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少作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已經很老,整整三十五週歲,十足的中年婦女了。就是按照聯合國最寬鬆的年齡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沒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寧,那座白楊之城搖動的樹葉沒給我留下絲毫記憶。我出生時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綠,就在襁褓中隨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調到北京。我在北京度過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但是我對傳統的北京文化並不內行,那是一種深沉的底色,而我們是漂泊的闖入者。部隊大院好像來自五湖四海的風俗彙集的部落,當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嚴肅與紀律。那個時代,軍人是最受尊敬的階層。我上學的時候,成績很好,一直當班主席,少先隊的大隊長。全體隊員集合的時候,要向大隊輔導匯報情況,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個「孩子頭」。但這個學生中最驕傲的位置,持久地影響了我的性格,使我對誇獎和榮耀這類事,像打了小兒麻痺疫苗一般,有了強韌的抵抗力。人幼年時候,受過艱苦的磨難固然重要,但嘗過出人頭地的滋味也很可貴。當然,有的人會種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會對這種光環下的煙霧,有了淡漠它、藐視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學就讀於北京外語學院附屬學校。它是有十個年級的一條龍多語種的外語專門學校,畢業生多保送北京外國語大學,對學生進行的教育是長大了做紅色外交官。學校裡有許多顯赫子弟,家長的照片頻頻在報紙上出現。本來,父親的官職已令我驕傲,這才第一次認識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虛榮之心因此變平和了許多。我們班在小學戴三道槓的少說也有二十位,正職就不下七八個,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個中隊學習委員。不過,我挺寧靜,多少年來過著管人的日子,現在被人管,真是省心。上課不必喊起立,下課不必多做值日,有時也可扮個鬼臉耍個小脾氣,比小學時眾目睽睽下以身作則的嚴謹日子自在多了。不過,既然是做了學習委員,學習必得上游,這點自覺性我還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現在還保存著一張那時的成績單,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試是5-。其實,我的作文常作為範文,只因老師期末考試時鬧出一個新花樣,考場上不但發下了厚厚一沓卷紙,還把平日的作文簿也發了下來。說此次考試搞個教改,不出新題目了,自己參照以前的作業,揀一篇寫得不好的作文,重寫一遍,老師將對照著判分,只要比前文有進步,就算及格。一時間,同學們歡聲雷動,考場裡恐怖壓抑的氣氛一掃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無所謂地打開簿子,不想一翻下來,很有些為難。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寫哪一篇為好。眼看著同學們唰唰動筆,只得無措地亂點一篇,重新寫來。判卷的老師後來對我說,寫得還不錯,但同以前那篇相比,並不見明顯的進步,所以給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麼樣。

「文化大革命」興起,我父母貧農出身,青年從軍,沒受到什麼衝擊。記得我聽到「停課鬧革命」的廣播時,非常高興。因為馬上就要期末外語口試,將由外籍老師隨心所欲地提問。比如你剛走進考場,他看你個子比較高,就會用外語冷不丁地問:「你為什麼這樣高大?」你得隨機應變地用外語回答:「因為我的父親個子高。」他窮追不捨:「為什麼你的父親個子高?」你回答:「因為我爺爺長得高。」他還不死心,接著問:「為什麼你爺爺高……」你就得回答:「因為我爺爺吃得多……」外籍老師就覺得這個孩子反應機敏,對答如流,給個好分。面對這樣的經驗之談,我愁腸百結。我的外語不錯,簡直可算高材生,但無法應付這種考試,肯定一敗塗地。現在難題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錯,但不是一個好紅衛兵,因為我捨不得砸東西,也不忍心對別人那麼狠。我一看到別人把好好的東西燒了毀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說我革命不堅決,出頭露面的事就不讓我干了。比如抄家時別人都在屋裡掘地三尺,搜尋稀奇古怪的罪證和寶貝,撇我一個人在荒涼的院子裡看著「黑五類」。「地富反壞」對我說:「想上廁所了。」我說:「去唄。」那人說:「你不跟著了?」我說:「廁所那麼味,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說:「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別的紅衛兵看見了,說我是偷著跑出去,還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廁所。紅衛兵首領看見我拄著木槍,愁眉苦臉地站在廁所門口,問:「你這是給誰站崗?」我說:「有一個讓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領大驚道:「你一個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這裡,就不怕他一下子躥出來,把你殺了?」我毛骨悚然,說:「那他要上廁所,我有什麼辦法?」首領手一揮說:「這還不好辦,讓他拉在褲子裡……」正說著,那個壞分子出來了,很和氣的樣子,一個勁地感謝我。首領對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認定我陣線不清。其實,我只是無法想像不讓別人上廁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將心比心,覺得太難受了。首領以後分配抄家任務的時候,乾脆只讓我去看電話、印戰報,認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學把某女生的被子丟在地上,要潑冷水,理由是她父親成了「黑幫」,我強烈反對這樣做,挺身而出,幾乎同一個班的人為敵。以前我和大家關係都不錯,大伙看我這麼堅決,就退了一步。只象徵性地在她被子角上灑了些水,大部分棉絮還可以湊合著蓋。那個女生現在是高級工程師,有時想起往事,還說:「畢淑敏,你當年怎麼那麼勇敢?覺悟那麼高?」我說:「這跟覺悟和勇敢可沒一點關係,我只是想,一個人要在浸滿冷水的被子裡睡覺,多冷啊!再說棉花招誰惹誰了,為什麼非得作踐被子?」

久久地不上課,也是令人無聊的事情。當外語口試的陰影過去之後,我開始懷念起教室了。學校有建於20世紀初葉的古典樓房,雕花的欄杆和木製的樓梯,還有像水龍頭開關一般複雜的黃銅窗戶插銷,都用一種久遠淵博的寧靜召喚著我們。學校圖書館開館鬧革命,允許借「毒草」,條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寫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線灰暗的書架裡輾轉反側,連借帶偷,每次都夾帶著眾多的書蹣跚走出,沉重得像個孕婦。偷的好處是可以白看書,不必交批判稿。就像買東西的時候順手牽羊,不必付錢。寫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覺得大師的作品美輪美奐,卻非得說它一無是處,真是除了訓練人說假話以外,就是讓人仇恨自己毫無氣節。我只好一邊寫一邊對著天空禱告:「親愛的大師們,對不起啊,為了能更多地讀你們的書,我只好胡說一通了。你們既然寫出了那麼好的書,塑造了那麼多性格複雜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會原諒一個中國女孩的胡說八道……」我那時很傻,從來沒把任何一本偷來的書,據為己有,看完之後,不但如約還回,連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時一模一樣,生怕有何閃失。這固然和我守規矩的天性有關,私下裡也覺得如果圖書管理員發現了書總是無緣無故地減少,突然決定不再借書,我豈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學們剛開始搶著看我的書,但她們一不幫我寫大批判文章,二來看得又慢,讓我遲遲還不上書,急得我抓耳撓腮,也顧不得同學情誼,索性把她們看了一半的書劈手奪下,開始我下一輪的夾帶。大家不幹,就罰我把沒看完的部分講出來。這樣,在1966年以後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裡,在北京城琉璃廠附近一所古老的樓房裡,有一個女孩給一群女孩講著世界名著,雨果、托爾斯泰、巴爾扎克……

我並不覺得年齡太小的時候,在沒有名師指點的情形下,閱讀名著是什麼好事。我那時的囫圇吞棗,使我對某些作品的理解終身都處在一種兒童般的記憶之中。比如我不喜歡太晦澀太像征的作品,也許就因為那時比較弱智,無法咀嚼微言大義。我曾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對想聽《罪與罰》的同學講,它可沒意思了……至今慚愧不已。

1969年2月我從學校應徵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隊當衛生員。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說「阿里」這個具體的地名,因為它在地圖上找不到,一個名叫「獅泉河」的小鎮標記,代表著這個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廣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對內地人來說,就像非洲腹地,是個模糊所在,反正你說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說了。自打出了一個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個絕苦的荒涼之地。距今二十多年以前的藏北高原,艱苦就像老酒,更醇厚一些。我在那支高原部隊裡待了十一年。之所以反覆羅列數字,並非炫耀磨難,只是想說明,那段生活對於「溫柔鄉」裡長大的一個女孩子,具有怎樣驚心動魄的摧毀與重建的力量。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充滿了愛意和陽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體健康,弟妹尊崇,成績優異,老師誇獎,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時幼稚地想,這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只有兩家,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那盞亞德裡亞海邊的明燈雖然亮,規模還是小了一點,當然是生在中國為佳了。長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運了。學上不成,出路無非是上山下鄉或是到兵團,能當上女兵的百里挑一,這份福氣落到了我的頭上,應該知足啊……

在經過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半個月的汽車顛簸之後,五個女孩到達西藏阿里,成為這支騎兵部隊有史以來第一批女兵,那時我十六歲半。

從京城優裕生活的學外語女孩,一下子墜落到祖國最邊遠的不毛之地的衛生員(當然,從海拔的角度來說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過了五千米)。我的靈魂和肌體都受到了極大震動。也許是氧氣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時竟望著遙遠的天際,面對著無窮無盡的雪原和高山,心想,「這世界上真還有北京這樣一個地方嗎?以前該不是一個奇怪的夢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時候,才對自己的過去有一絲追認。

我被雪域的博大精深和深邃高遠震駭住了。在我短暫的生命裡,不知道除了燈紅酒綠的城市,還有這樣冷峻嚴酷的所在。這座星球凝固成固體時的模樣,原封不動地保存著,未曾沾染任何文明的霜塵。它無言,但是無往而不勝,和它與天同高與地齊壽的滄桑相比,人類多麼渺小啊!

我有一件恆久的功課,就是——看山。每座山的面孔和身軀都是不同的,它們的性格脾氣更是不同。騎著馬到牧區送醫送藥時,我用眼光撫摸著每一座山的脊背和頭顱,感到它們比人類頑強得多,永恆得多。它們默默無言地屹立著,億萬斯年。它們誕生的時候,我也許只是一段氨基酸的片段,無意義地漂浮在空氣中,但此刻已幻化成人,驕傲地命名著這一座座雄偉的山。生命是偶然和短暫的,又是多麼寶貴啊。

有人把宇宙觀叫做世界觀,我想這不對。當我們說到世界的時候,通常指的是熙熙攘攘的人類世界。當你在城市和文明之中的時候,你可以堅定不移地認為,宇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宇宙,它們其實指的就是我們這顆地球。但宇宙實在是一個比世界大無數倍的概念,它們之間是絕不可劃等號的。通過信息和文字,你可以瞭解世界,但只有親身膜拜大自然,才能體驗到什麼是宇宙。

我還沒有聽什麼人說過他到了西藏,能不受震撼地原湯原汁地攜帶著自己的舊有觀念返回城市。這塊地球上最高的土地,把一種對於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的形式,強硬地灌輸給每一個抵達它的海拔的頭腦。

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女孩來說,這種置換幾乎是毀滅性的。我在花季的年齡開始嚴峻鄭重地思考死亡,不是因為好奇,而是它與我摩肩擦踵,如影隨形。高原缺氧,拉練與戰鬥,無法預料的「高原病」……我看到過太多的死亡,以至於有的時候,都為自己的依然活著深感愧疚。在那裡,死亡是一種必然,活著倒是幸運的機遇了。在君臨一切的生死憂慮面前,我已悟出死亡的真諦,與它無所不在的黑翅相比,個人所有的遭遇都可淡然。

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返回來,努力完成生命給予我的緣份。我是一個很用功的衛生員,病人都說我態度好。這樣,我很快入團入黨,到了1971年推薦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上軍醫大的時候,人們不約而同地舉薦了我。一位相識的領導對我說:「把用不著的書精簡一下,過幾天有車下山的時候,你就跟著走了,省得到時候抓瞎。」

我並沒有收拾東西,除了士兵應發的被褥和一本衛生員教材,我一無所有,可以在接到命令半小時之內,攜帶全部家當遷到任何地方去。我也沒有告訴家裡,因為我不願用任何未經最後認證的消息騷擾他們,等到板上釘釘時再說不遲。

幾天,又幾天過去了。我終於沒有等到收拾東西的消息,另外一個男衛生員搭順路的便車下山,到上海去念大學。我甚至沒去打聽變故是為什麼,很久之後才知道,在最後決策的會議上,一位參加者小聲說了一句:「你們誰能保證畢淑敏在軍醫大學不找對象,三年以後還能回到阿里?」一時會場靜寂,是啊,沒有人能保證。這是連畢淑敏的父母、畢淑敏自己都不能預測的問題。假如她真的不再回來,雪域高原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培訓名額,待學業有成時就不知便宜了哪方熱土。給我遞消息的人說,當時也曾有人反駁,說她反正也嫁不到外國去,真要那樣了,就算為別的部隊培養人才吧。可這話瞬間被窗外呼嘯的風雪聲捲走,不留一絲痕跡。

我至今欽佩那時的畢淑敏,沒多少閱歷,但安靜地接受這一現實,依舊每天平和地挑著水桶,到獅泉河畔的井邊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較淺),供病人洗臉洗衣。挑滿那銹跡斑斑的大鐵桶,需要整整八擔水。女孩其實是不用親自挑水的,雖然那是衛生員必需的功課。只要一個躊躇的眼神一聲輕微的歎息,絕不乏英勇的志願者。能幫女兵挑水,在男孩子那裡,是巴不得的。

山上的部隊裡有高達四位數字的男性,只有一位數字的女兵,性別比例上嚴重失調。軍隊有句糙話,叫「當兵三年,老母豬變貂蟬」。每個女孩都確知自己的優勢,明白自己有資格頤指氣使,只要你願意,你幾乎能夠指揮所有的人,得到一切。

我都是獨自把汽油桶挑滿,就像按時完成家庭作業,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我很悠閒地挑著滿滿兩大桶水安靜地走著,換肩的時候十分輕巧,不會讓一滴水潑灑出來。我不喜歡那種一溜小跑很逃竄的挑水姿勢,雖說在扁擔彈動的瞬間,會比較輕鬆,但那舉止太不祥和了。我知道在我挑水的時候,有許多男性的眼光注視著我,想看到我窘急後伺機幫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會假以他人。不但是一種自律,而且是對別人的尊重。如果憑自己的努力,已無法完成這一工作,我就會放棄。我並不認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是一種非常良好的生活狀態,它過於誇大人的主觀作用,太注重最後的結局了。在一切時候,我們只能順從規律,順從自然。

開始學做衛生員,沒有正規的課堂,幾乎像小木匠學徒一樣,由老醫生手把手地教。驚心動魄的解剖課,其真實與慘烈,任何醫科大學都不可比。記得有一個肝癌牧人故去,老醫生對我們說:「走,去看看真正的惡性腫瘤。」牧人的家屬重生不重死,他們把親人的遺體托付給金珠瑪米(解放西藏後,解放軍的專有稱呼,救苦救難的菩薩兵),活著的人趕著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瑪米們把屍體安放在擔架上,抬上汽車,向人跡絕蹤的山頂開去,將在那裡把屍身剖開,引來禿鷲,實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第一次與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還給他化驗過血,此刻他卻躺在大廂板上,隨著車輪的每一次顛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單子底下自由滾動,離山頂還有很遠,路已到盡頭,汽車再無法向前。我們把擔架抬下來,高托著它,向山頂攀去。老醫生問:「你抬前架還是後架?」我想想說:「後面吧。」因為抬前面的人負有使命,需決定哪一座峰巒才是這白布下的靈魂最後的安歇之地,我實在沒有經驗。

靈魂肯定是一種有負重量的物質,它離去了,人體反而滯重。我艱難地高擎擔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屍體冰涼的腳趾隔著被單顫動著,堅硬的指甲鳥喙一樣點著我的面頰。片刻不敢大意,我緊盯著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個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幾乎想和擔架上躺著的人交換位置。我抑制著喉頭血的腥甜,說:「禿鷲已經在天上繞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會把我們都當成祭品的。」老醫生沉著地說:「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讓死者的靈魂飛翔。我們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減料。」

終於,到了伸手可觸天之眉的地方。擔架放下,老醫生把白單子掀開,把牧羊人鋪在山頂的砂石上,如一塊門板樣周正,鋒利的手術刀口流利地反射著陽光,簌然劃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佈滿腫瘤的肝臟提出腹腔,仔細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徑,用刀柄敲著腫物,傾聽它核心處混沌的聲響,一邊惋惜地歎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來,這麼大的癌塊,罕見啊……」

禿鷲在頭頂憤怒地盤旋著,翅膀扇起陽光的溫熱。望著牧人安然的面龐,他的耳垂上還有我昨日化驗時打下的針眼,粘著我貼上去的棉絲。因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張紙。儘管當時我把刺血針調到最輕薄的一檔,還是幾乎將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機制已徹底崩潰,稀薄的血液像紅線似的無休止流淌……我使勁用棉球堵也無用,枕巾成了濕淋淋的紅布。他看出我的無措,安寧地說:「我身上紅水很多,你儘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對蒼涼曠遠的高原,俯衝而下乜視的鷹眼,散亂山之巔的病態臟器和牧羊人顏面表皮層永恆的笑容,在那一瞬間,我明白了什麼叫做「生命」。

一個人在非常年輕的時候洞徹生死,實在是一種大悲哀,但你無法拒絕。這份冰雪鑄成的禮物,我只有終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態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筆寫在黑板報上的小詩,被偶爾上山又疾速下山的軍報記者抄了去,發在報上。周圍的人都很激動,那個年代鉛字有一種神秘神聖的味道。我無動於衷,因為那不是我主動投的稿,我不承認它是我的選擇。以後在填寫所有寫作表格的時候,我都沒寫過它是我的處女作。

我終於憑著自己的努力上了學,在學校的時候,依舊門門功課優異,這對我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成了一名軍醫,後來,結婚生子。到了兒子一歲多的時候,我從北京奶奶家寄來的照片上,發現孩子因為沒有母親的照料,有明顯的佝僂病態。我找到阿里軍分區的司令員,對他說:「作為一名軍人,為祖國,我已忠誠地戍邊十幾年。現在,我想回家了,為我的兒子去盡職責。」他沉吟了許久說:「阿里很苦,軍人們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動了我。你是一個好醫生,幸虧你不是一個小伙子,不然,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你走。」

回到北京。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學烹調,學編織,學著做孩子的棉褲和培育開花或是不開花的草木……我極力想納入溫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我發的綠豆芽雪白肥胖。自給有餘外,還可支援同事的飯桌,大伙說可以到自由市場擺個地攤啦!

唯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脈管深處,經過冰雪洗禮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有一些很本質的東西發生過,並將永遠籠罩著我的靈魂。在寒冷的高處,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鷹呼喚著我,既然我到達過地球上最險峻的雪域,它就將一種無以言傳的使命強加於我。

我開始做準備,讀文學書,上電大的中文系……對於一個生活穩定、受人尊重的女醫生來說,實有「不務正業」之嫌,我幾乎是在「半地下」的狀態做這些事,幸好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給予我深長的理解和支持。這個準備過程挺長,大約用了一個孩子從一年級到小學畢業的時間,當助跑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個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沒有緊急病人。日光燈下鋪開一張紙,開始了我第一篇小說的寫作。

關於以後的創作,好像就沒有多少可說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寫著,盡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覺盡了力,也就心安。已經走了很長的路,假如沒有意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寫的文字能印在報刊上這件事,我的父母很看重,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那些並不成熟的作品,曾給我重病中的父親帶來由衷的快樂,他囑咐我要好好地寫下去。父親已經遠行,最後的期望在蒼茫的天穹迴響。為了不辜負他們的目光,我將竭盡全力。

認真地生活和寫作,以回答生命。當我寫作第一篇作品的時候,就是這樣想的,現在依然。

《離太陽最近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