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展了，現代人讀的是電子讀物，乘的是波音飛機。作家，比以前不好當。你能看到的書，他人也能看到。你能參觀的自然景點、異域風光，別人也許去過的更早更多。從前的詩人，騎一小毛驢，走啊走，四蹄就踏出一首千古絕唱。現代你就是跨著登月火箭，也是干抓一把火山灰闌珊歸來。
也許是不自信，我基本上不寫遊記，不寫歷史，不寫我的時代以外的故事。我將筆觸更多地剖向我所生長的土壤，目光關注危機四伏的世界。
寫作長篇小說，是一個作家的光榮與夢想（絕無貶低專寫短篇小說的大師的意思）。幾年前，當我決定開始寫作生平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時候，具體寫什麼內容，一時拿不定主意。經過多年儲備，很有幾份材料是可以寫成長篇小說的。它們像一些元宵的胚芽，小而很有稜角地站在我的糯米面籮裡，召喚著我，期待著我均勻地搖動它們，讓它們身上包裹更豐富的米粉，緩緩地膨脹起來，豐滿起來，變得潔白而蓬鬆，漸漸趨近成品。
委實有些決定不下。想寫這個，那個又在誘惑；放下這個，又覺得於心不忍。後來我很堅決地對自己說，既然對我來說哪個都敝帚自珍，就想一想更廣大的人更迫切需要什麼。我是一個視責任為天職的人。這樣一比較，對於毒品的痛恨和有關生命的哲學思考，就凸現出來。也許是我做過多年醫生的經歷，同病人攜手與死亡鬥爭，我無法容忍任何一絲對生命的漠視與欺騙。也許是我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當兵的十幾年生涯，使我痛感生命是那樣寶貴與短暫，發誓永遠珍愛保衛這單向的航程。
一位屢戒屢吸的女孩對我說，她是因為好奇加無知，才染上毒癮的。我說，報上不是經常宣傳嗎，你為何置若罔聞？她說，我們不看報，看了也不信。如果你能寫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說，讓更多的人早點讀到，也許可以救命。
我不相信文學有那麼大的效力，就像我當醫生的時候，不相信醫學可以戰勝死亡。但生命本身，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過程。我要用我手中的筆，與生命對話。
整個《紅處方》的寫作，是離開北京，在我母親家完成的。有朋友問，你寫作此書的時候，是否非常痛苦與沉重？我說，不是。當我做好準備進入寫作狀態時，基本上心平氣和。我知道要走到哪裡去，何地迂迴，何地直插，胸中大體有數。長篇小說是馬拉松跑，如果邊設計邊施工，頓挫無序，是無法完成整體設計的。
每天早晨按時起床，稍許鍛煉後，開始勞作，像一個趕早拾糞的老農。母親為我做好了飯，我不吃，她也不吃。在這樣的督促下，我頓頓準時吃得盆光碗淨，好像幼兒園的小朋友。大約三個月後，初稿完成了。我把它養在電腦裡，不去看，也不去想。又大約三個月後，最初的痕跡漸漸稀薄，再把初稿調出。陌生使人嚴格。看自己的東西，好像是看別人的東西，眼光沉冷起來，發現了許多破綻。能補的補，能縫的縫，當然最主要的是刪節。刪節真是個好幫手，能使弱處藏匿，主旨分明。
書出版後，很多電視台來聯繫改編電視劇的事，前後大約有幾十家吧。天津電視台的導演和製片人，往返多次，同我談他們對小說的理解，我被他們的誠意感動，說，那我就把《紅處方》托付給你們了，希望你們鄭重地把這件事做好。
我想表達對生命的悲憫與救贖。