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政改的同時，魯國在政變。
政變雙方的交火，是在子產去世後五年發生的。其結果，政權表面上沒有被顛覆，國君卻實際上被趕跑。從此直到七年後新君即位，魯國都沒有國君。其實兵變失敗流亡國外的魯昭公即便回國，或沒有逃跑，也只是紙糊的面子。這次動亂，不過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魯君早被架空，形同虛設。
這就不是一次政變可以完成的。實際上魯君的喪失權柄，如同周王的喪失權威，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說這也是政變，那麼，政變是緩慢進行的，甚至堪稱和平演變。可惜，《春秋》和《左傳》雖是魯國史書，對自己邦國的變故卻語焉不詳，我們只能從隻言片語中略知一二。
那麼，魯君的大權，旁落到了誰手裡？
三桓。
所謂「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個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魯莊公的三個弟弟：老二慶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為其後代都是公孫，便按照排行稱為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又因為都是桓公之後，所以合稱「三桓」。
三桓的強大，與體制有關。我們在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說過，周天下類似於株式會社，各邦國也有點像公司。天下是總公司，總經理是天子，董事長是天。邦國是子公司，總經理諸侯，董事長是天子。但這種比喻，說的只是授權關係。實際上邦國的治理，諸侯更像董事長，多半聽政而不執政。作為一國之君，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務，是祭祀、結盟、宣戰、授爵，偏重於禮節性和禮儀性。具體的軍國事務，則交給卿和大夫。
顯然，國君是國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腦。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權勢足夠強大，可以包辦一切，那麼，國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25]
卿大夫專政的衛國便是如此，後來三國時期的蜀漢也如此。劉禪的說法，便是「政由葛氏（諸葛亮），祭則寡人」。[26]
不過，卿大夫執政，又有兩種慣例。
第一種，是政權交給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孫，即老國君的兒子和孫子。公子和公孫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繼位，其他擔任卿大夫，共同執政，就叫「公族制」，魯和楚是。
另一種，是政權交給非公族，齊和晉是。齊國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世代為卿的國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晉國則在獻公之時，就殺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後，執政的均非公族。這些異姓貴族如果長期執政變成世襲，就形成卿族。卿族執政的制度，無妨叫「卿族制」。
魯國實行的是公族制。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魯國乃周公之後，遵守周禮，講究「親親」（重視血緣關係）和「尊尊」（維護等級制度）。其實這事與華夏或蠻夷什麼的沒有太大關係。比如在楚國，擔任令尹、司馬等要職的，就歷來是公子，只不過他們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長期把持魯國政權的公族。到這次兵變，他們執政之久長達一個半世紀，歷經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魯國的國有資產逐漸地轉移到他們的名下，魯國的政治權力也逐漸地掌握在他們的手上。國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麼，三桓又幹了些什麼？
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分公室。前三件在子產之前，後一件在子產之後。初稅畝就是初步實現稅畝制（按畝收稅），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徵兵）。這兩項都已經動到根本，因此堪稱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體內容已無從稽考，但在當時，稅畝制被看作與民爭利，丘甲制的制定則據說是為了防止齊國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結果都是富國強兵。[28]
問題在於，強盛起來的魯國，是誰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產執政的十九年前，魯國作三軍。魯國原本有兩軍。現在變成三軍，並不是增加一軍，而是把原來歸公室所有、由魯君指揮的兩軍打散，重新組建編製。新組建的三軍，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各掌一軍。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軍隊來補充。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他們為邦國做了貢獻，但這三軍的編制權和指揮權，在三家手裡。因此，他們其實是把魯國的國軍，變成了自己的家軍，故《左傳》稱之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後，也就是子產鑄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們把魯國的國有資產分成四股，季孫氏得兩股，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股，然後每家提成給國君，其實不過蠅頭小利。堂堂一國之君，幾乎變成叫花子。[30]
這真可謂欺人太甚，魯君也終於忍無可忍。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領親信和親兵進攻魯國執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話，請求昭公對自己開庭審判，昭公不同意；請求到自己的采邑閉門思過，昭公也不同意；請求帶少量親兵流亡國外，昭公還是不同意。三讓而不果，臉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見。
問題是這時的三桓，早已儼然國中之國。叔孫氏的司馬便對手下人說：我是家臣，不敢考慮什麼國不國的。我只問一句話，有季孫氏和沒季孫氏，哪種情況對我們家有利？眾人都說，沒有季孫氏，就沒有叔孫氏。於是叔孫氏的親兵立馬去救季平子。孟孫氏的家臣看見叔孫氏軍旗招展，沒有片刻猶豫就殺了昭公派來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聯手，昭公哪能對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場兵變，以昭公狼狽逃竄告終。[31]
這當然是典型的禮壞樂崩，但三桓也遭到了報應。就在他們蠻橫對待自己國君的同時，他們的家臣也在用同樣的態度和方式對待自己的家君。魯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吳王闔閭攻入楚國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孫氏的家臣陽虎，趁機軟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簽訂城下之盟，讓自己執掌魯國國政達三年之久。[32]
三年後，陽虎的野心更加膨脹，竟密謀幹掉三桓的掌門人，由自己和同夥取而代之。這回，輪到季桓子變成魯昭公，體會一下什麼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亂了。
陽虎的計劃，是先請季桓子吃飯，然後在宴席上謀殺他。於是陽虎驅車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陽越殿後，季桓子夾在當中。桓子感覺情況不妙，便對自己的駕駛員林楚說：你們家祖祖輩輩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繼承傳統。
林楚說，晚了。陽虎已經成了氣候。
桓子說，不晚。你現在能帶我去孟孫氏家嗎？
林楚說，臣不敢貪生，就怕於事無補。
桓子說，那就走！
於是林楚拍馬飛車前往孟孫氏家。靠著孟孫氏的救援，季桓子逃過一死，政權重新回到三桓手裡。[33]
當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魯國國君的面子仍然用紙糊著。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後一任魯君哀公，也還是逃到了越國，請勾踐做他的保護人。[34]
有趣的，是輿論。
魯昭公死在國外後，晉國的史官居然發表評論說，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社稷的祭祀者並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關係也不會一成不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嘛！[35]
好一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照這個邏輯，臣變君，君換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沒錯。齊和晉，即如此。
[25]語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衛獻公與執政寧氏的交換條件。
[26]陳壽《三國誌·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稅畝是經濟體制改革，作丘甲是軍事體制改革。改革的具體內容和方式，學術界的說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稅畝和作丘甲的結果，是舊體制崩潰了。尤其是稅畝制的實行，意味著井田制的瓦解。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也非變不可。
[28]初稅畝在魯宣公十五年，《左傳》的評論是「非禮也」。作丘甲在魯成公元年，《左傳》的說法是「為齊難故」。
[29]事見《左傳·襄公十一年》。
[30]事見《左傳·昭公五年》。
[31]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33]事見《左傳·定公八年》。
[34]事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35]語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