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念落地
裡屋人頭濟濟，濃香陣陣，多數人獨個兒邊看報紙邊喝咖啡，少數人在交談，聲音放得很輕。因此，坐了那麼多人，不覺得鬧心。
進門左首有一個彎轉的小樓梯，可上二樓。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在二樓，因此走樓梯。樓梯沿壁貼著一些畫，看了便心中嘀咕，貼了多久了？他們有沒有看過？上樓，見一間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著八位客人。問侍者，弄清了他們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著，便驚喜坐下，接過單子點咖啡。咖啡很快上來，移杯近鼻，滿意一笑，然後舉目四顧，靜靜打量。
窗外樹葉陽光，從未改變，室內沙發幾桌，也是原樣。突然後悔，剛纔點咖啡時忘了先問侍者，他們常點哪一種，然後跟著點，與他們同享一種香味。
我說的他們，是薩特和波娃。
那麼這家咖啡館，也就是德弗羅朗咖啡館（ＣａｆｅＤｅＦｌｏｒｅ）了。一切薩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來索解一個懸念。
早就知道薩特、波娃常在這家咖啡館活動。原以為是約一些朋友聚會和討論，後來知道，他們也在這裡寫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館寫出來的。
既然是薩特寫作的地方，咖啡館裡一定有一個比較安靜的單間吧但是法國朋友說，沒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這就讓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來人往，很不安靜，能寫作嗎？薩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認識他，坐在這樣的公共場所，能不打招呼嗎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嗎總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來名著嗎？另外，一個連帶的問題是，即使咖啡館裡可以不受干擾，總比不上家裡吧？家裡有更多的空間和圖書數據，不是更便於思考和寫作嗎？像薩特這樣的一代學者、作家，居住環境優裕舒適，為什麼每天都要擠到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上來呢？這麼多問號的終點，就是這個座位。在法國，這樣一家出了名的店舖就基本不會再去改建、重裝了，總是努力保持原樣，保持它昔日的氣氛，這為我尋找答案帶來了便利。
這時，其它幾個夥伴也趕到了，他們帶來了攝像設備，準備好好地拍攝一下這個「薩特工作室」。導演劉璐、節目主持人溫迪雅也來了，決定請溫迪雅對我做一個採訪性的談話節目，這兒成了採訪現場。
拍攝談話節目需要有兩台攝像機，當然也就要有兩名攝像師，又要有人布光、錄音，算起來一共要擠上來七八個人。本來房間就小，已經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氣氛大變。這倒罷了，問題是，這七八個夥伴要找電源插頭、拉電線、打強光燈、移桌子、推鏡頭、下命令、做手勢……簡直是亂成一團，當然，還要溫迪雅在鏡頭前介紹這個現場，還有我關於薩特的談話。
我想，今天這個房間算是徹底被我們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們而來的客人，他們無異突然遭災，只能換地方了。臨時找不到一個懂法語的人向他們說明情況，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們致歉，但是，讓我吃驚的情景出現了———居然，他們沒有一個在注意我們，連眼角也沒有掃一下。空間那麼狹小，距離那麼接近，但對他們而言，我們好像是隱身人，對我們而言，他們倒成了隱身人，兩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這些不受干擾的人。
從樓梯口數起，第一個桌子是兩個中年男子，他們一直在討論一份設計圖，一個坐著，一個站著，在圖紙上指指點點。過了一會兒換過來了，站著的坐下了，坐著的站了起來，又彎腰在圖紙上修改；往裡走，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書，桌上還放著一本，打開著。她看看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斷輪替，也顯得十分忙碌；再往裡就是我們對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導演，一位是編劇，一位是設計，桌上放著劇本、設計圖和一迭照片。導演絡腮鬍子，是談話的中心，有點像印第安人。他們似乎陷入了一種苦惱，還沒有想出好辦法；轉彎，還有幾個座位，那裡有一對年紀較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寫著什麼。先是男的寫，女的微笑著在對面看，看著看著走到了男的背後，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講了什麼話，男的便站起來，讓她坐下，請她寫。她握筆凝思，就在這一刻，她似乎發現了我們，略有驚訝，看了一眼，便低頭去寫了。
重數一遍，不錯，一共八人，不僅絲毫沒受到我們干擾，甚至我們要干擾也干擾不進。他們的神態是，異香巨臭，無所聞也，山崩河溢，無所見也。但他們不聾不盲，不愚不癡，侍者給他們加咖啡，總是立即敏感，謝得及時，眼神奕奕，面容雅靜。
這種情景，我們太不熟悉。我對導演劉璐說，談話節目請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實我哪裡在想談話。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裡，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們時刻準備著老友拍肩，朗聲寒暄；我們時刻準備著躲避注視，勸阻噪音；我們甚至，準備著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態，聊以解悶。因此，即使我們這批早已對拍攝現場失去興奮的人也無法想像別人對拍攝現場的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開始有點明白。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個體無法自立的傳統，來自對環境安全係數的較低估計。這事說來話長，但呈現方式卻極具感性。
街邊路頭的平常景像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們自己也深刻在一種對比中了。
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每個氣場都是內向、自足的，因此就築成了一圈圈的「牆」———這個比喻薩特用過，還曾以此命題一個作品，但含義有所不同。我們七八個人進來忙忙碌碌，其實也只是增加了一個氣場而已。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
尊重別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干擾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已經習慣成自然。
他們可以與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場所互相招呼，卻嚴守在各自的工作狀態下互不關注。這確實與我們熟悉的許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無意於對別人的救助和招呼，卻對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關注。
問題是，既然在咖啡館自築氣場之牆，為什麼不利用家裡的自然之牆呢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他們並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干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跡無形又有跡有形，幾乎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前提和背景。
這裡就出現了一種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嚐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種生態悖論早已成為一種公約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擔懮市民來這裡探訪名家，形成圍觀。
但是，這種生態悖論又讓我們聯想到另一種與之完全倒逆的悖論。中國文人歷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一趨同。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隱索微、如數家珍。
想到這裡，薩特和波娃經常來這裡的理由已經明白。他們坐在這裡時的神態和心情，與這八位客人如出一轍。於是，我懸念落地。
站起身來去上了一回廁所。廁所極小，只能容一個便器，牆上有一些塗畫，我想薩特曾無數遍地辨認過。
從廁所出來，我對導演劉璐打個招呼，便對著鏡頭說：「今天這兒除了我們，還有八位客人，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工作狀態……」
有人提醒：「薩特薩特」
我說，我就是在講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