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誕生在中國，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無論人們怎樣強調禪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卻無法否認它是佛教的一個宗派。既然還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脫不了干係；而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又實在是相去甚遠。
不妨看看印度。
歷史上所謂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後由雅利安人（Aryans）創造的。這些移民來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稱為吠陀（Vedic），意思是「神聖的知識」。既然如此，他們實行種姓制度，掌握神聖知識的祭司婆羅門位居第一等級，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沒有教皇。
這裡面的原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首先，印度的婆羅門就像中國東晉的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卻沒有組織，不是集團，當然也沒有領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輪流坐莊的，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耆那教和錫克教也勢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屢遭外敵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奪而去，有的入鄉隨俗，有的還帶來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請問選誰？
實際上印度半島是一塊動盪的土地。英國人實行殖民統治之前，它幾乎沒有被真正統一過，分裂和斷裂倒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可謂鐵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實上，它的面積過於廣袤，人口過於密集，文化過於多元，力量又過於分散，實在無法形成中華或羅馬那樣的大帝國。[32]
沒有統一的帝國，就不需要統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統一的宗教，當然更不需要教皇。於是，從未有過安寧的印度便只好變成「宗教博物館」，還是沒有館長的。
這倒不難理解。奇怪的是，雖然印度盛產宗教，印度人也充滿宗教情感，卻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都不邁出國門一步，這又是為什麼呢？
也只能說佛教是異類。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國門，而且還是公派出國。在中國的韓非子竭力宣揚法家學說時，梵文名叫無憂（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揚佛法，足跡所至東到緬甸，南到斯里蘭卡，西邊甚至到了敘利亞、埃及和希臘。[33]
不能確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許在他看來，好東西就該與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脫，則無疑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也體現了菩薩心腸。
後來興起的印度教卻顯然沒有這個興趣。他們跟猶太教一樣，更願意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階級性。這個新的綜合體雖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義，本質上卻仍屬婆羅門。三位偉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濕奴（Visnu）和濕婆（Siva）分別作為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和破壞者共存於頂級，然後繁衍出眾多的神。
這是符合印度國情的。等級森嚴符合種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佔了上風。無法回到祖國的佛教只好繼續遠行，到異國他鄉去尋找出路。
幸運的是，他們來到了中國。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不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還是宗教的真空地帶。何況佛教來得正是時候。沒過多久，中國就像印度一樣陷入長時間的動亂和分裂，此為天時；傳播路線主要經由少數民族居住的西域，此為地利；北方胡人視其為同類，南方士族視其為知音，此為人和。
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還能做轉口貿易。
當然，這裡面其實存在問題：中華和印度兩大文明畢竟異質，就像希臘和希伯來。好在文明史上並不乏此類奇怪的組合，比如羅馬教皇與法蘭克人的聯盟。可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況佛教與中華文明並非沒有相通之處。實際上從宗教的角度看，文明無非四種：一神、多神、泛神、無神。多神教很難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雖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條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實質上是泛神論者，原本並沒有堅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當然，如果他們之前已有一神傾向，也不妨順水推舟地改宗更為純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華人的態度卻是模稜兩可含糊其詞的。你可以說他們無神，因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樣，也不妨稱其為多神和泛神，因為這些崇拜對像具有神性，能夠賜福於子孫後代和芸芸眾生。正是這種不確定，使雙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間和餘地，難怪能夠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勢必產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實上，從中國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跟儒家學說等等一起漂洋過海的，這裡面當然也有禪宗一份功勞。
但，禪宗也讓我們錯失良機。
作為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玄奘留學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學說編譯而成一部《成唯識論》（簡稱《唯識論》）。圖示書影為明萬曆海寧陳瓛重刊本。
機會是佛教帶來的，玄奘法師取回的真經其實包含著中華文明稀缺的資源，這就是作為印度哲學「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識、智慧、學問，比如聲明就是音韻學和語言學。因（Hetu）則是推理依據，所以因明就是邏輯學和認識論。認識論又叫量論，研究對像則是現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覺知識和推理知識。[34]
可惜最後被欣然接受的卻主要是聲明。它被運用到文學創作中，由此產生了格律詩。因明卻很少有人知道，因為禪宗的主張是頓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麼邏輯推理？[35]
於是連同因明背後的科學精神也被拒之門外。事實上遍檢禪宗的公案和機鋒，你會發現那更多的是抖機靈，而非愛智慧。要知道，智慧和愛智慧可是兩回事。沒有希臘人那樣對智慧的愛，最後就只會剩下文字遊戲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屬於地中海，科學精神屬於雅利安，因明在本質上是西方的。所以這一次的擦肩而過，就給我們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因為技術進步可以依靠勞動人民，科學研究和國民教育卻只能依靠知識階層。如果知識階層集體地對邏輯推理不感興趣，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就實在堪憂。甚至就連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禪宗負責。試想，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示眾等等，不也頗有禪意嗎？
看來，反思是必須的，卻又只能留待將來。
現在可以做總結了。似乎可以這麼說：自從隋煬帝打通南北大運河，穆罕默德在麥加得到天啟，世界就進入了洗牌的時代。洗牌風起雲湧地延續了好幾個世紀，從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國，日耳曼蠻族成為歐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風橫掃歐亞大陸，奧斯曼土耳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為千年帝國落下帷幕。
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這浪潮激盪的歲月，中華文明一方面與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繫，另方面則按照自身的趨勢走向巔峰。燦爛輝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時代。之後，是盛極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華帝國由擴張而收縮的轉折點，則正是看似與禪宗無關的怛羅斯戰役和安史之亂。
於是就有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紀，卻反倒是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的黃金時期？為什麼這兩大文明，後來會有不同的道路？為什麼禪宗的興起，也會成為歷史的分水嶺？其中奧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這些問題，又必須先看武則天。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女皇武則天》
[31]關於吠陀的本義，請參看（法國）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關於婆羅門教的三大綱領，請參看黃心川《印度佛教哲學》。
[32]請參看（法國）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
[33]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宗教卷》，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
[34]佛教五明是：聲明、工巧明（歷算和工程技術學）、醫方明（醫藥學）、因明、內明（佛學）。
[35]實際上佛教的邏輯學和認識論仍然對中國學術產生了影響，比如王夫之就曾使用現量和比量等概念，這裡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