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集子裡所收的十四篇論文是從我過去一年所講「鄉村社會學」的課程中所整理出來的一部分。我這門課程已講過好幾遍，最初我採用美國的教本作參考，覺得不很愜意，又曾用我自己調查的材料講，而那時我正注意中國鄉村經濟一方面的問題，學生們雖覺得有興趣，但是在「鄉村社會學」中講經濟問題未免太偏，而且同時學校有「土地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制度」等課程，未免重複太多。過去一年我決定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初次試驗離開成熟之境還遠，但這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企圖。
以我個人在社會學門內的工作說，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實地的社區研究。我離開清華大學研究院之後就選擇了這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廣西瑤山去研究當地瑤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裡遭遇了不幸，前妻未獲生回，我亦負傷，一直在廣州醫院度過了春天才北返。在養病期間，我整理了前妻的遺稿，寫成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鄉調查了一個村子，秋天到英國，整理材料，在老師Malinowski教授指導之下，寫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在二十七年返國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國時抗戰已進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從安南入雲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資助，在雲南開始實地研究工作，寫出了一本《祿村農田》。後來得農民銀行的資助，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研究室，附設於雲南大學，系雲大和燕京大學合作機關。我那時的工作是幫忙年輕朋友們一起下鄉調查，而且因為昆明轟炸頻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遷到呈貢，古城村的魁星閣。這個研究室從此得到了「魁閣」這個綽號。我們進行的工作有好幾個計劃，前後參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結果的是：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玉村土地與商業》、《洱村小農經濟》，史國衡先生的《昆廠勞工》、《個舊礦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鎮的基層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邊民的擺》、《內地女工》，胡慶鈞先生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其中有若干業已出版。我是魁閣的總助手，幫著大家討論和寫作，甚至抄鋼筆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國去了一年，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土地與商業》改寫英文，成為Earthbound China一書，《昆廠勞工》改寫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國，我一方面依舊繼續做魁閣的研究工作，同時在雲大和聯大兼課，開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會結構的分析，偏於通論性質，在理論上總結並開導實地研究。《生育制度》是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這本《鄉土中國》可以說是第二本。我在這兩期的研究工作中雖則各有偏重，但在性質上是聯貫的。為了要說明我選擇這些方向來發展中國的社會學的理由，我不能不在這裡一述我所認識的現代社會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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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是最年輕的一門。孔德（Comte）在他《實證哲學》裡採取這個名字到現在還不過近一百年，而孔德用這名詞來預言的那門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應當相等於現在我們所謂「社會科學」的統稱。斯賓塞（Spencer）也是這樣，他所謂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總論。把社會學降為和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並列的一門學問，並非創立這名稱的早年學者所意想得到的。
社會學能不能成為一門特殊的社會科學其實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這裡牽涉到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分劃。如果我們承認政治學、經濟學有它們特殊的領域，我們也承認了社會科學可以依社會制度加以劃分：政治學研究政治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制度等。社會現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門社會科學。現在的社會學，從這種立場上說來，只是個沒有長成的社會科學的老家。一旦長成了，羽毛豐滿，就可以鬧分家，獨立門戶去了。這個譬喻確說明了現代社會學中的一個趨勢。
譏笑社會學的朋友曾為它造下了個「剩餘社會科學」的綽號。早年的學者像孟德斯鳩，像亞當斯密，如果被稱作社會學家並非過分，像《法意》，像《原富》一類的名著，包羅萬象，單說是政治學和經濟學未免偏重。但是不久他們的門徒們把這些大師們的余緒發揮申引，蔚成家數，都以獨立門戶為榮，有時甚至討厭老家的淵源。政治學、經濟學既已獨立，留在「社會學」領域裡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問津的、雖則並非不重要的社會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個時期，社會學抱殘守缺地只能安於「次要制度」的研究裡。這樣，它還是守不住這老家的，沒有長成的還是會長成的。在最近十多年來，這「剩餘領域」又開始分化了。
在這次大戰之前的幾年裡，一時風起雲湧地產生了各種專門性質的社會學，好像孟漢（Karl Mannheim）的知識社會學，Joachim Wach的宗教社會學，葉林（Eugen Ehrlich）的法律社會學，甚至人類學家斐司（Raymond Firth）稱他We，the Tikopia的調查報告作親屬社會學。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都可以獨立成為知識學、宗教學、法律學和親屬學的。它們還願意拖著社會學的牌子，其實並不是看得起老家，比政治學和經濟學心腸軟一些，而是因為如果直稱知識學或宗教學就不易和已經佔領著這些領域的舊學問相混。知識學和知識論字面上太近似，宗教學和神學又使人不易一見就分得清楚。拖著個「社會學」的名詞表示是「以科學方法研究該項制度」的意思。「社會學」這名詞在這潮流裡表面上是熱鬧了，但是實際上卻連「剩餘社會科學」的綽號都不夠資格了，所剩的幾等於零了。
讓我們重回到早期的情形看一看。在孔德和斯賓塞之後有一個時期許多別的科學受了社會學的啟發，展開了「社會現象和其他現象交互關係」的研究，我們不妨稱作「邊緣科學」。這種研究在中國社會學中曾占很重要的地位。我記得在十五年左右以前，世界書局曾出過一套「社會學叢書」，其中主要的是：社會的地理基礎、心理基礎、生物基礎、文化基礎等的題目。孔德早已指出宇宙現象的級層，凡是在上級的必然以下級為基礎，因之也可以用下級來「解釋」上級。社會現象正處於頂峰，所以從任何其他現象都可以用來解釋它的。從解釋進而成為「決定論」，就是說社會現象決定於其他現象。這樣引誘了很多在其他科學裡訓練出來的學者進入社會學裡來討論社會現象，因而在社會學裡引成了許多派別：機械學派、生物學派、地理學派、文化學派。蘇洛金（Sorokin）曾寫了一本《當代社會學學說》來介紹這許多派別。這書已有中譯本（黃凌霜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在這裡不必贅述。
雖則蘇洛金對於各家學說的偏見很有批評，但是我們得承認「邊緣科學」的性質是不能不「片面」的。著眼於社會現象和地理接觸邊緣的，自不能希望他會顧到別的邊緣。至於後來很多學者一定要比較哪一個邊緣為「重要」，因而發生爭論，實在是多餘的。從邊緣說，關係是眾多的，也可以是多邊的，偏見的形成是執一廢百的結果。社會學本身從這些「邊緣科學」所得的益處，除了若干多餘的爭論外還有多少，很難下斷語，但是對於其他科學卻引起了很多新的發展，好像人文生物學、人文地理等等，在本世紀的前期有了重要的進步，不能不說是受了社會學的影響。
社會現象有它的基礎，那是無從否認的；其他現象對社會現象發生影響，也是事實；但是社會學不能被「基礎論」所獨佔，或自足於各種「決定論」，那也是自明的道理。社會學躲到這邊際上來是和我上述的社會科學分家趨勢相關的。堂奧既被各個特殊社會科學佔領了去，社會學也只能退到門限上，站在門口還要互爭誰是大門，怎能不說是可憐相？
為亡靈焚燒供品的民間信仰
社會學也許只有走綜合的路線，但是怎樣綜合呢？蘇洛金在批評了各派的偏見之後，提出了個x+1的公式，他的意思是儘管各派偏重各派的邊緣，總有一個全周。其實他的公式是「綜合」不如說是「總和」。「總」是把各邊緣加起來，「和」是調解偏見。可是加起來有什麼新的貢獻呢？和事老的地位也不夠作為一門科學的基礎。社會學的特色豈能只是面面周到呢？
社會現象在內容上固然可以分成各個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並不是孤立的。如果社會學要成為綜合性的科學，從邊緣入手自不如從堂奧入手。以社會現象本身來看，如果社會學不成為各種社會科學的總稱，滿足於保存一個空洞的名詞，容許各門特殊的社會科學對各個社會制度作專門的研究，它可以從兩層上進行綜合的工作：一是從各制度的關係上去探討。譬如某一種政治制度的形式常和某一種經濟制度的形式相配合，又譬如在宗教制度中發生了某種變動會在政治或經濟制度引起某種影響。從各制度的相互關係上著眼，我們可以看到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社會學在這裡可以得到各個特殊的社會科學所留下，也是它們無法包括的園地。
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並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繫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這就是社區。每一個社區有它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研究，也稱作社區分析。
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地可作分析對象。
社區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較研究，在比較不同社區的社會結構時，常發現了每個社會結構有它配合的原則，原則不同，表現出來結構的形式也不一樣。於是產生了「格式」的概念。在英美人類學中這種研究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好像Pattern、Configuration、Integration一類名詞都是針對著這種結構方面的研究，我們不妨稱之作「結構論」（Structuralism）是「功能論」（Functionalism）的延續。但是在什麼決定「格式」的問題上卻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在這裡不免又捲起「邊緣科學」的餘波，有些注重地理因素，有些注重心理因素。但這餘波和早年分派互訐的情形不完全相同，因為社區結構研究中對象是具體的；有這個綜合的中心，各種影響這中心的因素都不致成為抽像的理論，而是可以觀察、衡量的作用。
在社區分析這方面，現代社會學卻和人類學的一部分通了家。人類學原是一門包羅極廣的科學，和社會學一般經過了分化過程，研究文化的一部分也發生了社區研究的趨勢。所以這兩門學問在這一點上輻輳會合。譬如林德（Lynd）的Middletown和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在Trobriad島上的調查報告，性質上是相同的。嗣後人類學者開始研究文明人的社區，如槐南（Warner）的Yankee City Series，艾勃裡（Embree）的《須惠村》（日本農村）以及拙作Peasant Life in China和Earthbound China，更不易分辨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作品了。美國社會學大師派克（Park）先生很早就說：社會學和人類學應當並家。他所主持的芝加哥都市研究就是應用人類學的方法，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社區分析」。英國人類學先進白朗（Radcliffe-Brown）先生在芝加哥大學講學時就用「比較社會學」來稱他的課程。
以上所說的只是社會學維持其綜合性的一條路線，另一條路線卻不是從具體的研究對像上求綜合，而是從社會現象的共相上著手。社會制度是從社會活動的功能上分出來的單位：政治、經濟、宗教等是指這些活動所滿足人們不同的需要。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如果抽去了它們的功能來看，原是相同的，都是人和人之間的相互行為。這些行為又可以從它們的形式上去分類，好像合作、衝突、調和、分離等不同的過程。很早在德國就有形式社會學的發生，席木爾（Simmel）是這一派學者的代表。馮維瑞（Von Wiese）的系統社會學經貝干（Becker）的介紹在美國社會學裡也有很大的影響。派克和盤吉斯（Park and Burgess）的《社會學導論》也充分表明這種被稱為「純粹社會學」的立場。
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家堂神位
純粹社會學是超越於各種特殊社會科學之上的，但是從社會行為作為對象，撇開功能立場，而從形式入手研究，又不免進入心理學的範圍。這裡又使我們回想到孔德在建立他的科學級層論時對於心理學地位的猶豫了。他不知道應當把心理現象放在社會現象之下，還是之上。他這種猶豫是起於心理現象的兩元性，其一是現在所謂生理心理學，其二是現在所謂社會心理學。這兩種其實並不隸屬於一個層次，而是兩片夾著社會現象的麵包。純粹社會學可以說是以最上層的一片作對象的。
總結起來說，現代社會學還沒有達到一個為所有被稱為社會學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領域。但在發展的趨勢上看去，可以說的是社會學很不容易和政治學、經濟學等在一個平面上去分得一個獨立的範圍。它只有從另外一個層次上去得到一個研究社會現象的綜合立場。我在這裡指出了兩條路線，指向兩個方向。很可能是再從這兩個方向分成兩門學問；把社區分析讓給新興的社會人類學，而由「社會學」去發揮社會行為形式的研究。名稱固然是並不重要的，但是社會學內容的常變和複雜確是引起許多誤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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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這種對社會學趨勢的認識來說，《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會學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嘗試，而這《鄉土中國》卻是屬於社區分析第二步的比較研究的範圍。在比較研究中，先得確立若干可以比較的類型，那就是依不同結構的原則分別確定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根據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書寫成一本《美國人的性格》，並在這書的後記裡討論過所謂文化格式的意思。在這裡我不再複述了。這兩本書可以合著看，因為我在這書裡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據美國的事實說明移民社會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經很久想整理這些在「鄉村社會學」課上所講的材料，但是總覺得還沒有成熟，所以遲遲不敢下筆。去年暑假裡，張純明先生約我為《世紀評論》長期撰稿，盛情難卻，才決定在這學期中，隨講隨寫，隨寫隨寄，隨寄隨發表，一共已有十幾篇。儲安平先生約我在「觀察叢書」裡加入一份，才決定重新編了一下，有好幾篇重寫了，又大體上修正了一遍。不是他們的督促和鼓勵，我是不會寫出這本書的，但也是因為他們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後才發表，其中有很多地方是還值得推考。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
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於清華勝因院
（據《上海觀察社》1947年版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