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常說，“義理最難承受”。一個人必須報答“義理”，就像必須報答“義務”一樣。但是，“義理”所要求的義務和“義務”所要求的義務分屬不同的系列。英語中根本找不到與“義理”相當的詞。人類學家從世界文化中所發現的一切奇特的道德義務範疇中，“義理”也是最奇特的一個。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與“孝”是日本和中國共有的道德規範，日本對這兩個概念雖有些改變，但與其他東方各國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某種淵源類似點。“義理”則既與中國儒教無關，也非來自東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獨有的範疇，不瞭解義理就不可能瞭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日本人在談及行為的動機、名譽以及他在本國所遇到的各種麻煩時，都經常要說到“義理”。
在西方人看來，“義理”包含一系列混雜的義務（參閱本書第109—110頁表格）：從報答舊恩直到復仇。難怪日本人不想向西方人解釋“義理”的含義，就連他們自己的辭書也很難對這個詞下定義。有一本日語辭典的釋義（按我的翻譯）是：“正道；人應遵循之道；為免遭世人非議做不願意做的事。”這當然無法使西方人得其要領，但“不願意”一語卻指明：“義理”與“義務”顯然有別。“義務”，不論其對個人要求如何艱巨，至少總是指對其骨肉近親，或者對代表其祖國、其生活方式及其愛國精神的最高統治者所應盡的一系列責任。這種牢固的聯繫是與生俱來的，因而理應履行。儘管“義務”中的某些特定行為也會使人“不願意”，但“義務”的定義中絕不會有“不願意”做的意思。對“義理”的報答則充滿內心的不快。在“義理”的領域中，負恩者的難處是無以復加的。
“義理”有顯然不同的兩類。一類我稱之為“對社會的義理”，按字面解釋就是“報答義理”，亦即向同夥人報恩的義務；另一類我稱之為“對名譽的義理”，大體上類似於德國人的“名譽”，即保持名譽不受任何玷污的責任。“對社會的義理”可以大體描述為履行契約性的關係，它與“義務”的區別在於後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親屬責任。因此，“義理”的範圍包括在法律上的姻親，而“義務”的範圍則只包括直系親屬。岳父、公公稱作“義理”上的父親，岳母、婆婆稱作“義理”上的母親。姻兄弟、姻姐妹也稱作“義理”上的兄弟、姐妹。這一套稱謂既適用於對配偶的親屬，也適用於對親屬的配偶。在日本，婚姻當然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契約關係。對配偶的家庭終身履行契約性義務，就是“履行義理”，其中最沉重的是對安排此項契約的父母的“義理”。年輕的兒媳對婆婆的“義理”尤其沉重，恰如日本人所說，兒媳居住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對岳父的義務要不同一些，但也很可怕。因為岳父有困難時，女婿必須借給錢，還要履行其他契約性義務。如同一位日本人所說：“兒子成人後侍奉自己親生母親是出於愛母之情，這不是‘義理’。”凡是發自內心的行動都不能說是“義理”。對姻親的義務則不能含糊，不論多大代價，必須履行，以免遭受世人譴責，說“此人不懂‘義理’”，這種譴責是令人可怕的。
日本人對姻親義務的態度在“入贅養子”上看得最清楚。他像女人結婚那樣入贅到妻家。一個家庭如果有女無兒，就要為一個女兒擇婿入贅以延續“家名”１。養子要在原戶籍中取消自己的名字，改從岳父的姓氏。他進入妻子的家庭，在“義理”上從屬於岳父母，死後葬入岳父家的墓地。這些和一般婦女結婚完全一樣。為女兒擇婿入贅的原因也許不單是因為自家沒有男孩，常常是為了雙方利益，即所謂“政治聯姻”。有時女家雖然貧窮，但“門第”高貴，男方帶著錢去女家以換取在等級制上提高身份。有時是女方家庭富裕，有力量培養女婿上學，女婿接受這一恩惠，代價是離開自己家庭到妻子家去。有時是女方的父親為了得到一個未來的公司合營者。不管是哪種情況，入贅養子所承受的“義理”都是特別沉重的。因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別人家庭戶籍是件嚴重的事。在封建時代的日本，這就意味著，在戰爭中他必須為養父而作戰，即令殺其生父也在所不辭，以證明自己是新家族的一員。在近代日本，憑入贅養子的“政治聯姻”所造成的強大的“義理”上的約束力，以最沉重的約束，把青年束縛在岳父的事業或養父家的命運上。尤其是在明治時代，這種事情有時對雙方都有利。但社會上對入贅養子一般都非常嫌惡。日本人有句諺語是：“有米三合，絕不入贅。”日本人說這種嫌惡感也是出之於“義理”。如果美國也有這種風俗，美國人嫌惡時會說：“這不是男子漢大丈夫干的”，而日本人卻不這樣說。總之，履行“義理”是件為難的事，是“不願意”做的。因此，“為了義理”這句話，對日本人來說，最能表達那種負擔沉重的人際關係。
不僅對姻親的義務是“義理”，甚至對伯父母和甥侄的義務也屬於同一範疇。對這類比較近親的義務也不列入孝行範疇，這是日本和中國在家族關係方面的一個重大差異。在中國，很多這類親屬，以及比這還遠的親屬也分享共同資源。但在日本，這類親屬則是“義理”關係，亦即“契約上”的關係。日本人指出，救助這類親屬絕非他們曾有何恩，而是為了報答他們的共同祖先的恩。撫養自己的孩子雖也出於同樣的動機，但這卻是一種當然的“義務”；而對遠親的幫助，雖然動機同屬報答共同祖先，卻列入“義理”範疇。當必須幫助這類親屬時，人們就像援助姻親一樣地說：“我是為‘義理’所牽連。”
與對姻親的“義理”相比，大多數日本人更重視的重大傳統“義理”，是武士對主君及其同伴的關係。這種關係是重視名譽的人對其上級及同輩所盡的忠誠。很多傳統文化作品頌揚這種“義理”性的義務，視為武士的德行。在德川氏未統一全國以前的日本，這種德行之重大在人們心目中超過當時的“忠”，即對將軍的義務。在十二世紀，源氏將軍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所庇護的敵對領主，那位大名寫的回信至今保存。他對自己的“義理”受到非難表示強烈憤慨，甚至拒絕以忠的名義背叛“義理”。他寫道：“對於公務，余個人無能為力，但武士重名譽，武士之間的‘義理’乃永恆之真理”，也就是說，它超越將軍的權力。他拒絕對“所尊敬者背信棄義”。２古代日本這種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在歷史故事中廣泛流傳至今，經過潤色，改編為能樂、歌舞伎劇及神樂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關於一位力大無敵的浪人（沒有主君，依靠自己謀生的武士）、十二世紀豪傑弁慶的故事３。他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氣之外，別無可資。他寄身僧院，使僧侶驚恐。他斬殺過往武士，收集刀劍，以籌措封建武士所需行裝。最後，他向一位貌似武藝平常的年輕領主挑戰，卻遇上勁敵，發現這位青年乃是源氏後裔，正策謀為其家族恢復將軍地位。這位青年就是日本人極端崇拜的英雄源義經４。弁慶向義經表示熱誠的“義理”，為義經立下無數功勳。但在最後一次敵眾我寡的戰鬥中，他們被迫率領家臣逃跑。他們化裝成為建立寺院而化緣的僧侶，走遍日本全國。為了避人耳目，弁慶扮裝成領隊，義經則身著同樣服裝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敵方佈置的緝捕，弁慶就拿出編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來念誦以求矇混過關。但在最後時刻，儘管義經衣著卑微，卻無法掩飾其貴族氣質，由此引起敵方懷疑。他們把一行人叫回來。弁慶立即用計，消除敵方對義經的懷疑。他借口一點小事打義經的耳光。敵方卻誤信為真，疑團全消。因為，如果這位和尚真是義經，家臣是絕不敢動手打他的。如此違背“義理”是不可想像的。弁慶的不敬行為挽救了這一行人的性命。到達安全處所之後，弁慶立即跪在義經腳下，請義經賜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這些古老故事講的是“義理”發自內心，未受絲毫嫌惡之念玷污的時代，為近代日本構築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夢想。這些故事告訴他們，在那個時代，“義理”沒有絲毫“不願意”做的因素。如果“義理”與“忠”相衝突，人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堅持“義理”。當時，“義理”是一種人們珍視的直接人際關係，而又具有封建性裝飾。“懂義理”的含義就是終身忠於主君而主君也以誠報答。“報答義理”，就是把生命獻給受其深恩的主君。
這當然是一種幻想。日本封建時代的歷史表明，有許多武士的忠誠被敵方大名所收買。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下章所述，如果主君對家臣有所侮辱，家臣當然可以照例棄職而去，甚至與敵人勾結。日本人對頌揚復仇和頌揚捐軀盡忠，同樣津津樂道。兩者都是“義理”。盡忠是對主君的“義理”，對侮辱進行復仇則是對自身名分的“義理”。在日本，這是一塊盾牌的兩面。
不過，古代關於忠誠的故事，對今日日本人已只是令人興奮的夢想。因為，現在“報答義理”，已經不是對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誠，而是對各類人履行各種義務。今日涉及“義理”的語言充滿了嫌惡之情，常常強調是輿論壓力迫使人們違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他們說：“這門親事完全是出於義理”，“我錄用那個人完全是出於義理”，“我會見他完全出於義理”，如此等等。他們還常常說“受到義理糾纏”，這句話在辭典中譯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這樣做）。他們說“他用義理強迫我”，“他用義理逼我”，這些以及其他類似慣用語的意思都是說，某些人憑藉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講這類話的人做不願意做或不想做的事。在農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層財閥社會裡、在日本內閣，人們都“受義理的強迫”，“為義理所迫”。一個求婚者可以憑借兩家關係深或交易深來強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還有的人也會用同樣的手段取得農民的土地。迫於“義理”的人也覺得不能不答應。他說：“如果不幫助恩人，世人會說我不懂義理。”這些說法都有“不願意”、“只是為了情面”的含義，恰如辭典解釋的那樣：“for 'mere decency's sake”。
“義理”的準則是必須回報，這是嚴格的規定，不是只像摩西十誡那樣一組道德準則。一個人迫於“義理”，有時竟不得不無視正義。他們常說：“為了義理，我不能堅持正義”。而且，“義理”的準則與所謂“愛鄰如己”也毫不相干。它並不要求一個人應當真心主動地對人寬容。他們說，人之所以必須履行“義理”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世人就會說他‘不懂義理’，就會在人前蒙羞受辱。”總之是因為擔心世人輿論而不能不遵行。實際上，“對社會的義理”在英語中常常被譯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從輿論）。在辭典中還把“因為是對社會的義理，只好如此”這句話譯作“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f action”（世人不會承認其他辦法）。
把“義理領域”中的規矩與美國人關於償還借款的規矩進行比較，最有助於理解日本人的態度。美國人對於接到別人信件、接受別人禮品以及獲得適時的勸告等情分，並不認為必須像償還銀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樣嚴格。美國人在金錢交易中，對不能償付者的懲罰就是宣佈他失敗破產，這是十分嚴峻的懲罰。日本人則把不能報答“義理”的人視為破產，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觸都涉及某種“義理”。這就意味著，美國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會涉及義務的那些細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對待；這意味終年在複雜環境中謹小慎微，唯恐有失。
日本人對“社會的義理”的觀念還有一點和美國人借債還賬相似，這就是對“義理”的報答在思想上也是毫釐不爽，等量對待。在這一點上，“義理”和“義務”完全不同。“義務”無止境，不論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報答。“義理”則不是無止境的。在美國人看來，日本人對舊恩的態度幾乎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日本人則不那樣看。我們對日本人的饋贈習慣也感到奇怪，譬如，每年兩度，每個家庭都要包裝一些禮品作為六個月前所受饋贈的答禮；女傭人家裡年年寄東西來作為感謝僱用的謝禮。但是，日本人忌諱比所受饋贈更重的回禮——“賺禮”，認為這是不名譽的事情，會說送禮者是“用小蝦釣大魚”，很不好聽。報答“義理”時也是如此。
只要可能，人們都記錄相互之間的來往，不論是勞務還是物品。在農村，這些記錄有些由村長保管，有些由組５內一個人保管，有些則由家庭或個人保管。送葬時習慣帶“奠儀”。除此之外，親戚還要送各種色布以供製作送葬的幡。近鄰們都來幫忙，女的下廚房，男的制棺、挖墓穴。在須惠村，村長有一本賬簿記錄這些事情。對死者家庭則是一份珍貴的記錄，因為它記錄了鄰居們送了什麼禮，幫了什麼忙，名冊所記名單也是這一家在別家死人時，必須還禮的依據。以上是長期的相互禮尚往來。此外，還有村中葬禮短期的禮尚往來，和一些慶宴一樣。喪主對幫忙製作棺材的人要用飯款待，而幫忙者也要給喪主送些大米以為膳食之資。這些大米也載入村長記錄。舉行慶祝宴會時，客人們也大都要帶來一些米酒，作為宴會飲料。無論出生或死亡，還是插秧、蓋房、聯歡會，“義理”的交換都要仔細記錄下來，以備日後回報。
關於“義理”，日本人還有一點與西方借債還賬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報，就會像利息那樣增長。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敘述過他與一位日本製造商的交涉經過，這位商人曾給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費，讓他去收集野口英世６的傳記資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國撰寫傳記，定稿後寄給日本，卻既沒有收到回執，也沒有收到來信。博士自然擔心：是不是書中有些地方觸怒了這位日本人。他發出了好幾封信，仍然沒有回音。幾年之後，這位製造商給博士打來電話說他正在美國。不久，他帶著幾十棵日本櫻花樹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訪。這份禮品實在可觀。這就是因為回報延誤太久，必須送厚禮。這位日本人對埃克斯坦博士說：“您當時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報吧！”迫於“義理”的人往往因時間拖長而償付加重。例如，某人向一位小商人求援，因為他是這位商人童年時代的老師的侄子。而這位學生在年輕時無法報答老師，他在“義理”上的負債就在流逝的歲月中逐漸增加。於是，這位商人就“不得不”答應幫忙，以償還對老師的這筆欠債，“以免遭世人非議”。
註釋：
１家名：即家族之姓氏。——譯者
２見Kanichi Asakawa: Documents of Iriki（朝河貫一：《入來院文書》），1929。
３弁慶（？一1189）：鐮倉初期僧人，源義經的忠臣，武勇超群，戰功顯著。傳說“衣川之戰”中以死殉源義經。——譯者
４源義經（1159—1189）：日本中世紀著名武將。源賴朝異母弟，號源九郎。在源（源賴朝）平（平氏集團）爭霸戰爭中戰功顯著。後與賴朝矛盾，舉兵，兵敗自殺。其故事日本家喻戶曉，被視為悲劇英雄。近年，日本NHK改編為長篇電視劇。——譯者
５原文為“Work-party”，可能譯自日文的“結”（有的地方叫“契約”、“同業”），指農村插秧、蓋房、冠婚葬祭等繁忙時的換工互助及由這類關係結成的集體。——日譯者
６野口英世（1876—1928）：細菌學者、醫學、理學博士。福島縣農家子，在醫學實踐中自學成才。1900年赴美國。初以研究毒蛇引起重視。1904年進入洛克菲勒研究所，1911年培育梅毒菌苗成功，聞名世界。後研究黃熱病病原體被感染，死於美國。其家鄉耶麻郡翁島村建有紀念館。日元新幣印有野口頭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