到資本主義。
但到春秋末戰國初，這一情形，也連帶變動了。農民們不斷侵入禁地捕魚、伐木、燒炭、煮鹽，作種種違法的生利事業，貴族禁不勝禁，到後來讓步了，容讓他們自由入禁地去，只在要路設立關卡，抽收他們額定的賦稅。但在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上，卻並未像耕地般順隨轉變。因此自戰國一直下至秦漢，山海池澤的所有權，仍都認為是國有的，在那時則認為是王室所私有。因此秦漢兩代的稅收制度，把田稅歸入國庫，大司農所管。把山海池澤之稅歸入王室之私庫、少府所管。這一分別，除非明瞭春秋封建時代井田與禁地的所有權之法理觀念，及其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將無法說明。
連帶而來，正因為在春秋時代，最先侵入山澤禁地，營謀新生利事業者，是被指目為盜賊的，因此直到秦漢時人，尚認自由工商業為不法的營業，而稱之為奸利。漢初晁錯等人重農抑商的理論，以及漢武帝時代之鹽鐵國營官賣政策，皆該從此等歷史演變之具體事實來說明。
漢武帝的鹽鐵政策，在近代看法，極近似於西方新起的國家社會主義。然在漢時人理論，則山海池澤之所有權既歸屬於王室即公家，則遇王室有需要時，自可收歸自己經營。而且漢武帝是把這一筆稅收來津貼國防對付匈奴的，那更是名正言順，無可疵議了。但自由經濟思想，仍在漢宣帝時，由民間代表竭力主張而再度得勢。當時政府財政當局與民間代表，對此政策之詳細討論與往復辯難，曾記載在有名的《鹽鐵論》裡面，此書直保留到現在。但下到王莽時代，政府中制約經濟派的理論，又重新抬頭。連一切田畝，完全收歸國有，由中央重新平均分配。鹽鐵官賣的政策，又復嚴厲推行。這只是沿續漢武帝時代的理論，進一步來恢復春秋封建時代的經濟政策，即一種制約的平均分配政策。這些全都淵源於春秋時代之井田禁地及一切土地所有權公有之一觀念上，演變產生。
依據上述，春秋封建時代上層貴族階級世襲的政治特權，到戰國時取消了。下層平民階級農工商諸業被制約的均產經濟，到戰國時也解放了。在上既無世襲特權的貴族，在下卻興起了許多富農新地主，以及大規模的私人工商企業與新富人。若說春秋社會有一些像西洋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到戰國，可說完全變樣了。同時我們還該注意到，介在貴族君、卿、大夫與平民農、工、商兩階級中士的一階層。
士可分為文武兩支，在西洋中古封建社會裡，有一種騎士出現，但在中國春秋時期，則根本無此現象。軍隊全由貴族子弟所編組，平民沒有從軍作戰的資格。又在西洋封建社會裡，教師、牧師，亦是一份極重要的角色。中國春秋時代，宗教早為政治所掩蔽，所消融，沒有能脫離政治而獨立的宗教。雖有一大部分知識亦保留在宗廟裡，但中國的宗廟，與西洋教堂不同。在宗廟服務的，不是僧侶，而是政府指定的一種世襲官吏。當時也只有貴族子弟得受高深教育，平民是沒份的。偶有特殊英武或聰秀的平民子弟，有時獲蒙挑選到軍隊或宮廷中去，這便是所謂士了。
士的一階級，乃由貴族階級墮落，或由平民階級晉陞而成的一個中層階級。他們在軍役或文職中，充當一種下級不重要的職務，有些像西方騎士和牧師般，而實在則大不相同。在此也可見要把中西曆史一一相擬，這中間是有絕大出入的。一到戰國時代，情形又大變。貴族軍隊解體，平民軍隊代興。平民普遍參加軍役，因而有立軍功而獲高官厚祿，變成新地主新貴人的。而平民學者之興起，更為當時社會一絕大變遷。那些平民學者，代替貴族階級掌握了學術文化知識上的權威地位。戰國時代各國一切武職文職，上及首相統帥的崇高地位，幾乎全落到這輩新興的平民學者所謂士的手裡，這已在上面說過了。更重要的，這輩平民學者，絕沒有像西洋中古封建社會裡所謂有限度的忠忱那樣的心情。他們絕不肯只忠於他們所隸屬的領地，或市鎮，或基爾特，或某家族某國君之下。他們當時，可稱為全抱有超地域、超家族、超職業甚至超國家的天下觀念或世界觀念，而到處遊行活動。
他們這一種意識形態，亦可由歷史演變來說明。因中國周代封建，本是西周王室一手頒布下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之用意，本在加強中央統一之政治效能的。後來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持續，這一制度之實際效能，充分表現了。不論西周氏族，乃及夏氏族、商氏族及其他氏族，全在此制度下，逐漸醞釀出一種同一文化、同一政府、同一制度的大同觀念來。
在春秋時代，西周王室雖早已覆滅，但由它所分封的諸侯們，卻逐漸形成一堅強的同盟團體。在名義上，他們仍服從周天子共主的尊嚴。在實際上也盡了他們保存封建文化，即當時城郭耕稼的文化，來壓制消滅各地遊牧文化之騷動與威脅。這便是春秋時代之霸業。但春秋列國君卿大夫，他們究竟同是貴族，在他們各自的領土上擁有特權，因此他們只能做到他們那時所能有的一種國際聯盟而止。但平民學者興起，他們並不承認貴族特權，而他們卻忘不了封建制度所從開始的天下，只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歷史觀念。因此他們從國際聯盟，再進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們常常在各國間周遊活動，當時稱之謂游士，即是說他們是流動的知識分子。其實凡屬那時的知識分子，無不是流動的，即是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他們絕不看重那些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漢以下中國之大一統。
西洋在中古封建社會裡，算只有基督教會，抱有超地域、超家族的天下一家的理想，竭力要憑他們的宗教教義，在封建社會上，重新建立起一個神聖羅馬帝國，來恢復古羅馬的統一規模。這與它們封建社會所由形成的歷史趨勢，恰相違逆。因此宗教勢力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必漸漸降低，終於在地域與家族之基礎上，造成許多近代的新王國。他們在政治上的契約的理論，民權的觀念，民主政治和議會選舉種種的制度，西方歷史學者都能指出它們的淵源，多半由中古封建時代所醞釀，所孕育。
但中國西周以下的封建，大體上並不與西洋一般。因此在中國封建政治下，醞釀出秦漢統一，醞釀出漢武、王莽以下，一連串的制約經濟與均產運動。中國雖無教會，而中國歷史卻能製造出像西洋中古時代耶穌教士所想像的天下一家的大同政治。若使不能盡情抹殺歷史事實，試問可否說孔子、墨子以下的那批戰國游士們的抱負，全是像近人所咒罵吐棄的所謂封建意識呢？
二
秦漢時代，更和戰國不同。那時整個中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據漢代言地方行政分著一千三百多個低級行政區「縣」，一百多個高級行政區「郡」。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選拔賢才任用，在政治上，更無貴族世襲特權之存在。在漢初，固然一時反動，有封王封侯的。然王國不久全歸消滅，封侯的只能衣租食稅。在名義上他們都有封土，實際上地方民政財務軍權全不經他們手，只由中央指定的地方行政長官，每年派給他們一份額定的稅款，無異是由政府長期贈送他們一份無職位的年俸而止。他們並一樣受政府法律管制，往往因私通家裡婢女，或是勾結商人共同經商一類的罪名，因人告發而喪失了他們的爵位。若因當時尚有許多爵名存在，而說這是封建社會，我們能不能說近代英國也還是封建社會呢？
再就經濟言，全國農民乃及工商業，只向一個政府納同一規定的賦稅，擔當同一規定的兵役，遵守同一種法律，享受同一規定的權利，這樣的社會，能不能算是封建社會呢？在法律上，全體人民地位是平等的，全是國家公民，並無貴族平民階級之對立。經濟是自由的，因此形成貧富不均的現象，這些都不能算是封建社會的特徵。
在西洋史上，誠然可說是由封建社會轉而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有人說，中國則永遠是農業社會，但農業社會並不就是封建社會。而且自戰國以來，工商業早極發展，但中國卻亦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此因中國始終忘不掉古代的制約經濟與均產精神。漢代對商人收稅特重，又不許服務政府的官吏兼營商業。到漢武帝時，把鑄幣權嚴格統制在政府手裡，又把幾種人人日常必需的重要工業，如煮鹽冶鐵之類，收歸國營，或官賣。紡織業中像貴重的絲織業，也由政府設官按年定額出品。釀酒業亦由政府統制。運輸業中重要部門，亦由政府掌握，定為均輸制度。市價漲落，由政府特設專官設法監視與平衡，定為市易制度。試問在此種政治設施下，商業資本如何發展。其多擁田地的，政府也屢想規定一最高限額，此所謂「限民名田」。直到王莽時代，並要把全國田畝盡復收歸國有，重新平均分配。這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一條大主流，而且此項經濟政策之實施，在此後歷史上還是屢見不一見。所以中國絕非一純粹的農業社會，工商業早已繁盛，只沒有像近百年來西方般，發明科學的新機械。這固然是中國社會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原因，但中國傳統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也足裁抑資本主義之演進，此層絕不該忽略。
最近又有人認漢代為奴隸社會的，此層更無理據。漢代固有大量奴隸之存在，但漢代全國人口，據歷史記載，總在兩千萬之上。奴隸數最多不超過兩三百萬。每十人中擁有一奴隸，這不能便說是奴隸社會了。而且漢代所謂奴隸，只是他們的法律身份與一般公民不同。論其社會地位以及生活境況，往往轉有在普通自由平民之上的。
漢代奴隸之來源，一因漢代有人口稅，及義務勞役，若納不起人口稅或逃避勞役的，政府可以沒收他為官奴隸，於是社會上遂多自賣為奴來逃避這一種懲罰的。二因漢代商業與後世不同，生產製造運輸推銷，各項經營，尚多混合不分，由同一個私家企業來執行。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一個平民自賣為奴，有時是參加了一個大的企業組織，正如近代一農民走進大公司當職員，他的生活境況自然會提高。政府只是加倍增收他的人口稅，或限制他的政治出路，卻不能低壓他的生活享受。而擁有大群奴隸的，縱是加倍繳納了人口稅，依然還有利。當知漢代奴隸，並不專是農奴或苦役，奴隸市場上出賣的奴蟀，多數是投進奢侈圈中，不是走近勞役陣線的。漢代的大地主，只在田租上剝削，並沒有使用大量田奴。凡此所說，只須細看當時歷史記載便可知，哪可說漢代還是一個奴隸社會呢？
歷史研究貴於能根據客觀記載，再加上一種綜合的闡明。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再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此乃西方史學界中之某一派，根據西方歷史而歸納為如此說法的。這種說法，也並未為西方史學界所公認。說中古時期是封建社會轉入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尚可說是較近實情。若把希臘、羅馬乃至埃及、巴比倫遙長時期的西方古代社會，統統包括在一奴隸社會之概念下，卻不能扼要闡明那時種種的史實。因此這一觀點，在西方史學界中便己很少應用了。
中國史與西洋史是否走的同一路程，這應該根據雙方史實，詳加分析研究，先尋出其間的異同，再加以更高的綜合，始合所謂科學方法的客觀精神。若硬把西方某一派的觀點套上中國史，牽強附會，哪能免武斷歪曲，籠統演繹種種的毛病。
現在就中國史本身來說中國史，來分析中國史上的社會形態，我想先提出兩概念。大概有幾個時期，社會形態比較凝固，比較有定型可指。有幾個時期，社會形態卻比較變動，比較難指出其某種的定型性。這兩種社會顯然不同。所謂較有定型者，乃指那時社會上有某一種或某幾種勢力，獲得較長期的特殊地位，而把歷史演進比較地凝固而停滯了。有時則舊的特殊勢力趨於崩潰，新的特殊勢力尚未形成，那是變動的，無定型的時期。這些時期，可能是黑暗混亂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潑動進，有一種百花怒放萬流競進的姿態。我們可以把下一時期的情形，來衡量上一時期對歷史價值之貢獻。若下一時期黑暗而混亂，則因上一安定時期把歷史生命力消蝕了，摧殘了。若下一時期活潑而前進，則因上一時期把歷史生命培植了，護養了。
我們不妨說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會，惟此所謂封建社會，僅就中國固有名詞來講中國史，並不是說那時的社會形態即相似於西方的中古時期。在那時期，上層由某幾個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襲特權而形成為貴族階級，下層有被一種均產精神的制約經濟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階級。貴族與平民兩階級之長期對立，使那時期的社會，形成一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戰國，世襲特權推翻，制約經濟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許多新的力量都在潛滋暗長，都在邁步向前。戰國如此，西漢也還如此。我們不如說這兩個時期的社會是在無定型的動進狀態中，比較穩妥。
在這時期，有兩種新興勢力最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自由經濟，一是平民學術。自由經濟走向下層，平民學術卻走向上層。戰國時期是此兩種新興勢力平流齊進的時期，因此戰國社會更活潑、更前進。下一時期，即西漢時期，平民學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較穩定的地位，來設法抑制下層的自由經濟之繼續進展，因此西漢社會比較戰國，是一段在活潑動進中又回頭轉向凝固安定的時期。
若論那輩平民學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貴族階級遞降而來，大部分是由農村社會憑借中國北方大陸之農隙餘暇，在半耕半讀的醇樸生活中孕育茁長。因此在那時期的平民學術，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爭取政治權，向下偏於裁抑自由經濟貧富不平等發展之繼漲增高的內在傾向。因此中國歷史依然走上由政治來指導社會，不由社會來搖撼政治、由理想來控制經濟，不由經濟來規範理想的舊路子。這裡面也可以說明另一契機，何以使中國封建社會崩潰之後，不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上去。
三
我們若把握住中國歷史從春秋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常由一輩中層階級的知識分子，即由上層官僚家庭及下層農村優秀子弟中交流更迭而來的平民學者，出來掌握政權，作成社會中心指導力量的一事實，我們不妨稱戰國為游士社會，西漢為郎吏社會。
武帝定制，凡進入國立太學的青年，其成績優異者補郎，為服務宮廷一龐大侍衛集團。成績較次者，各歸地方政府為吏，為隸屬於各行政首長下之各項公務人員。在地方為吏經過一段時期，由其私人道德及服務成績，仍得經其所隸首長之考察選舉，而進入中央為郎。政府內外一切官長，大體由郎的階段中轉出。因此戰國的游士參政是無制度的，更較活動的。西漢之經由太學生補郎補吏的法定資歷而參政，則是較凝固較有軌轍的。然在政治上雖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在社會上則並無一個固定的階級，因此西漢社會依然是動進無定型的。
但不幸到東漢，而終於慢慢產生出一個固定的階級來。一則當時教育不普及，二則書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雖無特許某個家庭以政治上世襲的特殊權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學業世襲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權益，也就變相地世襲了。於是有東漢以下的世家大族所謂門第的出現。
門第勢力，已在東漢中葉逐漸生長，此後又經黃巾之亂，三國鼎立的一段長時期紛擾，中央政府不存在，平民失卻法律上之保護，各各依附到世家大族既成勢力下求庇蔭，經過相互間的私契約，一般平民從國家公民身份轉變成門第的私戶。那些世家大族，把私戶武裝起來，成為一自衛團體，一面築塢，即猶堡壘，憑以自守，一面屯墾自給。依隨他們的私戶，則成為部曲或家兵。不像樣不穩固的新政權，因要獲得他們之歸附，在事實困難上，只得承認他們相互間的私契約。於是政府與社會中間，隔著一道鴻溝，政府並不建築在公民的擁護上，而只依存於世家。世家挾帶私戶，來與政府講條件。直到西晉，曇花一現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割據，東晉南渡，大批平民跟隨大門第渡過長江。留在北方的，亦賴借大門第所主持的集體勢力，而避免胡族政權之蹂躪。如是而社會上門第勢力，無論南北，都更見壯大。
這一情形，卻極像西洋史上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傾覆後的一段。而且那時印度佛教東來，宗教勢力興起，寺廟僧侶也掌握到社會上絕大一部分力量，為一輩平民所依附。因此近代研究中國史的，又有人說，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不在西周與春秋，而在魏、晉、南北朝。在此點上，遂引誘他們提起把西漢當作奴隸社會的興趣了。
但我們進一步仔細推尋，則自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門第社會，和西洋中古時代的封建社會，依然有它極大的相異處。最要的還在政治上。秦、漢大一統政府種種法理制度的傳統精神，早在中國史上種下根深抵固的基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中央政府，雖則規模不如秦、漢，但在政治觀念上，依然還是沿襲秦、漢政府之傳統。當時的大門第，雖則因緣時會，獲得許多私權益。但在國家制度上，並未公開予以正式的承認。他們雖是大地主，但並不是封建貴族，因他們並沒有政府正式頒賜的采邑。他們雖世代簪纓，但這是憑借一時的人事機緣，像九品中正制之類，卻並不是政府特許的爵位世襲。而且在政府方面，還屢屢想把他們的私權益據理調整。當時政府本身，即是一個門第勢力所支撐而形成的政府，而時時想裁抑門第，此即證明是秦、漢以來歷史傳統的潛存勢力在發揮其作用。
我們還得一述當時農民的地位。春秋戰國時的田租，大體是十分而稅一。漢代更寬大，折半減收，法定的租額是十五稅一。但實際徵收又減一半，只是三十稅一。而有些豪門的私租額，最高到十稅五。因此政府的寬政，有些處達不到民間，而轉增了豪門的剝削，這是秦漢沿襲戰國，改採自由經濟的流弊。王莽針對此弊，要把田畝全收歸國有，重新分配，恢復井田制，即是恢復制約經濟，恢復均產精神。但他失敗了。一到三國、兩晉時代，全部農民，幾乎都轉入豪門，受其蔭庇。據歷史記載，當時的田租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最高有到百分之八十的。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轄公民，財費無著。因此政府田租也依照豪門租額徵收，雖想與豪門爭奪民眾，終鮮實效。直到北魏均田製出現，農民地位，始見改善。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門第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根據歷史傳統所提供。最要的是把租額銳減，還復漢制，如是則農民們與其為豪門私戶，寧願為政府公民。於是戶口田畝的實際數字，很快地由農村直接呈報到各處地方政府來，大門第蔭庇下的私戶，輕輕一轉手間，又成為政府之公民。中國政府憑借廣土眾民之支持，本來不需橫徵暴斂，政費是不愁不足的。這又是歷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沒有經過下層民眾的暴動流血，強力爭取，只由政府自動地在法律制度上改進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
其次要說到農民對國家之服役，這與納租，成為農民對國家之兩大義務。在西漢，推行全民義務兵役制，每一個農民都需要服兵役，但分派時期不久，很易負擔。漢末大亂，農民轉到私家門第下當部曲，國家公民少了，盡量抽丁，那時則農民全成為軍隊。糧食不給，再由軍隊抽空屯田。在法理上，是兵隊耕著政府的田，正與私家部曲耕種大門第的田一般。因此田畝收入，盡歸國有，農民即屯田兵所得，只是最低限度之生活費。上文所說百分之六十的稅收，便由當時屯田制演成。五胡以下，在北方是胡人的部族兵，中國民眾則在抽丁制下臨時加入軍役。在東晉，則因門第勢力之阻梗，連抽兵也難順遂推行，於是逐漸改成募兵制，借此勉保疆土。直到北朝末期的北周，再根據歷史傳統來創立府兵制。在漢是全農皆兵，在北周則成為全兵皆農。農民不需全服兵役，而服兵役的，政府一一給以一份定額的耕地。在政府不再有軍晌之支出，在兵隊卻各有家庭，各有一份優厚生活的保障。田租與兵役制度改進了，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情況也改進了。於是整個時代，也因而轉運了。所以我說要研究社會狀況，不應該忽略了政治制度。因政府控制著社會的。社會常隨著政府之法制而轉形。北朝因有均田與府兵兩項新制度，遂造成了此下隋、唐兩代之復興盛運。而此兩項新制度，則全由當時北方門第中知識分子，從研究古代經史而建立。
當時南方學者講莊老新思想，北方卻守舊，仍著重傳統經史之學。尤其是一部《周禮》，成為當時國際間共同看重研討的對象。創造府兵制的蘇綽，便是研究《周禮》的專家。此後北周軍隊打進北齊都城，北齊的《周禮》權威學者熊安生，告訴他家人說，北周皇帝一定會先到他家來拜訪，囑先打掃門庭。結果北周皇帝果然不出所料，隨著大軍進城，首先下令到熊先生家去。
以前王莽早已根據《周禮》來變法，以後北宋的王安石，又復根據《周禮》來變法。《周禮》是戰國時代一個不知名的學者，假托周公封建來偽造的一部訂有精詳的具體制度的「東方之理想國」。雖是一部偽書，但也保存有許多周代封建時期的實際史料，又有許多在封建崩潰之後，一種理想的封建制度之再計劃。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的封建社會與封建思想，這一部書至少該參考。
至於說到那時的商業，比兩漢，只見更活潑，更繁榮。就南朝論，當時說，廣州刺史只經城門一過，便可得三千萬。就北朝論，魏孝文遷都洛陽，其新都建築規模，尚有《洛陽伽藍記》可證。我們一讀此書，便可想像當時北方商業繁華之一斑。若我們一定要把西洋社會來比擬中國的，則試問，全國各地，散佈著繁盛的商業都市，散佈著自由的中產階級，那樣的社會，是否便即是封建？於是有人又要說，那時的中國，便已是前期資本主義的社會了。總之，說通了這些處，又說不通那些處。說近了這邊，又說遠了那邊。勉強比附，終無是處。
下面講到隋、唐。
四
隋、唐的府兵制，沿襲了北周成規，而唐代的租庸調製，則由北魏均田制所蛻變。漢代租額三十稅一，唐代更輕，只四十稅一了。漢代農民服役，每年一月，唐代減到二十天。更重要的，是唐代沿襲北周，接受了古代井田制度為民制產的精神，每一農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輕搖薄賦的傳統精神下，人人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憑借。但唐代對工商業卻轉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稅。我們把漢、唐兩代的經濟制度作一對比，漢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資本之過度發展，而沒有注意到下層農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頗注意農民生活之保護，而放任工商業之自由發展。漢代立法，像是不許有過富的，卻可能有很窮的。唐代立法，像是許可有過富的，卻不許有過窮的。因此唐代社會經濟較之漢代更活躍，更繁榮。
最要的是隋、唐公開考試制度，即所謂科舉制度之確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動請求參加考試，以獲得進入政府的一種最有保障的資格。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門第那一種變相的貴族，便逐步衰退而終於消失了。這又是中國歷史上關於社會形態一番極大的革命過程，但仍非由下層民眾掀起流血狂潮經鬥爭而獲得，仍是由上層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達到。
唐代在大一統政府下，全國民眾，受著舉國一致合理而寬大的法律保護。舊的特權勢力，在逐步解體。有希望的新興勢力，在逐步培植。那時的社會，也如西漢般，在無定形的動進中，我們斷難稱它又是一個封建社會。然而歷史演進是永遠有波折的。唐代到中、晚期，租庸調製、府兵制都破壞了。另一種變相的封建勢力又產生，此安史之亂以後所謂的藩鎮。這是一種軍閥割據，因唐代長期向外開疆拓土，邊防將領除帶兵外，又逐漸掌握地方行政財務之實權，外重內輕，尾大不掉，而引起安史之亂。政府對叛亂勢力不能徹底肅清，姑息妥協，於是遂有藩鎮。他們擁兵自強，又互相勾結。政府雖沒有准許軍權世襲的明文規定，但他們用種種方法強迫政府，期求變相的世襲。
若說魏、晉、南北朝的門第，是文官家庭之變相世襲，則唐中葉以後之藩鎮，是武將家庭之變相世襲。門第造成社會不平等，藩鎮造成政治不統一。若使我們把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統一，認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勢力，則門第和藩鎮可謂各得其半。若我們要權衡兩者間之病害輕重，則又似各有得失，頗難遽下定論。門第勢力造成政府之弱勢，但傳統文化，還賴它在亂離中保住。藩鎮割據，把中國當時的對外國防，幸算勉強撐持。但在軍閥統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幾乎連根剷滅了。歷史告訴我們，南北朝之後，緊接著隋、唐盛運之來臨。而唐中葉以後，終至演成五代十國之黑暗，以及北宋統一後之長期衰弱。因此我們知道，在確保對外的國防武力之上，應該更先注意的是，社會上文化傳統之養育與保護。
北宋初年，在文化上經濟上已經赤地一片，都需要重新建立。首先是沒收軍閥兵權，加強中央政府之統一。其次是竭力提倡文化與教育，要社會一般風氣看讀書比當兵為高貴。為近人所詬病的，中國人之尚文輕武的風氣，正是北宋初年用盡全力扭成的。若在五代十國，公民想求出路，只有去當兵，否則出家做和尚，讀書人則早快絕跡了。經過宋代將近一百年的培植養護，政府又變成像樣的讀書人的政府，那時遂又有王安石變法和新政運動。首先是要訓練民兵來替代職業兵。於是有保甲制，期於農隙中來武裝農村。其次注意到減輕社會富農對國家勞役之過重負擔，那些全是中唐以下，直到五代十國軍閥統治所積累增加的，於是有免役制。把普遍攤款來代替偏差任役。其次又想清丈田地，整頓稅收，來逐步走上中國讀書人一向想念的古代封建社會下的那種制約經濟與均產精神，於是有方田制，即丈量田畝。又想裁抑商人資本，其實那時的商業資本早已有限，只因政府窮困，政費無著，不在農民身上打算，便轉到商人身上起念，於是有均輸與市易制，由政府來轉運物資及平衡物價。又想把農民的困乏，在地主與富人的剝削下解放，於是有青苗制，由政府來貸款，收回輕微的利息。這些仍是中國傳統政治下一套傳統的經濟理論。他們依然是根據《周禮》來做新政的理論上之護符。
那些新政，終於因多數反對而失敗。當時反對新政的也有他們的理由。宋代最大癥結，還在它養著一百幾十萬不生產的職業兵，把整個經濟拖垮了。王安石要在這上下困乏的環境下推行新政，增加稅收，那是利不勝害的。
自從唐代租庸調製破壞，改行楊炎兩稅制，自由經濟又抬頭。農田兼併，再度造成小農與大農。直到宋代，南方長江流域，是當時中國經濟的新興區，比較多自耕農。而北方黃河流域，因唐代門第與軍閥勢力的遺毒，比較多佃農，在宋代稱為客戶。據當時政府戶口統計，北方客戶比較多，南方客戶比較少，南北經濟情況不同，因此王安石的新政，在南北兩方利害亦不等。如青苗免役諸法，南方比較多贊成，北方比較多反對。民兵組訓即保甲制，亦先在北方推行，因此北方人更多反對。由中央政府制定一種統一的法令來推行全國，北宋以後，是比較困難了。
五
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開始走上中國的現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權之更加強，第二是社會階級之更消融。魏、晉以下的門第勢力，因公開考試制度之長期繼續，已徹底消滅，商業資本難於得勢，社會上更無特殊勢力之存在。我們若把分裂性及階級性，認為封建社會之兩種主要特徵，則宋代社會可說是距離封建形態更遠了。然而正為此故，遂使宋代社會，在中國史上，顯為最貧弱，最無力。一個中央政府高高地擺在偌大一個廣闊而平鋪的社會上面，全國各地區，誰也沒有力量來推動一切公共應興應革的事業，像水利興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業，社會沒有力量，全要仰賴中央，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潰，社會上更無力量抵抗或自衛，其所受禍害，較之晉代五胡亂華一段更深刻，更慘澹。
中國傳統政權逐步遷移到南方，蔡京、秦檜、韓侘胄等權臣，先後在南方長江下流經濟新興區，大量收買農田，南方農村也落在大地主手裡。他們的私租額，也和晉代百抽六十差不多。政府爭不到田租收入，於是在商稅上拚命括削，結果弄得民窮財盡。一輩知識分子，於是又高倡井田均產的老調。到南宋亡國時，賈似道聽了他們意見，回買公田，把權家田畝，全部沒收。但公家的租額，依然遵照私家規定。那是以暴易暴，並不為民眾所歡迎。元人入主，仍依照南宋舊規收租。於是江南社會，永淪入水深火熱中。而北方社會，經過金胡長期屯田兵圈地霸佔，更不成樣子。
我們若要從中國歷史上，尋出一個比較最近似於西方中古時期所謂封建社會的時期，或許只有元朝了。那時雖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蒙古一切政制，並不沿襲中國舊傳統。那時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許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特殊權益，分配在蒙古人即軍人、征服者，色目人即商人、幫兇者，以及廟寺僧侶、土豪地主的手裡。一切田地被霸佔，一切工匠被掠奪。社會上是階級重重，政治上是處處分割，各地方各階層，到處有許多世襲的特殊權益在壓迫民眾。下層民眾惟一躲藏逃避的方法，只有向某一特殊勢力去投靠。但這些特殊勢力，大部分從社會外面加壓上來，並非由社會內層自己長成。這又是中國元代社會與西洋中古時期一絕大不同點。
經過元末革命，中國社會又漸漸扭轉了蒙古人的封建統治，回復到傳統的固有形態來。第一是把蒙古的部族兵隊制取消了，重新創行新府兵制，即衛所制度。一面可省國家的養兵費，一面仍使全國大部農民可以避免義務兵役。第二是把戶口與田畝登記，徹底整頓黃冊與魚鱗冊，來清除豪門大戶逃避田租的積弊。這是王安石方田法以及朱子所盛推的經界制度所想做而未成的。但政府對江南的田租，卻依然承襲元舊，照南宋以來的私租額徵納，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點。直到清代，始絡續經地方疆吏之申請而輕減。大概直到清末，全國田畝，在國家法定租額上，仍是很少超出十分之一以上的。其次是晚明萬歷時代之一條鞭制，把搖役攤算在田租內，一併徵收。這依然沿襲歷史上傳統法制之用意，要求解放農民的勞役負擔。
因此從北周、隋、唐府兵制以下，農民已從兵役中解放。從唐代中葉楊炎兩稅制以下，農民又從對公家其他的勞役中解放。雖則中間常不免許多反覆波折，但法制傳統之趨勢在朝向這一面，則不可否認。其他明、清兩代在不斷裁抑商業資本上之繼續注意，也不待再縷述。只是明代的優待宗室，清代的特別袒護滿洲部族特權，成為一時之秕政，顯然違反傳統政治意識，則早為當時所不滿。
大體論之，明以後的社會，仍與宋代相似。在政治上，沒有特殊的階級分別。在社會上，全國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護。在經濟上，仍在一個有寬度的平衡性的制約制度下，不讓有過貧與過富之尖銳對立化。除非我們想法羅舉許多特殊的偶出事項或變例來，故意挑剔與指摘，否則就歷史事實之大體論，則宋明以下的社會，不能說它相似於西洋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是絕無疑問的。
六
現在我們若為唐以下的中國社會，安立一個它自己應有的名稱，則不妨稱之為科舉的社會。這一種社會，實在是戰國游士社會、西漢郎吏社會之再發展。這一種社會之內在意義，仍在由代表學術理想的知識分子，來主持政治，再由政治來領導社會，這一套中國傳統意識之具體表現。這一種社會，從唐代已開始，到宋代始定型。這一種社會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舉制度上。科舉制度之用意，是在選拔社會優秀知識分子參加政府。而這一政府，照理除卻皇帝一人外，應該完全由科舉中所選拔的人才來組織。
由有科舉制度，遂使政府與社會緊密聯繫，暢遂交流。不斷由規定的公開考試中，選拔社會優秀知識分子，加進政府組織。政府亦由此常獲新陳代謝，永不再有世襲貴族與大門第出現。而科舉制度又規定不許商人應考，又因官吏不許經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農村去。那一批參加科舉競選的知識分子，遂大部出身農村，因此也抱有傳統的防止商業資本過度發展，及加意保護下層民眾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識。這一種社會之最大缺點，則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既無世襲貴族，又無工商大資本大企業出現，全社會比較能往平等之路前進。
但社會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組織與力量，則有時需從不平等帶來。直到現在，人類智慧尚未發現一個既屬平等，而又能有組織有力量的社會。那種平等性的社會，若範圍較小，弊害亦可較輕。不幸中國又是一個絕大范型的社會，而時時處處用心在裁抑特殊勢力上。封建貴族社會崩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始終未產生。門第社會消滅了，軍權社會也難得勢。終於走到科舉制的社會上，而停滯不前。這是中國社會在其已往演變中的一個客觀歷史的真相。
這樣一個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的社會，最怕的是敵國外患。北宋為金所滅，南宋的學者們已深切感覺到中央集權太甚，地方無力量，不能獨立奮鬥之苦，而時時有人主張部分的封建制度之復興。直到明末滿清入關，中央政府倒了，各地雖激於民族義憤，群起抵抗，也終於全部失敗。那時著名學者如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他們更都同情於古代的封建，要想斟酌模仿重定一個理想的新制度。他們在大體上，還是注意到一般平民在制約經濟下之均衡狀態，但更偏重的，則為如何在社會內部，自身保藏著一份潛存力量，不要全為上層政治所吸收而結集到中央去。
七
上面述說中國史上社會演變一個大體的輪廓，這是完全依據歷史客觀事實，經過分析綜合而來的。但最近期的中國社會，在此一百年來，又開始變動，而且愈變愈劇，還未見有轉向停止安定的跡象。這不得不特地再加以敘述。
首先是中西雙方兩種不同型社會之驟相接觸。中國社會一向栽根在農業經濟上，驟然接觸到近代商業經濟性的西洋社會，而手足無措了。自從五口通商，歷年的貿易入超，已經迫得中國農村經濟逐步乾涸。而商業資本，則始終宛轉在次殖民地的買辦利潤下求生存。這是經濟上一個大轉變。
說到政治，遠從洪、楊直到辛亥，地方封疆勢力抬頭，滿清中央政權由低落而崩潰，造成軍閥割據。更重要的是，晚清末年取消自唐以來綿歷一千年的科舉制度，而西方民主自由的地方選舉，急切間未能學得，於是政治失卻重心，實際上握有軍權即握有了政權。學校教育又只在小學中學國民教育方面稍有基礎，大學教育不僅發展較緩，而且始終未能達到學術獨立之水準。全國最高教育托命在留學制度上，因此只在科學技術方面粗有績效，至於傳統文化與立國精神，在本國最高學府中，從未正式注意到。作為全國中層階級指導社會的知識分子，長期在搞黨與革命兩條路上轉側徘徊，非此則沒有他們轉上政治的其他門路。黨的支撐，則不在民眾而在軍隊。因此黨爭即就是革命。社會並沒有力量去影響政治。政治脫離了社會，沒有安定的重心。社會脫離了政治，沒有集中的領導。政治動搖，社會沒有力量控制。內部是軍閥，外面則仰賴帝國主義之發蹤指示。帝國主義的力量，又遠超在本國軍閥力量之上，於是不論學術、政治、軍事，也全形成一種次殖民地的買辦姿態，舉國重心，都不由自主地外傾了。這是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在轉型期中，一最顯著的特徵。我們若勉強要替它安立一名稱，不如稱之為一個殖民地化的社會。
我們綜觀這一段最近時期的中國社會演變，除卻滿清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是例外，其他實在沒有一個能阻礙社會前進的特殊勢力該打倒，而是要有一個能領導社會前進的中心勢力該建立。不幸這一個中心勢力遲遲未能出現，於是社會無一重心，一切不成勢力的勢力乘隙作祟，全國上下，終於醞釀到兩個口號下不斷興奮。對內是「打倒封建勢力」，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沒有安定，沒有健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終成為一句有氣無力的口號。於是實際活動，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在對內打倒封建勢力的旗幟下。
若我們把所謂封建勢力的實際內容，歸納到指摘政治上一種脫離中央違背統一的地方性割據，在經濟上一種階級性的不平等，憑著政治黑暗，脫離勞苦大眾，而走向私家經濟的特殊權益，則我們不能不說這兩種勢力，確在最近期的中國社會裡，不斷地興風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災禍。但這不僅最近期的中國社會是如此，遠從有史以來，只要政治不上軌道，沒有一個中心的指導力量來控制社會，社會自然趨勢，永遠會向這兩條路邁進。人類永遠有想攫取權力財富，來在社會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西洋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正亦由此形成。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之興起，也在封建主義下轉進。只要那一個領導社會的中心力量不出現，那種分裂而不平等的封建勢力仍將此仆彼起，無法消彌的。不幸而近代中國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會方面來打倒與推翻，卻不在政治方面來建立與革新，循至社會元氣逐步斲喪，更不易生長出一個中心力量來，而政治遂一無憑借。如是，則革命只是破壞，破壞愈徹底，建設愈困難，終將造成中國前途一大悲劇。
因此我們雖則承認，近代中國社會確有不少變相的封建勢力在盲動，卻不能說中國二千年來的社會傳統，本質上是一個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本質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應有一明確的界線，若連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對國家民族傳統文化歷史的一片崇敬愛護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無標準，則打倒封建，無異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會上，社會建基在文化上。現在要憑一時的政權，恣意所在，連根來剷除社會傳統，撲滅文化傳統，一切人性人道，只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這不是社會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會革命。試問這一個政權，憑借何種力量來完成此大業。如上分析，在內則仍只有憑軍隊，在外則仍只有憑外力。那些是否可資憑借，茲且不論，但你攀登樹巔來自伐樹根，伐木者只有隨木俱倒。幸而這老樹根深柢固，然而旦旦而伐，終有根斷株絕的一天。
在西洋的史學家，固已委悉指陳了他們近代的民主代議制以及工商企業組織，遠在中古封建時代，己經早有根苗。社會上一切新生機，不會從天外憑空飛來，否則歷史將不成為一種學問，要人去研究。即就馬克思理論言，無產階級亦必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獲得長期的高度訓練，待其知識程度與組織能力達到一理想水準，才能脫穎而出，代替資本主義來掌握政權。
至於蘇維埃共產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專制，一面卻由共產黨的極權來承襲沙皇，而再由此機構來替代西洋先進國家的資本勢力，加緊製造無產階級，而施以強力的訓練。我們也可說，近代蘇維埃共產極權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蘇維埃共產革命，還是隨順帝俄歷史有其本身之淵源，而非隨順馬克思預言憑空躍起。馬克思預言，根據於一套歷史哲學。而蘇維埃革命，則根據帝俄歷史。
至於當前的中共革命，幾乎是針對了中國歷史之全部傳統。中國社會是封建的，該打倒，但憑何種力量來完成此打倒？他們說，根據馬克思預言，以及蘇維埃革命的歷史教訓。假使那樣的一種革命而獲得成功，則只是遠站在中國以外的一種帝國主義之成功。這一種革命意識，依然擺脫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識。
目前的中國問題，還是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內部，找尋一個擔當得起中心指導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貴族封建勢力，早已崩潰。工商私人資本之企業組織，也並未成熟。廣大的窮苦民眾，說不上是無產階級，在知識技能上，在組織秩序上，絕未經有嚴格的訓練，與馬克思預言中之無產階級不類似。而傳統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習慣，又距離帝俄沙皇的黑暗專制太遠了。因此，在精神及訓練上，亦絕不能如影隨形般。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只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並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干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因此要謀中國社會之起死回生，只有先著眼在它所僅有的文化傳統與民族意識上，而這一個文化傳統與民族意識之鮮明透露，則仍不得不期望在社會之知識分子，此乃自唐以來中國科舉社會之中堅。但一則因科舉制度取消，他們在政治上無合法的出路。一則農村崩潰，他們在生活上無安定的保障。一則教育制度更新，他們在精神上無親切的安頓。這一個自唐以來一向成為中國社會中心的知識分子，也已開始動搖，開始崩潰。最近期中國社會之一切亂象，知識分子該負最大的責任。非這一輩知識分子先得救，中國社會仍將不得救。
今天則問題更嚴重，已非知識分子得救與否的問題，而將轉落到並無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存在的問題。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時情況。如何來再教育再培植一輩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挽救中國的厄運，當前的中國，已和北宋初年相仿，這將成為中國得救與否之惟一該先決的問題。
八
社會有它本身內在必然的發展。中國社會不會長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狀態下，也決不會再回復到宋明以來科舉社會的老路去。然則中國社會最近將來的發展路向又是怎樣呢？這一層雖不能像預言家般確切指出，但有幾點也該可以提及。
第一，是中國社會決不能常靠古老的農村經濟作中心，而且古老的農村經濟也早已在此一百年來，給外來的資本主義蕩潰無存了。但中國究竟是一個大農國，將來的發展也決不會脫離農業的基礎。而且世界趨勢，也正在從海洋島國工商配合經濟的殖民帝國時代，轉換至大陸農國工農配合經濟的新霸權時代。中國社會之必將工業化，走上以新科學工業配合農業，先復興本國社會經濟，然後再配合上國際貿易，來在整個世界經濟圈中佔一席位。這一趨勢，人人能言，斷無疑義。
第二，是中國社會決不能而且亦斷不該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這是瞭解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及現代世界潮流趨向的人，所同樣首肯的。
第三，則中國社會發展，必將在其內在自身獲得一種自發的生機。即是從它傳統歷史文化所形成的國民性中，獲得一種精神上之支撐與鼓勵，領導與堆進。而決不能從外面如法炮製，依樣葫蘆地模仿抄襲。這一層，雖有這一百年來的歷史現實做最親切顯明的證據，而不幸這一百年來的中國知識界，卻始終沒有勇氣來接受此教訓。他們老只在爭論應該抄襲誰，模仿誰。換言之，哪一個外國可為我們的標準。綿歷幾十年，流了幾千百萬民眾的血，憑借武力勝敗，作為此一項理論是非之判定。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會，一種最可慘痛的悲劇。也是中國現代殖民地化的知識分子，所該擔當的莫大錯誤與罪惡。我們若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不如謂這一現象，乃是中國社會從次殖民地化掙扎向殖民地化的一種可憫與可恥的努力。
中國現階段中之知識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積極從事於全盤西化不著邊際的憧憬，懇切期求躍進於某一西方國家化的新範疇。這在某一觀點看，也可算是一進步，但在另一觀點看，則不能不說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地化之階段上去。
若我們要真個期望有一個真正中國的新社會出現，必先有針對中國自己社會的一番新知識與新理想。姑舉共產主義言，我這裡並不想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的學說作學理的爭論，但馬氏一派的理論，在蘇維埃社會實現，也己經過列寧、斯大林諸人針對俄國國情的好幾番變動。中國至少也該有中國自己的列寧與斯大林，這至少是在中國熱心馬克思思想運動的志士們，所該首先憬悟的。中國目前實在是尚在次殖民地化社會的階段中，必先期求擺脫這一階段，乃可期望有真正合理的中國新社會出現。這一點只要中國知識分子稍能平心靜氣一加思索，似乎也該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於是又轉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問題上來。沒有知識分子，則對社會發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會不會在盲目中發展。即使能在盲目中發展，但仍必先有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方案出現。今天中國大陸所熱切希望拚命追求的，無可諱言，只是一套蘇維埃的現成的理想和方案。我們若先承認中國是中國，蘇維埃是蘇維埃，則至少該有一個取捨從違。近百年來，我們盲目抄襲德、日，失敗了。又盲目抄襲英、美，失敗了。轉而又盲目抄襲蘇聯。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舊一般。若明白這一點，舊的並非全該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陸共產黨所熱切嚮往的蘇聯，自然也有些可學。在這古今中外的複雜條件中，如何斟酌運用，這需一種智慧。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們該如何培植知識分子及如何樣來培植。要之，這決不是把我的抄襲圖樣來革你抄襲圖樣的命，如是簡單直捷所能勝任而愉快。這一層緊銜著上一層，也該要求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談，然而正為如此，才可以在這上面建立起共信與國是。有了一種共信與國是，新社會之出現，才可說是有了端倪與曙光。而不幸一百年來，即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平易常談上的共信與國是，也終於沒有建立起。於是任何一國的海上奇方，都變成舊中國起死回生之神藥。這些神藥，任誰身邊也有，誰都說不服誰。除非世界一統，次殖民地化的中國社會，將永遠會在革命與動亂中犧牲，將永遠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終成為一個道地標準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話可說呢。
（一九五○年作，載《民主評論》二卷八、九期）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