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割據的同時，朝臣們在窩裡鬥。
鬥爭是激烈的。從憲宗到宣宗的半個世紀中，除少數潔身自好或人微言輕者外，朝臣涇渭般地分為兩大派系（當時的說法叫朋黨），各自拉幫結伙，彼此互不相讓。如果牽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會議上臉紅脖子粗。
比如開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會議討論的，是一位被貶官員的工作安排。這時的皇帝是文宗。由於反抗宦官亂政失敗，他實際上已成為模範監獄中的體面囚徒，因此一開始就按照某派系與宦官達成的共識提出：某某貶到外地好幾年了，給個官位吧！[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鄭覃（讀如談）立即亮出紅牌：陛下可憐他，就讓他移動幾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請讓位！
鄭覃的同夥也說：那傢伙專搞派系，是小人。
對立面則說：做事要公道，不能講個人好惡！
文宗也說：給個刺史還是可以的。
鄭覃卻說：頂多讓他做洪州司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離長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的司馬。衡州司馬調任洪州司馬，只不過從中州調到了大州，保他的人當然不幹。於是兩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鍋粥，互相攻擊，不可開交。
退朝後，文宗問身邊人：宰相這樣，像話嗎？
身邊人說：是不像話，但鄭覃他們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沒有再說什麼，也無話可說。他早已領教了兩派的勢同水火和意氣用事，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因此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消滅朝中派系，比消滅河北叛賊還難。[20]
朝臣們卻不承認這一點。
有一次，憲宗皇帝問：派系鬥爭這麼嚴重，為什麼？
宰相李絳回答說：因為歷朝歷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鬥爭。因此，小人要攻擊君子，就說他們搞派系。派系這東西，說起來可惡，查起來沒影，最方便用來整人。何況君子和君子，本來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難道一定要讓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沒有派系嗎？[21]
結論是：沒有派系鬥爭，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說，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黨。[22]
這話聽起來似乎在理，實際操作卻很困難。至少，我們無法分辨當時的兩派，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甚至不能通過對無辜者的同情心來進行判斷。因為在唐文宗感歎「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後不久，兩派的領軍人物都被打壓排擠出京，而且一貶再貶，罪名則都是莫須有。[23]
同樣，我們也很難指控那些實施排擠誣陷的人，因為他們以反對宦官亂政為己任，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何況如果這幾個是小人，豈非證明受打壓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為什麼要弄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講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論，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為兩派卻是事實。比如李絳，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對頭。吉甫主張什麼，他就反對什麼。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跟李宗閔、牛僧孺又是死對頭。前面所說鄭覃要打壓的那個被貶官員，就是李宗閔。所以，中晚唐的派系鬥爭，便又叫「二李黨爭」或「牛李黨爭」。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為唐穆宗意外發現他是拒絕賄賂的清官。後者則在得勢之後，不顧唐武宗的意願，頂著宦官仇士良的壓力，竭盡全力為自己的政治對手請命，終於在刀下救回了兩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麼，兩派窩裡鬥，又是為什麼呢？
與藩鎮有關，與出身也有關。李德裕和鄭覃代表著北朝以來延續數百年的關東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閔一派則多半是進士出身的科舉官員。在對待藩鎮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問題上，前者持強硬態度，後者主張和平解決。[27]
換句話說，世族系是鷹派，科舉系是鴿派。
政見加門戶，當然針鋒相對。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廢了進士科的考試，只留下明經科。鄭覃就對文宗說：官員有能力就行，何必還要才藝？陳後主和隋煬帝倒是文采斐然，結果國破家亡。進士也一樣，輕浮淺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吧？輕薄的人未必都是進士出身，科舉官員中也有敦厚的。再說了，進士科的設立已經二百年，總不能說廢就廢。
鄭覃說：那也不能太抬舉。[28]
呵呵！態度如此強硬，底氣從何而來？
宦官。
沒有證據表明，鄭覃與宦官有什麼勾連。但朝臣的派系與宦官的幫派，則大約確有瓜葛。主戰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憲宗朝得勢，就不僅因為憲宗皇帝要遏制藩鎮，也因為宦官頭子吐突承璀（讀如崔）是鷹派。相反，當憲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於非命，皇帝和宦官頭子都換了人時，用兵就變成了裁軍，掌權的也變成科舉系的李宗閔和牛僧孺了。[29]
此後的發展同樣令人沮喪。殺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殺掉，把持內廷的是專橫跋扈的仇士良。結果，李宗閔和牛僧孺都被貶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則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衛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兩派勢力的消長，幾乎與宦官頭子的更換同步。
但，要說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過傀儡和演員，則未免言過其實。要知道，勢焰熏天如仇士良，後來也遭到李德裕抵制，並因為感到恐懼而申請退休。[30]
進行道德批判就更沒有必要。事實上， 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宦官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一個順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結論是：官員如果不跟宦官進行廣泛的接觸，達成某種幕後的和解默契，就將一事無成。[31]
何況皇帝也並非無所作為。宣宗聽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職，而且一貶再貶。最後，由於製造冤案的醜聞東窗事發，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瓊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級別從八品下。[32]
這可真是一跟頭栽到底。
想當時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憤滿腔。據說，在他常常登臨的望闕亭上留下了這樣一首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33]
的確，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長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獨地走來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禪院，看見內壁掛著十幾個葫蘆。於是他問：方丈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可以救救弟子麼？
方丈一聲長歎：哪裡是什麼藥，是骨灰。這些人，都是太尉您當年為了洩私憤，貶死在這裡的。
李德裕聞言，悵然若失，心痛如絞。
當晚，他與世長辭。[34]
此後沒過多久，由於內廷的宦官不再發生衝突，也不再與外朝的大臣分別勾連，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後自行解體煙消雲散。只不過，那時離亡國已經不算太遠。
如此看來，鬧得沸沸揚揚，前後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派系鬥爭，其實無聊透頂。原本應該成為帝國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階級，除了充當宦官的應聲蟲和附屬品，便只能在結黨營私和鉤心鬥角中發揮聰明才智，結果不但扼殺人才，而且消耗國力。因此，當內訌終於結束時，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內部力量已經蕩然無存。虛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沒有力氣為自己挖一個墳墓，只能依靠外來力量合上棺蓋。[35]
[18]模範監獄罪囚，是陳寅恪先生的比喻，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19]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六開成三年正月條。
[20]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1]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條，參看《新唐書·李絳傳》。
[22]宰相裴度就對憲宗說過這樣的話，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條。司馬光更是大發議論，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3]受排擠的兩派領軍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閔，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條、六月條、七月條。
[24]排擠李德裕、李宗閔的，是在「甘露之變」中受難的李訓和鄭注，《新唐書》李訓、鄭注的合傳史臣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條的評論，都認為李訓、鄭注是小人。陳寅恪先生則認為李訓實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為宦官附屬品的兩派士大夫來，固有不同矣。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25]黨爭是當時的說法，現在看來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實際上黨爭的「黨」不是政黨（parties），而是朋黨，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氣相投的幫派和團伙，稱為派系（factions）更加準確。他們的鬥爭在牛僧孺、李宗閔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經開始，因此本書不採用「牛李黨爭」或「二李黨爭」的傳統說法。
[26]唐穆宗長慶三年正月，某貪腐案東窗事發。皇帝親自調閱案卷，發現該官員的私人賬本上有記錄：某年某月某日，送戶部侍郎牛僧孺錢千萬，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過望說：我沒有看錯人。於是任命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見兩《唐書》之牛僧孺傳，《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三長慶三年正月條、三月條。李德裕救人一事，見《新唐書·李德裕傳》、《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六會昌元年三月條。
[27]對此，傅樂成先生《中國通史》有簡單明瞭的概述，請參看。
[28]見兩《唐書》之鄭覃傳。
[29]李宗閔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權時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絳處處與李吉甫作對，據說也因為他看不起李吉甫與吐突承璀內外勾結，朋比為奸（見兩《唐書》之李絳傳）。但舊史的這種道德立場其實靠不住。王仲犖先生即認為，當時有人吹捧李絳，往往言過其實。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也有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見得李絳一定很對，李吉甫一定是錯。請參看王仲犖《隋唐五代史》。
[30]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稱：外朝士大夫朋黨之動態即內廷閹寺黨派之反影。內廷閹寺為主動，外朝士大夫為被動。傅樂成先生《中國通史》稱：這段期間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個外朝不論牛黨李黨，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本書不完全贊同。
[31]請參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
[32]據《新唐書·宣宗紀》。《舊唐書·地理志四》，崖州為下州。據《舊唐書·職官志三》，下州司戶參軍從八品下。
[33]見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此詩的另一版本是：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
[34]以上見《唐語林》卷七。
[35]本段除引用陳寅恪先生觀點外，亦引用（日本）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