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出版後在日本反響很大。1949年4月，《知性》雜誌組織五位學者進行座談（鶴見和子、川島武宜、幼方直吉、磯田進、飯塚浩二）。1950年5月，《民族學研究》發表了五位學者的長篇評論（川島武宜、南博、有賀喜左衛門、和辻哲郎、柳田國男）。1951年5月，《展望》雜誌又發表了津田左右吉長達20頁的評論。有些學者評價很高（當然也有批評和質疑），以川島武宜１為代表。有些學者則有根本性的質疑或商榷，以和辻哲郎２、津田左右吉３為代表。下面簡介這三位學者評論文章的要點。
川島武宜文章的標題是《評價與批判》４。文章一再指出：此書著者從未到過日本，卻搜集了如此大量平凡而又重要的事實材料，生動地描繪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引導出基本的、總體來看又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各種特徵，儘管觀察難免有誤解，分析難免不充分，總的來說，其學識能力“令人歎服”。他反問：“日本學者對美國寫出過這樣的書嗎？”他認為：這本書“把日本人的醜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們進行深刻的反省”。“戰爭期間的日本，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傳統等等，像放在顯微鏡下一樣，無比清晰地呈現出來”。這本書和一些外國人研究日本的書更能刺到“痛處”。“希望所有日本人都閱讀一下這本書”，“與任何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恐怕都更加盲目接受自己的傳統和思維方式，並以之為準來判斷事物。這就是我們所受過的教育。這本書會使我們的反省受到莫大的刺激。”
川島還指出：魯思能夠寫出這樣的書，與美國的政治文化環境分不開。當時日本是美國的敵國，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征服、佔領、統治日本。即使如此，美國和那些徒知強迫研究人員像小孩子一樣、以謾罵敵國為能事的國家不同，對戰時的敵國也切實進行科學的、原汁原味的分析。
川島認為：此書第1章是方法論。第3、第5-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各章分論等級制（Hierarchy）、恩、義理、名譽、人情、道德、修養、兒童教育。第2、第4、第13章不太重要。
在方法論方面，川島認為：一般地說，英美兩國社會科學偏重實證，日本則思辨傾向較重、不太重視實證和資料。然而，魯思這本書不僅資料豐富，其優點更在於理論分析。社會學論著往往重視各種現象的量的分析，這本書則重視研究社會結構及其功能、重視文化的整體及其各種內在聯繫。川島認為：“這正是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於研究“異質的、充滿未知數的文化現象”來說，正如魯思所強調的，尤其要採用這種研究方法。川島還認為，日本人研究日本也應當重視這種研究方法，亦即，與“量的分析”相比，要更加重視“質的研究”。
唯其如此，川島讚賞此書首重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礎——等級制（按：原著是Hierarchy，通譯“等級制”。日譯本譯作“階層制”。川島未採用日譯，用的是Hierarchy）。此書細緻分析了支撐等級制的一整套煩瑣的社會規則，並指明：日本的等級制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終規定人們行動和思維方式的則是等級制。對這種分析，川島在總體肯定的同時，也指出一些誤解：一，日本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佃農、日工、漁民以及城市小市民的家族制度並不那麼威嚴。二，說“鄰組”在當時農村已不發揮作用，這與事實不符。鄰保組織一直是“日本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三，說日本軍隊內部廢除了“敬語”，以及軍隊不講門第、發揮了平等作用等等也與事實不符。
川島認為：關於“恩”的第5、第6兩章最下工夫、寫得最好。日本的社會結合，本質上是人身依附或統治服從關係，這已是公認的常識。問題在於：這種關係是靠什麼樣的規範體系和意識來確立和維持的？對此，以往論述不多。川島認為是靠兩個原理：其一是“恩”的原理，其二是“家”的原理。此書既講了“家”，更抓住“恩”（第5、第6章）和“義理”（第7章），深入論述。對“這種敏銳的分析”，川島認為“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
對其他各章（關於“人情”、“道德的困境”、“修養”、“兒童學習”等），川島也都加以讚許，認為日本人會“很感興趣”，“足以發人深省”。（例如，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教育，要求終生拳拳服膺，視之為“最高的道德”、“道德的最高理想”的“誠”，在美國或其他民族心目中竟只是“宗教狂對自身教義的狂熱”！）同時也都指出某些誤解或分析不充分、不確切之處，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全書的方法論上，川島在總體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兩個重要缺點：一，缺乏歷史的分析。日本是變化中的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封建性的和市民社會性的、日本式的和西洋式的，往往疊現在一張照片上，相互影響、相互放射。此書著者好幾處提到日本人行為、思考方式或“模式”的“矛盾”，感到難以索解。其實，如果能從歷史方面進行分析，也許就可迎刃而解。二，著者這本書把“日本人”作為一個總體來考察。這是必要的。但不可忽視，日本人中有階層、職業、地區、知識水平等各種具體差異。美國人研究日本，先把日本人看做一個整體，從研究順序來說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這裡。應當進一步深入分析。從當前日本來說，尤其應當重視研究日本內部各種“力”，特別是保守的“力”和要求進行民主主義變革的“力”的“力學關係”。川島說，他曾指盼本尼迪克特夫人親身前來日本，為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和重建日本進行研究，但令人遺憾，她已離開人間。
和辻哲郎的評論採取寫信商榷的方式。信是寫給文化人類學者石田英一郎５的。發表時的標題是：《對科學價值的疑問》。信中說：他年事已高（按：時年60歲），本無意閱讀此書。石田先生向他推薦此書，說“細節雖有謬誤，總的來說頗有足以促使我等反省的卓見”。但他讀後，感覺此書不像一本學術性著作，希望石田先生告訴他：此書學術價值何在？
他說：他這種感覺不僅在於此書所用資料有不少謬誤或誤解（這雖然也是問題，但對外國人研究日本理應寬容），而是認為：書中所據資料難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結論。著者應該考慮到：別人可以舉出同樣多的資料做出相反的結論。他說：如果把考察、研究的範圍明確限定為“日本軍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俘虜的思考方式”，也許還有些學術價值。但著者卻說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文化的模式”，這就成了以局部概括全體，根據局部事實做出總體結論。
例如，此書開篇寫道：“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顯然是不存在的”，並以此作為瞭解“日本人”的人生觀或信念的資料。和辻認為：這裡的所謂“日本人”，都應改為“部分日本軍人”。此書所論只是“日本軍人的模式”、“日本國粹軍人的模式”，不能說是“日本文化的模式”。他還說：日本軍人中違犯戰爭慣例者也是少數暴虐不法分子，這類行為也被視為暴虐不法行為。對於這類行為，不論是南京大屠殺或虐待俘虜，軍部都極力隱瞞，不讓國民知道真相。這就證明：大多數日本人，乃至軍部自身，是把這類行為看做違犯戰爭慣例，怕引起國民非難，否則何必隱瞞？至於日本人不敢批判軍部，這是另外的重大問題。不能因此就認為大多數日本人是容許暴虐行為，是共犯者。日俄戰爭中日軍統帥乃木希典對投降的俄軍統帥待之以禮，這件事成為美談，被編入教科書。和辻本人當時是中學生，曾與同學自發地慰問俄軍俘虜。這說明，虐待俘虜是不符合當時日本人的道德觀念的。
又如，不投降主義，他指出：日本歷史上並沒有這種傳統觀念。明治時期軍歌中，士兵們讚美有“智勇兼備之風”的熊谷直實，就是一名降將（先參加討伐、後投降源賴朝）。投降不是好事，日本人這樣看，西洋人也如此。這裡的問題是：一部分軍人狂熱鼓吹“不投降主義”、強令部下不准投降，這能否說成“日本人的人生觀”或“日本人的信念”？戰場上寧死不降的亢奮心理是有的，但不能把這類心理誇張地說成“人生觀”或“關乎道義的信念”。武士當中，“即使有把這種心理當做人生觀的武士，也被鄙視為‘豬武士’（魯莽蠻勇的武士）。十幾年來（指日本法西斯統治時期），這類豬武士把持了（當時的歷史）舞台，即便如此，由此就說這是‘日本文化的模式’，這種獨斷恐怕和豬武士的獨斷也沒有什麼不同吧”。
再如，“精神力量戰勝物質力量”這類標語口號，能把這類標語口號看做日本人的特性嗎？查查“滿洲事變”（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十幾年前的日本報刊，這類標語是看不到的，反而是“唯物史觀”幾乎占主導地位。這類標語口號是軍部勢力支持青年軍官奪取支配權之後出現的，是“軍部的思考模式”。軍部專制時代，到處流行這類強制性標語口號。武器彈藥不足，就鼓吹精神戰勝物質。糧食、燃料不足，就動員民眾做體操以忍耐饑寒。如果據此就說“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認為體操可以代替暖房和糧食，這種說法只能令人愕然。
關於“八紘一宇”、“各得其所”，和辻指出：日本的戰爭領導者用這種標語口號推行侵略主義，這是事實。但大多數日本人並不懂得這類古語，有的校長甚至因為讀錯了“紘”字而受到批評。人們大都把這類標語口號當做軍部的壓力來對待。說這類標語口號是“日本文化模式”的核心、日本“階層制”的體現，這種說法是非常獨斷的。“八紘一宇”，我這樣的人最初也不懂，查了《日本書紀》的注，原意是指日本國內一家，“四海同胞”，與國外毫無關係。“各得其所”，大概出自《論語》中的“雅頌各得其所”，原意無非是各自發揮各自的價值。軍部用這些話作標語口號，推行侵略主義。但不能說“四海同胞”就是侵略主義。這裡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這類標語口號能夠如此猖狂流行？日本人為什麼不能抑制這些右翼暴亂者？這些右翼暴亂者為什麼會使議會軟弱無力，並佔領了報道機構？這樣研究才是重要的。
關於“階層制”（指Hierarchy），和辻認為：現代日本保存了很多古代的東西，這就是“日本文化的重層性”。把這些東西作為“封建時代的遺習”來研究，還有些學術價值。但此書反覆強調“日本人”“對階層制的信賴”，說日本人“在階層制中安於自己的適當位置”。和辻認為：這種觀念已是遙遠的過去。一百年前出生的他祖父那一代人，確實抱有這種觀念。他父輩一代就很少有人這樣了。他本人這一代，從青少年就矢志追求成功、追求更高的地位。
關於日本的“家”，和辻認為，此書所描繪的那種日本“舊式家庭”，在他接觸以外的各處可能不少，但這類家庭早在明治時代已經被打上“舊式”的烙印。把這種舊式家庭當做“現代日本的家庭”，讓他這個在日本生活了六十年的人只能目瞪口呆。他所接觸到的是，青年們大都按自己的意志選擇職業和婚姻，如果出現矛盾，多半是父母讓步。
關於“義理”、“人情”，石田先生曾希望他給予評論。和辻則認為：這個問題和以上各點密不可分，難以置評。
津田左右吉文章的標題是：《菊與刀之國——關於外國人的日本研究》。他首先對著者的意圖和方法論表示理解。概括地說，此書認為：“日本人在什麼場合會如何行動、性格如何表現、心理狀況如何以及成為這些之基礎的道德觀和人生觀等等，都可從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來瞭解的。”“生活方式、對生活的看法或觀察生活焦點時的聚焦方式，各個民族是不一樣的。”日本人和美國人在這些方面是不一樣的。因此，對日本人，要研究其特性。“同屬某個民族的各個人、各種行動之間具有某些體系性的關係，由此形成某些‘模式’。”津田說：這就是他所理解的，此書作為文化人類學進行研究的“方法論”和“根本的假定”。
津田首先提出的是資料問題。他說：“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雖可“一言概之”，實則“包含各種異質的東西”。全體而言，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幾經變化，明治以後變化之巨更是前所未有。具體而言，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因地位、職業、教育、知識水平等等，諸多差異，不容忽視。就思想而言，或儒，或佛，或近代西洋各種思想。如此複雜，如何考察？其難度恐難以克服。津田認為：“文化人類學總要求對各式各樣的生活上的現象作出統一的解釋”，這種研究方法用之於歷史不長，例如太平洋諸島未開化民族尚可，用之於研究歷史悠久、高度文明、文化複雜的現代日本，就出現了困難。
津田對此書著者在美國研究日本表示尊重，認為著者的心地是誠實的，對日本這個敵國國民的觀察是力求公平的。書中頗有一些確切的觀察，例如，說日本人不指盼革命、認為所謂“革命”不過是權力更替；說日本的“百姓一揆”（日本農民鬥爭）、階級鬥爭也不是要求變革制度；說日本的天皇雖然被當做“神”，但實際這種意義不大等等。然而，由於時間短促（集中研究時間不過兩年）、有特殊目的（要完成任務）、有關日本的知識相當缺乏等等，結果做出相當性急的判斷。又由於著者身在彼岸，所用資料局限於英文論著或英譯的日本著作、小說、傳說故事、戰時宣傳的電影。即使直接接觸在美國的日本人，也應當考慮這些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知識的性質、思想傾向、記載的真實程度。總之，津田認為：學術著作對於所收集的資料，不能沒有審查和批判。
津田針對此書所論闡述了許多自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天皇和日本的“階層制”（Hierarchy）問題。認為此書：“把天皇置於階層的頂端，這種看法不妥。”“階層制”並不能確切說明江戶時代的身份制，更難以概括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各種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諸如天皇、華族、官僚、軍隊、議會、企業、民眾、知識階層，以及其中的上下級、官階、地位、主僕、師徒、特殊社會的頭領和弟兄等等。認為：“日本的天皇從來就沒有被認為是宗教意義上的神聖存在”，“從來就不是權力把持者，而是作為國家、國民的、精神的統一象徵保持其地位、發揮其作用的”，“‘象徵’這個詞，過去雖然沒有，卻最能表達天皇地位的本質”等等。
他也認為，把“萬邦各得其所”說成在全世界建立以日本為最高統治的“階層制”秩序，這是軍部勢力在戰時的誇大宣傳。把這種說法看做“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是滑稽的。他也否認“日本人眼中沒有戰時慣例”的說法。
他認為，此書把“恩”比做債務是奇怪的。他承認日本人的道德觀確實有缺點，但認為此書說日本人道德的根本只是出自“恥感”和迫於外力、日本人沒有與“惡”作鬥爭的觀念等等，恐怕是出自基督教立場。用“荒魂”、“和魂”的古代思想來證明日本人沒有“惡”的觀念，認為現代日本人也具有“四十七士物語”中的思想，都是不妥的。他還認為：此書是在戰時所寫，容易把戰時日本“軍部的行動或宣傳看做是日本人的要求或日本人的思想”，把日本人說成好戰民族。
此書把日本俚諺和日常用語作為資料，津田表示首肯，但也指出其解釋未必都確切。關於“菊與刀”這個書名，津田說：明治以後，“刀”也被作為一種藝術品，此書則仍看做“好戰的象徵”；至於“菊”之美，遠不止於此書所描述的栽培技術，尤在於日本人對自然、秋色、菊姿、菊香的深度美感，這也是著者未能體會的。
津田所論，篇幅既長，也比較複雜，僅略示頭緒如上。
近年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研究和評論，已知目錄有：C. 道格拉斯·拉米斯（C. Douglas Lummis）著、加地永都子譯：《內部的外國——〈菊與刀〉再考察》（《內外國 菊刀再考》），時事通信社，1992年第8版（1981年第1版）；南博《日本人論—明治今日》，巖波書店，1994年初版、1997年第7版；森貞彥：《〈菊與刀〉再發見》，東京圖書出版會，2002年初版等。６
綜觀各種評論，大體可以說：從社會學、文化人類學角度評論者對此書評價很高，從哲學、歷史學角度評論者則有根本性的質疑或困惑。撇開具體問題不說，就根本性質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文化人類學這個新興學科的看法問題。實際情況表明：隨著全球代的進展，民族、文化問題日益突出，文化人類學日益發展。《菊與刀》這本書也一直暢銷。在日本，有統計說：這本書的日譯本自1948年出版後至1996年，四十八年間重印超過100次，印數超過230萬冊７，如按日本人口平均，四十多人就擁有一冊。在美國，《領袖週刊》有文章把這本書列為領袖必讀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讀讀《菊與刀》，瞭解一下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評論，對我們進一步研究日本，乃至提高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應該有好處吧。
註釋：
１川島武宜（1909-1992）：日本法學者，法律社會學、法律文化學奠基人。著有《日本社會的家族性構成》、《日本人的法意識》、《現代化與法》、《法律社會學講座》等。有《著作集》11卷。
２和辻哲郎（1889-1962）：日本著名哲學家、思想史家。京都帝大、東京帝大教授。著有《日本古代文化》、《日本精神史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義》、《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作為人學的倫理學》、《倫理學》、《日本倫理思想史》、《風土》等。有《全集》20卷。
３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歷史學家。多年師事白鳥庫吉並在其主持的滿鐵“滿鮮史地調查部”研究中國和朝鮮的歷史地理。1939年後在東京帝大、早稻田大學等校任教，主講日本神代史等。1940—1942年以“冒犯皇室尊嚴”被起訴並判處有罪，1944年被免訴。著有《朝鮮歷史地理》（有商務印書館中譯本）、《古代滿鮮關係研究》、《中國道家思想研究》、《儒教的研究》、《古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日本的神道》（商務印書館中譯本即出）、《神代史研究》、《古事記》、《日本書紀研究》、《日本國民思想研究》、《歷史學與歷史教育》等。有《全集》3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