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這個主要對手，其行動和思維習慣與我們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種情況在其他戰爭中是沒有的。正如前此1905年的沙俄一樣１，我們作戰的對手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而又充分武裝和經過訓練的民族。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則顯然不存在。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是一系列島嶼登陸作戰和困難卓絕的後勤工作問題，從而使瞭解“敵人的性格”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為了與之對抗，我們就必須瞭解他們的行為。
困難是巨大的。自從日本鎖國的大門被打開以來的七十五年間，對日本人的描述總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極為迷惑的“但是，又……”之類的詞句，遠非對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時，是不大會既說他們彬彬有禮，又加上一句說：“但是，他們又很蠻橫、倨傲。”他也不會既說該民族無比頑固，又說：“但是，他們又極易適應激烈的革新”；也不會既說該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也不會既說他們忠誠、寬厚，又宣稱：“但是他們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也不會既說他們本性勇敢，又描述他們如何怯懦；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行動完全出自考慮別人的評價，即自己的面子，又說他們具有真誠的良心；也不會既講他們在軍隊中接受機器人式的訓練，又描述那個軍隊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亂；也不會既講該民族熱誠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不會既寫一本書，講這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如何對演員和藝術家給予崇高榮譽，如何醉心於菊花栽培，又另外寫一本書來補充說，該民族崇尚刀劍和武士的無上榮譽。
然而，所有上述這些矛盾卻成為有關日本論著中縱橫交織的經緯。而且，都是千真萬確。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士兵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瞭解日本既已成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就不能對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同樣令人煩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嚴重的事態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採取什麼行動？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而使其投降？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皇宮？從日軍俘虜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些什麼？在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進行宣傳時，我們將宣傳些什麼才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那種頑抗到最後一個人的意志？這些問題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臨，為了維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遠實行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要準備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與那些瘋狂的頑抗分子進行戰鬥？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次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領導這次革命呢？或者，日本民族只有滅亡？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肯定是眾說紛紜的。
我於1944年6月接受委託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我受命使用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術，弄清日本民族是什麼樣的民族。那年夏初，我國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剛剛展開。在美國，許多人認為對日戰爭還要持續三年，也許十年，以至更長時間。在日本，有的人則認為這次戰爭會成為百年戰爭。他們說，美軍雖然取得了局部勝利，但是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里。日本的公報根本不承認日本海軍的戰敗，日本國民仍然以為他們是勝利者。
然而，進入六月以後，形勢開始有了變化。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最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已全部兌現，對德戰爭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軍已經在塞班島登陸。這是預告日軍終將徹底失敗的大戰役。在這以後，我們的士兵便日益與日軍短兵相接。而且，在新幾內亞，在瓜達卡納爾２、緬甸３、阿圖４、塔拉瓦（Tarawa）５、比亞克（Biak）６等戰役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我們所面對的是何等可怕的敵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我們對有關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作出解答。這些疑問，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是出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為了在日軍前線散佈宣傳小冊子的需要，都必須提出真知灼見。在日本發動的總體戰中，我們必須瞭解的，不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日本的漫長歷史，也不僅是經濟、軍事上的統計資料。我們必須弄清楚，日本政府對日本人民能指望些什麼？我們必須瞭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後的制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採取行動的那些前提暫且拋在一邊，並且盡可能不要輕易地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我們會怎樣做，日本人也會怎樣做。
我所接受的任務是困難的。美國與日本正處在交戰狀態。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敵人自己心目中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瞭解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負值”即不利條件來看待。我必須觀察他們對戰爭本身的進行方式，並且暫且不看作軍事問題，而看作文化問題。與平時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爭表現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徵？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士氣、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來觀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顯露自己。
但是，我們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嚴重不利。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而這種調查乃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作風，並區分出哪些是關鍵性的，哪些是非關鍵性的。我無法觀察他們作出決定時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觀察他們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約翰·恩布裡（John Embree）７寫的《須惠村》是人類學家實地觀察後寫出的唯一的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專著，很有價值，但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那本書卻還沒有提到。
儘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相信，還可以運用一些研究方法和公認的假設或前提。至少可以利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觸。我國有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他們親身經歷的許多具體事例，發現他們如何進行判斷的方法，來填補我們知識上的空白；我認為，這對人類學家瞭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從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會科學家，大都利用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和統計資料，並從日本的文字宣傳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追蹤其發展。我則確信，許多問題的答案大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之中，研究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答案會更加滿意。
這並不意味我不看書，或沒有受到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的教益。論述日本的豐碩文獻以及在日本居住過的許多西方優秀的觀察家，對我幫助極大，這是到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等地對無文字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沒有文字，無法用文筆記錄。西方人的論述也是鳳毛麟角，浮光掠影。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實地調查的學者們必須在沒有任何先驅學者的幫助下，探索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狀況，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高等等。我研究日本卻有許多學者的遺產可以繼承。在嗜古好奇的文獻中充滿了生活細節的描述。歐美人士詳細記載了他們的生動經歷，日本人自己也撰寫了許多不尋常的自我記錄。日本人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有強烈描寫自我的衝動，既寫他們的生活瑣事，也寫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其坦率實在令人驚異。當然，他們並沒有和盤托出。沒有一個民族會這樣做。日本人描述日本會略去許多重要事情，因為這些對他們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氣一樣，習而不察了。美國人寫美國時也一樣。儘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歡顯示自己的。
我閱讀這些文獻時，如同達爾文說他在創立物種起源理論時的那種讀書方法，即特別注意那些無法瞭解的事情。對議會演說中那一大堆觀念的羅列，我必須瞭解些什麼？他們為什麼對一些無足輕重的行為大肆攻擊，而對駭人聽聞的暴行卻滿不介意，這種態度的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我一邊閱讀，一邊不斷提問，“這幅繪畫的毛病到底何在？”為了理解，我必須知道些什麼？
我還看了不少在日本編寫、攝制的電影——宣傳片、歷史片以及描寫東京和農村現代生活的影片，然後再和一些在日本看過同樣影片的日本人一起仔細討論。他們對電影中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看法與我的看法並不一樣。我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他們覺得沒有什麼。他們對劇情和寫作動機的理解與我也不一樣，他們是從整部電影的結構來理解的。正如閱讀小說，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長大的他們就有很大的差距。在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動輒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解；有些人則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一種人使我受教最多。但他們所描繪的日本生活規範的景象則是一致的，不論是欣然接受者，還是痛加排斥者。
如果只是直接從其所研究的文化對像（人民）搜集資料並尋求解釋，那麼，這位人類學家所做的也就是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一切西方出色的觀察家們所做過的事。如果他的貢獻僅止於此，那就不能指望他對以往外國居留者有關日本的卓越著述做出新的貢獻。不過，文化人類學家由於所受訓練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花費一些精力，以求對這一擁有眾多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增添他的貢獻，看來是值得的。
人類學家８知道多種亞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有許多社會習俗和生活習慣，甚至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相似。這些相似，有些是在馬來諸島，有些是在新幾內亞，也有些是在波裡尼西亞。當然，根據這些相似來推測古代也許有過移民或相互接觸，這是很有趣的。但對我來說，瞭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價值卻並不在於這類可能發生的歷史關聯，而在於能夠憑借這些類似或差異，獲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啟示。這是因為，我懂得這些風俗習慣在那些簡單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９、緬甸和中國也多少有些知識，因而可以把日本與其他民族進行比較，這些民族都是亞洲偉大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人類學家在有關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覆地證明，這種文化比較是何等有價值。一個部落的正式習俗也許百分之九十與鄰近部落相同，卻仍可能需要作些修改來適應周圍民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這一過程中有可能必須排斥某些基本習俗，不論其在整體中的比率是多麼小，都可能使該民族的未來向獨特的方向發展。對於一個人類學家來說，研究這種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間的鮮明差異是最有益的。
人類學家還必須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適應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其研究技術也必須為解決這一特殊問題而加以磨煉。他們憑借經驗知道，不同文化的人們在遇到某些情況，並必須對其含義作出判斷時，其方式，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間是有巨大差異的。在某些北極鄉村或熱帶沙漠地區，他們會遇到以血緣責任或財務交換為基礎的部落習俗，遠非任何奔放的想像力所曾設想的。人類學家必須進行調查，不僅要調查親屬關係或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要弄清這種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的後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從小就受其制約，身體力行，世代相傳，如同其祖先所做的那樣。
人類學者對這種差異、制約及其後果的關注，在研究日本時也可加以利用。現在，無人不感到美國與日本在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異。我們甚至出現這種關於日本的說法：凡是我們幹的，他們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個研究者如果相信這種說法，而簡單地認為，差異太離奇，根本不可能瞭解那種民族，這當然是危險的。人類學家根據自己的經驗充分證明，即使最離奇的差異也不會妨礙研究者對它的理解。人類學家比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更好地把差異作為一種“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利用，而不是看作“負值”。制度和民族之間的差異表現越是離奇，他們就越加注意。對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東西他都不會視為當然，這就使得他不會只注意少數選出的事例，而是面向每件事物。在有關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較文化學訓練的人往往忽視許多行為的整個領域。他們總是過於視為理所當然，對日常生活中的細小習慣以及人們對熟悉事物的公認說法都不進行研究。然而，正是這類習慣或公認說法大面積地投射在該民族的銀幕上，影響該民族的未來，其作用遠遠超過外交官所簽訂的各種條約。
人類學家必須發展研究日常瑣事的技術，因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這些日常瑣事，與他本國相應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當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視為最惡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視為最膽怯的行為時，當他試圖瞭解在特定情況下，他們將如何行動、如何感受時，他就會發現，必須大力進行觀察並注意細節，這些，在對文明民族進行研究時常常是不大注意的。人類學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乃是最關鍵的，並且也知道如何進行挖掘。
這種方法值得運用於研究日本。因為只有高度注意一個民族生活中的人類日常瑣事，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這一論證前提的重大意義：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進的文明民族中，人類的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來的。不論其行為或意見是如何奇怪，一個人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是與他的經驗有聯繫的。我越是對日本人的某種行為迷惑不解，就越認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這種奇特行為的某種極為平常的條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細節就越有用處。人正是在日常細節中學習的。
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還確信這樣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細小行為，彼此之間也有某些系統性的聯繫。我十分重視數以百計的單項行為如何構成覆蓋總體的多種模式。一個人類社會總必須為它自身的生活進行某種設計。它對某些情況的處理方式及評價方式表示贊可，那個社會中的人就把這些結論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結論。無論有多大困難，他們都把這些結論融成一體。人們既然接受了賴以生活的價值體系，就不可能同時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價值體系來思考和行動，否則就勢必陷於混亂和不便。他們將力求更加和諧一致。他們為自己準備了種種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動機。一定程度的和諧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則整個體系就將瓦解。
這樣，經濟行為、家庭活動、宗教儀式以及政治目標就像齒輪一樣都相互嚙合在一起。一個部門發生較其他部門更急劇的變化，其他部門就會受到巨大壓力，而這種壓力正是來自實現和諧一致的需要。在追逐權力統治的無文字社會，對權力的意志不僅表現在經濟交往及與其他部落的關係之中，也同樣表現在宗教活動之中。在有古代文字經典的文明民族中，教會必然保留過去年代的語錄。無文字的部落則不是這樣。但是，隨著經濟、政治權力的公開認可日益增強，在那些與此相牴觸的領域，教會就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詞句雖然保留，內容則已改變。宗教教義、經濟活動和政治，並不是處在各有堤防隔離開來的小池之中，它們總是溢過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以至摻混而分不開。由於這是常理，學者們越是把他的調查擴散到經濟、性生活、宗教，以至嬰兒撫育等領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社會中發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領域設立假說並搜集資料。他就能學會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論是用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用道德的術語來表達，理解為他們從其社會經驗中學來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的表現。因此，我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專門論述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的書，而是探討日本人有關生活方式的各種觀點。十它只描述這些觀點在各種活動中如何自我表露，不管當時是什麼樣的活動。它是一本探討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的書。
二十世紀所面臨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仍然懷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頗的觀念，不僅對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而且對美國何以成為美利堅民族，法國何以成為法蘭西民族，俄國何以為俄羅斯民族也是如此。各國之間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而彼此誤解。有時，糾紛僅僅是細微的毫釐之差，我們卻擔心是無法調解的分歧。而在一個民族基於其整個經驗和價值體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與我們的設想異常不同的行動方針時，我們卻侈談共同的目標。我們根本不找機會去瞭解什麼是他們的習慣和價值。如果去瞭解，我們也許會發現，某一行動方針並非必然是壞的，因為它並不是我們所瞭解的那一種。
各民族關於自己思想和行動的說法是不能完全指靠的。每個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們的民族，但這並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觀察生活時所使用的鏡片都不同於其他民族使用的。人們在觀察事物時，也很難意識到自己是透過鏡片觀察的。任何民族都把這些視為當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視點，對該民族來說，彷彿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我們從不指望戴眼鏡的人會弄清鏡片的度數，我們也不能指望各民族會分析他們自己對世界的看法。當我們想知道眼睛的度數時，我們就訓練一位眼科大夫，他就會驗明鏡片。毫無疑問，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承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就是為當代世界各個民族做眼科大夫那樣的工作。
這項工作，必須同時具備某種堅定精神和寬容態度。有些善意人士有時指責我們的堅定精神。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們堅信並且向全世界各地人們灌輸這種信念：即“東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這些差異都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這種觀點有時被稱作“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是，我卻不理解，為什麼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就不能說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看來這幫軟心腸的先生們有時似乎認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張底片印出來的，如若不然，親善主義就無從建立。但是強求接受這種單一性，作為尊重其他民族的條件，就好比強求自己的妻子兒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樣，這就未免太神經質了。有堅定精神的人認為差異應當存在。他們尊重差異。他們的目標是確立一個能容納各種差異的安全世界。美國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堅而不威脅世界和平；法國、日本也是如此。企圖以外部壓力來抑制這類人生態度的成長，對於自己也不相信差異就是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⑪的任何研究者來說，這類想法都是荒謬的。他也無需擔心採取這種立場就會使世界僵死不變。鼓勵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使世界靜止。英國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後有安妮女王時代及維多利亞時代，並未因此喪失其英國性。這正因為英國人一直是英國人，因而能夠在不同世代，承認不同標準和不同民族氣質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