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已經很老，整整三十五週歲，十足的中年婦女了。就是按照聯合國最寬鬆的年齡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沒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寧，那座白楊之城搖動的樹葉沒給我留下絲毫記憶。我出生時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綠，就在襁褓中隨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調到北京。我在北京度過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但是我對傳統的北京文化並不內行，那是一種深沉的底色，而我們是漂泊的闖入者。部隊大院好像來自五湖四海的風俗彙集的部落，當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嚴肅與紀律。那個時代，軍人是最受尊敬的階層。我上學的時候，成績很好，一直當班主席，少先隊的大隊長。全體隊員集合的時候，要向大隊輔導匯報情況，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個「孩子頭」。但這個學生中最驕傲的位置，持久地影響了我的性格，使我對誇獎和榮耀這類事，像打了小兒麻痺疫苗一般，有了強韌的抵抗力。人幼年時候，受過艱苦的磨難固然重要，但嘗過出人頭地的滋味也很可貴。當然，有的人會種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會對這種光環下的煙霧，有了淡漠它、藐視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學就讀於北京外語學院附屬學校。它是有十個年級的一條龍多語種的外語專門學校，畢業生多保送北京外國語大學，對學生進行的教育是長大了做紅色外交官。學校裡有許多顯赫子弟，家長的照片頻頻在報紙上出現。本來，父親的官職已令我驕傲，這才第一次認識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虛榮之心因此變平和了許多。我們班在小學戴三道槓的少說也有二十位，正職就不下七八個，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個中隊學習委員。不過，我挺寧靜，多少年來過著管人的日子，現在被人管，真是省心。上課不必喊起立，下課不必多做值日，有時也可扮個鬼臉耍個小脾氣，比小學時眾目睽睽下以身作則的嚴謹日子自在多了。不過，既然是做了學習委員，學習必得上游，這點自覺性我還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現在還保存著一張那時的成績單，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試是5-。其實，我的作文常作為範文，只因老師期末考試時鬧出一個新花樣，考場上不但發下了厚厚一沓卷紙，還把平日的作文簿也發了下來。說此次考試搞個教改，不出新題目了，自己參照以前的作業，揀一篇寫得不好的作文，重寫一遍，老師將對照著判分，只要比前文有進步，就算及格。一時間，同學們歡聲雷動，考場裡恐怖壓抑的氣氛一掃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無所謂地打開簿子，不想一翻下來，很有些為難。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寫哪一篇為好。眼看著同學們唰唰動筆，只得無措地亂點一篇，重新寫來。判卷的老師後來對我說，寫得還不錯，但同以前那篇相比，並不見明顯的進步，所以給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麼樣。
「文化大革命」興起，我父母貧農出身，青年從軍，沒受到什麼衝擊。記得我聽到「停課鬧革命」的廣播時，非常高興。因為馬上就要期末外語口試，將由外籍老師隨心所欲地提問。比如你剛走進考場，他看你個子比較高，就會用外語冷不丁地問：「你為什麼這樣高大？」你得隨機應變地用外語回答：「因為我的父親個子高。」他窮追不捨：「為什麼你的父親個子高？」你回答：「因為我爺爺長得高。」他還不死心，接著問：「為什麼你爺爺高……」你就得回答：「因為我爺爺吃得多……」外籍老師就覺得這個孩子反應機敏，對答如流，給個好分。面對這樣的經驗之談，我愁腸百結。我的外語不錯，簡直可算高材生，但無法應付這種考試，肯定一敗塗地。現在難題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錯，但不是一個好紅衛兵，因為我捨不得砸東西，也不忍心對別人那麼狠。我一看到別人把好好的東西燒了毀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說我革命不堅決，出頭露面的事就不讓我干了。比如抄家時別人都在屋裡掘地三尺，搜尋稀奇古怪的罪證和寶貝，撇我一個人在荒涼的院子裡看著「黑五類」。「地富反壞」對我說：「想上廁所了。」我說：「去唄。」那人說：「你不跟著了？」我說：「廁所那麼味，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說：「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別的紅衛兵看見了，說我是偷著跑出去，還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廁所。紅衛兵首領看見我拄著木槍，愁眉苦臉地站在廁所門口，問：「你這是給誰站崗？」我說：「有一個讓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領大驚道：「你一個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這裡，就不怕他一下子躥出來，把你殺了？」我毛骨悚然，說：「那他要上廁所，我有什麼辦法？」首領手一揮說：「這還不好辦，讓他拉在褲子裡……」正說著，那個壞分子出來了，很和氣的樣子，一個勁地感謝我。首領對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認定我陣線不清。其實，我只是無法想像不讓別人上廁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將心比心，覺得太難受了。首領以後分配抄家任務的時候，乾脆只讓我去看電話、印戰報，認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學把某女生的被子丟在地上，要潑冷水，理由是她父親成了「黑幫」，我強烈反對這樣做，挺身而出，幾乎同一個班的人為敵。以前我和大家關係都不錯，大伙看我這麼堅決，就退了一步。只象徵性地在她被子角上灑了些水，大部分棉絮還可以湊合著蓋。那個女生現在是高級工程師，有時想起往事，還說：「畢淑敏，你當年怎麼那麼勇敢？覺悟那麼高？」我說：「這跟覺悟和勇敢可沒一點關係，我只是想，一個人要在浸滿冷水的被子裡睡覺，多冷啊！再說棉花招誰惹誰了，為什麼非得作踐被子？」
久久地不上課，也是令人無聊的事情。當外語口試的陰影過去之後，我開始懷念起教室了。學校有建於20世紀初葉的古典樓房，雕花的欄杆和木製的樓梯，還有像水龍頭開關一般複雜的黃銅窗戶插銷，都用一種久遠淵博的寧靜召喚著我們。學校圖書館開館鬧革命，允許借「毒草」，條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寫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線灰暗的書架裡輾轉反側，連借帶偷，每次都夾帶著眾多的書蹣跚走出，沉重得像個孕婦。偷的好處是可以白看書，不必交批判稿。就像買東西的時候順手牽羊，不必付錢。寫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覺得大師的作品美輪美奐，卻非得說它一無是處，真是除了訓練人說假話以外，就是讓人仇恨自己毫無氣節。我只好一邊寫一邊對著天空禱告：「親愛的大師們，對不起啊，為了能更多地讀你們的書，我只好胡說一通了。你們既然寫出了那麼好的書，塑造了那麼多性格複雜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會原諒一個中國女孩的胡說八道……」我那時很傻，從來沒把任何一本偷來的書，據為己有，看完之後，不但如約還回，連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時一模一樣，生怕有何閃失。這固然和我守規矩的天性有關，私下裡也覺得如果圖書管理員發現了書總是無緣無故地減少，突然決定不再借書，我豈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學們剛開始搶著看我的書，但她們一不幫我寫大批判文章，二來看得又慢，讓我遲遲還不上書，急得我抓耳撓腮，也顧不得同學情誼，索性把她們看了一半的書劈手奪下，開始我下一輪的夾帶。大家不幹，就罰我把沒看完的部分講出來。這樣，在1966年以後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裡，在北京城琉璃廠附近一所古老的樓房裡，有一個女孩給一群女孩講著世界名著，雨果、托爾斯泰、巴爾扎克……
我並不覺得年齡太小的時候，在沒有名師指點的情形下，閱讀名著是什麼好事。我那時的囫圇吞棗，使我對某些作品的理解終身都處在一種兒童般的記憶之中。比如我不喜歡太晦澀太像征的作品，也許就因為那時比較弱智，無法咀嚼微言大義。我曾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對想聽《罪與罰》的同學講，它可沒意思了……至今慚愧不已。
1969年2月我從學校應徵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隊當衛生員。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說「阿里」這個具體的地名，因為它在地圖上找不到，一個名叫「獅泉河」的小鎮標記，代表著這個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廣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對內地人來說，就像非洲腹地，是個模糊所在，反正你說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說了。自打出了一個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個絕苦的荒涼之地。距今二十多年以前的藏北高原，艱苦就像老酒，更醇厚一些。我在那支高原部隊裡待了十一年。之所以反覆羅列數字，並非炫耀磨難，只是想說明，那段生活對於「溫柔鄉」裡長大的一個女孩子，具有怎樣驚心動魄的摧毀與重建的力量。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充滿了愛意和陽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體健康，弟妹尊崇，成績優異，老師誇獎，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時幼稚地想，這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只有兩家，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那盞亞德裡亞海邊的明燈雖然亮，規模還是小了一點，當然是生在中國為佳了。長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運了。學上不成，出路無非是上山下鄉或是到兵團，能當上女兵的百里挑一，這份福氣落到了我的頭上，應該知足啊……
在經過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半個月的汽車顛簸之後，五個女孩到達西藏阿里，成為這支騎兵部隊有史以來第一批女兵，那時我十六歲半。
從京城優裕生活的學外語女孩，一下子墜落到祖國最邊遠的不毛之地的衛生員（當然，從海拔的角度來說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過了五千米）。我的靈魂和肌體都受到了極大震動。也許是氧氣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時竟望著遙遠的天際，面對著無窮無盡的雪原和高山，心想，「這世界上真還有北京這樣一個地方嗎？以前該不是一個奇怪的夢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時候，才對自己的過去有一絲追認。
我被雪域的博大精深和深邃高遠震駭住了。在我短暫的生命裡，不知道除了燈紅酒綠的城市，還有這樣冷峻嚴酷的所在。這座星球凝固成固體時的模樣，原封不動地保存著，未曾沾染任何文明的霜塵。它無言，但是無往而不勝，和它與天同高與地齊壽的滄桑相比，人類多麼渺小啊！
我有一件恆久的功課，就是——看山。每座山的面孔和身軀都是不同的，它們的性格脾氣更是不同。騎著馬到牧區送醫送藥時，我用眼光撫摸著每一座山的脊背和頭顱，感到它們比人類頑強得多，永恆得多。它們默默無言地屹立著，億萬斯年。它們誕生的時候，我也許只是一段氨基酸的片段，無意義地漂浮在空氣中，但此刻已幻化成人，驕傲地命名著這一座座雄偉的山。生命是偶然和短暫的，又是多麼寶貴啊。
有人把宇宙觀叫做世界觀，我想這不對。當我們說到世界的時候，通常指的是熙熙攘攘的人類世界。當你在城市和文明之中的時候，你可以堅定不移地認為，宇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宇宙，它們其實指的就是我們這顆地球。但宇宙實在是一個比世界大無數倍的概念，它們之間是絕不可劃等號的。通過信息和文字，你可以瞭解世界，但只有親身膜拜大自然，才能體驗到什麼是宇宙。
我還沒有聽什麼人說過他到了西藏，能不受震撼地原湯原汁地攜帶著自己的舊有觀念返回城市。這塊地球上最高的土地，把一種對於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的形式，強硬地灌輸給每一個抵達它的海拔的頭腦。
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女孩來說，這種置換幾乎是毀滅性的。我在花季的年齡開始嚴峻鄭重地思考死亡，不是因為好奇，而是它與我摩肩擦踵，如影隨形。高原缺氧，拉練與戰鬥，無法預料的「高原病」……我看到過太多的死亡，以至於有的時候，都為自己的依然活著深感愧疚。在那裡，死亡是一種必然，活著倒是幸運的機遇了。在君臨一切的生死憂慮面前，我已悟出死亡的真諦，與它無所不在的黑翅相比，個人所有的遭遇都可淡然。
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返回來，努力完成生命給予我的緣份。我是一個很用功的衛生員，病人都說我態度好。這樣，我很快入團入黨，到了1971年推薦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上軍醫大的時候，人們不約而同地舉薦了我。一位相識的領導對我說：「把用不著的書精簡一下，過幾天有車下山的時候，你就跟著走了，省得到時候抓瞎。」
我並沒有收拾東西，除了士兵應發的被褥和一本衛生員教材，我一無所有，可以在接到命令半小時之內，攜帶全部家當遷到任何地方去。我也沒有告訴家裡，因為我不願用任何未經最後認證的消息騷擾他們，等到板上釘釘時再說不遲。
幾天，又幾天過去了。我終於沒有等到收拾東西的消息，另外一個男衛生員搭順路的便車下山，到上海去念大學。我甚至沒去打聽變故是為什麼，很久之後才知道，在最後決策的會議上，一位參加者小聲說了一句：「你們誰能保證畢淑敏在軍醫大學不找對象，三年以後還能回到阿里？」一時會場靜寂，是啊，沒有人能保證。這是連畢淑敏的父母、畢淑敏自己都不能預測的問題。假如她真的不再回來，雪域高原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培訓名額，待學業有成時就不知便宜了哪方熱土。給我遞消息的人說，當時也曾有人反駁，說她反正也嫁不到外國去，真要那樣了，就算為別的部隊培養人才吧。可這話瞬間被窗外呼嘯的風雪聲捲走，不留一絲痕跡。
我至今欽佩那時的畢淑敏，沒多少閱歷，但安靜地接受這一現實，依舊每天平和地挑著水桶，到獅泉河畔的井邊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較淺），供病人洗臉洗衣。挑滿那銹跡斑斑的大鐵桶，需要整整八擔水。女孩其實是不用親自挑水的，雖然那是衛生員必需的功課。只要一個躊躇的眼神一聲輕微的歎息，絕不乏英勇的志願者。能幫女兵挑水，在男孩子那裡，是巴不得的。
山上的部隊裡有高達四位數字的男性，只有一位數字的女兵，性別比例上嚴重失調。軍隊有句糙話，叫「當兵三年，老母豬變貂蟬」。每個女孩都確知自己的優勢，明白自己有資格頤指氣使，只要你願意，你幾乎能夠指揮所有的人，得到一切。
我都是獨自把汽油桶挑滿，就像按時完成家庭作業，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我很悠閒地挑著滿滿兩大桶水安靜地走著，換肩的時候十分輕巧，不會讓一滴水潑灑出來。我不喜歡那種一溜小跑很逃竄的挑水姿勢，雖說在扁擔彈動的瞬間，會比較輕鬆，但那舉止太不祥和了。我知道在我挑水的時候，有許多男性的眼光注視著我，想看到我窘急後伺機幫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會假以他人。不但是一種自律，而且是對別人的尊重。如果憑自己的努力，已無法完成這一工作，我就會放棄。我並不認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是一種非常良好的生活狀態，它過於誇大人的主觀作用，太注重最後的結局了。在一切時候，我們只能順從規律，順從自然。
開始學做衛生員，沒有正規的課堂，幾乎像小木匠學徒一樣，由老醫生手把手地教。驚心動魄的解剖課，其真實與慘烈，任何醫科大學都不可比。記得有一個肝癌牧人故去，老醫生對我們說：「走，去看看真正的惡性腫瘤。」牧人的家屬重生不重死，他們把親人的遺體托付給金珠瑪米（解放西藏後，解放軍的專有稱呼，救苦救難的菩薩兵），活著的人趕著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瑪米們把屍體安放在擔架上，抬上汽車，向人跡絕蹤的山頂開去，將在那裡把屍身剖開，引來禿鷲，實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第一次與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還給他化驗過血，此刻他卻躺在大廂板上，隨著車輪的每一次顛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單子底下自由滾動，離山頂還有很遠，路已到盡頭，汽車再無法向前。我們把擔架抬下來，高托著它，向山頂攀去。老醫生問：「你抬前架還是後架？」我想想說：「後面吧。」因為抬前面的人負有使命，需決定哪一座峰巒才是這白布下的靈魂最後的安歇之地，我實在沒有經驗。
靈魂肯定是一種有負重量的物質，它離去了，人體反而滯重。我艱難地高擎擔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屍體冰涼的腳趾隔著被單顫動著，堅硬的指甲鳥喙一樣點著我的面頰。片刻不敢大意，我緊盯著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個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幾乎想和擔架上躺著的人交換位置。我抑制著喉頭血的腥甜，說：「禿鷲已經在天上繞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會把我們都當成祭品的。」老醫生沉著地說：「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讓死者的靈魂飛翔。我們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減料。」
終於，到了伸手可觸天之眉的地方。擔架放下，老醫生把白單子掀開，把牧羊人鋪在山頂的砂石上，如一塊門板樣周正，鋒利的手術刀口流利地反射著陽光，簌然劃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佈滿腫瘤的肝臟提出腹腔，仔細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徑，用刀柄敲著腫物，傾聽它核心處混沌的聲響，一邊惋惜地歎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來，這麼大的癌塊，罕見啊……」
禿鷲在頭頂憤怒地盤旋著，翅膀扇起陽光的溫熱。望著牧人安然的面龐，他的耳垂上還有我昨日化驗時打下的針眼，粘著我貼上去的棉絲。因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張紙。儘管當時我把刺血針調到最輕薄的一檔，還是幾乎將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機制已徹底崩潰，稀薄的血液像紅線似的無休止流淌……我使勁用棉球堵也無用，枕巾成了濕淋淋的紅布。他看出我的無措，安寧地說：「我身上紅水很多，你儘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對蒼涼曠遠的高原，俯衝而下乜視的鷹眼，散亂山之巔的病態臟器和牧羊人顏面表皮層永恆的笑容，在那一瞬間，我明白了什麼叫做「生命」。
一個人在非常年輕的時候洞徹生死，實在是一種大悲哀，但你無法拒絕。這份冰雪鑄成的禮物，我只有終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態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筆寫在黑板報上的小詩，被偶爾上山又疾速下山的軍報記者抄了去，發在報上。周圍的人都很激動，那個年代鉛字有一種神秘神聖的味道。我無動於衷，因為那不是我主動投的稿，我不承認它是我的選擇。以後在填寫所有寫作表格的時候，我都沒寫過它是我的處女作。
我終於憑著自己的努力上了學，在學校的時候，依舊門門功課優異，這對我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成了一名軍醫，後來，結婚生子。到了兒子一歲多的時候，我從北京奶奶家寄來的照片上，發現孩子因為沒有母親的照料，有明顯的佝僂病態。我找到阿里軍分區的司令員，對他說：「作為一名軍人，為祖國，我已忠誠地戍邊十幾年。現在，我想回家了，為我的兒子去盡職責。」他沉吟了許久說：「阿里很苦，軍人們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動了我。你是一個好醫生，幸虧你不是一個小伙子，不然，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你走。」
回到北京。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學烹調，學編織，學著做孩子的棉褲和培育開花或是不開花的草木……我極力想納入溫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我發的綠豆芽雪白肥胖。自給有餘外，還可支援同事的飯桌，大伙說可以到自由市場擺個地攤啦！
唯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脈管深處，經過冰雪洗禮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有一些很本質的東西發生過，並將永遠籠罩著我的靈魂。在寒冷的高處，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鷹呼喚著我，既然我到達過地球上最險峻的雪域，它就將一種無以言傳的使命強加於我。
我開始做準備，讀文學書，上電大的中文系……對於一個生活穩定、受人尊重的女醫生來說，實有「不務正業」之嫌，我幾乎是在「半地下」的狀態做這些事，幸好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給予我深長的理解和支持。這個準備過程挺長，大約用了一個孩子從一年級到小學畢業的時間，當助跑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個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沒有緊急病人。日光燈下鋪開一張紙，開始了我第一篇小說的寫作。
關於以後的創作，好像就沒有多少可說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寫著，盡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覺盡了力，也就心安。已經走了很長的路，假如沒有意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寫的文字能印在報刊上這件事，我的父母很看重，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那些並不成熟的作品，曾給我重病中的父親帶來由衷的快樂，他囑咐我要好好地寫下去。父親已經遠行，最後的期望在蒼茫的天穹迴響。為了不辜負他們的目光，我將竭盡全力。
認真地生活和寫作，以回答生命。當我寫作第一篇作品的時候，就是這樣想的，現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