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零零落落沒有什麼情節的故事是關於擺闊和比闊……
我最近去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看了一個展覽。展覽的內容我聞名已久，但從來沒有機會目睹。很簡單，這是自然歷史博物館將其一百多年的收藏第一次展出。
展覽的主題是「酋長式宴會：持久的誇扣特爾族禮宴」（Chiefly Feasts：The Enduring Kwakiutl Potlatch）。
誇扣特爾族是長久以來一直定居散居在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溫哥華島一帶若干印第安人部落的總稱。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為美國前輩人類學家弗朗茲·博阿茲（Franz Boaz，1858——1942）在19世紀末關於該部族的研究。而且主要通過他的研究，我們才得知誇扣特爾族的「禮宴」是如此之奇特（但同時又如此之面熟），以至於經常被20世紀的各式各樣的學者專家，用來印證或說明他們某些經濟或社會或心理或行為理論。
這個展覽主要來自博阿茲當年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時進行的收藏，非常豐富，有各種藝術品、漁獵用具、日常用品、面具、祭皿、銅器、圖騰、雕塑、頭飾等等。這些我這裡都不去談，我也不去談誇族的歷史和藝術。我這裡只談誇族社會的一個主要傳統風俗，即其各部落酋長的「禮宴」（Potlatch）。
這種「禮宴」是他們的一個悠久而持久的傳統，表面上用來慶祝某一酋長的新身份地位、婚姻、樹立圖騰、破土建屋和落成等典禮。在這種禮宴上，主人酋長必定顯示其財富，贈送大批禮物給各位來賓酋長及其家屬——但有一項瞭解，就是在不久的將來，而且越近越好，各位來賓酋長必得回請回報。這些都可理解，也不奇特。
奇特的是這種禮宴是誇扣特爾族的一個公開合法而有意的社會和經濟競爭。其實際目的，其主要目的，其真正目的，其唯一目的，是擺闊和比闊。
這就是說，「禮宴」被用來作為一種壓倒或打擊對手（個人或部落）的社會和經濟武器。雖然以前在誇族社會，英勇事跡和贈送財產同樣光榮。但是到了19世紀下半期，已經演變到相互競爭者只以財產為武器（property as weapon），只以財產相鬥，而且以毀壞財產為至高榮譽，而如果對手短期內無法回送和毀壞更多，至少同等數量和價值的財富，他就名譽破產。
所以，你如果想要毀滅一個競爭者、一個對頭，你只需要找個理由請他來參加你擺設的「禮宴」。把你的寶貴財產，比如說，兩千張皮氈毛氈送給他；而如果你一時興起，再當眾焚燒另外三百張來示威，然後你就等著看吧！他回請回報得起，你的財產反而增加，你還有機會再擺設一次禮宴請他、整他。而如果他短期內回請回報不起，那你不但擊敗了一個對手，你還消滅了一個對頭。因為這種比鬥一旦輸了，就蒙上奇恥大辱，他就變成了誇族社會不受歡迎的人物，什麼禮宴或派對也別想參加了，根本別想在這一帶混了……不錯，這可能比生死決鬥文明，可是也夠殘忍的了。
難怪後來各式各樣的學者對誇族禮宴如此之感興趣。想想看，從南北戰爭結束到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上流社會那些鋼鐵大王、石油大王、鐵路大王、航運大王、汽車大王、橡膠大王、煤炭大王等等大財閥，以及數不清的小財閥，不停地相互以各種方式來擺闊比闊，其實也正是在擺設大大小小的「禮宴」，儘管所有人，包括當事人和旁觀者，都不承認這一點。直到美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一位奇人，在理論上為美國社會的「禮宴」界定了意義。
這位奇人，就是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1857——1929），而他關於此一問題的名著，就是1899年的《有閒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凡勃倫是耶魯的經濟學博士，但是他的學識和興趣可不只限於此，從人類學到心理學到社會學到政治學到哲學等等，他都有研究，以至於被譽為「最後一位什麼都通曉的人」。他曾和博阿茲在19世紀末一段時間同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這是凡勃倫的第一份正經工作，而他的教授起薪是500美元一年，教了十三年才加薪到一年1000美元（請記住這個數字，作為下面提到的另一個數字的參考）。
他的《有閒階級論》並不是關於整個「有閒階級」的理論，而是關於美國富有的上流社會（即英文大寫的Society）中某一特定集團，在某一特定歷史時限內的一套理論。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是針對美國這些「新富」（nouveau riche）的社會批評。他在書中提出許多論點，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就是今天人人皆知的「明顯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又譯「誇耀性消費」），而此一「明顯消費」也正是美國上流社會各大小「酋長」的「禮宴」。
《有閒階級論》文筆尖銳、文字艱深，而且當然是理論性的，所以讓我在此舉一個他所談的那個時代的「明顯消費」，「美國式禮宴」的一個實例。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就在凡勃倫批評諷刺美國上流社會揮霍性擺闊比闊的那個時代，紐約一個財閥，還沒有資格同洛克菲勒、卡內基、范德比爾特、杜邦、福特、哈里曼、梅隆、古根漢、斯坦福、赫斯特、阿斯特、摩根、古爾德等等真正大財閥平起平坐，但也有足夠的財產，擺設了一次轟動全美的「禮宴」來擺闊和比闊。此人名叫詹姆斯·黑曾·海德（James Hazen Hyde，倫敦海德公園的海德家族後裔），算是紐約一位保險界鉅子。作為一個法國迷，他先將紐約當時一家最豪華的旅館包下來，請了名建築設計師將它全部改裝為凡爾賽宮，在1905年1月31日，請了將近四百人，三頓大餐，從日落到日出，舉行了一次法王路易十四時代的化裝舞會，花費了——記得凡勃倫那500美元年薪嗎？——20萬美元！這正是凡勃倫「有閒階級」的「明顯消費」，這也正是美國上流社會的「誇族酋長的禮宴」。今天，美國經濟雖然衰退多年，國債高達3.7兆美元（即3.7萬億美元——$3,700,000,000,000。換句話說，全美男女老幼每人負債17000美元），但我們不時仍然會聽到某一「新富」買了一艘兩百六十英尺長、價值5000萬美元的遊艇。之後不久，另一個「新富」不甘示弱，也買了一艘，只不過它是三百二十五英尺、1億美元。
那美國一般人呢？今天，沒有失業的人能夠所謂「跟得上老張」（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已經夠吃力了，但能跟還是跟，能比還是比。其實，「跟得上老張」正是一般大眾的「禮宴」。
所以，今天要找「禮宴」的傑出例子，不能在美國找，最好去非但沒有「國債」反而有700億美元外匯的台灣地區，那裡有的是大小「新富」。
有一個小子——這是我去年聽到的事情——他為了捧台北一位酒廊小姐，同時為了擊敗其他情敵，在她生日那天一個晚上在酒廊連開了一百瓶XO。你要問多少錢的話，套用當年美國一位財閥的一句名言：你就開不起。這是標準的台灣式「禮宴」。
但這究竟是小規模的個人行為，可以少許但還不足以反映整個台灣社會的現實。要找可以反映整個台灣社會現實的「禮宴」，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花開富貴」，就是那個台灣一位財閥要在台北蓋的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這才是真正的「台灣禮宴」。不去「明顯消費」，如何能顯示今天台灣雄厚的經濟力量？——我不但可以送你兩千張皮氈，我還可以另外焚燒三百張！
不過，我建議「花開富貴」的主人參考兩件有關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的事實，一個過去，一個未來。過去的事實是，紐約在30年代前後也曾發生過同樣的情況。當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大老闆，沃爾特·克萊斯勒（Walter Chrysler），決定在曼哈頓42街蓋一幢當時世界最高（「一定要比巴黎鐵塔高」）的摩天大樓的時候，他的死對頭，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立刻決定蓋一幢一定要比克萊斯勒大樓高的大樓。果不其然，當1046英尺高的克萊斯勒大樓於1930年落成之後雄霸世界不到一年，就被1931年的1250英尺高的帝國大廈給「蓋」過了。
同時，「花開富貴」的主人最好再參考一個未來的事實。我聽說日本有至少三個財團，而且在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之下，計劃在21世紀初，在東京連蓋三幢超級摩天大樓。三個一個比一個高，最低的才1000公尺（但比帝國大廈高三倍！），最高的將位於東京灣內，竟然高達——仔細聽，仔細看——4000公尺！其目的——日本現在只能自己跟自己比了——就是要比日本最高峰、3776公尺的富士山要高。考慮到這一個過去、一個未來有關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的兩個事實，「花開富貴」即使建成，也多半風光不了幾年。我告訴你，這個「台灣禮宴」不太好擺。
當年加拿大政府曾一度禁止誇扣特爾族人舉行禮宴（效用不大，誇族人仍私下偷偷舉行禮宴），理由是如此毀壞財產就無法累積財富，難以促進社會發展；更何況，有些誇族酋長為了擺闊而調頭寸，情急之下，甚至於逼女兒賣淫等等。加拿大政府的禁令毫無疑問出自善意，但它忽略了一點，而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那就是，誇族禮宴也好、美國禮宴也好、台灣地區禮宴也好，嘲笑歸嘲笑，但仍然是人性。哪怕也許不是最崇高的人性，但仍然是人性。而要想以政治手段來禁止人性的自然流露和發揮，任何政府都辦不到。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