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心忡忡
見面才知，《朝日新聞》在世界各國選了十個人，讓他們在二000年開頭十天依次發清繹寸新世紀的看法，不知怎麼竟選上了我。這就把身為中國總局局長的加籐先生急壞了，先到上海找我，沒找到，後來終於在香港大體摸清了我們的旅行路線，準備到尼泊爾攔截，但算時間，到尼泊爾已經接近年尾，來來去去可能會趕不及發稿時間，就決定提前到印度守候採訪。
人家那麼誠心，我當然要認真配合。於是閒話少說，立即進人正題。我已走過的路程和今天談話的地點．使話題沒法不大，．勸佳免沉重。
加籐先生準備布剔及仔細。他採訪的問題大致是：二十世紀眼看就要結束，人類有哪些教訓要帶給新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有沒有銘記？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不久前說，最近十年死於戰亂的人數仍高達五十萬，可見自相殘殺並未停止，新世紀怎麼避免？除了戰爭，還有大量危機，例如地球資源已經非常廈乏，而近幾十年發展情況較好的國家卻以膨脹的物慾在大量浪費，資源耗盡了該怎麼辦？又如人口爆炸還在繼續，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狀況好的群落卻是人口劇減，真正發生人口爆炸的是貧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國家和地區，這又如何是好？至於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衝突，雖然改變了方式，卻沒有大幅度緩和的跡象，如何減少差異、共生共存？什麼是理想的國家風範？什麼是全人類的文明共享？
當然更主要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中國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和今後的發展前途怎樣？有哪一些難以逾越的麻煩問題？這次對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統考察，又引絲界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看法有什麼變化？
這些問題翻阿反大，沒有人能簡單回答，只能討論。錄音機亮著紅燈在桌子上無聲地轉動，我和加籐先生、楊晶女士三人越談越優心仲忡，不時地搖頭、歎氣。確實很難輕鬆起來，只是我對中國的情況還比較樂觀。感謝《朝日新聞》帶來的刺激，使我可以把這些問題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這份日記，也應該在結束前稍稍整理一下這方面的思路。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裡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面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歷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偉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順、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所謂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但是，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又談何容易？
加籐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些趣事。
他回憶了坐出租汽車時與司機討價還價的過程，為了防止被騙，不說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讓他真的生了氣。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籐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裡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面孔勸加籐先生出二百盧比……
沒等加籐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麼這樣相似。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有人向我潑污，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所不同的是，他們撥污的工具是文章、書籍，而代價是．允許他們盜版。加籐先生說：「你看，我對付不了那個擦鞋者，你對付不了那些盜版者，最簡單的是非曲直徹底顛倒，我們竟然毫無辦法。就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麼來有效地阻止邪惡？實在不能樂觀。」
我說：「請允許我繼續從小見大，借這些小事來看看世紀難題。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這件小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你已看到，除了那兩個幫兇，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如果別．人來關口就更麻煩，還會把各自的觀念全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這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法律、輿論和宗教等等都不解決問題。那麼引申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控制，由誰來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麼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我的惆悵，即來自於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制衡的中堅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至於個人，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有〕的聲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