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贊中華》篇裡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於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這扼要的說明了我們的時代。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鬥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樣，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裡，特別是中年人的手裡。於是乎來了青年的反抗，在學校裡反抗師長，在社會上反抗統治者。他們反抗傳統和紀律，用怠工，有時也用挺擊。中年統治者記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靜，覺著現在青年愛搗亂，惹麻煩，第一步打算壓制下去。可是不成。於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來了集體訓練，開出新局面，可是還得等著瞧呢。
青年反抗傳統，反抗社會，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們低頭受壓，使不出大力氣，見得沉靜罷了。家庭裡父代和子代鬧彆扭是常見的，正是壓制與反抗的徵象。政治上也有老少兩代的鬥爭，漢朝的賈誼到戊戌六君子，例子並不少。中年人總是在統治的地位，老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老年時代，青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青年時代。老年和青年的勢力互為消長，中年人卻總是在位，因此無所謂中年時代。老年人的衰朽，是過去，青年人還幼稚，是將來，佔有現在的只是中年人。他們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譏笑前者，煩厭後者。安慰還是順的，培植卻常是逆的，所以更難。培植是憑中年人的學識經驗做標準，大致要養成有為有守愛人愛物的中國人。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他們不甘心在理想還未疲倦的時候就被壓進典型裡去，所以總是掙扎著，在憧憬那海闊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瞭解青年人為什麼總愛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說是時代病。其實這倒是成德達材的大路；壓迫的，掙扎著，材德的達成就在這兩種力的平衡裡。這兩種力永恆的一步步平衡著，自古已然，不過現在更其表面化罷了。
青年人愛說自己是天真的，純潔的。但是看看這時代，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練卻只是工於自謀，到了臨大事，決大疑，似乎又見得幼稚了。青年要求進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們有的是奮鬥的力量。不過大處著眼難，小處下手易，他們的飽滿的精力也許終於只用在自己的物質的改革跟進步上；於是驕奢淫佚，無所不為，有利無義，有我無人。中年裡原也不缺少這種人，效率卻趕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還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漢，得過且過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極，馬馬虎虎對付著，一點不認真。中年人這兩種也夠多的。可是青年時就染上這些習氣，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頭，浪子回頭金不換，不像中年人往往將錯就錯，一直沉到底裡去。
青年人容易脫胎換骨改樣子，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精力足，歲月長，前路寬，也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總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說青年時候不狂，什麼時候才狂？不錯。但是這狂氣到時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會忘其所以的。青年人愛諷刺，冷嘲熱罵，一學就成，揮之不去；但是這只足以取快一時，久了也會無聊起來的。青年人罵中年人逃避現實，圓通，不奮鬥，妥協，自有他們的道理。不過青年人有時候讓現實籠罩住，伸不出頭，張不開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兒路，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又是小處。若是能夠偶然到所謂世界外之世界裡歇一下腳，也許可以將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時候偏執不回，過去一度以為讀書就不能救國就是的。那時蔡孑民先生卻指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權衡輕重的圓通觀。懂得這種圓通，就可以將自己放平些。能夠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與嚴肅，這裡就需要奮鬥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師，青年還是需要人師。用不著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著一手攤經，一手握劍，只要認真而親切的服務，就是人師。但是這些人得組織起來，通力合作。講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誘導，可還歸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媽媽氣去乞憐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語去買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槍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後先一致的按著應該做的放膽放手做去。不過基礎得打在學校裡；學校不妨盡量社會化，青年訓練卻還是得在學校裡。學校好像實驗室，可以嚴格的計劃著進行一切；可不是溫室，除非讓它墮落到那地步。訓練該注重集體的，集體訓練好，個體也會改樣子。人說教師只消傳授知識就好，學生做人，該自己磨練去。但是得先有集體訓練，教青年有膽量幫助人，制裁人，然後才可以讓他們自己磨練去。這種集體訓練的大任，得教師擔當起來。現行的導師制注重個別指導，瑣碎而難實踐，不如緩辦，讓大家集中力量到集體訓練上。學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訓練，從集中軍訓起頭，跟著來了各種訓練班。前者似乎太單純了，效果和預期差得多，後者好像還差不多。不過訓練班至多只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培植根基還得在學校裡。在青年時代，學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師的責任也更重大了，他們得任勞任怨的領導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達材的大路。
１９４４年６月９日作。
（原載１９４４年８月《中學生》第７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