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非事件

  人生旅途上的種種遭遇,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有意還是無意,其中太多的後果不可預料。至於那種經過你善意安排而出現的,其後果也不一定如你所料地發生。在事件正在進行中的時候,大概只有上天才能洞察始末,要不然就是充滿自信的年輕人才會認為有絕對的把握。

  我這個東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已經背了十六年了。當時我雖然早已不年輕,但卻不幸地仍然帶有少許早應失去的天真,而且更不幸地帶有年輕人那種盲目的自信。

  1975年,我被調到總部設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肯尼亞當時是一個新國家,獨立才十年,英國殖民味道還相當濃厚。我對這裡並不完全陌生,因為上一年我曾在這裡出差一個多月,所以這次由我先去,太太和兒子在紐約等我安頓好了再來。

  我的運氣很好,才住了不到一個月的旅店就找到了房子,一幢歐式花園洋房,有四間臥室、兩間廁所,客廳餐廳都有壁爐。此外,在車房之側還有一小幢單獨的兩間用人房。院子足有三英畝。我知道,我完全不需要如此之大、相當奢侈的住宅,但轉租給我的是一位斯里蘭卡同事,馬上要調去曼谷,租約還有兩年,我等於是幫了他一個忙。更何況以紐約的房租來看,每月300美元簡直令人難以相信。當然,我也知道,以當地人的生活水平來說,這簡直是天文數字。

  那位斯里蘭卡同事轉租給我只有一個條件,就是繼續僱用一個年輕黑人——赫特郎。因為,很簡單,我不雇他,他就失業。

  東非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因為遭受多年的殖民統治,對所有受雇於「外國人」家庭的傭工,都有嚴格的法定工資規定,以防止再受剝削:僱主負責吃住,每月工資不得少於35美元等等。這個數目在當時要比當地一般勞工的收入好得多。大部分外國人都付50美元左右。斯里蘭卡同事則因一家六口而付70美元,我也繼續如數照付。

  赫特郎大約二十六歲。我說大約是因為他母親早死,而父親也不記得他哪年出生,只記得大約十年前行的割禮。他長得相當漂亮,六英尺高,身體堅實,皮膚又黑又光。我一個人很少做飯,所以他只是偶爾洗洗碗,主要是洗衣、洗車和剪草。星期日休假,他就和朋友去看電影、打彈子、喝啤酒。

  好像是我搬進來不到兩個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在院子裡談話,才發現他已經結婚一年多,但成家不到一個星期就從西肯尼亞來到城裡打工。

東非肯尼亞,1975(作者提供)

  我隱隱地為他難過。新婚七天就因生活所迫而分離,而且這一年多只回去過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接太太來一起住。赫特郎突然沉默了下來。半天,半天,他才說話。當初他父親是向他老婆家裡保證給兩千頭牛才結的婚,但是當時他們家只買得起1500頭,還欠500頭,所以婚是結了,但女方家裡沒有收到最後500頭牛,不放人。

  我真的呆了。我知道我沒有資格去批評另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傳統,但我實在感到悲傷。我沒有經過三思,就直問赫特郎本人的願望,要不要接她來——當然要——我說好,你明天或後天,反正盡早,回你家把你父親接來,我負責路費。我說,我願意幫你這個忙,替你父親買這500頭牛,但我必須同你父親當面談,而且要得到他的同意。

  赫特郎的村子在西肯尼亞,在離烏干達不遠的卡卡美加一帶。我一個人開車,半天多一點可到,飛車的話,當天可以來回。但赫特郎要乘長途巴士,一站一站地要坐上十幾個小時才到。他第三天剛出發,我就開始有點緊張。倒不是錢的問題,肯尼亞鄉下的牛對我來說非但不貴,而且太便宜了,大約1塊美金一頭,總共不過500美元而已。我緊張是因為我開始感到我是在玩弄別人的命運。我有什麼權利,除了出得起500美元之外,來扮演上帝?

  但這個顧慮只在我腦中一閃而過,而且過了之後反而是興奮。

  他父親看上去很老,雖然我估計他最多五十五,我首先問他明不明白我們會面談話的目的。經過翻譯之後,他點了點頭。為了不發生任何誤會起見,我請鄰居的用人做見證,又再度重複我所答應做的事,就是,按照他報的數字給他四千肯尼亞先令回去買五百頭牛,再接赫特郎的太太來內羅畢。我最後問他,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任何其他阻止赫特郎接老婆回家的條件。老頭說沒有,只是這一件。我於是將事先準備好的現款和一張英文收據給了他。他不會寫字,由赫特郎代簽,見證也簽了。老頭兩眼濕濕地捧起我的手親了三下。

  我們等了足有一個月才有消息,是一封掛號信,說牛已經送了過去,赫特郎可以回來接太太。我告訴赫特郎回去接之前趕快買好雙人床、被單、枕頭等等,算是我送他們二人的結婚禮物。

  好像是一個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時候,發現大門前站著兩個人,赫特郎和一個女孩兒,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兒,看上去不到二十歲,身材結實優美。她叫瑪莉,可以講幾句簡單的英文。我們交談了一下,她帶著笑容但相當正式地謝了我。我舒了一口氣,一個多月下來的壓力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無比的輕鬆和成就感。

  第二天一早,主要是為了給他們單獨相處的機會,我一個人開去乞力馬扎羅山下的「安博塞利野獸保留地」住了三天兩夜。在叢林中、干湖床、半乾旱地和大平原上,觀望著那成千上萬的斑馬、羚羊、一對對的長頸鹿、一家家的大象、母獅小獅和獨來獨往的雄獅,想到其實並不是很久以前,人類就在這一帶誕生,來設法把自己還原到現實,就是說,嘿,慢一點,你只不過是此時此刻地球上存在的一個人而已,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也只是能力所及的一件事,只不過比順水人情多五百美金而已。

  我星期一傍晚回到內羅畢。在開進我家巷口的時候,發現路上閃著紅燈藍燈,還有兩部警車,車旁聚了一小群人。再往前開,才發現他們就在我家大門口,而且是在等我。

  赫特郎向一位警官介紹了我之後就不再說話了,只是面色低沉地垂著頭。我請警官進屋去談,他說不必,在院子就可以。他很客氣但很官方地問我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赫特郎不久前報警,說他太太瑪莉昨晚翻牆逃走,問我知不知情,有何評論。第二個其實不是問題,而是要我立刻進房查看有沒有遺失任何財物。

  我當時完全糊塗了,在沒有回答任何問題,或反問任何問題之前,幾乎麻木地進屋巡視了一遍。其實不看我也知道,那麼大的一幢房子裡,除了我的衣服之外,只有一套音響設備和這幾個月買的幾十張唱片。我告訴警方說什麼也沒有遺失。他立刻安心了,臉上有了笑容,然後好像任務已經完成似的向我和赫特郎宣佈,瑪莉逃走的案件目前沒有任何線索,醫院也沒有此人進住,但他們會去追查。

  警察走了之後,赫特郎才在客廳裡帶著淚水告訴我,瑪莉在前一天晚上翻牆出走。他先一個人,後來又約了兩個朋友,找了一天一夜,直到今天下午才報警。

  我的腦子現在完全空白,根本無法解釋,無從想像。我連安慰赫特郎的話都說不出。我半夜躺在床上不斷責備自己,怎麼如此之天真、如此之盲目、如此之大膽、如此之笨。你對這裡的人、這裡的事、這裡的任何情況一無瞭解,竟然敢去介入別人的私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在辦公室收到樓下聯合國警衛的電話,說有一位肯尼亞人要見我,講了名字,但我完全不知道是誰,不過我還是下去了。

  走到面前我才發現是赫特郎的朋友。他曾經來過我家幾次,我也曾和他打過招呼。他大概不想警衛聽見我們的談話,就請我走到不遠之處的一棵樹下。他說他知道瑪莉為什麼逃跑。他說瑪莉有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情人,在內羅畢一家車胎廠做工,已經好幾年了。她根本不愛赫特郎,根本不認識他,一共只見過三次面,包括結婚在內。可是她那個情人家裡更窮,連二十頭牛都買不起,別說兩千了。我問他赫特郎知不知道這件事。他說知道,只是不肯相信。他請我不要講出去他來找過我,而且希望我叫赫特郎不要再去找了。他說他知道瑪莉利用這次這個機會——意思是說,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我——離開家裡,而且利用赫特郎來到城裡,但來到城裡不是為了丈夫赫特郎,而是來找她的真正情人。他最後說他知道瑪莉絕不會回來。他離開之前又補充一句:不用找了。

  我當天下午提早下班,直接去我們那個區的警察分局去找問過我話的那位警官。聯合國的外交身份在這個小分局有相當的效力。值勤的警察,在我前面排隊的十幾個黑人白人注視之下,親自引帶我去見警官。他正在講電話,但用手示意,請我坐下。我一路上一直在跟自己辯論,要不要向警官透露我下午得到的消息,直到我坐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為他那一副官僚架式,還是我意外地獲得了遲來的智慧,決定還是不講。

  他一掛上電話,沒有等我開口,就說謝謝我來,然後很正式地通知我,既然我沒有任何財物損失,此案與我無關——我聽了心裡一寒!——接著他說赫特郎是西部羅族人,和我在內羅畢接觸的吉庫尤族人不一樣,然後他非常婉轉地建議我這個外國人,用中文最簡單的話來說,少管閒事!

  剛回到家就收到鄰居的電話,請我去他家喝杯酒。鄰居是一對德國夫婦,有兩個小孩兒,我們從來沒有交往過,只是在我搬來的時候,他們表示歡迎。

  男主人等到他的用人、我的見證,放下了威士忌和冰塊,離開了房間,而且關上門之後,才對我說,他的用人已經將事件的經過講給他聽了。他現在有幾個問題請我考慮。第一,你如何證明那位老先生是赫特郎的父親。第二,有沒有結婚證書,或任何其他證件,表示瑪莉確實是赫特郎的太太。第三,假設瑪莉是真的瑪莉,又有什麼證據說明她是逃跑。

  當然,三個問題不需要考慮,至少事件發展至今不需要考慮就知道,第一,無法證明;第二,沒有證件;第三,沒有證據。我這個時候雖然喝了兩杯酒,但是卻感到更清醒了。我心裡在想,幸好沒有一時衝動,將五百頭牛的事情,還有將瑪莉的情人的事情,告訴那位警官,已經對羅族人沒有好感的警官,處理這樣一個沒有線索的案件,很可能反而替他找到了一個動機——欺詐,而將赫特郎逮捕,而且在關上三個月半年之後,清白的赫特郎也只好認罪了。

  男主人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忠告。他說他在非洲前前後後一共九年,最後三年在肯尼亞。他說他對黑人的態度是平等地相待,但他絕不會把他們當作失蹤多年的兄弟。

  我不忍心去問赫特郎究竟瑪莉是不是有一位情人,也不忍心去問他究竟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他的父親。之後一個多星期,我只是問他有沒有任何新消息,再沒有多久,誰也不想再提了。直到我三年後離開非洲,我和赫特郎都再也沒有提起瑪莉這個名字。

  但十六年下來,我這個東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卻擺脫不掉。有的時候,我現實的一面告訴我,你太急於擁抱你以為是你失蹤多年的兄弟了。但又有時候,我浪漫的一面又告訴我,你可能犧牲了赫特郎,可是瑪莉卻因此而終於找到了她真正的情人。

  東非事件就像我十六年前拋出去的一個球一樣,問題是,這個球到現在還沒有落地。

  1991

《一瓢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