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只有波蘭的導演，才會在二戰裡記錄一位鋼琴家的命運。大概是因為，波蘭是肖邦的故土。1939年，波蘭再次淪陷，整個城市變成一場廢墟，人們的恐懼與絕望在炮火中寂靜無聲，200年前的一幕重現。華沙起義失敗，當時遠在他鄉的肖邦，在鋼琴上一頓狂奏發洩，在日記裡寫下「為什麼我不是一名鼓手」，他沒法回家鄉戰鬥，只能把鋼琴當作戰鼓，寫下一首又一首鏗鏘而哀傷的波蘭舞曲，甚至人們把他那些溫柔的夜曲也都當作戰曲。肖邦在波蘭，相當於一位民族英雄。
但我覺得《鋼琴家》講的並不是戰爭。導演波蘭斯基借天災人禍向音樂表達感激與致敬。在苦難絕望中，人們是如何活下去的？是為了所愛的人。如果愛人、親人和家園都失去了，那是為什麼？愛因斯坦說，死亡，意味著再也聽不見莫扎特的音樂了。也許很多人，是為了熱愛的音樂、為了心中的信念而活下來。那些音樂和信念，都是生的希望。鋼琴家躲藏在一幢破舊的別墅裡，不遠處就是一架鋼琴，但他不能發出聲響。直到有一天，德軍戰敗即將撤退的時候，一位軍官發現了他。
「你在這裡做什麼？你是做什麼的？」
「鋼琴家。」
於是軍官領他到鋼琴邊，請他彈奏。
一開始彈得有些猶豫，記憶隨音樂恢復，逐漸流暢，直到音流在澎湃激昂中結束，他才想起來，整首《g小調第一敘事曲》，每一個音符和琴鍵都了然在心，不必去回憶，音樂自己流淌了出來，好像是從心裡流淌出來的。此時忽然明白，這些少年時開始練習的曲子，此刻終於真的屬於他了。
而我在銀幕面前，忽然領悟了，為什麼他可以活下來，可以受盡恥辱活下來，沒有親人沒有鋼琴沒有指望地活下來，原來是因為音樂。音樂一直在他心裡流淌，是音樂在激勵他，每一天。也許是無意識的。
我並不是說音樂有多麼偉大。在艱難時世裡，讓我們活下來的，未必是偉大的信念，反而是一些心愛的小事小物：愛人頭髮的香味，媽媽煮的牛肉湯，每天喝的伯爵茶，那本沒有讀完的小說，那個只見過一面的姑娘。記得我奶奶活著的時候，常常說起她小時候老家著火的舊事，她媽媽背她逃出火海，什麼財物也沒帶，只記得手裡緊緊拽著平時織毛線用的小簍子。
德國出音樂家，半職業的樂迷就更多了。二戰中有不少德國音樂家應徵入伍。音樂家們變成納粹殺人狂，實在難以想像。因此有不少小說、電影都是關於一位熱愛音樂的納粹與一位被佔領國女子的故事，比如《法蘭西組曲》、《沉靜如海》。在二戰中，這樣的故事大概有不少，但那是不能說的，後來都變成秘密沉沒在時間的河流中。那個敵人身材魁梧，穿筆挺的納粹軍裝，只有一雙溫柔的眼睛出賣了他。他心裡有音樂和愛。而那個女子很文藝脫俗，愛彈鋼琴，丈夫又出征了很久。於是敵我不分，善惡交織，罪惡裡有人情，慾望裡夾雜善意，還有各種愧疚讓劇情跌宕。因此故事超越了戰爭，隱喻人世的複雜混沌，愛最終不能帶來拯救，但它與音樂一樣，是長夜裡的一盞明燈。
二
1912年，恩格爾第一次來上海。身材高大，面貌普通，一張德國人古板的臉令人信賴。一雙眼睛卻溫柔如水，讓他看起來有些羞澀。那時他21歲，帶著同樣年輕的妻子來遠東闖蕩。
恩格爾是德國東南部的德累斯頓人，家境貧寒，自小喜愛音樂，小提琴學得很好，後來又學了指揮。中學畢業的時候，父親建議他「要麼打鐵，要麼當音樂家」。可見在德國，音樂家和鐵匠一樣多，也同樣是一門吃飯的手藝。
辛苦的成長後來支撐起漂泊的生涯。
中學畢業後，他去參軍，加入軍樂隊。服兵役後回鄉，他選擇做一名音樂家，繼續演奏小提琴。但可供選擇的樂隊寥寥，大多是些業餘的溫泉樂隊和度假地樂隊，後來他乾脆自己開了一間小咖啡館，每天晚上在自家店裡演奏音樂。但那還是不夠養家餬口。後來他開始旅行演出，足跡遍佈奧地利、芬蘭、俄國和巴爾幹半島。
再後來就到了上海。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歐亞之間的航程大大縮短了，歐洲人開始來遠東旅行，歐洲音樂家們也紛紛來巡演。20世紀初的上海，傳說中的「冒險家樂園」，紙醉金迷，遍地黃金。不少知名音樂家都來上海演奏過，海菲茲、蒂博、梅百器（Mario Paci）。樂手們聽說這裡可以掙到更多錢。
《南京條約》締結之後，上海成了向英國開放的通商口岸，大量的英國人進駐上海，他們建起洋房、租界、教會，修築馬路，待他們有了錢之後，又開辦銀行和百貨商店，把在英國的消遣娛樂也帶到上海，造起了跑馬場、俱樂部，還招募了一支像模像樣的樂隊。
英國人喜歡晚上出門看戲，最初是成立了一個業餘劇團。他們把一個倉庫改建成帝國劇場，在那裡表演戲劇。戲劇需要配樂，於是又召集會樂器的人來伴奏。在此基礎上，1879年，上海成立了第一支西方管絃樂隊「上海公共樂隊」。最初樂隊人手少，只是一支銅管樂隊，在各種遊行、剪綵等隆重場合表演。樂隊時常邀請一些路過上海的外籍音樂家留下來指導，不斷招募樂手，樂隊逐漸壯大。
20世紀初，上海已經成了「魔都」，市民的文藝生活相當豐富多彩。
我們吃完飯後，在熱鬧的四馬路上散步。然後，又到小巴黎酒吧舞廳，去看人們跳舞。舞廳相當大，和著樂隊的音樂，燈光閃爍。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訪問上海，看到交誼舞在上海的流行趨勢十分驚訝，不少舞廳裡都擁有20人以上的樂隊。當時上海已有著名的「電影院」，有一部分樂手為無聲電影現場配樂，還有數不清的咖啡館、酒吧、夜總會。上海因而成了音樂家的聚居地。有趣的是，當時在上海夜總會裡面演奏的大多是菲律賓人。為什麼菲律賓人擅長擺弄西方樂器？原來菲律賓曾被西班牙殖民統治了300多年，歐洲文化的長期植入，培養出了大量西方樂器的演奏者。他們學習歐洲音樂，後來菲律賓又被美國佔領，樂手因而又學會了美國的流行曲和爵士樂。菲律賓樂手擅長數種風格，曲目豐富，活躍在各大港口城市的舞台上。
但殖民主義者為了維護本國文化的純正與優越性，並不希望公共樂隊的樂師都是菲律賓人，而且菲律賓樂師大多來自底層，常鬧事，不太好管理，演奏水平也參差不齊。當時公共樂隊的演出盈利微薄，樂隊委員會於是提議將樂隊上交給工部局管理，後來改名為名聞遐邇的「工部局樂隊」，開始依靠市民稅收運營。
樂隊因此有了經費高價聘請歐洲的職業音樂家。恩格爾就是當時從歐洲招聘來的樂手。
歐洲人來到上海，也帶來了他們的假日音樂會。那時候，倫敦剛剛出現的「逍遙音樂會」已經來到上海，那是一種露天音樂會，也有在室內舉辦，但聽眾不用穿禮服正襟危坐，大家都比較「逍遙」輕鬆，可隨意加入或走動。工部局樂隊於是也在外灘花園辦起了類似的「良宵音樂會」。當時在倫敦演奏的500多首樂曲，在上海也演了150多首，可見上海的城市文化當時是與歐洲同步的。大部分西方名曲當時已經在上海首演。這一逍遙音樂會的傳統後來一直保留下來。
還有一種喜聞樂見的週日早晨音樂會。在歐洲，人們都有週日做禮拜和聽音樂會的傳統。莫扎特和貝多芬當年都是週日音樂會的常客，無論去演奏還是做聽眾都饒有興致。上海的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很快開始模仿這種音樂會。旅法女鋼琴家周勤麗在自傳裡寫到，童年時生活在上海，那時候每個禮拜天是最快樂的，大清早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父親去公園聽音樂會，而平時獨自練琴，難得見到父親。她從那時候開始立志做一名音樂家。這些音樂會，也曾經是上海的古典音樂啟蒙。
這些樂隊的演出，恩格爾應該都參加過，只是找不到有關他和妻子在上海的生活記錄。德國樂手的清高讓上海人記憶深刻，他們拒絕在喜喪禮上伴奏，即使高價邀請。他們不屈服於各種權力、金錢或潮流。
這支樂隊就是如今的上海交響樂團，當時已是「遠東第一交響樂團」，演奏水平大概也不比如今遜色。最初樂隊裡沒有中國人，據說譚抒真教授是第一位在工部局樂隊演奏的中國人，後來他成為中國小提琴教育界的一代宗師。自然後來上交樂隊變成了清一色中國人，到了21世紀初又開始面向世界納賢，樂席裡重新出現金髮的外籍樂手。平時聽過上交的不少音樂會，印象深刻的是一場新年音樂會，指揮來自紐約愛樂，音樂會穩定如常，樂隊的臨場反應敏捷自如有點令我吃驚，覺得一直有點低估了它。樂手都很勤奮，即使頂級水準也照樣像學徒一樣努力練習。那時候樂團在湖南路5號，對面就是音樂學院的高級教授公寓，門口低矮的宣傳欄裡，貼著熟悉的指揮家和樂手，如今國際上最著名的音樂家都會來上海，時常與上交合作。
恩格爾來上海不到兩年，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工部局董事會中的德國人紛紛被迫辭職，外灘的德國銀行倒閉，黃浦江上停泊的德奧商船被扣留，德國樂手也都下崗了。當時中國青島是德國租界，日軍參戰，向青島發起進攻，防守青島的德軍只有4000人，於是公共樂隊的德國樂師應徵入伍，恩格爾放下小提琴背起步槍奔赴青島上戰場。誰知那一場進攻的日軍聲勢浩大，近30000人，德軍寡不敵眾只好集體投降。恩格爾、首席小提琴手米利埃斯和幾位樂師都成了日軍的俘虜。
他們被押送往日本的戰俘營。
一去日本就是6年。先是在四國的丸龜戰俘營度過3年，之後又在德島縣的板東戰俘營度過3年。板東町那時是個農村，人口不足6000，但有不少著名的寺廟神社，人們參禪拜佛，民風淳樸，戰俘們生活清苦，倒也沒受什麼欺侮。他們在當地種菜種莊稼，自製香腸麵包，休閒活動有保齡球和體育運動。德國戰俘裡面自然有不少音樂家，沒有音樂的日子過不下去，恩格爾很快就召集了樂師們一起來玩樂隊。
最初人手不齊，但戰俘營裡面有一台從東京借來的鋼琴，樂隊用它彈奏欠缺的聲部。後來搬到板東戰俘營，和其他營裡的樂師匯合，陣容擴大為45人，就弄出了一個像樣的管絃樂隊來，叫「沿岸炮兵隊管絃樂團」。
技藝精湛的恩格爾成了樂團的頂樑柱，擔任指揮和小提琴手，有時擔任協奏曲的獨奏，還是樂團的藝術指導。他的樂團在板東上演了17場音樂會，主要演奏海頓、貝多芬、舒伯特的德奧名曲，還有德日兩國的民謠，恩格爾有時候自己作曲，為他的獄友舒登黑爾寫了一首《舒登黑爾上尉進行曲》，也在音樂會上表演。
後來日本的音樂學家田莊一郎寫了一本書，叫作《第九「最早」故事》，講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最早在日本上演的故事。日本音樂界一直認為1924年在東京音樂學校那一場音樂會是貝九在日本的首演，而田莊發現，在德軍戰俘營裡的音樂會上其實早已演奏過貝九了。只是因為觀眾都是德軍，自小耳熟，沒覺得大驚小怪。而板東的農民們，自然也聽不來貝九，他們連五線譜也不識。
戰俘營裡面都是男性，貝九的合唱部分有女高音和女低音，只好都由男聲低八度演唱替代。遠離家鄉與親人的男人們，不遠千里來中國，經歷戰爭，又飄洋去日本，遠在世界的一個陌生角落裡想念故鄉，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聽故鄉的音樂。幸好德國的音樂從不淒傷，《第九交響曲》輝煌的全奏，排山倒海般的氣勢，讓人堅信有一種信念和理想比世界廣闊，比生命長久，它讓個人的命運變得微不足道，好像蹉跎一生是尋求真理的必然道路。個人的苦難命運曾經締造了如此輝煌的音樂，照耀著我們的苦難，讓它變得可以承受，甚至變成一種受難的榮耀。
在這樣的背景裡面，熱愛音樂這件事變得很純粹，那些人對音樂的渴望如此真實，他們會如何感受音樂呢？我難以代入，因而格外嚮往。我在如今的上海，在璀璨的夜色裡抬頭看飄移而過的厚厚雲層，電子音樂在耳邊跳躍，在輕微麻醉的暈眩裡面，想像著驚雷一般響徹大地的貝九第四樂章大合唱。到底哪一個才是幻夢呢？
這個德國人沒有留下抒情日記。只留下幾篇論文，刊載在戰俘營的營報上，向戰友們介紹貝多芬交響曲演奏的風格問題。
漸漸地，板東的人們都聽說了這支管絃樂隊，附近的一些師範學校的音樂老師紛紛上門求教，戰俘營開始負責一部分本地學員的教學課程，並與他們一起演奏。在當時的日本鄉村，人們幾乎沒聽過西方古典音樂，也沒有專業音樂訓練基礎，即使教這些門外漢，恩格爾也非常熱情，每次坐車到一個小照相館的二樓教課，教學十分嚴格，學生稍有差錯，就舉著指揮棒大喊：「No! No!」
有一次下課回家，汽車滑倒在河灘上，幸好河已經乾涸了。他從車裡爬起來，和大家一起笑笑唱唱地走回營裡去。100年前的夏夜，日本鄉間，他們一起在菜地裡走路的畫面，讓我想起小津的電影。
本地人漸漸熟悉了這個德國大個子。他喜歡城裡一間日料餐廳「越後亭」，常常和學生朋友們簇擁著去吃飯，一邊欣賞本土表演。後來他歸國之後，人們在他的房間裡找出一張藝伎的照片。一個窈窕女子，眉眼清淡，穿著淺色的和服，人們認出她就是在越後亭表演舞蹈的藝伎。
那女子低著頭，淡淡地對來訪的人說：「他身材魁梧，很有品位，一看就是藝術家的清澈雙眼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對我身著的和服腰帶和發插也很有興趣，我覺得他是一個對所有美麗東西都懷有強烈憧憬的人。」
她低頭告辭，看不清表情，只露出和服後領口一段粉頸。他們之間發生過什麼？不得而知。
恩格爾於1919年12月獲得釋放。1920年1月，他從神戶登上「哈德遜」號輪船回德國，途經上海時，妻子貝爾塔上船與他團聚，他在日本的6年裡，她一個人在上海，靠他的退職金度日。人們以為他們終於可以平安回德國了。誰知道，後來的5年，他們竟然生活在印度尼西亞的日惹。恩格爾在「得嘉園管絃樂隊」裡謀得職位，在那裡繼續搞音樂。
接下來是嚴酷的二戰，再沒有恩格爾的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