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個寒冷的雨夜，我與《文匯報》記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賓館相鄰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還坐在我的房間裡詢問我一些問題。
　　徐先生問：「這些年海內外對你的散文評論很多，你如何評論自己在當代中國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為了免除作前後左右比較的苦惱，能不能允許我不把這些東西稱作散文？現在被收入散文選的古代人書信和外國人講稿，當初一定不是作為散文來寫的吧？」
　　我說的是真話。現在我們周圍的這個界那個界，已漸漸從以前的專業結構序列轉化為人事關係網絡，但不管是序列還是網絡，我都覺得頭痛。序列晾人，網絡纏人，不小心一腳踩進裡邊，麻煩甚多。我為了謀生已經踩踏過好幾個「界」，總是躡手躡腳地進去，又步履沉重地躲開，好不容易躲出了一點自由和鬆快，何苦又一頭鑽進散文界裡邊去？我寫那些文章，不能說完全沒有考慮過文體，但主要是為了傾吐一種文化感受。這些年來，這種文化感受越來越強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纏繞心頭。奇怪的是，雖然強烈卻無以名之，因此也無以盡之，寫了一篇覺得不夠又寫一篇，從《文化苦旅》系列寫到《山居筆記》系列，老想不寫卻還在寫。
　　——我把這些意思告訴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說：「我覺得你的這種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題，但又覺得其中有一二個主題是頻繁浮動的，你能約略歸納一下嗎？」
　　我沉默了，回想著這些年的自己。是啊，寫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題材和主旨，那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結線是什麼？我究竟是憑著什麼樣的精神標準把這麼多陳舊的故事快速召來又依次推出的呢？說到底，這片土地、這個時代，給了我一個什麼樣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時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這個賓館不知為什麼起了「好望角」這樣一個讓人動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覺得自己身處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風雨交加的海天間應該有一座影影綽綽的燈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霧白浪間明滅閃爍。我回過神來對徐甡民先生說：「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麼是蒙昧和野蠻，什麼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鬥，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
　　徐民先生讀過我的大多數文章，贊成我的這一表述。
　　二
　　蒙昧——野蠻——文明，這實在是一個老而又老的話題。人類學家常常把它們作為人類早期演進的三大階段，那麼，我們當然早已進入文明，而且千萬年下來，早已進入一種充分成熟的文明。我們的一切舉止作為，好像應該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認前提。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蒙昧和野蠻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時時滋生。它們理所當然地把嘲謔和消解文明作為自己的生存本能。沒想到文明對此毫無警覺，它太相信那個所謂心照不宣的公認前提，對周圍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把並不存在的文明前提當做存在。文明的傷心處，不在於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傷痕纍纍，而在於把蒙昧和野蠻錯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殺無辜平民的現場，一個母親高舉著嬰兒喊道：「他還是個孩子！」然而喊聲換來的是笑聲和槍聲。她原以為還有一個在人性邊界上的最後前提，事實上這裡已沒有這個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舊」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雙握著幾卷古畫的手，低聲相告：「這是鄭板橋的真跡！」然而還沒有等他說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騰起。他原以為還有一個文化價值上的起碼前提，事實上這裡已沒有這個前提。
　　固然，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只要舉目四顧，原以為有前提而事實上沒有前提的實例比比皆是，只不過性質完全不同於殺人放火這樣的特例罷了。
　　舉一個最沒有法律價值的例子吧。報載，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輛公共汽車突然熄火，駕駛員請求乘客們下車推一把幫助發動，請求來請求去，下來推車的是一幫去春遊的小學生，大人一個也沒有下車。小學生們憋著吃奶的勁兒竟然推動了這輛擠滿大人的車，而當他們上車一看，他們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們搶走。
　　——車上的大人們怎麼了？怎麼會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卻一起丟失了文明社會最基本的前提！我們的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纔能發生，沒有前提，你再憤恨他們也無動於衷。
　　那麼，孩子們為什麼會下車呢？因為他們還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沒有前提，可見這裡有一個失落過程。失落在何時何處？記得上海一家電台曾為此而開了一次討論會。
　　討論會上，一位乘客說，他過去遇到類似情況時也曾下來推過車，但公共汽車一旦被推動就直駛而去，把推車人丟在半道，一次兩次，大家就吸取教訓，不願推車了。
　　這顯然是一個理由。我本人也遇到過推動了車卻被丟下的惱人事情。於是再找司機參加討論，一位司機說，車好不容易發動之後要開一程纔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車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個理都說得通，但這些理的總和卻是卑劣。這說明，社會上萬事萬物各自的理由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對瑣碎實利的超越，是對各個自圓其說的角落的總體協調，是對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基元性原則的普及，是對處於日常迷頓狀態的人們的提醒。然而，這種超越、協調、普及、提醒都是軟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這個事件證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這便決定，文明的傳播是一個艱難困苦、甚至是忍辱負重的過程。
　　阿子們推車，我想，要感謝他們的老師，感謝安徒生和諸多美麗童話的構建者，也要感謝他們的父母，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車的大人，但他們心底還會埋藏著一個有關善的夢影，在教育孩子時常常會高於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類擁擠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雙雙稚嫩的小手推動著一群躲在鋼板裡的表情漠然的大人，這件事實在是一種會讓人思慮再三的象徵性造型。人類的童年和成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構？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們不能不惶恐，今天歡天喜地地推著車的孩子，會不會過幾年也成了不推車的一群？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難道只會教會他們剝除文明？
　　剝除文明的最後結果，就是容忍邪惡，無視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類歷史上一切由人類自己造成的悲劇，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強大的哲人也無力宣稱，他可以從整體上營造一種文明。人們能做的極致，也就是為社會和歷史提供一些約定俗成的起碼前提。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義的基石、文化的共識、理性的入門，也就是世俗社會所謂的常情常理。沒有這一切，社會無以構成，人類無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應該來參與構建文明前提的事業。當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動還要推，推動那麼多漠然者，推動那麼大的一個鋼殼子，在鬧市間緩緩前進。是示範，也是自救，因為有那麼多的理由誘使我們成為不推車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個自我定位，即便今後背棄，也不會像別人那樣輕易。
　　但是，文明的火種會不會在漠然者的心頭重新點燃？文明的前提會不會使他們悄然收起振振有詞的各自理由？具體說來，我們的一切文化行為會不會在人們心中產生真正的積極反應？這正是我多年來最為苦惱的難題。去年在哈爾濱，詩人李琦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長白山，路遇一位外國少年背著帳篷準備到山上野營，這位已經很勞累的少年手上還挎著一個塑料口袋，邊爬山邊拾撿著沿路的廢紙、果皮、空罐。他靦腆地告訴那些文化人，從小在書本中就知道了長白山，這是他夢中的山，當然要把它收拾乾淨。他離開文化人獨自繼續爬山，撿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車，但大家都長久地沉默著。過了很久，氣氛纔重新放鬆起來，其中有一位隨手把一塊果皮丟向窗外，車上的其它人像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齊聲喝道：『你還是人嗎？！」
　　這個在長白山上踽踽獨行的外國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動。我終於明白，一切有志於傳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這個孩子，孤獨地爬山，默默地拾撿，既沒有表演意識也沒有抱怨情緒，只是暫時性地清理了一條路，乾淨一座山。明天也許還會被弄髒，但今天還要拾撿。什麼時候被幾個有心人看到，引發起有關「你還是人嗎」的人本主義的思考，這真是可以滿足了。
　　四
　　然而，我們終究已經不是孩子。從生理年齡和文化年齡來說都是如此。我們的文化年齡和一個文明古國的歷史相依相融。稱為文明古國，至少說明在我們國家文明和蒙昧、野蠻的交戰由來已久。交戰的雙方倒下前最終都面對後代，因此我們身上密藏著它們的無數遺囑。我們是一場漫長交戰的遺留物，我們一生下來就不是孩子，真的。我們要推車，雙手經絡不暢；我們要爬山，兩腿踉蹌蹣跚。我們有權利在古戰場的廢墟上尋找和選擇，卻不能冒充一個天外來客般的無邪赤子，偽造出一種什麼也不必承擔的輕鬆和活潑。
　　那麼，我們究竟是什麼呢？
　　我在《鄉關何處》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表述：
　　我們的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於何時，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為了不使後代看到這種痕跡而傷心，連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沒了。區區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來到岸上的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種重溫和反思中約略懂得自身。已經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於心無愧。無法躲藏於家鄉的湖底，那就陳之於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正是這番意思，使本書有了現在的標題。(一九九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