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台灣
茄萣鄉
一九六五年，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輛塞滿破舊傢俱的卡車裡，我們來到了海濱的茄萣鄉。道路上有很多坑，從跌跌撞撞的車中望出去，右邊是荒草叢生的墳場，左邊是漾著水光的魚塭。
只有這麼長長的一條街，街上大概還沒有路燈。晚上推著沒有燈的腳踏車出門，感覺到頭上一點暗暗的月光。車輪突然碰到一團軟軟的東西，擋在路中央，原來是頭黑毛母豬，正在呼呼大睡。我牽著車子繞道而過。她當然累了，白天，母豬帶著群小豬到處遊蕩，在陰溝裡攪和一下，渾身髒泥地又晃進衛生所和派出所裡去。
簡陋的木頭造的家就在大路邊，睡在家裡和躺在大馬路上沒有兩樣；街坊鄰居的談笑聲、咒罵聲就在耳邊。黃昏時分，成群結隊的少年家嚼著檳榔，足登日本木展，卡啦卡啦地踩過街頭，往上茄萣去；那兒有鄉里唯一的戲院，戲院中放著一排一排板凳，角落裡散著刺鼻的尿味。週末的時候，常常有脫衣舞的插放。
颱風一來，海水跟著倒灌，年年鬧水災。有一回在傾盆大雨中搭客運車從學校裡回來，下車時，車門一開，習慣性地蹬腳下去，撲通一聲，人卻大半個泡在水裡。板凳、竹簍、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著及腰的水回家，丟了書包就趕到街心去摸魚。
茄萣人講話聲音特別大；是因為在廣邈的沙灘上、在呼嘯的海風中對話，需要扯著喉嚨喊叫吧！鄉人的台語有一種特殊的腔調，和中北部農村裡的人非常不一樣，聽起來很剛硬樸直，三句兩句間夾著"猴"的口頭禪，好像是茄萣漁民的標記。當我說台語時，賣鴨子的婦人會笑得很開心：
"你的台語有一個腔，真好聽呢！這個查某嬰仔真有人緣。"然後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鴨頭斬下。
賣鴨子的婦人叫做"駝背嫂"，她的丈夫叫"闊嘴的"，長著很闊的一張嘴，像唐老鴨。一年到頭我見他背著魚簍，赤著腳，腳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緊緊地扣著地面，兩隻腳板竟然像兩隻鞋子。"闊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塊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歡賣弄成語，有一次，他生氣地對"駝背嫂"說："你不要指雞罵狗，你在說誰爛蕃薯充數？"
"駝背嫂"的女兒書讀得很好，但是小學畢業就被送到針織廠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讀冊有什麼落用！"她勸告我的母親，"現在讓伊去打拼賺錢，廿歲出嫁時，金銀首飾嫁妝都賺到了。查某的讀冊，再讀也是別人的！"
"駝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幾個女兒；每一個都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賣到高雄的茶室裡去。沒幾年，阿珠就起了樓房。
而我們，繼續過著清貧的日子。學校的家庭調查表上總有"家庭經濟"一欄，不曉得誰先想的，我們總是填上"小康"兩字。可是家裡破舊宿舍的牆壁總是斑駁脫落的，一塊一塊的水漬痕跡和落漆的禿處造成一幅蠻恐怖的畫。下雨天，到處漏水；連臥室裡都是一地的泥濘。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總是開學註冊的時候，也就是母親到對街西藥房那兒去借學費的時候。
有一年，一個警員拿了把執勤的槍射殺了他剛考上初中的十三歲女兒，然後用槍對準額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歲。據說是因為四處借不到女兒的學費，一時想不開。
另外一個警員用摩托車載著剛考上高中的兒子到高雄去籌學費，在岡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車，人倒過來讓頭插進鬆軟的稻田里。兒子的身體夾在鐵輪裡被拖得老遠。
十五歲的我，覺得茄萣很陌生，可是還蠻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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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價值判斷漸漸在我腦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灘上堆著每天兩萬人所排泄、製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發著惡臭的小山。海風一吹，垃圾滿天彌蓋，擦過什麼的衛生紙會"啪"一聲貼在臉上。黝黑的孩子們在垃圾山之間追追打打，玩躲濛濛的遊戲。
廟前的戲台演著歌仔戲，巨大的擴音器把作假的哭調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過了午夜，"我的苦命兒喲"的哀嚎還籠罩著整個村鎮。塞著耳朵深夜讀書，我覺得自己活在一個吃人的世界裡。這哪兒是文化呢？
颱風年年來，海水倒灌年年來，鹹死了椰子樹，也把鄉民拋到大海裡的病死豬又漂上街來。浮浮腫腫的，眼睛陷進腐肉裡，只剩一條縫。"死貓掛樹頭，死狗任水流"，防風林裡木麻黃枝上，到處吊著屍身腐臭的貓。死狗和死豬三三兩兩地點綴著海灘，太陽一出來，屍肉開始蒸騰，惹來密密麻麻的蒼蠅。清潔隊員在街上掏陰溝，用一很長長的杓子把烏黑惡臭的淤泥挖上來，倒在溝的兩邊；說是颱風過後，溝中必須噴消毒劑。可是從溝中掏上來的污穢卻就曝置兩旁，一天又一天地擱著，似乎誰也不在意。
"闊嘴"有一天突然失蹤了，一天一夜沒回來。駝背嫂到派出所去報案。第二天有人在沙灘上撿到一節人腿，連著被咬斷的褲腳送到派出所來。
有一天，同學在上大學的哥哥也失蹤了。聽說是讀了不該讀的書，說了不該說的話。聽說五個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裡去搜查，把他捕魚的老爸嚇得哭了。
有一天，駝背嫂十六歲的女兒拿了一袋草蝦到表叔開的冰凍廠裡去冰凍。表叔把鐵門一拴，就把她摟抱起來，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來，在我的窗外對駝背嫂哭訴。
利用課餘時間看羅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運到學校上課。客運車駛過千瘡百補的路面，經過灣裡的南定橋，顛顛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當時我當然不知道，南定橋下那一堆堆亂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著臭煙的垃圾，就是在製造戴奧辛；也不知道，與我擦身而過的年輕女人幾年後要產下無腦的嬰兒。廿歲的我，只知道我不願意帶朋友到茄萣鄉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麼一個骯髒、醜陋、落後、鄙俗的地方。
我頭也不回的，離開了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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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異國的幾年，很少想到那個對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紐約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個警員判刑的新聞。這個警員以貪污受捕，雖然貪的只是很小的數目，好像是一兩千塊台幣吧！司法當局為了"殺雞儆猴"，將他判了死刑。
在遙遠的、下雪的紐約，讀報的我流下了眼淚，久久止不住的眼淚。我想起那個拿槍對著自己骨肉的警察，那個載著兒子奔馳借貸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見的那些破爛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擁擠的、成群的幼小子女，還有那些子女所倚賴的一個駝了背的父親與他卑微的所謂薪水……淚眼中，我為那個將受死刑的人傷心，人的命，再賤也不過如此吧？那一兩干塊錢，是為兒子繳學費的嗎？決定他罪應至死的人自以為替天行道，而事實上只是因為自己不曾受過貧賤的折磨，不知道"貧賤不能移"的艱難，而"殺雞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殺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淚裡有憤憤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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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踏過千山萬水之後，我又回到了茄萣。
興達港正鬧著"綠牡蠣"的問題。可是海灘上沒有了垃圾。濱海新建了一條筆直的大路，車輛很少；漁家用路面來曬魚翅。戲台一座接著一座，正演得熱鬧。留著山羊鬍子的老頭穿著黑色的唐裝，捲起褲角，坐在板凳上看戲。"闊嘴"，也該是這個年齡吧？光著頭的國中生跨坐在腳踏車上，望著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邊，望著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邊刷刷響著，輕輕撲著沙灘。熟悉的夕陽正在同一個角度緩慢地沉落，餘暉把戲台前的人都籠罩在一層淡淡的霞色裡。
從前是一大片魚塭的地方，現在新開了一條大路，路很乾淨，很有都市的氣派；拐進一條巷子，卻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條臭溝上搭著一座又一座的廁所，所謂廁所，不過是一個坑，糞便就落在溝裡，溝就在路邊，路邊就是人家的廚房。外銷的魚翅、魚乾，就鋪在溝邊讓太陽曬。
轉一個角，又是一座戲台。上好裝的演員正在做最後一分鐘的準備。繞到後台，驀然看見一個滿臉大紅大紫的年輕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著戲台的柱子，正在給懷裡的幼兒餵奶。
她長得很豐腴，穿著短褲，露出兩條大腿晃呀晃的。塗得鮮紅的嘴唇圓起來，正在哼著歌仔戲詞，一副悠遊自在、天塌下來也沒關係的坦然。孩子有一張圓潤的臉，長長的睫毛，滿足地吸著奶，在女人的懷裡輕輕晃著。前面鑼鼓已開始響起來。
我定定地站在那裡，泫然欲泣地看著她，看著她抱著嬰兒，像看一幅永恆的圖畫；心裡的虔敬比我站在羅浮宮"蒙娜麗莎的微笑"前的感受還來得深刻，來得真實。鄙俗嗎？是的。骯髒嗎？仍舊。落後醜陋嗎？怎麼可能呢？還有什麼比這幕後戲台的母子更美麗、更深沉？茄萣鄉的意義，不是由我這種過路人來賦予的。它的價值，它的尊嚴，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掙扎生活的，是眼前這個母親、這個嬰兒。為茄萣鄉在意義的座標上定位的，是闊嘴、是駝背嫂，是滿臉油粉餵奶的戲子母親，是要在茄萣鄉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這些人。
啊，這樣的生命力！
蘇黎世
聖誕節的前晚，大雪覆蓋了大地，厚厚的一層白雪，像條溫柔的毛毯，無聲地覆蓋。
黑夜裡，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滾下來。我突然聽見歌聲。打開門，赤腳站在結冰的陽台上張望：紛紛的大雪中站著四個人，手裡捧著一點燭光，在安靜的街上，唱歌。藉著雪光與燭光，看得出原來是幾個五六十歲的人，鬍子上沾滿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邊公寓裡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不知何處的陽台上有人合唱起來。甜蜜的歌聲裡帶著感恩、帶著祈求，一條街充滿著人間的祥和；燭光在雪地裡閃著。
赤腳站在陽台上聽歌，冰冷的雪花紛紛灑了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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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寫出"野火"那樣的作品來。我給過不同的答案，卻從來不曾想過"野火"和我一度引以為恥的茄萣鄉有任何關連。在陌生的蘇黎世、在大雪中聽歌的一刻，卻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賣到茶室的兒女、海上失蹤的闊嘴、被捕的大學生、自殺的警員、借貸的母親……啊，促使我寫"野火"的。難道不是像茄萣鄉那樣與我有過交集的鄙俗鄉里？我對台灣的感情，難道不是來自那些我一直認為與我不同國度的人——闊嘴、黑鼻仔、駝背嫂——他們卻其實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於我的民族意識之中？我所關切的人，難道不正是那個歌仔戲子懷裡閉著眼吃奶的嬰兒？
富而有禮的蘇黎世人在讚美上天的恩寵、祈求世間和平時，茄萣鄉的人還在為生活努力、為作人的基本尊嚴掙扎；什麼時候，茄萣鄉黝黑的漁民也和蘇黎世人一樣，溫飽、自由、人權、尊嚴，都已是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灘上只需要發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類祈求？
一九八六年，台灣
兩年前，我眼中的台灣是一個逆來順受、忍辱吞聲、苟且懦弱的台灣；"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是一聲忍不住的怒吼與指責。兩年後的台灣，卻是一個相當不一樣的社會。草根階層發起環境自保運動，表示民眾生氣了。大學校園裡發生衝突，表示學生生氣了。反對人士組成新黨，表示黨外也終於忍耐不住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現，因為"生氣"的中國人已經很多。
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注重環保等等都是執政者面對"生氣"的社會所作的因應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覺醒永遠落在民眾覺醒的後頭，如果改革永遠來在民眾"生氣"之後，這個政府是吃力又不討好的，因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顯得被動、被迫、勉強。聰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變的前頭，主動地改造環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後所寫的社會批評，事實上是一個"野火的告別"。人既然已經在歐洲，我就不可能繼續專注地審視台灣。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寫作的觸鬚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時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一九八六年的台灣社會發生了這麼一個"野火現象"，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支持者為什麼支持？反對者為什麼反對？"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聲"——平常不敢吐露的心聲。一千多封來信中，有些信令我驚詫：所謂的市井小民對台灣的問題有那樣透徹的瞭解，對時事有那樣尖銳的批判。有些來信則令我難過，最令我難過的，無寧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燒死台灣"。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識形態的灌輸結果，像口號一樣的喊出來。她的歷史詮釋、民族意識、是非判斷，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對這樣一個中國的下一代，一個完美的灌輸案例，我的心情特別、特別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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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鄉那個戲子懷裡的嬰兒，那個臉頰豐潤、眼睛清澈的中國嬰兒，有權利要求我們給他一真正開放自由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