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是在柏林大學校長任內去世的，而在黑格爾去世的二十年前，費希特也擔任過該校校長。當然，這個學校的校名還出現在更多其它文化名人的履歷中。我前些年來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學看看，問了兩位導遊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罷了，但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大名的學府既不可能停辦也不可能遷走，導遊怎麼會不知道呢？這次剛開口一問便有了答案，原來它早已改名為洪堡大學，紀念一個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與這所大學密切相關的人有兩個，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學的創始人，傑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主張大學除了教育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研究，齊頭並進；大學裡實行充分的學術自由，國家行政不得干涉。這些原則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德意志民族的科學發展，後來也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弟弟亞歷山大·洪堡，偉大的自然科學家，近代很多重要學科如地球物理學、水文地質學、氣候學、地理學、植物學的奠基人，舉世公認是自然科學由十八世紀通向十九世紀的橋樑，柏林大學名譽教授，去世時普魯士政府舉行國葬。這兩個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麼洪堡大學的命名是在紀念誰呢就整體學術地位論，弟弟亞歷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為大學，還會取名於那位哥哥威廉·洪堡。
　　這樣一所大學，卻沒有校門，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區，各系各科的樓房就散落在街邊，任何人抬腳就可以進入，沒有警衛來阻攔。多數房屋都很有年代，蒼老而又莊嚴地留住了一代代文化偉人的身影，讓後生學子遠遠揣想。由此更加明白，世間的老樓真是不應該亂拆的，特別是著名大學裡的老樓。
　　那幢主樓顯得更有歷史，我進進出出、上樓下樓無數次，幾乎把每個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間有一層層木門，這些門都很高，有些新裝了自動感應開關，有些還須用手去推，很重。想當年黑格爾和愛因斯坦們，也總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夾在臂下，然後用力去推。還是這些紋飾，還是這些把手，從未更改。歐洲人對傳統的觸摸，總是非常質感。
　　也有一些中國人推過這些木門，像蔡元培，作為留學生在這裡輕步恭行，四處留心，然後把威廉·洪堡的辦學主張帶回中國，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學。還有陳寅恪，不知在這裡推了多少次門，回去後便推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大門。
　　二樓門前有一個小型的教授酒會，好像是在慶祝一項科研項目通過鑒定，卻沒有什麼人致詞，各人來到後便在簽到簿上簽個名，然後拿一杯酒站著輕聲聊天，一片斯文。他們身後的過道牆上，隨意掛著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朧中覺得有幾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極小的字，伸脖細讀便吃驚。原來，這所學校獲諾貝爾獎的多達二十九人。這是許多大國集全國之力都很難想像的數字，這裡卻不聲不響，只在過道邊留下一些沒有色彩的面影，連照片下的說明，都印得若有若無、模糊不清。
　　這種淡然，正是大學等級的左證。
　　想到這裡我笑了起來，覺得中國大學的校長們能到這裡來看看，回去也許會撤除懸掛在校園裡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話和官員們來訪的照片。外塗的脂粉證明不了身份，塗得太濃，倒會成為反面證明。
　　空空的書架
　　從洪堡大學的主樓出來，發現馬路斜對面是圖書館，便覺得應該去看看。圖書館靠馬路的一邊，有一個石鋪的小廣場，我正待越過，卻看見有幾個行人停步低頭在看地下，也就走了過去。地下石塊上刻了幾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請邊上的一位觀看者翻譯成英文。原來石塊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納粹思想驅使的學生，在這裡燒燬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
　　石塊的另一半刻的是：
　　燒書，可能是人們自我毀滅的前兆。
　　———海涅
　　就在這塊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塊厚玻璃，低頭探望，底下是書庫一角，四壁全是劫燒過後的空書架。
　　我不知道這是當年真實的地下書庫，還是後人為紀念那個事件所設計的一個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種，看了都讓人震撼。心與書架一樣空了，隨即又被揪緊。反覆地從四個方向看仔細了，再移步過來把海涅的那句話重讀一遍。
　　一所世界級的學府在自己門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種銘記，一種警示，也是一種坦陳：燒書的是我們自己的學生，一切文化的毀損行為，都有文化的名義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對這裡過於信任這便是大學的良心。
　　由燒書不能不想到中國的『文革」。那樣的空書架在中國的哪個地方都出現過，而且比這裡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銘記、警示和坦陳。這一次出發前曾與國內一些朋友一起歎息「文革」纔過去二十幾年，它的真相卻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亂搓捏和改寫。
　　對於重要的歷史，任何掩飾的後果只能是歪曲。災難是一部歷史，對災難的闡釋過程也是一部歷史，而後一部歷史又很容易製造新的災難。要想避免這種新的災難，唯一的辦法是不作掩飾，就像這兒，哪怕發生在地下書庫，也要開一個天窗，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於後代子孫眼前。
　　可以想像，一切剛剛考入洪堡大學的各國學生都會來看看學校的圖書館，還沒進門就發現了這塊銘石，這個窗口。他們似懂非懂，注視半晌，然後進入書庫，俯仰今天的書架。他們中的部分人也許會由此去研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史，即使不去研讀，絕大多數人也會對今天社會上一切討伐文化的行為產生警惕。這些行為未必是燒書，現在連德國境內的「新納粹」也不再燒書，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號下的毀損，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義下的恐怖，而這些又經常與學生們的青春活力和爭鬥慾望互依互溶。
　　因此，這塊銘石，這個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學的第一師訓，首項校規，不容輕視，無可辯駁，鑿石埋地，銘誓對天。
　　就這樣，這個學府用一頁污濁，換來了萬般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