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上的種種遭遇，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有意還是無意，其中太多的後果不可預料。至於那種經過你善意安排而出現的，其後果也不一定如你所料地發生。在事件正在進行中的時候，大概只有上天才能洞察始末，要不然就是充滿自信的年輕人才會認為有絕對的把握。
我這個東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已經背了十六年了。當時我雖然早已不年輕，但卻不幸地仍然帶有少許早應失去的天真，而且更不幸地帶有年輕人那種盲目的自信。
1975年，我被調到總部設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肯尼亞當時是一個新國家，獨立才十年，英國殖民味道還相當濃厚。我對這裡並不完全陌生，因為上一年我曾在這裡出差一個多月，所以這次由我先去，太太和兒子在紐約等我安頓好了再來。
我的運氣很好，才住了不到一個月的旅店就找到了房子，一幢歐式花園洋房，有四間臥室、兩間廁所，客廳餐廳都有壁爐。此外，在車房之側還有一小幢單獨的兩間用人房。院子足有三英畝。我知道，我完全不需要如此之大、相當奢侈的住宅，但轉租給我的是一位斯里蘭卡同事，馬上要調去曼谷，租約還有兩年，我等於是幫了他一個忙。更何況以紐約的房租來看，每月300美元簡直令人難以相信。當然，我也知道，以當地人的生活水平來說，這簡直是天文數字。
那位斯里蘭卡同事轉租給我只有一個條件，就是繼續僱用一個年輕黑人——赫特郎。因為，很簡單，我不雇他，他就失業。
東非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因為遭受多年的殖民統治，對所有受雇於「外國人」家庭的傭工，都有嚴格的法定工資規定，以防止再受剝削：僱主負責吃住，每月工資不得少於35美元等等。這個數目在當時要比當地一般勞工的收入好得多。大部分外國人都付50美元左右。斯里蘭卡同事則因一家六口而付70美元，我也繼續如數照付。
赫特郎大約二十六歲。我說大約是因為他母親早死，而父親也不記得他哪年出生，只記得大約十年前行的割禮。他長得相當漂亮，六英尺高，身體堅實，皮膚又黑又光。我一個人很少做飯，所以他只是偶爾洗洗碗，主要是洗衣、洗車和剪草。星期日休假，他就和朋友去看電影、打彈子、喝啤酒。
好像是我搬進來不到兩個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在院子裡談話，才發現他已經結婚一年多，但成家不到一個星期就從西肯尼亞來到城裡打工。
東非肯尼亞，1975（作者提供）
我隱隱地為他難過。新婚七天就因生活所迫而分離，而且這一年多只回去過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接太太來一起住。赫特郎突然沉默了下來。半天，半天，他才說話。當初他父親是向他老婆家裡保證給兩千頭牛才結的婚，但是當時他們家只買得起1500頭，還欠500頭，所以婚是結了，但女方家裡沒有收到最後500頭牛，不放人。
我真的呆了。我知道我沒有資格去批評另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傳統，但我實在感到悲傷。我沒有經過三思，就直問赫特郎本人的願望，要不要接她來——當然要——我說好，你明天或後天，反正盡早，回你家把你父親接來，我負責路費。我說，我願意幫你這個忙，替你父親買這500頭牛，但我必須同你父親當面談，而且要得到他的同意。
赫特郎的村子在西肯尼亞，在離烏干達不遠的卡卡美加一帶。我一個人開車，半天多一點可到，飛車的話，當天可以來回。但赫特郎要乘長途巴士，一站一站地要坐上十幾個小時才到。他第三天剛出發，我就開始有點緊張。倒不是錢的問題，肯尼亞鄉下的牛對我來說非但不貴，而且太便宜了，大約1塊美金一頭，總共不過500美元而已。我緊張是因為我開始感到我是在玩弄別人的命運。我有什麼權利，除了出得起500美元之外，來扮演上帝？
但這個顧慮只在我腦中一閃而過，而且過了之後反而是興奮。
他父親看上去很老，雖然我估計他最多五十五，我首先問他明不明白我們會面談話的目的。經過翻譯之後，他點了點頭。為了不發生任何誤會起見，我請鄰居的用人做見證，又再度重複我所答應做的事，就是，按照他報的數字給他四千肯尼亞先令回去買五百頭牛，再接赫特郎的太太來內羅畢。我最後問他，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任何其他阻止赫特郎接老婆回家的條件。老頭說沒有，只是這一件。我於是將事先準備好的現款和一張英文收據給了他。他不會寫字，由赫特郎代簽，見證也簽了。老頭兩眼濕濕地捧起我的手親了三下。
我們等了足有一個月才有消息，是一封掛號信，說牛已經送了過去，赫特郎可以回來接太太。我告訴赫特郎回去接之前趕快買好雙人床、被單、枕頭等等，算是我送他們二人的結婚禮物。
好像是一個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時候，發現大門前站著兩個人，赫特郎和一個女孩兒，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兒，看上去不到二十歲，身材結實優美。她叫瑪莉，可以講幾句簡單的英文。我們交談了一下，她帶著笑容但相當正式地謝了我。我舒了一口氣，一個多月下來的壓力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無比的輕鬆和成就感。
第二天一早，主要是為了給他們單獨相處的機會，我一個人開去乞力馬扎羅山下的「安博塞利野獸保留地」住了三天兩夜。在叢林中、干湖床、半乾旱地和大平原上，觀望著那成千上萬的斑馬、羚羊、一對對的長頸鹿、一家家的大象、母獅小獅和獨來獨往的雄獅，想到其實並不是很久以前，人類就在這一帶誕生，來設法把自己還原到現實，就是說，嘿，慢一點，你只不過是此時此刻地球上存在的一個人而已，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也只是能力所及的一件事，只不過比順水人情多五百美金而已。
我星期一傍晚回到內羅畢。在開進我家巷口的時候，發現路上閃著紅燈藍燈，還有兩部警車，車旁聚了一小群人。再往前開，才發現他們就在我家大門口，而且是在等我。
赫特郎向一位警官介紹了我之後就不再說話了，只是面色低沉地垂著頭。我請警官進屋去談，他說不必，在院子就可以。他很客氣但很官方地問我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赫特郎不久前報警，說他太太瑪莉昨晚翻牆逃走，問我知不知情，有何評論。第二個其實不是問題，而是要我立刻進房查看有沒有遺失任何財物。
我當時完全糊塗了，在沒有回答任何問題，或反問任何問題之前，幾乎麻木地進屋巡視了一遍。其實不看我也知道，那麼大的一幢房子裡，除了我的衣服之外，只有一套音響設備和這幾個月買的幾十張唱片。我告訴警方說什麼也沒有遺失。他立刻安心了，臉上有了笑容，然後好像任務已經完成似的向我和赫特郎宣佈，瑪莉逃走的案件目前沒有任何線索，醫院也沒有此人進住，但他們會去追查。
警察走了之後，赫特郎才在客廳裡帶著淚水告訴我，瑪莉在前一天晚上翻牆出走。他先一個人，後來又約了兩個朋友，找了一天一夜，直到今天下午才報警。
我的腦子現在完全空白，根本無法解釋，無從想像。我連安慰赫特郎的話都說不出。我半夜躺在床上不斷責備自己，怎麼如此之天真、如此之盲目、如此之大膽、如此之笨。你對這裡的人、這裡的事、這裡的任何情況一無瞭解，竟然敢去介入別人的私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在辦公室收到樓下聯合國警衛的電話，說有一位肯尼亞人要見我，講了名字，但我完全不知道是誰，不過我還是下去了。
走到面前我才發現是赫特郎的朋友。他曾經來過我家幾次，我也曾和他打過招呼。他大概不想警衛聽見我們的談話，就請我走到不遠之處的一棵樹下。他說他知道瑪莉為什麼逃跑。他說瑪莉有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情人，在內羅畢一家車胎廠做工，已經好幾年了。她根本不愛赫特郎，根本不認識他，一共只見過三次面，包括結婚在內。可是她那個情人家裡更窮，連二十頭牛都買不起，別說兩千了。我問他赫特郎知不知道這件事。他說知道，只是不肯相信。他請我不要講出去他來找過我，而且希望我叫赫特郎不要再去找了。他說他知道瑪莉利用這次這個機會——意思是說，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我——離開家裡，而且利用赫特郎來到城裡，但來到城裡不是為了丈夫赫特郎，而是來找她的真正情人。他最後說他知道瑪莉絕不會回來。他離開之前又補充一句：不用找了。
我當天下午提早下班，直接去我們那個區的警察分局去找問過我話的那位警官。聯合國的外交身份在這個小分局有相當的效力。值勤的警察，在我前面排隊的十幾個黑人白人注視之下，親自引帶我去見警官。他正在講電話，但用手示意，請我坐下。我一路上一直在跟自己辯論，要不要向警官透露我下午得到的消息，直到我坐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為他那一副官僚架式，還是我意外地獲得了遲來的智慧，決定還是不講。
他一掛上電話，沒有等我開口，就說謝謝我來，然後很正式地通知我，既然我沒有任何財物損失，此案與我無關——我聽了心裡一寒！——接著他說赫特郎是西部羅族人，和我在內羅畢接觸的吉庫尤族人不一樣，然後他非常婉轉地建議我這個外國人，用中文最簡單的話來說，少管閒事！
剛回到家就收到鄰居的電話，請我去他家喝杯酒。鄰居是一對德國夫婦，有兩個小孩兒，我們從來沒有交往過，只是在我搬來的時候，他們表示歡迎。
男主人等到他的用人、我的見證，放下了威士忌和冰塊，離開了房間，而且關上門之後，才對我說，他的用人已經將事件的經過講給他聽了。他現在有幾個問題請我考慮。第一，你如何證明那位老先生是赫特郎的父親。第二，有沒有結婚證書，或任何其他證件，表示瑪莉確實是赫特郎的太太。第三，假設瑪莉是真的瑪莉，又有什麼證據說明她是逃跑。
當然，三個問題不需要考慮，至少事件發展至今不需要考慮就知道，第一，無法證明；第二，沒有證件；第三，沒有證據。我這個時候雖然喝了兩杯酒，但是卻感到更清醒了。我心裡在想，幸好沒有一時衝動，將五百頭牛的事情，還有將瑪莉的情人的事情，告訴那位警官，已經對羅族人沒有好感的警官，處理這樣一個沒有線索的案件，很可能反而替他找到了一個動機——欺詐，而將赫特郎逮捕，而且在關上三個月半年之後，清白的赫特郎也只好認罪了。
男主人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忠告。他說他在非洲前前後後一共九年，最後三年在肯尼亞。他說他對黑人的態度是平等地相待，但他絕不會把他們當作失蹤多年的兄弟。
我不忍心去問赫特郎究竟瑪莉是不是有一位情人，也不忍心去問他究竟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他的父親。之後一個多星期，我只是問他有沒有任何新消息，再沒有多久，誰也不想再提了。直到我三年後離開非洲，我和赫特郎都再也沒有提起瑪莉這個名字。
但十六年下來，我這個東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卻擺脫不掉。有的時候，我現實的一面告訴我，你太急於擁抱你以為是你失蹤多年的兄弟了。但又有時候，我浪漫的一面又告訴我，你可能犧牲了赫特郎，可是瑪莉卻因此而終於找到了她真正的情人。
東非事件就像我十六年前拋出去的一個球一樣，問題是，這個球到現在還沒有落地。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