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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空的，空下來讓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擠在兩旁，踮起腳尖，伸長著脖子，眼睛望向遠伸的空街，充滿興奮。頭上烏雲密佈，暴雨急打下來。
十六歲的瑞典少年夾在情緒緊繃的德國人群裡：「沒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熱切、所有的光榮，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車上，慢慢駛進廣場。他看著那大聲呼喊淚流滿面中了魔似的群眾……他踩過紅地毯，步上講台。突然之間整個安靜下來，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聲。領袖，說話了。」
「我從來沒見過那樣強烈的情感爆發，」瑞典少年說，「我和別人一樣大聲歡呼，一樣舉手行禮，一樣感動地大哭，一樣愛死了這一切。」
這是1934年的德國古鎮魏瑪。
瑞典少年帶著滿腔憧憬烏托邦和偉大的激情回到故鄉，發現他身邊的人和他一樣地雀躍。長他數歲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納粹黨，身為牧師的父親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師每年夏天趕到德國去參加黨衛軍開會，他的親戚長輩們在茶餘飯後熱烈地討論納粹德國的美好。
十多年之後，當人們終於不再懷疑納粹確實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時候，印格瑪還固執地說那是反納粹的惡毒宣傳。等到證據堆積如山，多到他啞口無言的時候，他就陷入一種絕境：他開始懷疑所有曾經信仰過的東西，而且對他自己，充滿了蔑視。
——2——
印格瑪出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庭裡。牧師將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於神的關係直接運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於父的關係。犯錯、處罰、懺悔、贖罪，是印格瑪的烙印。
若是濕了褲子，小小印格瑪得整天穿著一條小紅裙作為一種羞辱。犯了錯，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塵的籐條。孩子脫下褲子，趴在地上一個墊子上，被按住頭和手腳，然後由父親施刑。籐條過處，皮開肉綻，再去上藥。較輕一點的懲罰有多種形式：不讓吃飯、打手、撕頭髮、禁聲禁足。
或者，被關進一個漆黑的壁櫥裡。傭人告訴孩子，櫥裡藏著一種專門吃孩子腳趾的動物。印格瑪恐懼得全身發抖，死命地攀著頭上的衣架，蜷起雙腳；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裡。
印格瑪的哥哥個性倔強，做父親的遂以最堅強的毅力粉碎兒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時毫無自衛能力，常被打得頭破血流；長大時，就試圖以自殺逃避壓力。印格瑪的妹妹深受溺愛，這種溺愛又使得妹妹完全放棄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歡心。
印格瑪自己？「我的應付辦法是把自己變成一個騙子。我外表是一個人，內在是另一個人，兩者之間沒有一點關聯。」為了應付父母的極權統治，印格瑪製造出一個替身，讓這個替身去說謊、欺騙，使印格瑪的內在自我得以躲在一個較安全的角落裡。
大約在這個時候，印格瑪發現了電影這個東西。從完全的虛幻中，光影交錯可以織出真實的人物和動作。幻想與現實、替身與真身之間的分野更模糊了。還沒有人知道，這個老把幻想當真、真當幻想的孩子，印格瑪·柏格曼，日後要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舞台劇和電影導演之一。
——3——
我在思索為什麼柏格曼的自傳如此令我震動。他所呈現的人生美麗得令我發熱而真實得令我發冷。真實，是把骨頭敲碎了讓你看裡頭骨髓的紋路。美麗，你不能不承認在那樣深刻的真實裡美是自然迸發的存在。七十歲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個錄影機，不帶一絲感情。跟著鏡頭走，彷彿在看一個法醫解剖一個路死者的屍身，喏，這兒是血管，那邊是腿骨。
能夠這樣美麗而又冷酷地觀看自己的人，我渾身發涼地想，必定是一個對自己毫無好感的人吧。
蔑視，對自己的蔑視，記得嗎？當替身印格瑪在說謊的時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說謊。當柏格曼拋棄一個生病的妻子時，他對自己說：你本來就是個不懂愛和責任的壞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愛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為孩子的印格瑪不曾經驗過胸襟開敞、流動自然如春風的愛，我不奇怪他成長之後缺乏愛的能力；他非但不能愛別人，他甚至無法愛自己。那麼，啊，我明白了。
——4——
和愛一樣，自由也是一種胸襟敞開、自然流動如春風的東西吧？
許多年許多年後，柏格曼突然想通了為什麼他和他的家人會那樣擁戴希特勒。「我們從來沒聽過自由這個詞，從來沒嘗過自由的滋味。在一個權威體系裡，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
柏格曼推開門，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親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說：「別打，你打的話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親一拳揮過來，做兒子的三拳兩腳就將父親打倒在地，從此離家。
在封閉的空間裡，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動原則。走了出去。嘗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門裡去。
帶著輕蔑的眼神，他終生不談政治。
——5——
不會消失的。年輕時發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的那些事情——在群眾裡流下的眼淚、被堵死的令人心口發痛的渴望、壁櫥裡看不見的齧齒動物的
蠢動——在發生的那一刻即已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們願不願意、自不自覺。單向思維或逆向思維、怨恨或深愛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脈絡，在我們懵懂的時候。
（原載1997年4月9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