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的短篇小說《余索式怪誕》寫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書，對面天壽堂漢藥店辦喜事，卻不斷播放惑人的音樂。余索走到店裡，要求他們把聲浪放低，對方卻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為借口加以拒絕。於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適於山間。不料他落腳的寺廟竟也用擴音器播放如怨如訴的佛樂，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鬧，余索忍無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樹林。
　　我對這位青年不但同情，簡直認同，當然不是因為我也姓余，而是因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於無形，有時甚於刀槍。噪音，是聽覺的污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叔本華一生為噪音所苦，並舉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傳記為例，指出幾偉大的作家莫不飽受噪音折磨。其實不獨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僅僅需要休息或放鬆的人，皆應享有寧靜的權利。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好靜乃是聽覺上的優潔癖」，知識分子和有閒階級的「富貴病」。在這種謬見的籠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議，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訴，一定無人理會。「人家聽得，你聽不得？你的耳朵特別名貴？」是習見的反應。所以製造噪音乃是社會之常態，而干涉噪音卻是個人之變態，反而破壞了鄰里的和諧，像余索一樣，將不見容於街坊。詩人庫伯（William Cowper）說得好：
　　吵鬧的人總是理直氣壯。
　　其實，不是知識分子難道就不怕吵嗎？《水滸傳》裡的魯智深總是大英雄了吧，卻也聽不得垂楊樹頂群鴉的聒噪，在眾潑皮的簇擁之下，一發狠，竟把垂楊連根拔起。
　　叔本華在一百多年前已經這麼畏懼噪音，我們比他「進化」了這麼多年，噪音的勢力當然是強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誕》刊於一九七五年，可見那時的余索已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十年以來，我們的聽覺空間只有更加髒亂。無論我怎麼愛台灣，我都不能不承認台北已成為噪音之城，好發噪音的人在其中幾乎享有無限的自由。人聲固然百無禁忌，狗聲也是百家爭鳴：狗主不仁，以左鄰右舍為芻狗。至於機器的噪音，更是橫行無阻。最大的兇手是擴音器，商店用來播音樂，小販用來沿街叫賣，廣告車用來流動宣傳，寺廟用來誦經唱偈，人家用來辦婚喪喜事，於是一切噪音都變本加厲，擴大了殺傷的戰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讀書，忽聞異聲大作，竟是辦喪事的嘔啞哭腔，經過擴音器的「現代化」，聲浪洶湧淹來，浸灌吞吐於天地之間，只憑其淒厲可怕，不覺其悲哀可憐。就這麼肆無忌憚地鬧到半夜，我和女兒分別打電話向警局投訴，照例是沒有結果。
　　噪音害人，有兩個層次。人叫狗吠，到底還是以血肉之軀搖舌鼓肺製造出來的 「原音」，無論怎麼吵人，總還有個極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為公平。但是用機器來吵人，管它是收音機、電視機、唱機、擴音器，或是工廠開工，電單車發動，卻是以逸待勞、以物役人的按鈕戰爭，太殘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兩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爾（Richard Steele）就說過：「要閉起耳朵，遠不如閉起眼睛那麼容易，這件事我常感遺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顯已江郎才盡。我們不想看丑景，閉目便可，但要不聽噪音，無論怎麼掩耳、塞耳，都不清靜。更有一點差異：光，像棋中之車，只能直走；聲，卻像棋中之炮，可以飛越障礙而來。我們注定了要飽受噪音的迫害。台灣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間相對縮小。大家擠在牛角尖裡，人人手裡都有好幾架可發噪音的機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認真取締，未來的聽覺污染勢必造成一個半聾的社會。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當地「近鄉情怯」，怯於重投噪音的天羅地網，怯於一上了計程車，就有個音響喇叭對準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計程車裡安靜得多了。英國和德國的計程車裡根本不播音樂。香港的公共場所對噪音的管制比台北嚴格得多，一般的商場都不播音樂，或把音量調到極低，也從未聽到誰用擴音器叫賣或競選。
　　愈是進步的社會，愈是安靜。濫用擴音器逼人聽噪音的社會，不是落後，便是集權。曾有人說，一出國門，耳朵便放假。這實在是一句沉痛的話，值得我們這個把熱鬧當作繁榮的社會好好自省。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