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與自幸——我的國文啟蒙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抵,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於中學時代是在純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宜於學習中文。
一九四○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後方」。不能算是甚麼名校,但是教學認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後我是否進外文系,大有問題。
至於國文老師,則前後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兼授國文和歷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另有一個國文老師,已忘其名,只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麼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遢。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於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歎,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六十分。後來我們死了心,改寫白話,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餘,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合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併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於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麼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於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弔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裡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餘,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麼,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回,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讚歎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覆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說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裡,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裡辦公,只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閒,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面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面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於母親,近於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誌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艷,只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麼反對,課餘任我取閱,縱容我神遊於人鬼之間。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後,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面歎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閒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只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中國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並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身為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松、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遊、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中國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俗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註腳;另一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樑,俾在兩岸自由來往。當代學者概歎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育,勉強吞嚥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詞彙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誌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於白話過渡。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於無形,耽讀之餘,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甚麼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只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一位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餘,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影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餘,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
同學之間互勉的風氣也很重要。巴蜀文風頗盛,民間素來重視舊學,可謂絃歌不輟。我的四川同學家裡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當時中學生之間,流行的課外讀物分為三類:即古典文學,尤其是舊小說;新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話小說;翻譯文學,尤其是帝俄與蘇聯的小說。三類之中,我對後面兩類並不太熱衷,一來因為我勤讀英文,進步很快,準備日後直接欣賞原文,至少可讀英譯本,二來我對當時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學文體,多無好感,對一般新詩,尤其是普羅八股,實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吳顯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書,常攜來與我共賞,每遇奇文妙句,輒同聲嘖嘖。有一次我們迷上了《西廂記》,愛不釋手,甚至會趁下課的十分鐘展卷共讀,碰上空堂,更並坐在校園的石階上、膝頭攤開張生的苦戀,你一節,我一段,吟詠甚麼「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後來發現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激賞了一陣,並傳觀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於詩詞,則除了課本裡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師和長輩並未著意為我啟蒙,倒是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覺得美,覺得親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層,紛繁的附註也不暇細讀。不過熱愛卻是真的,從初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歷大學時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詠古詩的方式,雖得閩腔吳調的口授啟蒙,兼采二舅父哦歎之音,日後竟然發展成唯我獨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餘韻不絕,跟長輩比較單調的誦法全然相異。五十年來,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如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或是「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若是葉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晉書》王敦傳說王敦酒後,輒詠曹操這四句古詩,一邊用玉如意敲打唾壺作節拍,壺邊盡缺。清朝的名詩人龔自珍有這麼一首七絕:「迴腸蕩氣感精靈,座容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減,珊瑚擊碎有誰聽?」說的正是這種酒酣耳熱,縱情朗吟,而四座共鳴的豪興。這也正是中國古典詩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國語來讀古詩或者默念,只恐永遠難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在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迴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後,我一定選一兩首中國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後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不幸這種感性教育今已蕩然無存,與書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屆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對各國的漢學家報告我中譯王爾德喜劇《溫夫人的扇子》的經驗,說王爾德的文字好炫才氣,每今譯者「望洋興歎」而難以下筆,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譯文也會勝過他的原文。眾多學者吃了一驚,一起抬頭等待下文。我說:「有些地方,例如對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這種地方,原文不如譯文,不是王爾德不如我,而是他撈過了界,竟以英文的弱點來碰中文的強勢。」
我以身為中國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