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末遺民之志節
清人入關，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帶。
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貴族。】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則極普遍而深刻。【隨於社會文化傳播之廣，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裡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此種觀念，遠自春秋時代已極鮮明。】
能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常願一視同仁，胞與為懷。【故說：「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反過來說：「諸夏而夷狄，則夷狄之。」這是極端重視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聞以夏變夷，未聞變於夷。」既主放棄偏狹的、侵略的國家主義，而採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義，則自然可以有此態度。】
兩漢的對待匈奴、西羌諸族，招撫懷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種思想。
遼、金的割據，雖則他們亦都慕向漢化，然而那時中國北方社會的文化基礎，本已削弱，所以同化異族的能力，不夠深強。【因此北朝對中國史上尚有貢獻，而遼、金則無。】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視漢化。清人則並無可恃的武力，一進中國，即開科取士，公開政權，依照著中國傳統政體的慣例作實際的讓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開始與清政權妥協。【這在他們是承認一個異族君主，而交換到傳統政體之存在與參政權之繼續。】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開政權作實際的讓步，一面厲行剃髮令，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國人承認一種文化上的屈服，滿清統治權亦難久存。】當時南方士民擁護明政權之熱心，遠不如其擁護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徵，不肯輕變。】
惟南方士民臨時義憤的結合，抵不住漢奸手下三十年有訓練、有經驗的正規軍隊。結果中國士民在自身組織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卻依然存在。【當時南北兩方對異族統治的心理上之反應，正與他們社會經濟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國社會機構，自漢武以下，不斷以理想控制事實，而走上了一條路向，即以士人為中心，以農民為底層，【手工業與兵士為農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會理想除卻讀書做官，【此種人在唐以前即為門第中之家長，宋以下則為社會大眾學業上之師長。】便是沒世為老農，市井貨殖，不是一條正道。【此種傾向，自宋以後更顯著。宋人所講學問，與經商牟利意義極端衝突。因此好利貪財者，亦盛置田產，而不事貨殖。】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宗教勢力始終有限制，亦為此故。】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為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門第家業皆可退守，又寺廟亦可藏身。宋、明以來，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業，而寺廟亦再不佔社會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即專以教授為生，而來學者之出路，仍以仕宦為終極，否則此教授一業即無生源。】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顧炎武本昆山世家，然鼎革以後，家奴叛變，使其不獲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隸部曲盛行時，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銷案，縉紳無或倖免，西晉、北魏戶調均田，豈有此力量？】這可見後代的所謂「故家」，與中唐以前的門第大族，勢已大異。顧氏浪跡北方，對耕殖經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經濟，可無問題。然欲從此中打出一個基礎，長與政治絕緣，而來擔任文化事業的營養，則其事非易。
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大體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來。）】如是則中國士階層傳統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業，即及身而絕。【寺廟本不為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結集之所，要在寺廟中傳播中國傳統學術，殊不容易。】
二、行醫。【如呂晚村等。（金、元兩代醫術發達，亦從此背景來。）】醫業好則妨其志業與學術，醫業壞則不足維持其生業。【故張楊圜屢勸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終，則竟以醫師畢世；而呂晚村亦復以此意勸之。】
三、務農。【如孫夏峰、顏習齋、張楊圜等。】此項生活，極刻苦，仍不能發皇完成其學業傳統。【湯潛奄學於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學於習齋，出而游幕。楊圜則晚年在呂晚村家處館。若來學者依然歸耕，則耕漸勤，學漸荒，而傳統絕。】
四、處館。【如張楊圜等。】來學者多要學八股應舉，則是間接的妥協。惟晚村則借八股制案來發揮民族思想，身後竟獲奇禍。
五、苦隱。【如徐俟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復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傳至異邦，自國則無影響。】
六、游幕。【如李恕谷、劉繼莊、顧景范等。】此等雖志節皎然，然蹤跡近人，過一關即入仕宦之途。
七、經商。【如顧亭林在晉北墾牧、呂晚村刻書等。】此方面最少。純粹規商，便與學術文化事業脫離。
社會機構不能激勵變動，則「遺民不世襲」【此徐狷石語。】的話，很容易在當時人口中吐出。【顧亭林與人書謂：「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純以民族觀點論，則人人不可出也。當時遺老，非不能唱高調，惟事實有所不許耳。】若埋頭從事反抗工作，則遺老們多半是從反抗工作中退身下來，才致身於學術文化事業的。
中國以廣土眾民之故，政治一穩定下來，便不易激動。故明末遺老，多主張恢復封建，甚有主張恢復氏族大門第者。因封建則國體分割，易於搖動。社會有大氏族、大門第，則易於揭竿而起。他們以力量單薄的書生，而要來發動廣大民眾從事於大一統的政權爭奪，其勢實不易，故輾轉而思及於此。
中國社會，實已走上了一條比較和平而穩定的路，而適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宰制。
然明末遺民，他們雖含荼茹櫱，繼恨沒世，而他們堅貞之志節，篤實之學風，已足以深入於有清一代數百年來士大夫之內心，而隱然支配其風氣。直到清末，還賴藉他們人格之潛力，來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會風氣之墮落，學者之空虛欺詐，名士之放涎風流，經歷亡國之慘禍而態度激變。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遂為晚明諸遺老治學為人共有之風格。諸老大抵皆少歷艱苦，晚臻耋壽。（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習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餘。彼輩莫不有體有用，形成多方面圓滿完整之人生。其為人立身與成學著書、皆卓然有以起後世之敬慕。北宋諸儒無其剛毅，東漢諸儒無其博實。實中國學術史上一段極有光輝之時期也。（關於諸儒學術詳情，請閱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清廷雖因勢乘便，以一時的兵力，攫奪到中國全國的疆土，亦終不能不顧忌到社會上文化的和平勢力，而公開解放其政權。【此即蒙古與滿州易地而處，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傳播，較之南宋已遠過；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統冶下，較之遼、金沿襲下來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語。故縱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國，恐亦不能不學滿洲人的辦法。】
清初諸帝努力漢化的程度，亦相當可讚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勤咯血，猶不肯廢。初，講官隔日進講，帝令改按日進講。三藩變起，帝猶不肯廢進講之制。修葺宮殿，則移居瀛台，仍令講官進講。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輟誦。於天文歷算，皆所通曉，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國士人，因遺民榜樣擺在一旁，亦足使他們良心時時發露，吏治漸上軌道。【師生如孫夏峰之於湯潛庵，朋友如呂晚村之於陸稼書，親戚如顧亭林之於徐乾學兄弟，此等舉不勝舉。】清初的政治情況，所以比較明中葉以下猶算差勝者在此。然言世運物力，則實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謂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萬歷時之半數。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數：
省名 人數 備註
直隸 3，274，870 較萬曆減99萬餘。（按：萬曆六年各省人口統計已詳前）
奉天 83，450
吉林 33，025
山東 2，278，595 較萬曆減335萬餘。
又屯丁 26，210
山西 1，727，144 較萬曆減355萬餘。
又屯丁 33，219
河南 3，094，150 較萬曆減209萬餘。
江蘇 江蘇較萬曆減641萬餘。
江寧布政司 1，056，930
又屯丁 33，032
蘇州布政司 1，599，535
又屯丁 813
安徽 1，357，829
又屯丁 40，855
江西 2，172，587 較萬曆減368萬餘。
又屯丁 2，179
福建 706，311 較萬曆減101萬餘。
又屯丁 20，426
浙江 2，710，312 較萬曆減243萬餘
又屯丁 4，277
湖北 433，943 較萬曆減362萬餘。【連湖南合計】
又屯丁 719
湖南 335，034
又屯丁 1，290
陝西 2，150，696 較萬曆減187萬餘。【連甘肅合計】
又屯丁 106，693
甘肅 368，525（民屯）
四川 3，802，689 較萬曆增70餘萬。（按：各省人口，惟此一處較萬曆為增）
廣東 1，142，747 較萬曆減388萬餘。
又黎丁 1，182
又屯丁 6，736
廣西 210，674 較萬曆減97萬餘。
雲南 145，414 較萬曆減129萬餘。
又軍丁 29，893
又捨丁 8，394
貴州 37，731 較萬曆減25萬餘。
在長期喪亂凋殘之餘，社會秩序，以比較容易維持。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復，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慮。】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二、乾嘉盛世之學風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江、浙一帶，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亦即是清初以來對滿清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們以鄙視滿清政權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科舉。【在明季將次覆亡時，已有一輩學者感覺科舉之可鄙賤，無實用。】又因鄙視科舉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對於古經籍的義訓，一致為江、浙新學風所排斥。【亦有因激於亂亡之慘，而猛烈攻擊傳統學風者，如顧炎武之於王守仁，顏習齋之兼及程、朱等。（時蘇州有唐甄，其議論態度與顏相似，可見不論南北，皆激於時變而然。）】因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目。【「宋學」的後面，是朝廷之功令，為科舉取士之標準。】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如吳學領袖惠棟，其家四世傳經。其第一代名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明亡，即足跡不入城市，與徐枋為莫逆交。其子周惕，孫士奇，曾孫即棟，治經皆尊漢儒，遂有「漢學」之稱。】亦有一次科第，稍經仕宦，即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如錢大昕、全祖望等，此輩已到乾隆時代，與遺民漸無交涉矣。】要之，在清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跡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清臣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清代亦無好奏議。】又不敢記載當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銓即以著名臣言行錄遇禍。】乾隆八年，杭大宗以進士應御史試，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滿、漢畛域，即遭嚴譴，幾至不測。放還終身，更不錄用。全祖望與杭略同時，著書刻意收羅鄉邦宋、明遺民，此其意態之有所鬱結，極可想像得之。
二因清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以廩餼收買士氣。
袁枚《書院議》謂：「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按：書院厚其廩餼，臥碑嚴其禁令，開其為此，抑其為彼，士非愚癡，豈有不知？
一時名儒碩望，主書院掌教務者，既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之一途。
如盧文弨、全祖望、錢大昕、李兆洛等一時通儒，無志仕宦者，惟有居一書院，尚可苟全生業。其所教督，既不肯為科舉俗學，又不敢涉於人生實事。明人如良知家社會講學風氣，亦不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經以自藏，復何以自全乎？
三則江、浙一帶經濟狀況，繼續發榮滋長，社會上足可培植一輩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
明萬曆六年全國戶口六千零八十九萬餘，而江、浙已佔一千零五十萬。乾隆時，直隸一省，不敵揚州一府。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各省，均不敵松江一府。明季以來，江、浙兩省藏書家之多，尤勝前代遠甚。而揚州為鹽商所萃，其經濟力量，足以沾潤江、浙學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庫全書》凡七本，內廷佔其四，【文淵在紫禁城內東南隅，文源在圓明園，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熱河。】而江、浙亦佔其三。【文匯在揚州，文宗在鎮江，文瀾在杭州。】此亦可見當時學術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則自印刷術發明，書籍流通方便之後，博雅之風，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學，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如杜佑《通典》之類是也。宋學之博，遠超唐學，只觀《通志堂經解》所收，可見宋代經學之一斑。至史學如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於北宋。即易代之際人物，如王應麟、胡身之、馬端臨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絕一代。世疑宋學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學浩博，豈易窺其涯涘？明代雖承元人絕學之後，又深中科舉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揚。清代考證學，，頗亦承襲明人。社會書本流傳既易，博雅考證之學，自必應運而興。惟宋、明更有氣魄大、關係大者鎮壓其上，故南宋必先數朱、陸，明代必先數陽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謂宋、明學者皆疏陋，至清始務篤實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後，更易為力，又無別路可走，只得專走此一路，遂若清代於此特盛耳。【顧亭林《日知錄》嘗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而潘次耕序《日知錄》，則謂：「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興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是書（《日知錄》）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顧氏《日知錄》為後來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師弟子自相稱許，亦不過在宋、元之間。然清儒即如吳學惠家，以漢學治經負盛名，其為學亦兼及文史。同時如全祖望、錢大昕等，其文史之學亦皆足繼踵宋賢。專以經學誇清儒，亦復失之。】
故江、浙考據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襯，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艷不相干。
三、政治學術脫節後之世變
江、浙學風這一種的轉變，雖於古經典之訓釋考訂上，不無多少發明，但自宋以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卻漸漸消沉了。至少他們只能消極的不昧良心，不能積極的出頭擔當，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雖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大全書》，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廟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對程朱學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則極端排斥。
乾隆有《御製程頤論經筵札子後》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琦】范【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安石】、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清廷所最極端反對。
又如雍正時，謝濟世注《大學》，不從《四書集注》本，順承郡王錫保參其謗毀程朱，雍正批諭渭：「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九卿議榭罪斬立決，後得旨免死，發往新疆充軍。
又乾隆時尹嘉銓案，羅尹罪狀，有尹著名臣言行錄序列本朝大臣，諭謂：「朱子當宋式微，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真為莠言亂政。」又尹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諭謂：「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御，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何事藉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云云。大學士等擬尹凌遲處死，家屬緣坐，特旨改絞立決，免其凌遲、緣坐。則清廷之所謂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見。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傚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清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瞭解之故。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清代統治中國的傳統政策，一面鉗制士大夫，【社會中層】而一面則討好民眾。【社會下層】
清代討好下層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一事。王慶雲《石渠余紀》謂：「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舊。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行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只納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未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於是丁徭口賦，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
今按：以丁歸田，其實唐楊炎兩稅已如此。然自楊炎以後，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戶長、保正催錢復不免。李心傳謂：「合丁錢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條鞭法，實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惟除崇禎、天啟諸加派，則丁糧固已在租中，而復有丁徭，是正如唐行兩稅而五代、宋室復有差役也。及將丁糧攤入田賦後，其後仍不斷有差役，則亦仍是一種朝三暮四為狙公之賦芧而已。
清代賦役，較之晚明固見輕減，若以與唐代租庸調製之確立一代規模者相比，則未可同日語。且清代此項政制，其先亦起於不得已。其時各直省對丁糧各有積虧，江蘇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積虧地丁錢糧至一千十一萬。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虧帑金一百六十餘萬。清賦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詔，有「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之說。此後丁糧既不加征，則惟有攤丁於地之一法。且清初徵納錢糧，照例有「火耗」。【每兩加三分。】 官吏舞弊濫收。【據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縣每兩加至三錢、四錢不等。三十六年諭：『山、陝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雍正元年諭：『火耗日漸加重，每兩加至四、五錢。』」】
田文鏡最為雍正依信，亦謂：「山東錢糧積虧二百餘萬，雍正六年應屆完限，完不及五成，實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雖時頒禁令，而民間未見實惠。其後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當時爭者謂：「耗羨歸公，即為正項。今日正項之外加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加耗羨。」清廷不納，而其後果然。】火耗之外又繼之以「平余」。【火耗猶可說，平余則明為不平矣。】又復有「重戥」。錢糧又有所謂「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後。】未幾而又有「折扣」。【始猶每石折耗數升，繼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腳」、「灑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時，更不論中、晚以後也。
則清之討好民眾，固僅勝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納之制，官吏可以貲進。其始蓋以初入關，中國士大夫意存觀望，清廷藉以網羅社會雄於資財之一部分人，亦可減削一時反對之氣勢，而補開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於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後，既可不加稅而餉足，又以官爵餌社會、安反側，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後寖失本意，乃專為彌縫一時經費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軍需。名器不尊，登進日濫，仕途郩雜。清廷徒守「永不加賦」之美名，而捐例迭開，不啻縱數十、百餓虎豺狼於民間，其害較之加賦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清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鉗製成功，而士大夫趨於腐化。】即下層社會反抗清廷的氣焰漸漸熾盛。【因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嘉慶十八年，蔣攸銛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