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具有現實精神的。因此，他們所提出的方案特別具有針對性；因而，也特別受到諸侯們的歡迎。
當時儒家和墨家是「顯學」，信從者很多，而儒墨又都以上古時候傳說中的堯舜盛世作為政治的目標。就儒家的立場來說，主張可以通過道德教化的力量，來給人以潛移默化的心理上的改造，從而使人心地善良，沒有做惡事的念頭。所以，儒家認為他們所提出的是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法。儒家的論證是相當複雜的，加上儒家十分強調他們的立場是本之於古代的聖王，所以在先秦時期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商鞅
但是儒家這種固本的功夫，就如同用文火熬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獲得效果。所以在戰國的亂世中，儒家學說雖然獲得了人們的尊重，但是並沒有幾個諸侯肯拿自己的王國作為儒家理想的試驗地。相反，法家則以其極端現實主義的態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法家要做的事，首先就是從理論上「解構」儒家和墨家所塑造的「復古」的體系，提出要順應時代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商鞅說，古代的聖王們都是按照他們所面臨的不同問題而做出不同的決策，絕不是一成不變，所以「治世不一道，便（變）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韓非子以其慣常所用的反諷手法說，如果我們今天仍然像燧人氏那樣去鑽木取火，像有巢氏那樣在樹上築屋而居，豈不是會讓這些先賢取笑。所以真正的聖人應該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也就是說，不能死抱著祖宗成法不知道變通。
在現實的政治策略中，儒家和法家也有根本的不同。儒家敦仁義教化，而法家強調「抱法處勢」和權謀。這種不同的根源在於儒家和法家對於人性理解的不同。雖然儒家的人性論中有「性善」和「性惡」等不同的說法，但主流的主張還是子思和孟子一派建立在「良知」基礎上的性善說，肯定人有從善的基本天賦，並以此建立起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向外擴展的親親和尊尊的社會管理理念。而法家的基本主張則是人都是以追求利益為基本的行為動機，其人性的假設是利益至上的。韓非指出，世上的人對於仁義的讚美在實踐中是極其有害的。他認為仁義政策的施行會使那些不該得到恩惠的人無功受祿，而該受到懲罰的人得以逃脫。這樣一來，便助長了人們貪便宜的心態，而那些暴亂之人更是有恃無恐。這樣的國家不滅亡，更待何時？
韓非子認為人心都是追求利的，他說棺材鋪的老闆希望人死和車鋪的老闆希望人們發財，並非是他們的道德品質有什麼不同，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產品賣出去而獲得利潤而已。由此，韓非推論出對親情的否定。他特別告誡那些君王說，宮裡的女人對於君王百依百順，只是因為君王能給她們帶來榮華富貴的生活，根本不是因為感情。父母兄弟之間也是如此。
所以，法家提出的方案是要法、術、勢兼備。也就是說，既要用嚴刑峻法，讓人們害怕，又要用各種手段，讓別人抓不住把柄。關鍵是要運用權威，讓人們服從。
法家提出的這一套方案，被儒家認為是薄情寡義，因而也被看作刻毒之人。
（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