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都憎惡「邏輯的必要」那個名詞，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無所謂邏輯的必要。中國人對於邏輯的不信任，起點於不信任字眼，進而懼怕界說，最後則對一切系說、一切假說表示天性的憎恨。因為使哲學派成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說和系說的罪惡。哲學的腐化起於對字眼的偏見。中國作家龔定庵說，聖人不說話，有能為的人才說話，愚人才會做辯論——其實龔氏本人就是一個最好做辯論的人，但他仍說這句話。
因為這就是哲學的悲慘經過：即哲學家不幸都是好說話的人，而不是肯守緘默的人。所有的哲學家都喜歡聽他自己的語聲。即如老子，他雖是第一個指點給我們知道「大塊」是無言的，但他自己在出函谷關去隱居深山、樂享餘年之前，仍免不了聽從人勸，遺留下傳諸後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這類天才哲學言談家的就是孔子遊遍「七十二國」以說諸國之君；又如蘇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來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問他幾句話，以便他自己可以發生聰明的意見給自己聽。所以「聖人不多言」這句話乃是相對的說法。不過聖人和才子之間仍有一種區別，因為聖人談到生活都是以親身的閱歷為中心，才子則只知道研究解釋聖人的說話，而笨人更是只知道將才子的說話咬文嚼字地辯論。在希臘的修辭學家當中，我們可以看見這種專以咬文嚼字為尚的純粹談論家。哲學本是一種對智慧的愛好，已變成了對字句的愛好，等到修辭學的風尚漸漸滋長，哲學便和生活越離越遠了。等到後來，哲學家竟專顧多用字眼，多用長的句子；短短的警語多變成了長句，句子變成了論據，論據變成了專書，專書變成了長篇大論，長篇大論變成了語言學的研究；他們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所用字眼的界說，並將它們歸類，他們需要更多的派別以區別和隔離已經設立的派別。這個程序接連不斷地進行著，直到對於生活的直接切己的感覺或知悉完全喪失，致使外行竟敢於詰問：「你在那裡說些什麼？」同時，在後來的思想歷史中，少數幾個對生活本身感覺到直接撞擊的獨立思想家——如歌德、薩繆爾·約翰遜、愛默生、威廉·詹姆斯——都拒絕在談論家的胡言亂語中發言，並始終極固執地反對歸類的精神。因為他們是聰明的，他們替我們維持著哲學的真意義，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許多情形中，他們都拋棄了論據，回向警語。一個人在喪失了說出警語的能力時，方去寫長篇；而他在論證之中依舊不能明白發表他的意思時，方去著作一本專書。
人的愛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愛好界說乃是第二步。他越從事於分析，他越需要界說，他越加定界說，他越是趨向一個不可能的邏輯的完美境界，因為企求邏輯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跡象。因為字句是我們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說的企圖乃是完全可嘉的，於是蘇格拉底在歐洲創始了一個定界說狂。其危險在於我們意識到曾由我們定其界說的字眼時，便不能不將用以定界說的字眼也定出它們的界說來，因此，其結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說的字眼以外，我們又有了專用以定別的字眼的界說的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說這樁事便成了我們的哲學家的主要成見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閒的字眼之間顯然有一種分別，前者在我們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盡它們的責任，而後者只存在於哲學家的研究團體中。此外蘇格拉底和弗蘭西斯·培根的界說和現代大教授的界說之間，也是有著一種分別的。莎士比亞對生活有著最切己的感覺，但他也居然能從容地過去，並沒有做什麼定界說的企圖，也可說是因為他沒有做定界說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著一種別個作家所缺少的「實體」，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滿著一種現代所缺少的人類悲劇的意味和堂皇的氣概。我們無從將他的文字限制到某一個動作效能的範圍之內，正如我們無從將他的文字限制到一個對婦女的特別觀念裡邊。因為它們都在有了定界說的性質時方使我們的思想僵硬，因而剝奪了生活本身發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質。
但如若字眼為了必須的理由分割了我們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對於系統的愛好更能損害我們對於生活深切的知悉。系統不過是一種對真理的從旁斜視，因此，這系統越加有著邏輯的發展，那種靈心上的斜視也變得越加可怕。人類只想看見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並將它發展和提升到一個完善的邏輯系統的地位的慾望，即是我們的哲學會和生活勢必越離越遠的理由。凡是談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損害了它；凡是企圖證明它的人，都反而傷殘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個標識和定出一個思想派別的人，都反而殺害了它；而凡是自稱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個真理，等到被樹立成為一個系統時，它已死了三次，並被埋葬了三次了。他們在真理出喪時所唱的輓歌就是：「我是完全對的，而你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所埋葬的是哪一種真理在根本上無關緊要，不過總是已經埋葬了它。真理便如此在防護它的人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學的黨派，不論古今，都只是專心致力於證明一點，即「我是完全對的，而你是完全錯誤的」。德國的哲學家們寫了一本挺厚的書，想要證明某一種有限制的真理，結果反而將那真理變了一個胡說，這班人大概可算是最壞的冒犯者了，不過這種思想的疾病在西方的思想界中幾乎是隨處有的，而只在深淺中有些分別罷了，在他們越趨於抽像時，這個病症也越深。
這種不近人情的邏輯，其結果是造成了一種不近人情的真理。今天我們所有的哲學是一種遠離人生的哲學，它差不多已經自認沒有教導我們人生意義和生活智慧的意旨，實在早已喪失了我們所認為哲學的精英對人生的切己感覺和對生活的知悉。威廉·詹姆斯即稱這種對人生的切己感覺為「經驗的要素」。等到日子長久之後，威廉·詹姆斯的哲學和邏輯所加於現代西方思想方式的蹂躪必會一天厲害過一天。但我們如想把西方哲學變成近於人情，則必須先將西方邏輯變成近於人情。我們須回到一種對現實和生活，尤其是對於人性急於接觸的思想方式，而不單是求得不錯、合於邏輯、沒有不符之處便算完事。我們對於笛卡兒（Descartes）著名的發現「我思故我在」這句名言所表率的思想的疾病，應該拿惠特曼所說那句較為近於人性和較為有意義的話「我照現在的地位，我已儘夠」去替代。生活或存在無須跪在地上懇求邏輯代它證明世上確有它這樣的事物。
威廉·詹姆斯終其身在那裡企圖證明中國式思想方式，並替它辯護，不過自己沒有覺得罷了。當中不過有著下列的分別：他如果真是一個中國人，必不會用這許多字眼去做他的論證，而只用那麼三五百個字寫一篇短文，或在他的日記中寫上短短幾句話便算完事了。他將要對著字眼膽怯，恐怕越多用字眼，便越加會引起誤會。但威廉·詹姆斯在他對生活的深切感覺，對人類閱歷的透徹，對機械式的理智主義的反抗，對於思想切心想保持它的流動狀態，並對那些自以為已經發現了一個萬分重要的、絕對的、無所不包的真理，而將它納入一個自以為滿足的系統中的人們的不耐煩當中，簡直就是一個中國人。他的堅持在藝術家的意識上，屬於知覺的現實比屬於概念的現實更為重要這一點上也像一個中國人。其實所謂哲學家者，就是一個時常將他的感覺力集中於最高的焦點去觀察生活的變動，隨時預備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後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於常例的事情。在他拒絕的一個系統之中，他所拒絕的並非因它不對，而只因它是一個系統，在這個舉動中，他實在破壞了西方的哲學派。照他的說法，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間的分別實是哲學中最重要的分別。他使哲學有放棄空中樓閣而回到生活本身的可能。
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他還有一句聰明的話，很像詹姆斯的口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世界並不是一個三段論法或一個論據，而是一個生物；宇宙不做聲，只是生活著；它並不做什麼辨認，只是進行著。某英國天才作家說：「理智不過是神秘物事中的一個節目；而在最高傲的意識國統治的背面，理智和驚奇漲紅了臉相對著。不可避免的事情變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成了姐妹。宇宙是粗野的，如鷹的翅膀帶著一些競技的意味，這還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個神奇之跡，同一的事物不再重回，即使回來也必是已經不同的。」在我看來，西方的邏輯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自謙心，如有人能將他們的黑格爾派的自以為是醫好，他們就能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