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沒聽說過抗戰期間的二十九軍，那你應該聽說過赫赫有名的「大刀隊」；如果你沒聽說過「大刀隊」，那你肯定知道有一首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今天，我們就要說說這首歌曲背後的故事。對不起，可能這個故事，並不像我以前的故事那樣，能讓你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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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6日這一天，西北軍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接到了一紙軍令：將部隊佈防冷口經董家口、喜峰口、羅家峪至馬蘭關一線的長城關口。
這一刻，二十九軍上下都知道：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槍干了！
這一年，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兩年。
在佔據了東北三省後，野心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早已抑制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將手伸向了華北。
1933年元旦夜，日軍炮擊山海關，兩天後，將刺眼的太陽旗插上了「天下第一關」。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兩個營全部殉國），後方東北軍元老、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
日軍隨即向延綿的長城一百多個關口發動全面進攻。
長城，在中華民族心目中有特殊的含義。當長城烽煙燃起的時候，就是中華民族抵禦外敵，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
喜峰口大刀隊
「長城抗戰」的守軍
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受命加入的，就是「長城抗戰」，而讓二十九軍一戰成名的，就是這場大抗戰中的「喜峰口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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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喜峰口大捷」，歷史教科書上已有不少交代，我們這裡只再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3月6日，二十九軍接到軍令，3月7日，二十九軍接防喜峰口陣地。3月9日，日軍鈴木、服部兩個旅團進犯喜峰口，並率先搶佔高地。從9日夜到11日夜，二十九軍與日軍展開血戰。12日凌晨，二十九軍109旅旅長趙登禹身先士卒，率500人大刀隊夜襲日軍陣地，刀光飛舞，日軍鬼哭狼嚎。據戰報，共砍死砍傷敵人逾千名，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炮18門、機槍36挺、飛機一架，還有日軍御賜軍旗、地圖、攝像機等。
這就是著名的「大刀隊」夜襲。後來，作曲家麥新在上海為此專門譜寫一曲，就是現在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大刀進行曲》。
3月16日，日軍放棄喜峰口，改向羅家峪進攻。「喜峰口大捷」由此聲名遠揚，而二十九軍和他們的「大刀隊」更是名震天下。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方面在一敗再敗、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第一次讓氣焰囂張的日軍受挫，確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我們今天要講的，不是這場大捷，而是這場大捷背後所體現的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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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是這場戰役的本身。
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戰」中以「喜峰口大捷」一戰成名。但整場戰役，其實不是二十九軍一家在打。
事實上，除了二十九軍這支西北軍外，在「長城抗戰」中浴血奮戰的，還有東北軍和中央軍。
其中，東北軍王以哲的一七師，以及中央軍第十七軍的關麟征二十五師，在古北口以及南天門一帶的陣地打得尤為慘烈，是整個「長城抗戰」中時間最長、過程最激烈的戰鬥。
但這場各路軍隊彙集，倚仗長城險關，與日軍殊死一戰的「長城抗戰」，最終其實是失敗了。
東北軍高級將領王以哲，是張學良親信，也是「西安事變」的主要策劃人和實施人之一。1937年2月，東北軍兵變，王以哲遇害
「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一共投入了約30萬人，而作為對手的日本關東軍，一共只有8萬人（其中包含3萬偽軍）。中國軍隊傷亡4萬人，而日本軍隊，根據他們自己公佈的數字，是2600人。
到了1933年5月，中國軍隊防守的各路長城陣地已呈現崩盤之勢，只能全部撤退。無奈之下，國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這無疑是一份恥辱的協定。協定規定，雙方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全部撤出，不能越過警戒線。日本軍隊可以用飛機或其他方法偵察長城以南地區，中國方面還應該提供保護並予以各種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戰協定》實際上是承認了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的「國界」。
從此以後，華北門戶大開，無險可守，日軍可以輕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1933年5月31日，國民政府代表熊斌一行，與日本方面代表岡村寧次一行，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長城抗戰」是中國正規軍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第一次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在正面戰場上與日本軍隊拉開架勢打的一次戰役，但結局，卻和他們想得不太一樣。
所以，當全國民眾都在慶祝「喜峰口大捷」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在意宋哲元戰後的一句感歎：「我以三十萬大軍，不能抗拒五萬敵人，真奇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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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多，心又齊，怎麼會打成個「奇恥大辱」？
這就要說到第二個問題了，那就是二十九軍的「大刀隊」。
「大刀隊」一戰成名，二十九軍人人背一口大刀，當時讓國人無不嘖嘖稱奇。但是，卻很少有人會去問：他們為什麼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簡單：因為二十九軍窮啊！
當時二十九軍的裝備，在全國範圍內，可能也就比川軍稍微強一點：整個軍（當時2萬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餘門，重機槍加在一起不過100挺左右，每個連只有兩挺輕機槍。全軍用的步槍，1/3是自己造的土槍，子彈也嚴重不足。
大刀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馮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軍在內的西北軍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軍刺刀，還是因為軍刺刀對鋼的要求高，規格也嚴，而大砍刀相對製作工藝要求低，中國普通的鐵匠鋪都能打造。
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其實是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力與日本軍力的一個折射。
就以鋼產量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前夕，日本每年的鋼產量是8.7萬噸，而中國呢？是700噸。
事實上，「大刀隊」奇襲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夜色掩護和出其不意。實事求是地說，如果真的換到白天的白刃戰，即便西北軍有習武的傳統，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對付當時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後的「三八大蓋」，還真的不敢下定論（日本步兵對刺刀拚殺有極為嚴格的訓練，抗戰時無論國民黨軍隊還是八路軍都承認日本的單兵素質遠勝中國）。
還有一點，當時國內媒體沒提到——當然，他們也未必知道——「大刀隊」夜襲後撤退時，遭到了日本軍隊的密集火力射擊，傷亡大半。
所以，當時有個叫黃紹竑的桂系將領，在參與「長城抗戰」後，對當時國內媒體的報道發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當時的媒體是怎麼報道「大刀隊」的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報》，報道稱：
我們喜峰口的英雄是光著腳、露著頭，使著中古時代的大刀，……搶回了山，奪回了嶺，收回了喜峰口，俘虜了幾千個日本人，收到了幾千枝日本槍，捉住了許多輛日本坦克，抬回來許多架日本開山炮。這個故事，豈不比（法軍守衛）凡爾登的故事還威武！還壯烈！還光榮！還燦爛！
黃紹竑在「長城抗戰」停戰後，在上海對《申報》館的老闆史量才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嗎！
話雖說得刺耳，但也確實引發人們的一個感慨：都已經進入20世紀30年代了，我們的子弟兵竟然還揮舞著冷兵器時代的武器，去和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肉搏，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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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會說，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宋哲元。「九一八事變」後，宋哲元是第一批通電要求全國抗戰的將領
於是，就要說到第三個問題，關於人的問題。
這個人，就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如果你只憑歷史教科書關於宋哲元這個人寥寥幾筆的敘述，是很難理解這個人的轉變軌跡的——從1933年全國皆知的抗戰英雄，慢慢蛻變成優柔寡斷、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後差點與日媾和，做了漢奸（有史料表明他後來已派人和土肥原賢二接觸）。
這到底是為什麼？
看了1933年「長城抗戰」後華北一帶的變化，你就不難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的部隊撤離了長城一帶，華北出現了權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實際上的最高行政長官。在這樣的機遇下，宋哲元大力擴充部隊，二十九軍從原來的區區2萬多人，擴充到了10萬人，武器裝備也上了一個檔次（全軍配備的輕機槍比中央軍配備的還要多）。
隨著勢力不斷擴大，宋哲元的地盤已經囊括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座大城市，並坐擁領地內的稅收。
有槍，有人，有錢，有地盤，然後會滋生什麼思想？沒錯，就是軍閥思想。
在「長城抗戰」期間，宋哲元手書「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感動無數國人
在握有華北地區統治權後，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嚴格禁止中央軍進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種種退讓，換得日本人對他統治華北的實質認可。
宋哲元無疑是痛恨日本人的，但沒有證據表明，在其他方面，他的思想和一個舊軍閥有什麼本質區別。所以，你理解了宋哲元身上體現的軍閥思想，就不難理解抗戰期間整個中國的一大難處——當時的中國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一個現代化國家，而是一個名義上有中央政府，實際上是一個因為要抵抗外力才捏合在一起的軍閥共同體。
但宋哲元的算盤還是打得太理想化了——華北是兵家必爭之地，哪怕他想在刀尖上跳舞，也是不可能的。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華戰爭全面開始。
就在連蔣介石都已經認清了日本人的嘴臉，開始部署全面抗戰的時候，宋哲元居然還對日本人抱有幻想：「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
宋哲元的態度，影響了二十九軍的一批高級將領，包括後來赫赫有名的張自忠。
「盧溝橋事變」時，時任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曾專門打電話，訓斥與日軍發生衝突的旅長何基灃，他訓斥的話，可能最能代表二十九軍高層當時的心態：「打起來對共產黨有利，遂了他們借抗日擴大勢力的野心；對國民黨有利，借抗日消滅雜牌。我們西北軍辛辛苦苦搞起來的冀察這個局面就完蛋了！」[1]
日軍通過盧溝橋
但是，日本人對宋哲元的「拋媚眼」，只是在為自己調動部隊爭取時間。時機一成熟，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司令長官香月清司隨即給宋哲元發去了最後通牒：限在7月28日中午之前，中國軍隊全部撤出北平。
直到那一刻，宋哲元才真正醒悟：日本人是真的要全殲二十九軍，大舉侵華。
7月28日，宋哲元向二十九軍各部隊下達了平津地區防禦作戰的指令，但命令剛下達，部隊防線還未展開，早已等待多時的日本軍隊就排山倒海般地發起了全面攻擊。
趙登禹從馮玉祥貼身衛兵做起，一路做到師長，犧牲時年僅39歲。那一天壯烈犧牲的還有二十九軍另一位高級將領——副軍長佟麟閣
倉促迎戰的二十九軍將士立刻被分割包圍，陷入苦戰。在北平的南苑防線，「喜峰口大捷」中一戰成名，升任一三二師師長的趙登禹身先士卒，再次提著大砍刀親自督戰，但被子彈擊中胸口，壯烈犧牲。
一天之內，北平外圍陣地盡失。
28日晚，宋哲元決定把爛攤子丟給張自忠，自己率軍部撤往保定。臨行前，他還交代張自忠：「西北軍是馮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這點底子，我們得給他保留著。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軍現在戰線過長，我們要把部隊收容起來，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談判，拖延一個星期……」
忠心耿耿的張自忠選擇服從命令，他說：「你們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
（事後正如張自忠所料，他背負了漢奸之名，被人唾罵「自以為忠」，之後萌發死志，將功贖罪，壯烈殉國。詳見《「漢奸將軍」的自我救贖之路》。）
28日夜，宋哲元等人撤離北平。29日凌晨，曾經在「長城抗戰」中令國人揚眉吐氣的二十九軍官兵，大部分都撤離北平，只留下四個團維持治安。
北平城門洞開，不戰而降。
而就在7月28日，當北平城南面響起槍炮聲的時候，全城的老百姓還都興高采烈起來——自己的軍隊終於和日本人真刀真槍地幹起來了！
老百姓們迅速組成了慰問隊，在馬路兩旁擺出西瓜、饅頭、酸梅湯等食品，向過往的士兵脫帽致敬。
他們還迅速請來了幾十名磨刀人。
他們想為二十九軍的官兵磨大刀，殺倭寇。
饅頭說
寫今天這篇故事的起因，是這個週末，又在網上看到了一個傳播頗廣的「抗日神劇」片段。
在這個片段裡，一個八路軍戰士（看模樣可能是炊事班的），在全軍比武中發明了一系列神奇食物。
他當著部隊首長的面，咬了一口包子，咀嚼幾口，把剩下的一半往遠處一扔，「轟」，爆炸了。隨後，他又擺出了西紅柿、黃瓜、蘿蔔等一批食物，都是咬一口，然後往遠處一扔，「轟轟轟」，看那個爆炸效果，比手榴彈要強多了。
這位同志高興地表示，這是專門「孝敬」鬼子的。八路軍戰士們紛紛豎起大拇指。一個首長也咬了一口包子，說：「味道還真不錯！」另兩個首長頻頻點頭。
手撕鬼子、褲襠藏雷、可以獲得諾貝爾獎（諾貝爾自己就是搞炸藥的）的「包子炸彈」……我們似乎已經早已習慣了近乎戲謔的「抗日神劇」，而漸漸淡忘了那14年的艱苦歲月裡，我們的先輩們是以一種怎樣的決死信念和千千萬萬條生命築起的血肉長城，才抵禦住了一次瀕臨滅國的侵略。
我們總說，中國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小日本，卻有多少人知道，當年有多少滿腔熱血的中國軍隊進入戰壕，連日本兵的影子都看不到，就整班、整排甚至整連地被日軍炮火炸死在戰壕裡。
那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對一個農業化國家的降維打擊啊！
寫這篇文章，絕沒有貶低當年二十九軍「大刀隊」之意，事實上，大刀隊的戰績伴隨著《大刀進行曲》，鼓舞著無數中國子弟兵在抗日戰場上頑強不倒，死戰不退——在台兒莊戰役進行到最慘烈的時刻，堅持到最後一刻的將士們，是高唱著《大刀進行曲》，再一次撲向敵人的。
但是，現在一味強調「大刀隊」，乃至神話我軍的各種「超能力」，展現日軍的各種不堪一擊，其實是對14年抗戰中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的最大不公。
落後就是要挨打的。
我們永遠需要「大刀精神」，但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大刀」的時代。
[1] 《民國軍事史》第三卷（上），姜剋夫編著，重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