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頗為冷門的故事。說的是一個平凡的女性，原本波瀾不驚的一生，卻因為一場戰爭，發生了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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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8日，對29歲的戶粟郁子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天。
作為一名在日本的美籍日本人，戶粟郁子原本以為，戰爭結束後她就可以回到美國。但事實證明，一切只是她美好的幻想。
相反，她等來的，是一次逮捕。因為，她是戰後到目前為止，唯一承認自己身份的「東京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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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還是得從1916年開始說起。
1916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戶粟郁子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出生。她的父母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在當地經營一家雜貨店。
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動物學專業本科畢業的戶粟郁子，理想職業是做一名醫生。1941年，戶粟郁子在日本的姨媽病了，同樣也在生病的母親無法前往，所以戶粟郁子答應了母親，前往日本探望姨媽。
戶粟郁子
這一去，徹底改變了戶粟郁子一生的命運。
戶粟郁子在日本一直待到了這一年冬天，準備回國的時候，一樁大事發生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場改變美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對戶粟郁子這個微小的個體也產生了影響——當最後一艘開往美國的輪船離港後，戶粟郁子發現，自己回不了美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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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只有25歲的戶粟郁子來說，1941年滯留在日本的這個冬天，格外寒冷。
因為戰爭，日本國內實行了「配給制」，每個人每個月獲得的口糧，都是規定數額的。這份配給，戶粟郁子是沒資格得到的，因為她是美國國籍，而配給只給日本公民。
那一天，戶粟郁子住處來了一位陌生男子，那個男子給了戶粟郁子一個建議：只要放棄美國國籍，成為日本公民，就可以獲得食物配給卡。
這對戶粟郁子而言確實是個不小的誘惑，但她還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擇——不放棄美國國籍，她認為自己就是一個美國人。
後來戶粟郁子才知道，那個男子是日本的秘密警察。在得到拒絕的答覆後，日本當局把戶粟郁子列入了禁止發放配給卡的名單中。
沒有食品配給，戶粟郁子只能用自己從美國帶來的錢，去日本的黑市上買生活必需品。
從1942年到1943年整整一年，戶粟郁子都過得相當艱苦，到了1943年初，她發現自己的錢已經全部用完了。
而那一場太平洋戰爭，雖然美國人已經取得了中途島海戰的勝利，開始逆轉戰場的局面，但當時還沒有人能看到戰爭結束的跡象。
接下來的日子，戶粟郁子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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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已經「彈盡糧絕」的戶粟郁子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是在東京廣播電台擔任打字員。因為戶粟郁子的英文好，她會修改很多英文播音稿裡的錯誤。
為什麼會有英語播音？因為日本非常重視戰爭時期的心理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東京廣播電台用了24個頻道對國外廣播，有漢語、法語等，但最重要的還是英語廣播，因為日本希望通過各種心理攻勢，瓦解他們的主要對手——美國人。
日本人稱這個為「謀略廣播」。
現在已經無法證實究竟是什麼原因，原本是打字員的戶粟郁子，被認為「聲音好聽」，被推上了播音員的崗位，月薪6美元。
從1943年11月開始，在東京廣播電台一檔名叫《零點》的廣播節目中，開始出現一名女主播的甜美聲音。這名女主播在節目中自稱「孤兒安」，並稱自己是美軍「最親愛的敵人」。而她的真名，就是戶粟郁子。
戶粟郁子在這檔名為《零點》的節目中究竟播放什麼呢？
除了播報由日本方面提供的戰時新聞外，《零點》節目會播放一些美國的流行音樂和鄉村民謠。由於《零點》的節目在深夜播放，而這段時間，正是很多在太平洋駐守的美國士兵停止作戰、思鄉情緒濃郁的時候。
所以，日本人希望通過這類廣播，最大程度放大美國士兵的厭戰情緒，瓦解他們的鬥志。
然而，結果似乎恰恰相反：戶粟郁子純正的美式發音，幽默的主持風格，精心挑選的美國音樂，讓所有收聽過這個廣播的美國士兵，都瘋狂地愛上了這檔節目。沒有人在意她播報的虛假新聞，大家只是想聽到她的聲音，然後在她播放的美國音樂中閉眼享受。
一位曾在美軍戰艦上擔任槍炮官的美國士兵戰後接受採訪時曾說：「那個時候大家都特別喜歡聽東京玫瑰的廣播，特別是聽一個女聲在廣播裡說著地道的美國話，真是一份特別的浪漫。」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國士兵給了那批包括戶粟郁子在內的女播音員一個統一的稱號：「東京玫瑰」。
而不少美國士兵戰後回憶：打到東京，去看一下「東京玫瑰」長什麼樣，是他們戰鬥的主要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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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
但戶粟郁子的命運轉折才剛剛開始。
當時的美國記者列出了最想採訪的兩個日本對像：日本天皇，「東京玫瑰」。
1945年9月1日，美國記者克拉克裡和哈里布倫奇在東京帝國飯店見到了戶粟郁子。在那裡，兩位記者對戶粟郁子進行了將近4小時的採訪。在採訪結束後，戶粟郁子在長達17頁的採訪記錄上簽字，並簽署文件證明：我就是「東京玫瑰」。
無法考證，當時是什麼原因促使戶粟郁子接受這次採訪。一方面，肯定有物質的因素——兩位美國記者，願意為這次採訪提供2000美元的採訪費（購買力大約相當於現在的3萬美元）。而另一方面，可能是戶粟郁子當時認為，承認自己是「東京玫瑰」，沒什麼大不了的。
而正是這次採訪，將戶粟郁子推向了命運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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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戶粟郁子的採訪被登到了報紙上，引起了空前的關注。
因為儘管「東京玫瑰」被認為可能是由12名左右的女性組成的一個播音團隊，但肯承認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的，只有戶粟郁子。
一開始，在日本的戶粟郁子受到了「名人」的待遇——她被邀請到各處去參加活動，所到之處，美國駐日士兵爭相請她簽名。
但不到一個月，她就被逮捕了。
戶粟郁子被逮捕
按照旅日作家薩蘇的說法，當時逮捕戶粟郁子的，是日本當局，罪名是「叛國罪」——因為她在戰時不肯放棄美國國籍加入日本國籍。而另外的一些資料（包括英文維基百科）顯示，逮捕戶粟郁子的，是當時的美國駐日本當局，理由也是「叛國罪」——因為她以一個美國人的身份，幫助日本人播音來瓦解美國士兵的鬥志。
從種種跡象來看，後者的可信度較高。
不管怎樣，戶粟郁子被關在日本巢鴨監獄一年，於1946年10月25日釋放。
被釋放的戶粟郁子，一出獄就迫不及待地向橫濱美國領事館提出了回美國的申請。但當時她的丈夫多歧野（日葡混血）勸她再等一等。
1948年初，戶粟郁子的孩子出生了。但是，這個男嬰剛出生就夭折了。巨大的打擊讓戶粟郁子前所未有地希望回到美國。
但戶粟郁子可能不知道，「二戰」期間甚至結束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國內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日高潮。在美國的日裔美國人，遭受到了許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驅離自己的家園，沒收財產，被勒令集中居住在一個指定的偏僻的封閉式營地。戶粟郁子的母親，就是在營地裡病逝的。
所以，儘管戰爭已經結束了三年，但戶粟郁子希望回國的消息傳到美國，卻把她帶入了更大的危機中——當時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播音員沃爾特·溫切爾強烈呼籲：政府應該嚴厲懲辦這名「叛國犯」！
1948年9月，戶粟郁子終於達成了回到美國的願望，但她不是自由回國的，而是再度被逮捕後，乘船引渡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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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25日，戶粟郁子乘船抵達美國舊金山。一下船，迎接她的不是家人好友，而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
戶粟郁子和辯護律師柯林斯
戶粟郁子又一次被帶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戶粟郁子堅決不承認自己犯有叛國罪，她認為自己只是一個電台的播音員而已。她甚至還指出，她盡量播放各種輕鬆、舒緩的音樂來緩解美軍的緊張情緒，並且使用一些「雙關語」，鼓勵而不是打擊自己美國同胞的士氣。
戶粟郁子的律師韋恩·柯林斯幾乎是義務地為她辯護。柯林斯搜集了戶粟郁子的廣播磁帶，在廣播中，聽不出戶粟郁子說過任何叛國的言論，唯一有一句話是在一場海戰之後，戶粟郁子播音：「太平洋的美軍們，你們的船全都沉沒了，你們怎麼回家呢？」檢方指出戶粟郁子違反事實。但事實卻是，在東京廣播電台的戶粟郁子只能按提供的稿件念，她怎麼可能知道前方的戰況呢？
獄中的戶粟郁子
戶粟郁子的案件審判維持了一年。據說在此期間，有不少美軍士兵還呼籲宣判戶粟郁子無罪，聲稱是「東京玫瑰」的聲音，伴隨他們度過了最孤獨和艱苦的歲月。
但不管如何，1949年10月7日，舊金山聯邦地方法院對戶粟郁子的叛國案進行了宣判：戶粟郁子被判叛國罪成立，自動喪失美國公民資格，罰金1萬美元，並處以10年有期徒刑。
一切之前的辯護後來證明都是徒勞的。時任當時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埃德加·胡佛，早就在宣判戶粟郁子有罪的空白審判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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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表現良好，戶粟郁子在獄中服刑了6年零2個月，於1955年被釋放。
但厄運還是沒有放過她。戶粟郁子出獄後，得到的是一張驅逐令，勒令她離開美國。雖然在律師柯林斯的幫助下，戶粟郁子成功駁回了驅逐令，但她卻始終無法恢復美國公民身份——她成了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1977年1月。那時候，戶粟郁子的辯護律師韋恩·柯林斯已經去世，兒子小韋恩·柯林斯依然堅持不懈地在為她辯護，並且終於取得了成果——美國的傑拉爾德·福特，最終給戶粟郁子簽發了一張赦免令。
戶粟郁子終於恢復了期盼已久的美國國籍。她說：「我永遠堅持我的清白———赦免是證明我無辜的一種措施。」
這時，她已經61歲了。
老年戶粟郁子
就在戶粟郁子獲得特赦後，彷彿一夜之間，美國的輿論又變了風向：大家忽然又都承認，當時戶粟郁子是用巧妙的雙關語來暗示和安慰聽眾，甚至是以一人之力在抗擊日本，用獨特的方式在愛國。戶粟郁子的形象，似乎又從「叛國者」變成了「愛國英雄」。
美國的退役老兵戴維茲·尼爾·戴爾甚至提議，要為戶粟郁子豎立一座紀念碑，碑文是：「向戶粟郁子的忠誠和勇氣致敬，她的愛國之心從未改變過。」
但這些聲音，已經不會再改變戶粟郁子的命運了。
晚年的戶粟郁子，在芝加哥經營一家專門出售東方禮品的禮品店，並在2006年9月26日，以90歲的年紀，安靜去世。
饅頭說
在寫今天（9月8日）的這個故事之前，我曾經猶豫了很久。
因為今天同時也是吳佩孚作為當時「中國最有權力的人」，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的日子——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登上《時代週刊》封面。吳佩孚曲折的一生，比戶粟郁子要精彩多了。
但躊躇了很久，我還是決定把很想寫的吳佩孚先放一放。
沒錯，相對於吳佩孚，戶粟郁子肯定是個小人物。她的故事雖然也很坎坷，但要說有多引人入勝，倒也未必。
但這也是打動我的一個原因。
如果戶粟郁子在1941年能搭上返回美國的輪船，那麼她的一生，很可能就會以一個醫生的身份，波瀾不驚地過完。
但她的命運就在那一年，忽然拐了個彎。
為日本人播音，成為美國士兵的夢中情人，被指控叛國，又成為愛國者，失去國籍，再被特赦，這一系列的變化都發生在一個女性的身上，而她當初所做的，只是回日本看望姨媽而已。
說實話，我不太相信戶粟郁子在播音時，會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從事哪種性質的工作。但作為一個黑頭髮黃皮膚的姑娘，卻又生在美國，戰時就想返回美國，無奈卻滯留日本……以戶粟郁子這樣的一個小人物，在當時的環境下，究竟有多少自主選擇的權利？
其實，不光是戶粟郁子。
在特定的大時代背景下，我們又有誰，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