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西部邊陲的某部隊留守處當軍醫，主要給隨軍家屬看病。婆姨們的男人都在崑崙山上戍邊，家裡母子平安，前方的將士就英勇。我的工作很重要。
家眷都是從天南地北會聚來的。原來在農村，地廣人稀，空氣新鮮，不易患病。現在像羊群似的趕在一起，加之西北乾燥寒冷，病人不斷，忙得我不亦樂乎。
我的助手是衛生員小魯，一個四川籍的小個子兵，長得沒什麼特色，只是一對眼睛又黑又亮，嘰裡咕嚕地轉，像蜜煉的中藥丸。正是「文革」期間，他沒接受過正規培訓，連勞動帶扔手榴彈加在一起，算上了幾個月的衛生員訓練班。不過心靈手巧，打針、換藥、針灸都在行。每天圍著我問這問那，總說學好了本領，回家給他奶奶瞧病去。他奶奶有很嚴重的氣管炎，喘得像堵了一半的煙筒。
一天他對我說，畢醫生，我想買點青黴素給我奶奶治病。我給他開了處方，他買了藥寄回去。過了些日子，他說奶奶的病比以前好多了，我們都為他高興。可是青黴素用完了，想再買些。我又給他開了處方，這次他沒拿到藥。領導說藥不多了，工作人員不能老自己買，得留給病人用。
邊防站喬站長的獨生子小旗病了。我開了青黴素打針，那劑量對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足夠大的。我向來崇尚毛主席老人家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計策，用地毯式轟炸。
連續打了四天針，孩子的病勢絲毫不見輕。我很納悶，這種怪症最近不斷出現，用藥像潑涼水一樣。好像是一種極耐藥的病菌侵襲了孩子。
有人說，這醫生的醫術不高。這麼年輕，自己沒生過孩子，哪裡會給孩子瞧病？
我說，我還沒上過戰場呢，可我治好過槍傷。
人們不再說什麼，但孩子的病日漸沉重。我只有查書，把厚厚的書頁翻得如同柳絮飛花，怕自己貽誤了小小的生命。
終於有一天，小旗的媽媽怯生生地問我，您給我兒開的藥，是一瓶還是半瓶？
我說，是一瓶啊。
她有些遲疑地說，那小魯給我家小旗每次打的都是半瓶。
我的心嗖地緊縮成一團，像臘月天裡一個凍硬了的饅頭。這個小魯！一定是他剋扣了病人的藥品，把青黴素私存起來，預備寄回家。
小魯呀小魯，這不是兒戲，人命關天！
我該怎麼辦？
當下頂要緊的是趕快給小旗補上一針。
之後我想了許久。
報告領導嗎，小魯從此就毀了。貪污病人的藥品，就是貪污病人的生命。置之不理，更不行。要是讓病人家屬知道了，要是病人因此有個三長兩短，非得有人找他拚命。
我把小魯叫出來，對他說，小旗的病若是治不好，會轉成腎炎、關節炎、心臟病……
他驚愕地瞪圓眼睛，說真有這麼嚴重？沒有人給我們講過這些，訓練班裡就講過打針的時候要慢慢推藥，病人不疼。
我說，我知道你惦記你的奶奶，可你知道每一個病人都有親人。你的心裡除了裝著你的奶奶，也要給別人留個地方……
我說，你不要以為打針不過是把一些水推到肉裡，就像鹽進了大海，誰也看不見。不是的，科學是誰也蒙騙不了的，用了什麼藥該出現什麼療效，那是一定的。假如出了意外，那可就是出了醫院進法院……
他的臉變得像包中藥丸的蠟殼一樣白。
「畢醫生，我……我……」他說。
我趕快堵住他的嘴，就像黃繼光堵槍眼一樣果斷。哦，別說。什麼也別說。世界上有些事情，記住，永不要說。
你不說，就沒有任何人知道。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永遠都不需要知道。不要把錯誤想得那麼分明。不要去討論那個過程，把它像標本一樣在記憶中固定。有些事情不值得總結，忘記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絕不回頭。也許那事情很嚴重，但最大的改正是永不重複。
小魯的眼淚流下來。我不怕眼淚，我怕他說話。還好，他很聰明，聽懂了我的話，什麼也沒有說。
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後來，小旗的病很快好了，留守處再也沒有出現過用藥不靈的怪症。
再後來，小魯因為工作認真負責，對病人春風般溫暖，被送到軍醫大學學習，成了一名很優秀的醫生。
只是不知他奶奶的病好了沒有。有這麼孝順的孫子，該是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