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光復節！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大人物湊著麥克風講整齊對仗的句子，報紙的頭版有紅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機的鈕轉來轉去都是標準又悅耳的女聲……

    啊！又是一個光復節！

    光復節又怎麼樣？仍舊是人擠人、車擠車的世界，烏煙瘴氣。

    可是這是四十週年的光復節——四十年哪，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麼樣？淡水河是條發臭的毒溝，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嬰兒喂假奶粉，小孩吃餿水油，大人喝用過的寶特瓶，老人把畢生積蓄交給十信……四十年又怎麼樣？光復節又怎麼樣？

    立法委員向俞國華我們是否有一個"信心危機"。俞院長說，沒有沒有；當然沒有。江南、李亞頻、餿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義。我們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聽到鄰居十歲的小孩丟下書包大聲喊："媽媽媽媽，台灣不能住了。我是吃餿油長大的！"我也聽到二十來歲剛結婚的朋友皺著眉頭說："結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騎機車上班，眼紅瘋狂的人潮與車馬常勾出我心中對整個人類的仇恨來。一輛機車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騰得很願意當場撞得他頭殼破裂而不覺一點點惋惜。把新生命帶進這樣一個世界來，不，太殘忍了。"

    為什麼沒出過國的小孩會下"台灣不能住"的結論？為什麼一向篤信傳宗接代的中國人會覺得台灣這個地方不可以養兒育女？俞院長的"信心"來自哪裡，是哪一種信心，我覺得茫然。不肯承認我們有信心問題，是因為看不見問題或不敢說實話，我實在無從判斷。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幼兒稚女送出國讀書，表示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贛駿與丁肇中的成功等於我們教育的失敗……）。有錢人把產業化整為零地存到國外銀行，表示對我們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員與大學生管珍惜綠卡，每年氣喘喘地來回，表示對我們的政治前途沒有信心。反對人士必須躲在外國的羽翼下才敢發言批評，表示對我們的民主憲政沒有信心。至於年輕人覺得這片土地已經糟到不適於傳宗接代的地步——這不是缺乏信心，這是絕望。年輕人的話，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著邊際的高調，令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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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前我帶了幾份介紹台灣的畫報給歐洲的朋友看。這些畫報都有中英對照而且攝影圖片非常精緻。朋友翻看之後不經意地說："這些很像東德或保加利亞的官方刊物。"我很驚訝：台灣的東西怎麼會讓他聯想起兩個共黨國家來？

    原來也只是一句憑直覺的評語，朋友也得思索好一會才分析出原因來："因為你看得出這個刊物在刻意地表現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實任何社會都有的缺陷與難題都隱藏起來。你看，第一頁到末頁全是美麗的森林，純樸的山胞，富庶的農村等等，像人間天堂。相反的，一個開放地區的刊物，通常，在稱頌美麗的森林同時，或許會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脅；介紹純樸的山胞時，也許會說到物質文明的侵略；讚美富庶的農村時，就不免提到農村人口的流失……你拿東德與西德的畫報一比較，就看出很明顯的態度上的區別。"

    他不說，其實我也該知道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點，更不忌諱承認啟己的醜陋。試圖遮掩粉飾才真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四十年後的台灣固然已經脫胎換骨，卻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問題、燒在眉睫的環境問題、需要急診的經濟轉型問題、影響深遠的教育問題，還有，使每個人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搖頭歎息的道德淪喪現象。可是，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就不怕面對這些病痛；如果我們有自信，我們就不怕大聲承認：是的，我們確實有這些病痛。避諱或遮蓋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夠，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我從來不忌諱大聲說台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也不猶豫地告訴你台北是我所見過最庸俗最醜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對你說，中國人是個自私短見鄉願的民族——不怕你覺得刺心。我還可以恨恨地說，台灣的社會是個道德腐蝕到骨髓裡的社會——不怕你罵我數典忘祖。

    因為我對台灣還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裡默默地播種、耕耘；台灣的"有心人"真多。消費者基金會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成果現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見了。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婦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點一點地提高女性的自覺，教導她保護自己的權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婦女研究中心，引導社會重視婦女問題。扶輪社——你以為有錢人都是腦滿腸肥之流嗎？——正在籌備環保基金會。另外又有幾個人正準備推出《新環境》雜誌，為我們病重的大地作記錄。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要出版《人間》雜誌：沒有穿泳裝的明星，沒有微笑的政客；雜誌關心病患孤兒寡婦，幫助這個愛喊光明口號的社會親眼看看陰暗痛苦的一面。

    這些少數人的努力卻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就像小草拚命要突破已經龜裂但仍舊堅硬的水泥板一樣。當年消費者基金會飽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兩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現在扶輪社要建立的環保基金會又在團團轉，尋覓出路。婦女消費團體或自覺行動也受法規制度的百般束縛；任何民眾為自己爭取權益的行動都受到限制與束縛。這些保守而落後的法制就是壓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於這些小草伸向陽光的力量。只要有這麼多"有心人"，台灣就有希望。壞的可以變好，腐爛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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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是誰？憑什麼你就做"沉默的大眾"，等這少數人努力了，甚至犧牲了，你再去享受他們的成果？你現在買著消費者團體認可的食品，當初這些人投告無路的時候，你是在一旁觀望？嘲笑？還是漠不關心？現在正開始墾荒的小團體，譬如"新環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環境的制度問題、評鑒問題，需要金錢的援助去啟發小學生愛生的觀念，對老農夫解釋濫葬的害處。你關心嗎？你在乎嗎？你應該現在也變成工作的一分子呢？還是做個"沉默的大多數"等著成果從天上掉下來？

    在台灣革新很難，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許多制度的僵化（一個團體登記之後就不允許第二個性質類似的團體存在——這是什麼蠢人訂的蠢法？消費者組織不是愈多愈好嗎？），另外還有保守的執政單位對社會自覺運動的疑懼。一個更大的障礙，卻是民眾本身的缺乏動力。美國有個年輕的母親，因為女兒被醉酒駕車人撞死，組織了"反醉駛運動"，到處陳情、抗議、演講，教導駕車道德。現在這個組織有六十萬個母親加入。

    我們之中，多少人有這種楔而不捨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籠罩的海灘上看見卡車盜沙——你視若無睹呢？還是恨恨罵一聲。繼續釣魚？還是打個電話給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會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盜沙的行為：通知警察局，無效；再試環保局，無效；再試海防部隊，仍無效；好，那麼從頭研究法令，到底海濱的沙地由誰負責。我們有多少人有這種精神？前人種樹，後人納涼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種樹，身後的人又哪裡有涼可納呢？那群少數人的努力或許能衝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點草根裡的養分嗎？

    我不知道誰視台灣為家。有人依依不捨地回顧過去的大陸，有人拿著綠卡飛向未來的大陸，有更多的人不想過去，不想將來，也不知珍惜現在腳下的泥土。我是個要浪跡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著涼鞋的腳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別人問"客從哪裡來"時，我只有一個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紐約，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暫時揮別，可以離棄，可以忘懷，但家，永遠還是那麼一個。四十年後的台灣，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這兒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種，只要他把這裡當"家"——心甘情願也罷，迫不得已也罷——只要他把這裡當"家"，這個地方就會受到關愛、耕耘、培養。怕的是，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家，這個家才會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顏六色的脾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人物在演講，報紙的刊頭用紅色……但這是四十週年的光復日，人生有幾個四十年？五顏六色之外、歡呼與口號之外，是不是該有——點新的、誠實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