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心目中，中華史其實是從唐宋開始的。因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不是春秋戰國，也不是秦漢魏晉，更不是五胡十六國，而是唐宋元明清。這五個朝代構成了一種歷史的整體感，渾然一體到不假思索便能脫口而出。[1]
那麼，這種整體感又從何而來？
三省六部和科舉制度。
科舉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創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內容。大體上說，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制度，科舉則是帝國官員的選拔制度。其中，科舉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續到晚清，持續時間佔據了中華帝國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氣呵成，就因為有這兩條線索貫穿始終。
顯然，這裡面必有奧秘。
奧秘在國家的性質。
從傳說中的啟廢禪讓開始，我們民族就告別史前進入了國家時代。以二里頭遺址為考古學證據，這個時代至今三千七百年。三千七百年的國家史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秦並天下之前是邦國時代，秦並天下之後、辛亥革命之前是帝國時代，之後是共和國（Republic）時代。
時代不同，政治和制度也不同。
在邦國時代，國家是封建制，政治是貴族制。名義上得到上天授權的天子將天下分封給諸侯，是為國（邦國）；諸侯再將邦國分封給大夫，是為家（采邑）。諸侯對邦國，大夫對采邑，都享有獨立的治權，是為封建。[2]
天子作為天下共主，諸侯作為邦國國君，大夫作為采邑家君，爵位和權力全都在家族內部世襲，沒有繼承權的其他子弟則成為士。他們共同構成一個階級，是為貴族。
貴族管理采邑叫齊家，治理邦國叫治國，維持國際秩序叫平天下。但，無論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盡義務而非被僱用，因為家和國都是他們自己的。因此，他們並無俸祿和薪酬，有可能腐化，不可能腐敗，是為貴族政治。[3]
邦國，是貴族的時代。
貴族的時代也有四個階段：西周是王的時代，東周是諸侯的時代，春秋是大夫的時代，戰國是士的時代。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貴族階級每下愈況，邦國制度也終將解體。沒有哪種制度和政治會是永恆的，新的國家制度必然誕生。
這就是帝國。
帝國制度的特點是中央集權，普天之下的產權和治權都屬於一個人、一個家族，即皇帝和皇族。皇帝之下，士農工商統統編入戶籍，叫「編戶齊民」。功臣勳貴和皇親國戚雖然也封王封侯，但封國不再是領地，他們也沒有治權。[4]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的貴族，理論上已不該存在，實際上也日趨消失。或者說，在帝國時代，權貴階層是有的，貴族階級是沒有的，貴族政治當然也難以為繼。
取而代之的，又能是什麼，該是什麼？
照理說是皇權政治，秦皇漢武他們也是這樣想的。然而中華帝國的幅員是那樣地遼闊，人口也如此地眾多，完全實行「皇帝一人治天下」的人治，事實上並不可能。
可能的是什麼？
官治。
換句話說，官員治國，或官員代理。
這裡面略有差別。官員治國，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代表國家的統一和主權，所有的政務都交給官僚集團打理。這是儒家的理想。官員代理則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權，官員充當代理人和執行人。這是法家的主張。
毫無疑問，官員治國和官員代理是對立的統一。因為即便是由官僚集團來治理帝國，也只能在皇權政治的框架之下進行。同樣，即便是皇帝一人獨裁，中央政務也得由官員來處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員去代理，皇帝無法包辦一切。
因此，帝國的政治，就可以說是官僚政治。
當然，也可以說是皇權政治。
貴族政治則只能下課，矛盾和腐敗也應運而生。因為貴族治國齊家，其實是自己管自己，相當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便有鬥爭，也是爭奪承包權。包括後來諸侯發動兼併戰爭，大夫鯨吞國有資產，本質上都如此。
皇權政治和官僚政治卻從來就是責權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國家到底是誰的？就模稜兩可。一方面，大家都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豈非產權不清？[5]
權屬不清，就責任不明，左右搖擺。結果，如果皇帝強勢，就是皇權政治；皇帝弱勢，就是官僚政治。
同樣，由於天高皇帝遠，九五至尊對許多具體事務都鞭長莫及，這就給官員的權力尋租留下了廣闊空間。再加上官員在帝國這家公司並無股份和分紅，勢必利用代理皇權的機會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終致腐敗不可遏止。
這是帝國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變革，直接原因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以儒生為基本隊伍的官僚集團，總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權力。這不僅是利益驅動，更是理想使然。在他們看來，理想的政治應該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貞觀之治備受推崇，原因也就在這裡。
可惜歷史上既有開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漢武和朱元璋。王道是從來就敵不過霸道的，皇權與官治之爭也將貫穿始終，並導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體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還是誰成為統治階級。
邦國時代的統治階級是領主，帝國時代的統治階級是地主。這是最重要的歷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種地主階級才最適合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卻經過了漫長的實驗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貴族地主階級，時間在秦漢。這絲毫都不奇怪。畢竟，秦漢是第一帝國，剛剛從邦國時代過渡而來，貴族地主正好充當中介。因此西漢初年，便是皇族與功臣集團共掌朝政，勳貴出身的列侯擔任宰相竟成為慣例。
這當然並不符合帝國的本性，於是有劉邦和呂後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奪權。實際上，漢武帝打破先封侯後拜相的慣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孫弘為丞相，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貴族地主不能成為統治階級。遺憾的是，他們防得了功臣，躲不過外戚，掌握政權的還是貴族地主。
不過，漢武帝畢竟獨尊儒術了，讀書做官也逐漸成為風氣和共識，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階級。這樣一來，與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團和外戚集團變成了名門望族，並終於形成門閥政治。
門閥是一種半官僚半貴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則應該類似於今天的職業經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團不能與皇權相抗衡，因此他們不能出身高貴。也因此，寒門庶族，即庶族地主階級才是合適的，門閥制度則不過承前啟後。
制度變革的背後，是歷史的走向。
現在，貴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歷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將是庶族地主的時代，隋唐則是轉折的緊要關頭。
這就有了兩個方面的制度創新。一方面是帝國官員的選拔制度，即科舉制，目的是確保庶族地主能夠替代士族地主成為統治階級。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實現皇權政治與官僚政治的和諧與平衡。
如此創新，當然非同小可。
那麼，什麼是三省六部？
這種制度，又為什麼能擺平皇權與官僚？
[1]這一觀點亦請參看周時奮《中國歷史十一講》。
[2]嚴格意義上的邦國時代是從西周開始的，之前的夏是部落國家，商是部落國家聯盟，周則是國家聯盟。這個聯盟以周王國為盟主，周天子為共主。天下的產權在名義上屬於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治權也一樣，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周天子分封諸侯以後，各國的產權和治權就永久性地屬於國君。他們還可以進行權屬的再分配，從而建立起大夫的家。天下、國、家，三級所有，層層轉包，各自為政，自負盈虧，是為邦國制度。詳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3]輔佐君主的貴族雖無薪水卻有酬勞。酬勞高級貴族的辦法是封土封民，冊封他們為大夫和諸侯。諸侯對封國，大夫對采邑，都有財權和治權。士得到的酬勞是世田，只有財權沒有治權。
[4]例外的是西漢初年和西晉，結果是西漢有七國之亂，西晉有八王之亂。但直到唐代，仍然有人主張封建，請參看柳宗元《封建論》。
[5]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見托名姜太公的《六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