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及其他
如果這個條形碼（barcode）沒有附加在一件成品上，那除了掃瞄譯碼器之外，沒有誰能知道它代表的是什麼。連廠商都不見得一眼就能認辯出某一條形碼所指的是他們生產的哪一件成品。也就是說，條形碼既公開，又秘密。
但是，如果此一條形碼仍印在貼在某件商品上，那你就立刻知道它表達的就是你正在買的那盒餅乾、那瓶醬油、那款手機、那雙襪子、那本雜誌……也就是說，你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一個公開的秘密。我們無從解讀這些寬寬窄窄的條符，以及其間寬寬窄窄的空白，如何標示信息（關於條形碼的科技，可上網檢閱）。
這個今天無所不在的條形碼，讓我聯想到許多類似的情況。像我們對日常生活之中太多太多的便利和運作，多半視而不見，知而不覺。更不要說，當我們從這些便利和運作中獲益的時候，也很少有人去追問到底是誰首先想出來的。
我有一個可以告人，但也沒有必要隨時隨便告人之秘。那就是，我對一些司空見慣的事物，特別好奇。
比如說，很多大小辦公桌上，或一般私人書房，總免不了會有一堆堆回形針（paper clips）。可是有誰知道是什麼人首先有了這樣一個概念，把一小截比較粗的鐵線，或比較細的金屬條，彎了幾彎，就可方便我們把一小疊紙夾在一起。是什麼人首先有了這麼一個新概念，再經過思考嘗試，然後就像條形碼那樣，從無到有而設計出來的？
在此必須坦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會去查谷歌，查維基。唉！碰到這種事，只能上網，百科全書太認真了，多半不會列入此項解答。
好，回到條形碼。我首次注意到市面上有了這麼一個新玩意兒，是1977年秋。我剛從住了三年多的肯尼亞回到了紐約。在一家小書店買了本書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和以往的情況不一樣的是，收錢那位女士，沒有在收銀機上敲敲打打，而是將書滑過一個裝置：「嗶」地一聲，顯示幕上亮出了書價，我付了錢，她又一按鍵，這個裝置「嘟、嘟、嘟」地吐出了賬單收據，上面清清楚楚地印出來書名書價、稅和總額，以及應找回的零頭，我一呆，看了那位女士一眼，她微微一笑，「第一次？」
之後，報刊上不時也有一些相關的報道。但讀書不求甚解的我，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看了幾篇。然後，幾乎一剎那之間，條形碼傳遍了世界各地，已經無所不在了。
方便？想想看，買一兩本書是一回事，去超級市場買一兩個星期的飲食和日常用品又是一回事，尤其當你等在一長排顧客之後。再想想看，不提別的，光是時間，就省了市場和你我多少？
再想想看，除了我們日常生活便利之外，條形碼有多麼無所不在？現只提民間運輸，每架飛機，每艘海輪，每輛卡車，每列火車，其所載的貨櫃中每件物品，都印有貼有此一「通用產品碼」。你能想像全球化的今天，沒有這個條形碼，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局面嗎？
去年年底，《紐約時報》頭版有則新聞，說條形碼發明者，約瑟夫·伍德蘭（Joseph Woodland）過世，九十一歲。
這則訃聞又讓我產生一些聯想。其中之一是，一個概念的誕生，最戲劇化的莫過於傳聞中的牛頓，給一個熟成掉落的蘋果打在頭上，而推斷出地心引力。
伍德蘭的靈感，有著同樣的戲劇性，但非傳聞。六十多年前，伍德蘭在海灘用幾根手指在沙上畫來畫去的時候，一個概念在他腦中一閃。
唉！一個概念，一經道出，就既簡單又合理。問題是，為什麼在他之前沒人想到？為什麼你我腦中從來沒有閃過一個影響如此深遠重大的概念？
不錯，伍德蘭也不是憑空而突然有了一個新概念。他早在童子軍幼齡就學會了電報碼（Morse Code）。大學念的是工程，又在二次大戰期間參與了最早核彈研究的「曼哈頓計劃」，因而，在戰後繼續攻讀研究院的時候，當地一位超級市場經理，去他的學校演講，請理工學院設法為日益繁多雜亂的商品研究一套有效的編碼系統，而激發了朝這方面思索的想像力。另一在場的研究生，貝納德·斯維爾（Bernard Silver），也非常感興趣。二人開始合作。伍德蘭甚而中途退學，全時投入。
是在這段期間，大約1949年，當伍德蘭在邁阿密海灘上以幾根手指畫沙的時候，一個蘋果落在他頭上。
伍德蘭事後回憶，他意識到在視覺上表達任何信息，不但必須編碼，而且最有效的是，以他在沙上畫出來的線條寬窄及間隔，來取代電報碼的聲音長短。
他首先想到的是圓形「公牛眼」（bull's eye），但用圓形碼的掃瞄譯碼器難於精確，且過於昂貴複雜，才改為今天無所不在的那個長方條形碼。1952年，他和斯維爾申請到專利。
二人並沒有從中得到太多利益，之後出售專利權時只收到15000美元。但是他們的成就卻獲得了最高最終榮譽。2011年，伍德蘭和已過世的斯維爾均被選入「全國發明家名人堂」。
然而，成就是一回事，普及全球又是另一回事。一個概念，一套思想理論，或任何創新科技，都不但需要使用有效，令人接受信服，還需要有人宣揚推廣。耶穌有十二門徒，孔有孟，老有莊，達爾文有個赫胥黎，葉問有個李小龍……伍德蘭他們二人也有，是一位超級市場主管。
此人是大約兩年前去世的阿倫·哈伯曼（Alan Haberman）。是他，當條形碼的專利於60年代期滿之後，看到全國各個工商科技業各有各的產品碼，有圓有方，還有更奇特的圖形，不下幾十種，才四處奔走呼籲劃一，才由廠商、批發零售業主等等共同設立了一個由哈伯曼任主席的委員會，而於70年代中制訂了「通用產品碼」（Universal Product Code， UPC）。其大同小異的圖形，就是今天這個無所不在的條形碼。
一件小事，但卻是劃時代的小事，在那則訃聞和電視上都有了報道。1974年6月26日上午八時零一分，一盒印有條形碼的水果口香糖（Juicy Fruit），在美國俄亥俄州特洛伊市的「馬什」超級市場付款台上，滑過了一架掃瞄譯碼器，而成為全球第一件標著「通用產品碼」的產品和世人見面。
近五十年來的電子科技創新道路上，有一個並非不常見，但很突出的趣事。像「微軟」的蓋茨，「蘋果」的喬布斯，「臉書」的扎克伯格，以至於條形碼的伍德蘭，都是在大學或研究院時期中途退學，各自全時全力投入發展他們那個概念。我們只能佩服他們的自信和勇氣。然而我們也都心裡有數，就是不論為了任何理由中途退學去追求理想的年輕人，無論在任何領域，單憑一個概念和熱誠去闖天下，而且闖出了名堂，有了真正貢獻的，也真沒有那麼多人。上面提到的那幾個大名，的確是少數中的少數。
這就讓我想到一年多前發生的一個類似事件。有位企業家在一所大學演講時提出了一個挑戰。任何學生有任何新概念，他會選上十名，每人10萬美金，去研究發展。但是有個條件，就是必須中途退學。
紐約媒體好像都報道了這個消息，但也好像沒有什麼議論。我也沒有什麼看法，只不過在想，六十年前，一位超級市場經理，是因為有迫切需要才提出一個請求。去年，那位企業家，可能只憑他的一個想法，可能還因（我猜）他本人中途退學而成為企業家，也或許受到幾位天才鬼才追夢的啟發，而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的挑戰。前者催生了今天普及全球的條形碼。後者，公平地說，才提出不久，尚無下文。我們只能等待，看10萬美金和中途退學是否能在實現任何新概念上發揮了催化作用。
好，回到一開始提到的那個比較單純，而且業已列入青史，至少列入維基的比方。是誰首先有了這個新概念，發明了今天也無所不在的回形針？
我查過了。一個美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獲得了回形針的專利。但同一時期，還有一位挪威人，一位英國人，也都先後，但相互毫無關聯，有了同樣的概念，也都設計出大同小異，但意義和作用相似的回形針。
至於他們都是誰，念的是什麼，有沒有中途退學，幹什麼的——其中之一無所謂幹什麼，他是與達爾文差不多同時提出「適者生存」理論的哲學家——好奇者，閒來無事，不妨上網。我也是剛剛查了維基才知道。
至於那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有人會有一個改變世界的新概念，而你我沒有？那就只能問天了。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