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有充分理由對其戰勝以來在管理日本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國的政策是8月29日通過電台發佈的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的聯合指令，並由麥克阿瑟元帥卓越地付諸實施。但是，引以自豪的理由卻往往被美國報刊、電台中的黨派性讚揚或批評而弄得曖昧不明，很少有對日本文化有充分瞭解者足以明確某項既定政策的恰當與否。
日本投降時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佔領的性質。戰勝國是應該利用現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還是應該把它廢棄？是否應在美國軍政府官員指揮下管理每個縣市的行政？對意大利和德國的佔領方式是在每個地區設立A. M. G. （盟軍軍政府）總部，作為戰鬥部隊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權掌握在盟軍行政官員手中。戰勝日本時，太平洋區域的A. M. G. 官員仍然預計日本也將建立這種統治體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還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職責。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說：“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之地點必須佔領，以確保吾人於茲所示之根本目標”，以及必須永久排除“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
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向麥克阿瑟將軍１發出的指令，對上述各節作出了重大決定，並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將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進滿足美利堅合眾國之目標，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日本國政府將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被允許就內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麥克阿瑟的對日管理與盟軍對德或對意的管理有相當大的區別。它純粹是一個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級官僚機構。最高司令部的通告發給日本帝國政府，而不是發給日本國民，或某些縣市的居民。它的任務是規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不可能實施，則可提出辭職，但如果他的建議正確，也可以修改指令。
這種管理方式是一種大膽的措施。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一政策的好處十分明顯。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２所說：“利用日本國政府這種佔領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國政府可資利用，我們勢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七千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複雜機構。他們的語言、習慣、態度與我們都不同。通過淨化並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節省了時間、人力和物力。換言之，我們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我們只是提供具體指導。”
當這一指令在華盛頓制定之時，許多美國人仍在擔心日本人也許會採取倨傲和敵對態度，一個怒目而視、伺機報復的民族將消極抵制一切和平計劃。後來證明這些擔憂並未成為事實。其原因主要在於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於有關戰敗民族和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的政策。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政策是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的象徵，促使他們實行新的國策，而他們能夠如此接受，恰在於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
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媾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如其分，恰足以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普魯士的權威主義不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制定某種媾和條件。明智的媾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德國人不像日本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歷史欠恩，他們努力奮鬥，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佔據高位的人一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強迫別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期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見到。日本的孩子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乃是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絕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判斷面前成為一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練習”，“為了訓練”，也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的對象，乃是等級制和正確處世待人的超人格象徵。
兒童早期在同父親接觸中學到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制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在等級制中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並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作。黑龍會３式的超國粹團體的一位領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最確切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面。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它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４換句話說，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而擺動。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求專制權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動都顯示對象徵性地位的忠誠的姿態，這個象徵性地位則經常不行使實權。日本人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面具的權力的泉源時，他們就認為它是剝削，是與他們的制度不相稱的，如同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由於日本人這樣觀察他們的社會，因此，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而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像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復古”，即回到過去。他們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於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的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但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５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就把國民作為自己的意志。這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講的民主政治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
對民主做如此解釋，在美國讀者看來，簡直毫無意義。但是，在這種復古解說的基礎上，日本無疑將比立足於西方意識形態更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當然，日本將試行西方民主政治體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像在美國那樣，並不能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資信賴的工具。普選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雖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困難。當這些困難持續下去時，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所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那時，美國人將憤然宣稱這場戰爭白打了。我們相信我們的辦法是最好的。但是，充其量而言，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過程中至多只能佔次要地位。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日本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當時所記述的那些傳統困難今後還會重複。
在犧牲了許多生命的激烈選舉戰中，確實絲毫不存在個人的仇恨。議會中的激烈論戰，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驚愕，但它很少屬於個人之間的對抗。政爭並非真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鬥爭，而是藩閥之間、黨派之間利害的鬥爭。而且，每一個藩閥或黨派的熱誠追隨者對新的政治只理解為新的戰爭——一種忠於領袖利益的鬥爭。６
在較近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選舉中，農村人投票之前總是說：“洗好腦袋準備砍頭。”這句話把選舉戰比做過去有特權的武士對平民的攻擊。直至今日，日本選舉所包含的意義與美國仍然不同，不論日本是否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情況都是如此。
日本賴以重新建設一個和平國家的真正力量在於日本人敢於承認他們過去的行動方針“失敗了”，從而把精力轉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種善變的倫理。他們曾試圖通過戰爭贏得它在世界上的“適當地位”，結果失敗了。於是，他們就可以拋棄這種方針。因為他們以往所接受的訓練使他們能夠改變方向。懷抱更加絕對性倫理觀的民族總是相信自己是在為原則而戰，他們在向勝利者投降時會說：“我們失敗了，正義也就不存在了。”他們的自尊心要求繼續努力使“正義”在下次獲勝。或者，他們承認自己犯了罪，進行懺悔。日本人則不是這樣。投降後的第五天，當時美軍尚無一兵一卒登陸，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即已著文評論戰敗及其所帶來的政治變化。它說：“然而，這對最終解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這篇社論強調說，每個人時刻都不要忘記日本徹底地失敗了。既然企圖單憑武力來建設日本的努力已徹底失敗，今後就必須走和平國家的道路。另一家東京大報《朝日新聞》也在同一星期發表文章，認為日本近年來“過分相信軍事力量”是日本國內外政策中的“重大錯誤”，說“過去的態度使我們幾乎一無所獲而損失慘重，我們必須拋棄它採取扎根於國際協調與愛好和平的新態度”。
西方人認為這種轉變是原則性的轉變，因而心懷疑慮。但這卻是日本人為人處世的完整的組成部分，在人際關係上是這樣，在國際關係上也是這樣。日本人採取某種行動方針而未能達到其目標時，便認為是犯了“錯誤”。如果失敗，他們就把它作為失敗的方針而予以拋棄，因為，他們沒有必要固守失敗的方針。日本人常說：“咬自己肚臍也沒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們普遍認為軍國主義是爭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一種靠武力獵取的崇拜。他們忍受了這一綱領所要求的一切犧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聖的發言者天皇向他們宣佈日本已經失敗。他們接受了戰敗所包括的一切。這意味著美軍要佔領日本，於是他們歡迎美軍；這意味著皇國侵略企圖的失敗，於是他們主動考慮制定一部摒棄戰爭的憲法。日本投降後的第十天，《讀賣報知》以《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起步》為題發表社論，其中寫道：“我們必須堅定地相信，軍事的失敗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兩回事，應當把軍事失敗作為一種動力。……因為，只有這種全民族失敗的慘重犧牲，才能使日本國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觀而如實地觀察事物。過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應通過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冷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這就是說，他們曾試行一種行動方針而失敗了，現在，他們將試行一種和平的處世藝術。日本各家報紙的社論都反覆強調：“日本必須在世界各國中得到尊重。”日本國民的責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礎上贏得別人的尊重。
這些報紙的社論不單是少數知識分子階層的心聲。東京街頭及僻遠寒村的一般民眾也同樣在大轉變。美國佔領軍簡直不相信如此友好的國民就是曾經發誓要用竹槍死戰到底的國民。日本人的倫理中包含的許多東西是美國人所排斥的，但是，美國佔領日本期間的經驗雄辯地證明，異質的倫理也包含有許多值得讚揚的方面。
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國對日管理，承認了日本人改變航程的能力。它沒有採用令人屈辱的手段來阻礙這一進程。按照西方的倫理，把屈辱手段強加給日本，在文化上也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根據西方的倫理信條，侮辱和刑罰是使做過壞事的人認識其罪孽的有效的社會手段。這種自我認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對此則看法不同。按照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過錯所產生的自然後果會使他確認不再這樣去做。這些自然後果也可能包括總體戰的失敗。但是，日本人對這些情況並不視為屈辱而憎惡。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某人或某國對他人或他國進行侮辱，就採用誹謗、嘲笑、鄙視、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譽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認為受到侮辱，那麼復仇就是一種道德。儘管西方的倫理如何強烈譴責日本這種信條，美國佔領的有效性卻取決於在這一點上的自制。因為，日本人非常憎惡嘲笑，認為這與投降而帶來的必然後果，包括解除軍備、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戰勝過一個強國。在敵國最終投降，而且日本認為它並未嘲笑過日本時，日本作為戰勝者，曾謹慎地避免侮辱失敗的敵人。1905年俄軍在旅順口投降時，有一張日本婦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區別只是軍服不同，俄國軍人並沒有解除武器，依然佩帶著軍刀。據日本人流傳的著名故事說，當俄軍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條件時，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譯帶著食品來到俄軍司令部。當時，“除了斯提塞爾將軍的坐騎以外，所有軍馬已全被宰殺吃掉。因此，日本人帶來的五十隻雞和一百個生雞蛋受到了由衷的歡迎”。次日，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如約會見。“兩位將軍握手，斯提塞爾將軍讚揚日本軍隊的英勇……乃木將軍則稱頌俄軍長期的堅強防禦。斯提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這次戰爭中失去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提塞爾將軍把自己心愛的阿拉伯種白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雖然極其希望從閣下手中得到這匹馬，卻必須首先獻給天皇陛下。他相信這匹馬一定會下賜給他。他許諾，如果那樣，他一定要像愛護自己的愛馬那樣加意愛護它。”７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為斯提塞爾將軍的愛馬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馬廄。據描述，它比乃木將軍自己的住房還要講究，將軍死後，成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說，日本人自上次俄國投降後性格已完全改變，比如，他們佔領菲律賓期間肆意破壞和殘暴是世界周知的。不過，對於像日本這樣極易隨著情況而改變道德標準的民族而言，上述結論未必是必然的。首先，敵軍在巴丹戰役之後並沒有投降，只是局部地區投降。後來，菲律賓的日軍雖然投降，日本仍在戰鬥。第二，日本人從未認為俄國人在本世紀初曾經“侮辱”過他們。與此相反，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幾乎都認為美國的政策是“蔑視日本”，或者用他們的話說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們對排日的移民法、對美國在樸茨茅斯和約及第二次裁軍條約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這樣反應的。美國在遠東經濟中影響的擴大以及我們對世界上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態度也促使日本人採取了同樣的反應。因此，日本對俄國的勝利和日本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顯示了日本人行為的明顯對立的兩面性格：受過侮辱時是一面，否則是另一面。
美國取得最後勝利使日本人所處的環境再次發生了變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樣，他們的最終失敗使他們放棄了前此所採取的方針。日本人這種獨特的倫理觀，使他們能夠自行滌除積垢。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對日管理沒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屈辱。他們只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看來僅屬於接受戰敗“當然結果”的事情，這種做法顯然奏了效。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件事處理得很好。天皇先訪問麥克阿瑟將軍８，而不是麥克阿瑟將軍先訪問天皇，這件事給日本人上了一次生動的課，其意義是西方人難以估計的。據說，在建議天皇否認神格時，天皇曾提出異議，說讓他拋棄他本來就沒有的東西，感到很為難。他真誠地說，日本人並未把他看做西方意義上的神。但是麥克阿瑟司令部勸他說，西方人關於天皇仍在堅持神格的想法將影響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強忍這種為難，同意發表否認神格的聲明。９天皇在元旦發表了聲明，並要求把世界各國對此事的評論全部譯給他看。讀了這些論評後，天皇致函麥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滿意。外國人在此以前顯然不理解，天皇對發表聲明一事感到高興。
美國的政策還允許日本人得到了某種滿足。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聯合指令上明確寫道：“對於在民主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勞動、工業、農業諸團體，應鼓勵其發展並提供便利。”日本工人在許多產業中組織起來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積極活動的農民組合也重新抬頭。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他們能夠主動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這就是日本在這次戰爭後果中有所收穫的證明。美國一位特派記者告訴我，東京一位參加罷工者盯著美國士兵喜氣洋洋地說：“日本‘勝利’了！是嗎？”今天日本的罷工與戰前日本的農民起義很相似，那時農民請願常因年貢、賦役過重，妨礙正常生產。它們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不是企圖變革制度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罷工並沒有降低生產。罷工者喜歡採取的辦法是由工人“佔領工廠，繼續工作，增加生產，使經營者丟臉。在三井系統一家煤礦中，‘罷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員全部趕出礦井，把日產量從250噸提高到620噸。足尾銅礦的工人在‘罷工’中也增加了生產，並把工資提高了兩倍”。十
當然，不論管理政策如何具有好意，戰敗國的行政總是困難的。在日本，糧食、住宅、國民再教育等問題必然很尖銳。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員，問題勢必同樣尖銳。軍隊復員是美國當局在戰爭結束前非常擔憂的一個大問題，由於保留了日本官員，這個問題的威脅顯然減輕了，但也並不容易解決。日本人深知這種困難。去年秋天，日本報紙以同情的語氣講到，對於那些歷盡艱辛而戰敗的日本士兵，戰敗這杯苦酒該是多麼難喝。報紙請求他們不要因此而影響自己的“判斷”。一般地說，遣返軍人表現了相當正確的“判斷”，但失業和戰敗也使其中一些人參加了追逐國家主義目標的舊式秘密結社。他們動輒對他們現在的地位感到憤慨。日本人已不再賦予他們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以前，傷殘軍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見時都要行禮。入伍時村裡要開歡送會，退伍要開歡迎會，款以美酒佳餚，伴以美女歌舞，士兵坐在首席。如今復員軍人根本得不到那種優厚待遇。只有家裡人安置他們，如此而已。在許多城市和村鎮，他們受到冷遇。瞭解了這種驟然變化對日本人是多麼苦痛，你就不難想像，這些軍人多麼喜歡與舊日同夥相聚，緬懷過去那種日本名譽寄托給軍人的時代了。而且，他的戰友中可能有人告訴他，有些幸運的日本軍人已經在爪哇、山西、滿洲與盟軍作戰。他們會說：為什麼要絕望？他將再度打仗！國家主義的秘密結社在日本早就存在。這些團體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復仇宿願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極可能參加這種秘密團體。這類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⑪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對名分的義理”，是允許使用的。為了消滅這種暴力，今後若干年內，日本政府還必須繼續以往長時期的努力，即強調“義務”，而貶抑對名分的“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